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被“逐出”八道湾之后,到离开北京之前所创作的小说,集成他的第二部小说集《彷徨》。《彷徨》的封面出自鲁迅的同乡、青年艺术家陶元庆之手。橘黄的底色上,人、椅、太阳的造型及其关系,极传神地传达着日暮彷徨之感。鲁迅很满意陶元庆的设计创作,说这封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

关于《彷徨》,鲁迅说过: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哪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

《〈自选集〉自序》

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之后,新文化战阵中的战友风流云散。寻找新的战友而不得的鲁迅,不由得又想起当年筹办《新生》的失败和辛亥革命后的失望,隐伏在心底的荒原意识再次浮上心头。当然,这期间的苦闷与孤独,不排除他一手扶携起来的、被他看重的周作人突然同他反目给他带来的心灵痛创有关。但是,这回的苦闷与孤独并没有如大毒蛇缠住他的灵魂,并没有使他沉入于国民中,使他回到古代去。他继续在报刊上发出他的独异的声音,他并没有放下他的武器,只不过时时有一种一个人在“沙漠”里走来走去的强烈感受罢了。况且,这“沙漠”也毕竟是现实的“沙漠”。这时候的鲁迅,是一个孤独地反抗苦闷与寂寞的战士: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战斗中的彷徨,彷徨中的战斗;求索中的彷徨,彷徨中的求索,是鲁迅这一时期的思想情感的特征,同样也是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情绪基调。

比起《呐喊》来,虽说“战斗的意气冷得不少”,且缺少了那种狂呼猛进的激烈,但揭示封建社会种种“吃人”花样的主题仍然获得延续。如《长明灯》,可谓《狂人日记》的姊妹篇。吉光屯的“疯子”无论如何要“吹熄”“庙”里的“长明灯”,明知灯吹熄了,“庙”里的那些东西仍在,但也要吹熄它,不管受到怎样的迫害也不罢休。比起“狂人”的后来治愈赴某地候补,这“疯子”“闪烁着狂热的眼光”不屈地喊出“我放火!”的声音更为决绝有力,更为顽强悲壮,而且传播久远。如《示众》,是对《阿Q正传》等小说中的“庸众”“看客”,近乎“吃人”的“同谋”们的麻木无聊、相互漠不关心精神状态的更为集中的特写。《祝福》中的祥林嫂,“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完全是一个被“鲁镇”社会的儒释道文化一点点地,活生生地“吃”掉灵魂,也“吃”掉肉体的标本。《肥皂》《高老夫子》等的创作,则明显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启发,以不着痕迹的讽刺性刻画,揭示出新老道学冢及士绅伪善面目下的卑劣。

《彷徨》是鲁迅第二本小说集,收1924—1925年所作短篇小说十一篇,1926年8月北新书局出版,32开,毛边。鲁迅藏。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最能体现“彷徨”特征的,是那些深刻描写时代大潮中知识分子的命运及其精神历程的作品。比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创作,少了激烈的时代氛围的冲击,少了须听将令的自觉意识的拘束;比起描写其他类人物,鲁迅对知识分子更为熟悉、更为了解。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鲁迅描写知识分子在历史巨变潮起潮落中特有的长处和弱点的时候,描写他们在大的社会变革中的敏感、热烈和受挫之后的脆弱、失望的时候,描写这些独异的个人与社会环境、与普通而麻木的人们的紧张与对立的时候,描写他们受到迫压、排挤、打击、孤立而产生巨大精神苦痛的时候,描写他们的彷徨、犹疑、悲愤、孤独、绝望、颓唐、自残的时候,更显得游刃有余,老到圆熟。在这类作品中,鲁迅为社会、为人生、改良社会、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创作思想所影响,发生了由外向到内向、由面向公众到面向个人、由社会展示到心理剖析的一系列转变。与“呐喊”时期的作品相比,在写法上大幅度地缩短了叙述者和作品中人物的距离,甚至有意地模糊了二者之间的界限,更直接地、更真切地连作者自己也烧在了里面,从而赋予作品异常强烈的主体抒情性。这类作品的艺术探索与创新,使鲁迅小说的经典意义更具有了现代色彩。

题《彷徨》。1933年3月2日,鲁迅赠送日本友人山县初男《彷徨》,并在扉页上题诗:“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尚彷徨。”1924年编入《集外集》时,“尚彷徨”改为“独彷徨”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原本是一位很激进极认真的青年,认真到因与同学讨论改革中国的方法而打了起来。《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则是一位出外游过学的新派人物,是一位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没有顾忌地发表议论的觉醒的现代知识者。《伤逝》里的涓生和子君,更是坚信“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勇敢无畏地追求恋爱自由婚姻幸福的一代新的青年。可是,在周围环境的合力迫压下,他们都陷入了歧路和无路可走的境地,不得不彷徨于明暗之间:认真的吕纬甫退落到模模糊糊、随随便便、浑浑噩噩,今天不知道明天怎样,此刻不知道下刻怎样的地步。魏连殳则更甚,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躬行先前所憎恶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至于涓生和子君,当盲目的爱失去依托,并得不到更新、生长、创造之时,爱便变为虚空,虚空既不能维持,而真实的结果是死亡与悔恨。一个个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咀嚼失败的苦味:吕纬甫自嘲像一只蝇子一样,可怜可笑地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给魏连殳带来的是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这种清醒地意识到的失败必然是最为深重的精神痛苦。他们无力自拔自救,但他们又不放弃对绝望的反抗,甚至用自我毁灭的方式进行精神的复仇。在涓生那里,在广大的空虚和死的寂静与黑暗中,听得到“一切苦闷的绝望的挣扎的声音”,而到了魏连殳,这声音则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鲁迅以他人无可企及的力度传达出时代的痛苦,时代巨变中彷徨于明暗之间的知识分子大不可言、深不可测的精神痛苦,也暗示出封闭在个人精神领地——“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挣扎方式,同时也是彷徨的知识分子的明显的精神弱点。这种精神弱点已经成为应当继续承担起改革社会重任的觉醒者的重大思想障碍。从《呐喊》到《彷徨》,从社会革命的投影到思想革命的开掘,从愚昧落后的群众的精神缺陷到觉醒的知识者的精神弱点,鲁迅小说既无可替代地完成了作为中国社会革命的镜子的任务,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地完成了对国民性弱点整体性揭示的思想革命的镜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