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摩诘是大乘佛经里的人物，竺佛图澄（232—348）是西晋现实社会中的人物，傅大士（497—569）则是齐梁陈现实社会中的人物，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考究其行止，一虚一实，相映成趣；一里一外，互相发明。因此合而叙之。
维摩诘见于《维摩诘经》，应该说，他是一个外国人，而不是六朝人物。但是诚如米芾《答刘巨清》云：“世人都服似维摩，不知六朝居士衣。”我认为，维摩诘是六朝士人仪表美的理想典范，或者用通俗的话来说是精神领袖。至于其显示化身，则篇末拈出竺佛图澄和傅大士连带及之。因此，说六朝人物先说维摩诘。
爱美是人类的天性。《论语·八佾》就记录了子夏谈到人体及绘画之美，虽然没有注明描写的性别，但细玩“巧笑倩兮”之类，应该是针对女性而言。以后，关于女性美的描写，在文学作品中层出不穷，而关于男性美的记述甚为少见，至魏晋六朝风气骤然加盛。就是妇女，也一扫从前的矜持含蓄，公然主动地欣赏男色。《世说·容止》就记载“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至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以果掷之满车”。挟带弹弓想必是当时时尚男人的扮酷，洛阳道是当时有名的繁华通衢，妇人们手牵手围着他，投以瓜果，上演的当然是追星剧。相反，同样才情出众但其貌“绝丑”的诗人左思，想学潘岳的模样招摇过市，却被“群妪共乱唾之”，狼狈地抱头而归。当时的士大夫更注意仪表之美。《世说·容止》有曹操“自以形陋”，因而要崔季珪代见匈奴使事。据《魏略》介绍，崔季珪“声姿高畅，眉目疏朗”，应该是一个美男子。曹操举以自代，显然是一种爱美心理的表现。《世说新语》中关于仪表的品目比比皆是。这些品目的共同特点是以美如自然景物的外观体现出人的高妙的内在智慧和品格，用语玄虚优美，既能表达脱俗的风度，也能体现外貌的漂亮。如：
有人赞王恭，云：“濯濯如春月柳。”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
（嵇康）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
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
（以上均见《世说新语·容止》）
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间屋。”
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
（以上均见《世说新语·赏誉》）
《六朝事迹编类》卷一也记载：
齐武帝时殿下柳木，蜀郡所献，条如丝缕。帝曰：“此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少年时。”
这样的评议，充分表达了当时士人所追求的内在的、本质的、脱俗的审美理想，适应了门阀士族们的贵族气派。但是，剥开这些山光水色、清辞丽句织成的光环，我们看到的实际上只是一种病态美。当然，魏晋六朝也有人欣赏“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那样的阳刚美（见《世说新语·容止》），也有人认为“楂梨桔柚，各有其美”（见《世说新语·品藻》），但风靡一时的成为那个时代的审美主流的仍是瘦削、苍白、摇摇欲坠的病态美。《世说·轻诋》云：“旧目韩康伯捋肘无风骨。”“捋肘”，现已无法解释。“风骨”为魏晋六朝时品目人物所常用，应释为风神骨相。如《世说·赏誉》注引王韶之《晋安帝纪》“（王）羲之风骨清举”，《宋书·武帝纪》“刘裕风骨不恒，盖人杰也”，当为人物刚性美的风神骨相。参照前引《世说·轻诋》注引《说林》“韩康伯似肉鸭”，可知当时鄙视肥壮而欣赏瘦削的身材。《世说·言语》记载仆射周熹“雍容好仪形，诣王公（导），初下车，隐数人，王公含笑看之”。古字“隐”与“檼”通。《说文》曰：“檼，有所依也。从受工，读与隐同。”据此，“隐数人”，即依恃数人的扶持而行。周熹并非脚有残疾或不会走路，不过是追求病态以示身份而已。沈约身体很不好，据说他每天只能吃一箸饭，六月天还要戴棉帽、温火炉，不然就会病倒。（见唐冯贽《云仙杂记》卷四，又卷五）在《与徐勉书》中，他自己也承认：
外观傍览，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综摄，常须过自束持，方可蔀琁。解衣一卧，支体不复相关。……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
也就是说，从外面看来，自己还保持了完全的人形，但身体各个部分很难协调。解衣睡下，肢体就像散了架一样。过不了几十天，皮带就要移孔，臂膀就又细小了半分。真是瘦得可怜！然而世人偏赞美为“沈腰”，“一时以风流见称，而肌腰清癯，时语沈郎腰瘦”（见《法喜志》）。
