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官人法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有必要花两节的笔墨来好好讲讲这项制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项制度的提出，将在未来建立起一种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社会形态。
一项开创性制度的诞生，绝非一两个天才人物“头脑风暴”的结果。
曹丕即位为魏王，没有事先向汉朝廷申请；而汉朝廷方面也有一项小小的举措引起了曹丕的重视：结束“建安”，改元“延康”。
改换年号，在古代实在是家常便饭。汉献帝的先祖汉武帝在位期间，一共换了十一个年号；这项纪录直到唐朝才被“谁说女子不如男”的武则天打破——武则天换年号跟换衣服似的，二十年换了十八个年号。
但是汉朝这次改元，非同凡响。早不改，晚不改，偏偏在曹操死的同一个月改。“建安”这个年号对于曹家来讲具有特别的意义，几乎象征着曹操的发迹史。毫无疑问，从曹丕方面来看，他十分希望“建安”就是汉朝的最后一个年号，但是汉朝偏偏改元“延康”——延续小康的局面。
气死你不偿命。
这次改元，不啻汉朝廷对魏王国的一个小小的挑衅。这当然不会仅仅是傀儡汉献帝的主意，更有可能是他身边那些汉臣的点子。
汉朝廷虽然已经被压缩、被边缘化了，但是仍然百官俱全。而且，从汉高祖算起，汉王朝已历四百多年，无疑还具有大批潜在的支持者。曹操在时，这些支持者只能潜水；曹操一死，有些人就忍不住要冒泡了。
“延康”就是他们冒的第一个泡泡。
曹丕现在想的是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改朝换代。
古来改朝换代无非两种模式：一是武力征讨，二是和平禅让。在父亲曹操已经打下的基础上，武力征讨汉朝显然是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既不现实也没必要。剩下的选择就是和平禅让。但是有一个重要问题：人事。
汉王朝的官员选拔，采取的是察举制：由地方郡一级的行政单位向中央推荐优秀人才。但是这种制度搞到后期，弊病丛生。当时的小朋友唱歌谣挖苦察举制：“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全是靠地方上的人情关系，推举出来很多废物；这些废物，如今充斥在汉朝廷中。而魏王国的人才选拔，都是十分严格的。如果搞和平禅让，就不能不吸收相当一部分汉朝旧官。因此，如何甄别并淘汰掉汉朝廷的废物、淘出真金，成为第一个大问题。
汉朝旧官，对汉王朝既有名分又有感情，孔融、荀彧之辈都是例子。如果把汉朝忠臣吸纳进新朝，简直相当于招纳了一批内奸。如何甄别并淘汰这批忠臣，这是第二个大问题。
曹丕考虑这两个大问题的时候，陈群也在思考。
陈群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名士家庭后裔。爷爷陈寔是老一代天下闻名的大名士，名气大到什么地步呢？举一个数据就知道了：他去世时，葬礼来了三万多人，占到当时全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一左右。他爸爸陈纪也是名士，前面说过，“难兄难弟”中的“难兄”就是这位仁兄。
陈群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成长起来，他对于汉朝末年的一项风尚可谓十分熟悉。这项风尚前面提到过，叫作“品藻”。当时汝南的许劭、许靖兄弟，每月初都举办一个叫作“月旦评”的交友沙龙，点评各色人物。获得比较高评价的人物，好似跳过龙门的鲤鱼，立马身价百倍。所以当年，年轻的曹操就软硬兼施地逼许劭给了自己一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价。
这种风尚在各地都很盛行，甚至某些著名的评价被改编成儿歌让儿童们传唱，比如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由人及物，连赞扬马的歌谣都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
这样造成了什么恶果呢？由于一经名人点评，立马点铁成金、身价百倍，于是沽名钓誉之徒就干脆安坐在家里，等朝廷请他们出来当官。东汉末年的社会舆论格外强悍，一堆中产阶级闲着没事成天抨击政府。大伙儿一看，这么优秀的人才都在家待业，政府也太腐败啦！于是一起骂街。政府被骂得受不了，迫于舆论压力顶着口水来请这厮出来当官。
注意，这时候被请的人还不能轻易出来当官。因为当官是一件很掉价的事情，隐士才是高贵的行当。所以这厮得做足功夫，端架子装腔作势严词拒绝出山。官府一看请不来，那说明的确是重量级的人才了，征召的规格一次比一次高。这厮一看，出价够高了，差不多了，那就出山吧。于是只好“勉为其难”地出山当官。甚至有的还要装腔作势，官府只好拿了担架来他家，强行把他抬上担架送上公车直接去官府上任。
汉末就是这样一个精神错乱的时代。官府威信扫地，民间沽名钓誉。
所以曹操出来，一扫颓风。你不出山？整死你！比如当年二请司马懿，你要是肯出山，坐办公室；你要是不肯出山，坐大牢。要想在我曹操面前摆谱？可以，请用生命做代价。
这样，政府的威信就建立起来了，代价是知识分子（在汉末就是世家大族）尊严扫地。
另一方面，曹操用人不拘一格，而且还公开喊出口号：唯才是举！我就喜欢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徒！不管你是和嫂子私通，还是为了官爵连老娘都可以不要，连老婆都可以杀掉，只要你有一技之长，我曹操的幕府就对你开放！
