我一直无法理解历史上的有些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历史上某些艺术家和文人的作品数量。
现在的作家有打字员、录音机、秘书和自来水笔，他们每天只能写三四千字。莎士比亚是怎样写出三十七部戏剧的呢？他有很多其它事情分心，他用的是鹅毛笔，还有一个喋喋不休的老婆。
罗培·德·威加曾经是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老兵，一生都很忙碌，他是怎么找到那么多的纸墨，写出了一千八百部喜剧和五百篇文章的呢？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房间里有二十个吵吵闹闹的孩子，他却还能创作出五部清唱剧、一百零九部教堂大合唱、三部婚礼大合唱、十二部赞美诗、六部庄严弥撒曲、三支小提琴协奏曲、七部钢琴和管弦乐队协奏曲、三部双钢琴协奏曲、两部三钢琴协奏曲、三十部管弦乐普，还写了很多笛子、大键琴、风琴、大提琴、圆号的曲子，足以让一个普通的音乐专业学生忙活一辈子。
再有，像伦勃朗和鲁本斯这样的画家，他们到底有多勤奋、有多努力，能在三十年时间里，每个月都创作出四幅作品？出身卑微的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又是如何只用一生的时间，就制作出了五百四十只小提琴、五十只大提琴和十二只中提琴的呢？
我现在不想讨论这些人的大脑如何能设计出这么多的故事情节，听这么多的旋律，看这么多的不同的颜色和线条组合，选择这么多的材质。我只对大脑的“体力”感到纳闷儿。他们是怎么完成这些的呢？他们不睡觉吗？他们不休息一下，玩一玩台球吗？他们从来就不累？他们没听说过神经紧张吗？
十七、八世纪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完全没有生活规律，不在乎吃喝什么，完全没有意识到作为光荣的人类一员的高尚目标。但是，他们有的是时间，他们的艺术和智慧成果惊世骇俗。
适用于艺术和科学的东西，也同样适用于苛求的神学理论。
回到二百年前的任何一家图书馆，人们会发现，在这些图书馆的地下室或阁楼里都塞满了各种八开、十二开、十八开的小册子、布道书籍、讨论、驳斥、文摘和评论，用皮革、羊皮纸和纸装帧着，全都布满了灰尘，被人遗忘，但都毫不例外地包含着广博的知识，即便这些知识可能没有什么用处。
他们所探讨的主题以及用词，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早已失去了意义。不过，无论如何，这些发霉的汇编资料曾经发挥过作用，即便它们没有别的任何贡献，至少还清洁了空气。他们至少解决了他们讨论的问题，让有关的人感到满意，抑或让读者们相信，那些特殊的难题不可能是逻辑推理和辩论就能解决的，因此，丢在那儿也无所谓。
这听起来好像是讽刺挖苦式的恭维。然而，我希望未来三十世纪的批评家们在费力地读完我们自己遗存的文学和科学成就的时候，能够仁慈一些。
巴鲁克·斯宾诺莎是本章的主人公。他在作品数量上没有盲从时代的潮流，他的作品只有三四本小书，几捆信件。
然而，要把他在伦理学和哲学上探讨的深奥问题，用正确的数学方法来解决，所需要的研究量，足以吓退任何健康的正常人。这位可怜的肺病病人试图通过乘法口诀表的方式到达天堂，却因此累死了。
斯宾诺莎是犹太人。不过，那时候，他的民族还没有遭受贫民区那样的苦难。他们的祖先已经在西班牙半岛定居，此时，这里是摩尔人居住的地方。西班牙被收复后，实施了一项叫“西班牙人的西班牙”的政策，最终，西班牙垮台了。斯宾诺莎家族被迫离开了古老的家园，他们去了荷兰，在阿姆斯特丹买了一幢小房子，辛勤工作，积攒了一些钱。不久，就成了远近闻名的非常受人尊重的“葡萄牙殖民地”的一员。
尽管如此，小巴鲁克还是知道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这主要是因为他在塔木德学校所接受的教育，而不是因为周围孩子们的讥讽。因为荷兰共和国充满着阶级偏见，几乎无暇顾及种族偏见，因此，在北部和须德海沿岸寻求避难之所的外族总能过上和谐平静的日子。这是当时荷兰生活的最大特点。当时的旅行者，从来不会忘记在他们的“纪念之旅”中提到这些，他们有很充分的理由提及。
在欧洲很多地方，即便到了近些年，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两个种族间的这场争吵无法解决的原因在于，双方都有正确的一面，也都有错误的一面，双方都有理由认为自己是对方不宽容和偏见的受害者。本书提出的理论是，不宽容仅仅是一种自我保护形式。很明确，只要他们信仰各自的宗教，基督徒和犹太人就会认为彼此是敌人。首先，他们都认为自己的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其他民族的上帝都是假的。其次，他们都是对方极其危险的商业对手。跟当初作为移民来到巴勒斯坦一样，犹太人作为移民来到了西欧，来寻找新的家园。