不仅如此，苍白的面容也在社会上大受欢迎。据《晋书·王衍传》记载，大清谈家王衍常用白玉柄麈尾，他的手和玉柄同样白皙温润，有一种病态美。《世说·容止》说何晏“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还是这个何晏，“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他还“好服妇人之服”。宋孝武帝刘骏一上台就在百官中挑选了四个标致的任侍中，作为御前侍奉的“花瓶”。首先选中的就是美貌的谢庄。有一年春节，群臣上朝贺年，此时纷纷扬扬下起雪来，片片雪花犹如银蝶翩翩起舞。谢庄恰巧因事下殿，回来后雪花满衣，就更像那“肌肤若冰雪，绰约若仙子”的藐姑射仙人了。宋孝武帝大为欣赏，命群臣各赋诗纪盛。无疑，欣赏的正是谢庄的女性美。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齐梁，且有变本加厉之势。《颜氏家训·勉学篇》云：“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从容出入，望若神仙。”
男子们欣羡女性美，也就产生了令人作呕的娈童诗，如梁刘遵《繁华应令》：
可怜周小童，微笑摘兰丛。鲜肤胜粉白，慢脸若桃红。挟弹雕陵下，垂钓莲叶东；腕动飘香麝，衣轻任好风。幸承拂枕选，得奉画堂中。金屏障翠被，蓝帊覆熏笼。本欲伤轻薄，含辞羞自通。剪袖恩虽重，残桃爱未终。蛾眉讵须嫉，新妆递入宫。
一个少年，竟然像姑娘一样肤白颊红，爱好、服饰也等同女性，并且连姑娘也嫉妒他的美丽，这哪里还像一个健康的男子呢？这样的“美”的形象，在宫体诗中还大量存在。如晋张翰《周小史》、梁刘永《咏繁华》、刘孝绰《小儿采菱》、昭明太子《伍嵩》等，对男色绘声绘色，极力描述，酣畅淋漓。正是当时的时代心理，产生了这些后来为文学史家费解的怪现象。最咄咄称怪的是有“玉人”之誉的卫玠之死。卫玠生得白皙羸弱，据刘孝标注引《卫玠别传》云：“龆龀时，乘白羊车于洛阳市上，咸曰：‘谁家璧人？’”“璧人”即玉人，貌美体弱是其特征。如卢纶《偶逢姚校书凭附书达河南郄推宫因以戏赠》云：“若问玉人殊易识，莲花府里最清羸。”可惜这样的尤物却不经看，《世说·容止》云：
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
宋代杨修之诗云：“年少才非洗马才，珠光碎后玉光埋。江南第一风流者，无复羊车过旧街。”就是咏叹此事。然而毋庸讳言，欣赏一个垂危的病人的美，观众的心理当然也是病态的。
在这样的一种病态的审美观念的支配下，男色猖獗成为时代特色。《南史·长沙宣武王传》载，王韶还在幼童时就是庾信的性奴，衣食住行都需要庾信供给。来客人时，还得担任招待。后来王韶长大后做了郢州刺史，庾信经过郢州，王韶对他很冷淡。庾信恼羞成怒，于是借酒撒疯，掀翻酒席，踏上王韶的床榻，瞪着王韶说：“你今天的样子与从前大不相同了！”满座宾客哗然。
看来庾信这位在中国文学史上很有名的作家，在玩弄男色上也是高手，且由爱不成而平生仇恨，以至于人前失态，这是很令人惊骇遗憾的。另据《南史·谢惠连传》记载，天才诗人谢惠连沉溺于南风之中，即使守父丧期间也不安分，以致在三十七岁时便魂逐风流，英年早逝了。《南史·王僧达传》还记载王僧达私幸族侄王确，后来王确为躲避王僧达的纠缠要远往永嘉，王僧达竟偷偷在王确的出入路上挖一个大坑，企图诱其跌入而活埋之。还是其弟王僧虔知道了，才制止了这一出荒谬透顶的悲剧。
悲剧的产生有一个过程，而且有它的生长土壤。也就是说，审美情趣与生活情趣是紧紧相连的。建安时，人们追求铁马金戈、马革裹尸的英雄式生活，当然欣赏“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沧海（曹操《观沧海》），欣赏“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的武士（曹植《白马篇》），甚至不愿意忍气吞声修筑长城，而宁肯战死于疆场。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正始以后，加上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争夺，更是险机四伏。只要我们结合《三国志》《晋书》、南北史、《世说新语》的大量有关记载，就可以看到，处在那个刀光剑影、动乱频繁的黑暗的血腥年代，相当一部分士人朝不虑夕，不愿在礼法的约束下窒息，于是就拼命追逐衣食之乐，享受床笫之欢。阮籍、谢混之流“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世说》注引王隐《晋书》），“晋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宋书·五行志》），均属此类。他们生活的环境，是轻歌曼舞、灯红酒绿的温柔乡，诚如梁杨皦《咏舞诗》所云：
折腰送余曲，敛袖待新歌。容生翠羽，曼睇出横波。
他们“肌脆骨柔”“体羸气弱”，到了梁、陈时，有些士大夫甚至不能骑马，有位建康令王复，见到马嘶喷跳跃，竟然周身震栗，说了一句“千古奇谈”：
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世说》注引王隐《晋书》）
追逐养尊处优的欢乐、肉欲的横流及**，必然养成孱弱萎靡、轻佻**的生活情趣。在这样的生活土壤中，讲究一种病态的女性化的仪表美，也就必然酿成世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