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八日（6月11日），康有为一早就来到颐和园仁寿殿外的朝房内，准备候旨觐见光绪帝。

他一进朝房就看见了一个人。

这真叫冤家路窄。

这个人是荣禄。他因署理直隶总督一职而前来向皇帝谢恩。

荣禄依旧斜着眼睛看他，忽然冒出一句话：“以先生的不世之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

康有为说：“非变法无可救时局。”

荣禄嘿嘿笑了一声：“我亦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可一旦遽变乎？”

“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康有为此言一出，两个人的目光迅速绞杀在了一起。此刻，朝房外的太监正高声宣旨传荣禄上殿。荣禄收回目光，点了点头说：“好，很好。”然后掸了掸袖子站了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脚步，回过头来深长地看了康有为一眼。

直到三个月后，康有为才知道这长长的一眼意味着什么。

荣禄退出后，康有为上殿。

这一对神交已久的君臣终于见面了。

光绪皇帝的长相在康有为的意料之中，也在他的意料之外。皇帝前额饱满，双眉清秀，目光安详而有神，鼻梁端正挺拔，嘴唇很薄，嘴角微微上扬，看上去的确有人君之相。可是康有为也注意到了，他的脸色过于苍白，神情虽然高贵却略带忧郁，面容俊秀儒雅却无人君之威。

康有为行礼之后，皇帝赐座，问了他的年岁出身，语气柔软而倦怠。康有为的心底忽然闪过一丝细微的失望。可他很快就抛开这个念头，开门见山地对皇帝说：“四夷交迫，分割渐至，我中国覆亡无日！”

光绪轻叹了一声：“都是那些守旧者造成的。”

康有为：“皇上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方就在此。既然守旧只能导致祸败，那么非变法维新便不能自强！”

光绪点头：“今日诚非变法不可。”

康有为：“近年来并非不言变法，然而，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连类并败，必至无功。譬如一殿，材既坏败，势将倾覆，若小小弥缝补漏，风雨既至，终至倾压，必须拆而更筑！”

光绪：“拆而更筑？！”

康有为点头说：“今数十年诸多大臣所言变法者，率皆略变其一端，而未尝筹及全体。所谓变法，须自制度与法律先为改定。今所言之变法，是变事而已，非真正之变法！臣请皇上变法，须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又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益也！”

光绪频频点头。

可康有为看见皇帝的目光忽明忽暗。

康有为用手拭去额上因激动而沁出的汗珠，接着说：“臣于变法之事，曾辑考各国变法之原由及曲折之过程，择其可施行于中国者，斟酌而损益之，令其切实可行。章程条理，皆已具备，倘若皇上决意变法，可备采择，只待推行而已！西方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我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变法图强，在一反掌间耳！”

光绪的的脸上逐渐泛起血色，可转眼间便又消褪下去。他说：“不错，你讲的条理甚详。”

康有为注视着皇帝的表情，说：“皇上圣明，既然有见于此，为何迟迟不采取行动，以坐致割弱呢？”

光绪想起昨日的四道懿旨，瞥了一眼殿门口的那道布帘，苦笑了一下，低声说：“奈何有人挚肘，朕放不开手脚啊！”

光绪挪动了一下身子，康有为看见这个苍白而忧郁的皇帝仿佛笼罩在一片巨大而浓重的阴影中。

他知道，那阴影来自西太后。

康有为在内心长叹一声，沉默片刻，说：“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但若能扼要地推行一些大政，亦可以救中国。不过如今的大臣们老迈守旧，不知西方富强之由，皇上若依靠他们变法，无异于缘木求鱼。”

光绪：“国事全误于守旧诸臣之手，朕岂不知？但朕之权不能去之，且盈廷尽是，势难尽去，当奈之何？”

康有为：“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之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彼守旧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不必尽去之也。”

光绪说：“不错。”

康有为：“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湾辽东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湾、旅顺、大连、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光绪黯然神伤，说：“是啊，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康有为：“皇上既知八股之害，是否可以废除？”

光绪：“可以。”

康有为：“皇上既然以为可废，应自行下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予以驳回。”

光绪首肯，然后又就筹款、译书、留学、游历等事与康有为谈了许久。

这一场君臣之间的对话整整持续了“十刻钟”（两个半小时），为“向来召见臣僚所未有”。

数日后，光绪帝下诏任命康有为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许其专折奏事，即直接上书皇帝，不须由官员代递。不久后，皇帝又召见了梁启超，给他六品衔，负责办理大学堂和译书局事务。

光绪帝迫于后党和守旧大臣的压力，虽然只给了他们六品衔参预新政，但是毕竟为康有为争取了一个“专折奏事”之权。自此，康、梁等人当之无愧地成为皇帝的智囊和新政的思想库。在新政期间，康有为充分利用手中仅有的奏事之权，以自己的名义或以其他维新官员的名义呈上的奏折，前后共计47份，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指导着变法的走向，为戊戌新政提供了全面的施政纲领和具体的实施细则，勾画出了一幅革旧布新、富国强民的宏伟蓝图。在此基础上，光绪皇帝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行新政。从颁布《明定国是诏》到戊戌政变爆发的短短三个多月内，其所颁发的新政谕旨达280多件，平均一天2~3件，创下了清王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记录。

然而，几乎是从变法的第一天开始，年轻的皇帝便遭遇了强大的阻力。

对于新政，皇帝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而守旧势力则摆出了寸步不让的架式。

皇帝毅然决然地宣战了。

他决定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可他并不知道，这是一场终将血流满地的P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