那个时代的的工会，也即“行会”，不可能允许他们从事某种行当，因此，他们只好临时开起了典当铺和银行满足自己的经济需要。在中世纪，这两个很相近的职业，对于体面的人而言并不是什么好职业。在加尔文时代之前，教会对金钱很厌恶，甚至认为收利息是一种犯罪行为。这真的让人难以理解。当然，高利贷是任何官府都不会容忍的，巴比伦人早在四千年前就通过严格的律法，禁止从别人的钱中获利的钱商活动。在几千年前写下的《旧约》的几章里，我们也能看到，摩西明确禁止他的追随者以收高利息为目的借钱给别人，除非借给外国人。后来，伟大的希腊哲学家们，包括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非常反对以钱生钱的做法。教会的神父们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更加明确，在整个中世纪，人们极其鄙视放债者，但丁甚至专门为他的银行家朋友在炼狱中准备了特殊的小壁龛。
从理论上，或许可以证明典当业者和他的同类----银行从业者，是不受欢迎的人，如果没有他们，世界或许会更好一些。然而，一旦世界不再只从事农业生产，那么，不借助贷款的话，连最简单的交易行为都几乎不可能。因此，放债人成了必要的魔鬼。基督徒认为犹太人注定要遭到天谴，那就让他们从事这些行业吧，这些行业虽然是必需的，但体面人是不会干的。
就这样，这些不幸的出逃者被迫从事起这些令人不喜欢的行业，很自然地成了穷人和富人的敌人。他们有了立足之地后，人们对他们更加敌视，辱骂他们，把他们限制在城市的最脏乱之处。在情绪极度激动的时刻，还把他们作为邪恶的不信教者绞死，或当做基督教变节者活活烧死。
真是愚笨至极。这些无休止的骚扰和迫害，不可能让犹太人去喜欢周围的基督教徒。其直接结果是，大量的一流人才从公共交往中消失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本可以推动商业、科学和艺术事业，却不得不把精力和智慧空耗在某些旧书本里的晦涩难题和钻牛角尖的逻辑推理；上百万无助的青年男女注定要在发臭的房子里过着不正常的生活，一方面要听着长者的说教，长者说自己是上帝挑选出来的人，一定要在地球上延续，并继承所有的财富，另一方面，还要受到周围人的诅咒，骂他们是猪猡，应该去上绞刑架，他们成天吓得要死。
要想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生活的人正常地看待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
犹太人一次又一次地在基督教徒的压迫下采取极端行为。当他们愤怒地反抗压迫者说，他们被人称作“叛徒”、“不懂感激的恶棍”，应该受到更多的羞辱和限制。然而，这些限制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让心怀不满的犹太人进一步增多，让更多的人受到精神伤害，让犹太人聚居区成为一个雄心受挫、仇恨压抑的可怕之地。
斯宾诺莎出生在阿姆斯特丹，因而躲过了亲戚们生来就遭受的悲惨境遇。他先是进了犹太教堂掌管的学校，在他掌握了希伯来语之后，就被送到了著名而博学的弗朗西斯科·阿皮尼厄斯·凡·德·恩德博士那里，接受拉丁语和科学教育。
一如他的名字一样，弗朗西斯科博士是一位天主教徒。据说他毕业于卢万大学。按照城里一位最有见识的执事的说法，他是一位伪装的耶稣会成员，属于危险人物。然而，这纯属胡言乱语。恩德年轻时代在一所天主教神学院学习了好几年，然而，他的心并不在此。于是，他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安特卫普，去了阿姆斯特丹，并开了一所私人学校。
在让学生喜欢上传统课程方面，他有着卓越的能力。因此，尽管他过去有教皇派历史，阿姆斯特丹的加尔文信徒还是非常愿意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他，并感到非常自豪，因为在六步格诗和变格上，他学校里的学生总是比其他学校的孩子要学得好。
恩德教小巴鲁克拉丁语。但是，作为科学领域一切最新发现的热心追随者，作为乔尔丹诺·布鲁诺的伟大崇拜者，他自然教给了这个小男孩儿一些特别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正统犹太家庭里一般是不会提到的。
与当时的传统做法不同的是，年轻的斯宾诺莎并没有和其他的孩子一起生活在学校，而是住在家中。他渊博的学识让家人颇感吃惊。所有的亲戚都称他是小先生，都给他零花钱，他并不乱花钱，而是用这些钱购买了很多哲学方面的书籍。
有一个人特别让他着迷。
这就是笛卡尔。
勒奈·笛卡尔是个法国贵族，出生在图尔和普瓦捷之间的一个地方。一千多年前，查理曼大帝的祖父曾经在此挡住了企图征服欧洲的伊斯兰教徒。还不到十岁的时候，笛卡尔就被送到了耶稣会接受教育，一呆就是十年。他惹了很多麻烦，因为他有自己的思想，而且对没有亲眼见到的东西他绝不轻易不相信。大概只有耶稣会才清楚该如何对付这样的问题小孩儿，让他们好好接受教育。假如我们现代教育也能研究一下洛耀拉教育方法的话，我们也会出现更多像笛卡尔这样的人了。