如此一来，曹操的府中奇能异才之士车载斗量，但是一向重视纲常伦教德行的世家大族更觉得颜面扫地。
陈群一直在思考，如何既不降低政府的威信，又能提高世家大族的地位，保障世家大族的利益，创建一项杰出的用人制度。
有一天，冥思苦想的陈群突然灵光一闪：如果政府就代表世家大族的利益，那岂非就能两全其美？陈群想定之后，花了很大的工夫制定出一套精美的制度，于是找到曹丕。
正在思考如何淘汰汉朝旧臣中的不合作者，从而建立新朝的曹丕，看到陈群的到来，喜出望外：陈群啊，我也等你很久了。
陈群对曹丕说：“天朝选用，不尽人才。请设立九品官人法。”曹丕眼睛一亮：“好啊！但是请问，什么叫九品官人法？”
为了深入细致透彻地讲解九品官人法，我们来举一个某甲为例。
某甲要想当官，首先得找到郡里的中正，让他给自己做一份人才评估鉴定书。中正是由郡里的地方官推举的，一般由本地有名望且看人精准之人担任。中正手下，想必还有一个人才评审委员会，他们见了某甲，展开细致的评审工作，比如看面相、调查家庭背景和某甲的个人简历，向街坊们了解某甲平时的品行和才能。
然后，评审委员会出台一份鉴定报告，报告上有以下三项必不可少的内容：
一、家世。你是哪一著姓的子弟，祖上有没有当过大官的？
二、状。即对道德、才能的简要评语。比如曹魏的吉茂的“状”是“德优能少”，西晋的孙楚的“状”是“天才英博，亮拔不群”，等等。
三、品。即鉴定人才所属档次的结论。“品”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共九品。其实这种分法，早在东汉班固写的《汉书》里就有了，《汉书》中的《古今人表》把天地开辟以来近乎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分成九品，可谓大手笔。
假如某甲得了个“上下品”，即三品，是不是就可以去做三品官了呢？不是。
的确，在曹魏时期创设了一项流传后世，一直到清朝灭亡才废除的制度：官品九品制。也就是把官员分为九品，比如三公一品官、大将军二品官、九卿三品官……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词语“七品县令”“九品芝麻官”，就是打这儿来的。
但是，某甲所得的这个中正评定的“三品”，并非“官品”，而是“乡品”，也就是官方认可的人才评价而已。要把评价转换为实际的官品，还必须经过正常的入仕途径。
所以，某甲就可以回家待着了，等待官府根据各地人才评审委员会评定的人才等级，来一一量才、录用。
当然，上来不会就给你个三品官当。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起家官品与你所获得的“乡品”之间，一般差三到四品。也就是说，某甲作为三品的人才，可以获得六品或七品的官职；通过自己在官场上的奋斗，再慢慢爬到三品官的位置。
这就叫九品官人法。九品官人法牛在哪里呢？
第一，把东汉以来一直为民间掌握的社会舆论评价人物的风尚通过制度的形式收归国有，大大提升政府的威信。这样一来，政府再也没有义务迫于舆论压力低三下四地去求某位大贤人出仕了。相反，你想当官吗？那就主动去求郡里的中正官吧。
第二，入仕的途径一定程度上可以被世家大族垄断。评定乡品的重要依据是家世和德行，这两项指标都对世家大族有利；而郡中正一般都是由世家大族的人物担任，自然也会偏向世家大族。
第三，九品官人法初起时还有一项重要功能，即评价所有在朝官员的品级。这项功能主要是针对汉朝旧官的。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汉朝的官员们通通用筛子细细筛过一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择优录取进即将成立的新王朝。
应该说，九品官人法是作为魏国初建时的一项权宜之计提出的，后来由于科学可行而被保留。
多年之后，司马懿在这个制度上加了一个“零件”，而正是这个“零件”，几乎彻底地改变了九品官人法的性质。
这个“零件”就是州大中正。
九品官人法初起时只有郡中正，没有州中正。州、郡虽然同为地方行政单位，但性质大大不同：郡更多具有地方自治团体的色彩，而州则是中央的派出机关。因此，司马懿设立州大中正以后，整个制度的枢纽就从地方转而掌握在中央的手里了。
中央也有世家大族，中央的世家大族与地方不同。魏晋时期，势力只能达到郡一级的世家大族，叫作“豪右”；而势力能渗透到中央的，则可以称之为“士族”，或者“门阀”。
士族门阀渐渐掌握人事选拔和任免的权力，则皇帝无为于上，豪右愤懑于下，至于平民百姓，则压根没有他们什么事儿。这样一个以士族门阀为核心而运转的社会，将渐渐浮出水面。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引起了史学界的极大关注，无数史学家试图以无数精力和天才般的构想来解释这个独特的社会形态，至今方兴未艾。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也是司马懿所始料未及的。毕竟一项制度的演变成熟，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而长时间的过程，往往比任何突发的事件更能潜移默化社会的运势。
曹操留下的五个难题，曹丕已经解决了两个半。有了九品官人法的支撑，汝颍世家前途有了保障，已经成为曹丕称帝的潜在支持者了；但谯沛武人还眼巴巴地盯着曹丕。曹操去世时擅离职守、差点闹出大乱子的那支青州兵，其幕后老大臧霸，显然是称帝的最大不安定因素。
收拾臧霸和安抚谯沛武人，两件事情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收拾残局渐入佳境的曹丕，偏偏要毕其功于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