在勒奈二十岁的时候，他应征入伍。在荷兰，纳苏的莫里斯彻底地完善了他的军事体系，他的部队成了有雄心的年轻人的摇篮，人人都想成为将军。笛卡尔拜访纳苏亲王总部的经历，大概是很奇怪的。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怎么会在一个新教徒首领手下做事呢？这听起来就是严重的背叛。但是，笛卡尔对数学和弹道学很感兴趣，对宗教和政治丝毫则没有兴趣。因此，当荷兰和西班牙达成停火协议之后，他就离开了部队，去了慕尼黑，在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公爵麾下打了一段时间仗。
不过，这场战役时间并不长。当时仍在进行中的重要战斗发生在拉罗谢尔附近，胡格诺派正在抵抗黎塞留派。于是，笛卡尔又回到了法国，研究高深的攻城技术。然而，兵营生活开始让他感到恐怖，他决定放弃军队生涯，致力于哲学和科学研究。
他有一点微薄收入，他不想结婚，他的愿望不多，只盼望过上一种安静快乐的生活。他如愿以偿了。
我不清楚他为什么选择荷兰作为居住地，不过，荷兰却是一个印刷、出版和书店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只要人们不去攻击政府或者宗教，关于出版审查的法律就是一纸空文。而且，他从来没有学过这个国家的语言，因此能够避开那些不受欢迎的家伙和那些没有意义的闲聊，可以把所有时间和精力用于自己的工作上。
对于一个当过兵的人来说，这种生活似乎有些沉闷，而笛卡尔生命中有自己的目标，他非常满足于这种自我放逐式的生活。多年来，他变得非常确信，世界仍然陷于深不见底的无知之中；当时所谓的“科学”也远非是真正的科学；不铲除过去错误和虚假的东西，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总体进步。过去的错误可不少，然而，笛卡尔拥有巨大的耐心。在他三十岁的时候，他着手开创了一套全新的哲学体系。然后，他又把几何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加入了自己的初始体系之中。他完成了任务的过程中，毫无思想偏袒，以至于天主教徒指责他是加尔文教徒，而加尔文教徒咒骂他是无神论者。
这种叫嚷声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但丝毫没有对他产生什么影响。他平静地坚持自己的研究工作，去斯德哥尔摩同瑞典女王探讨哲学问题，最后，平静地死在了这座城市。
笛卡尔哲学在十七世纪的人们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就如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达尔文主义一样。在1680年，要是谁是笛卡尔信徒，那是很可怕的事情，也是极不体面的。这就相当于宣布自己是现有社会秩序的敌人，是苏西尼派，是低等人，因为自己信仰的问题把自己和周围体面的人隔离开来。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大多数知识阶层接受笛卡尔哲学，就像我们的祖辈们热情地接纳达尔文主义一样。然而，在阿姆斯特丹的正统犹太人中，这些问题从来没有被人提起过。笛卡尔哲学既没有在《塔木德经》中提及，也没有在律法中提及，因此，也就相当于是不存在的东西。如果人们发现一个叫巴鲁克·斯宾诺莎的人的思想里，有笛卡尔哲学的成分时，犹太教会就会调查此事，并采取官方行动，那么这个斯宾诺莎也就会不存在了。
此时，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会正经历一场严重危机。当小巴鲁克十五岁时，另一个葡萄牙逃亡者乌列尔·阿科斯塔也来到了阿姆斯特丹，发誓弃绝天主教，回归前辈的犹太教，因为他是在受到死亡威胁的情况下才接受天主教的。但是，这个阿科斯塔可不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他是礼帽上插着羽毛、腰间配着宝剑的绅士。那些在日耳曼和波兰学校培训过的荷兰拉比的傲慢态度让他感到非常不愉快。他很自负，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在这么小的一个环境中，这种公开藐视的做法不可能得到人们的宽容。一场充满仇恨的战斗紧随而至。一方是孤独的梦想者、半先知半贵族，另一方是无情的法律护卫者。
结局是悲剧。
首先，当地警察指责阿科斯塔是一些亵渎神灵的小册子的作者，小册子公开否定灵魂永在。这让他陷入了和加尔文派牧师们的纠缠之中。不过，事情很快得以澄清，控告也被撤销了。不过，犹太教会把这个思想顽固的反叛者驱逐出了教会，并剥夺了他赖以为生的财产。
此后几个月里，这个可怜的人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上游**，直到最后贫困和孤独把他逼回了犹太教会。但是他必须首先公开为自己的邪恶行为道歉，任由所有教会成员鞭打脚踢后，才能被允许重新加入教会。这些屈辱让他彻底崩溃。他买了一把手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开了花。
这次自杀事件，在阿姆斯特丹的市民中引起了巨大争论。犹太教会认为决不能再出现这样的公共丑闻。当他们发现“生命之树”中最有前途的学生，受到了笛卡尔新异端思想的浸染时，他们竭尽全力加以掩盖。他们跟巴鲁克商量，如果他答应学好，经常去犹太教堂，不发表任何对抗法律的言论，他就可以每年得到一笔钱。
斯宾诺莎不想考虑这种妥协，他断然拒绝了。结果，按照古老的《天谴法则》，他被驱逐出了教会。这个法则全是些杰里科时代的诅咒漫骂。
作为这些诅咒的对象，斯宾诺莎却平静地呆在家中。他第二天在报纸上了解到了所发生的事情。一位狂热的《天谴法则》追随者，甚至想要了他的命。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肯离开这个城市。
这对拉比的名誉是个巨大的打击。他们祈求约书亚和以利沙的帮助，看来也是徒然。他们发现自己在几年的时间里，再一次受到公开藐视。他们焦虑地来到了市政厅寻求帮助，要求会见市长，痛陈他们刚从教会驱逐出去的这个巴鲁克·斯宾诺莎，说他确确实实是个危险分子，是不信仰上帝的不可知论者，因此，不能允许他呆在受人尊重的阿姆斯特丹基督教社区。
这些官老爷们有个癖好，他们什么也不管，全部交给一个牧师小组委员会去处理。这个小组委员会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发现布鲁克·斯宾诺莎并没有做出什么冒犯城市法条的行为，于是报告给了官老爷。同时，他们认为教士们应该团结。于是，他们建议市长让这个非常有个性的年轻人离开阿姆斯特丹几个月，等这件事平息以后再回来。
从此，斯宾诺莎的生活变得安静、平和，就像他从卧室的窗户向外边看到的风景一样。他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在莱顿附近的莱茵斯堡租了一处房子，白天磨制光学仪器用的镜头，晚上则抽起烟斗，根据自己的兴致，读点儿或写点儿东西。他一生没有结婚。有传言说他和自己拉丁老师恩德的女儿关系暧昧，然而，他离开阿姆斯特丹的时候，那个女孩才十岁，这似乎根本不可能。
他有几个非常真诚的朋友，他们一年至少两次给他提供资助，以便他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之中。他非常感激他们的善意，但他更想保持独立的个性。除了一个年轻富有的笛卡尔主义者一年八十美元的帮助之外，他没有多要过一分钱，过着一个真正哲学家的清贫日子。
他曾经有机会成为日耳曼的教授，但是他拒绝了。他听说著名的普鲁士国王很愿意成为他的庇护者和保护人，然而，他却回绝了，依然平静地过着快乐的流亡生活。
在莱茵斯堡呆了几年之后，他又去了海牙。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是很好。他磨制镜头产生的粉尘，让他患上严重的肺部疾病。
1677年，他孤零零地离开了尘世。
让当地教士们非常难受的是，至少有六辆属于宫廷显赫人物的私人马车来到了这位“无神论者”的墓地。二百年以后，人们在其墓地竖起了一座雕像以示对他的纪念，当时官府派出了很多警察来保护这个庄重仪式，防止狂热的加尔文主意者的进攻。
这就是关于他的情况。他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他只是一位辛勤耕耘、著书立说的哲学家吗？他说的话只是让奥马尔·海亚姆愤怒不已吗？
不！不是！
他的成功，不是依靠他的才智，或他的听起来蛮有道理的理论。斯宾诺莎之所以如此伟大，是因为他的勇气和力量。他的民族眼里只有一种法律，它包含的是规则在很久很久以前就确定下来的，是不可更改的，是任何时代都适用的。这套精神专制体系，是为职业教士阶层创造的，他们称自己的职责就是解释这套神圣规则。
他生活的世界里，精神自由思想，几乎等同于政治混乱。
他知道，自己的逻辑体系一定既会冒犯犹太人，也会冒犯非犹太人。
但是，他从来没有动摇过。
他视所有问题为普遍性问题，毫无例外地把它们当做是无所不在之意志的体现，是终极真理的表现，这个真理即便在世界末日也一样有效，就跟在创世之初有效一样。
通过这种方式，他为宽容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
就像他之前的笛卡尔一样，斯宾诺莎突破了旧宗教规范设定的狭窄界限，以百万星辰为基础，大胆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新思想体系。
这样，他就让人类在继古希腊和古罗马之后，再次成为了宇宙里的真正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