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 学

尚钺在《听鲁迅先生讲课》一文中回忆说：“一群青年拥拥挤挤地走进教室来。在青年中间夹着一个身材并不高，穿着一件大概还是民国初年时代的‘时新’小袖长衫的中年先生。他的头发很长，脸上刻着很深的认真和艰苦的皱纹。他离开这群青年走到讲台上，把两只虽不发光却似乎在追究什么的微微陷入的眼睛，默默地缓缓地扫视着渐渐静下来的学生。”这是时隔八年之后又回到讲台上的鲁迅先生，不过，这回是站立在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台之上。

1912年鲁迅随教育部到北京的那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聘请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人物执教，使北大不仅成为学术文化重地，更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和现代思潮的发源地。蔡元培说过：“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北京大学

鲁迅是1920年8月6日接到蔡元培签署的北京大学聘书的。据从1917年起就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周作人回忆，1920年，“北大国文系想添一样小说史，系主任马幼渔便和我商量，我一时也麻胡的答应下来了，心想虽然没有专弄这个问题，因为家里有那一部鲁迅所辑的《古小说钩沉》，可以做参考；那么上半最麻烦的问题可以解决了，下半再敷衍着看吧。及至回来以后，再一考虑觉得不很妥当，便同鲁迅说，不如由他担任了更是适宜。他虽然踌躇，可是终于答应了。”

鲁迅本是教育部的官员，到学校去兼课，倒也没出“教育”的范围。不过，如他同郁达夫笑说的那样：“上讲台的时候，就得扮教授，到教育部去，也非得扮官不可。”鲁迅不只在一所学校兼任教职。1920年至1926年南下之前，先后在数所学校兼课。1920年8月至1926年，兼北京大学讲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讲小说史；1920年至1926年，兼北京师范大学讲师，讲小说史；1923年10月至1926年，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校务维持会委员、国文系教授，讲小说史，又为国文系学生开设文选课；1923年9月至1925年3月，兼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董事，讲小说史；1924年5月至6月，兼集成国际语言学校课；1925年8月至12月，兼黎明中学高中文科小说教员；1925年9月至11月，兼大中公学高级中学部新文艺学科教员；1925年9月至1926年5月，兼中国大学小说学科讲师。最多的时候，是1925年下半年，同时在七所学校兼课，每周上课的时间，约占一周时间的一半。而此时又是鲁迅支持参与的女师大学生斗争最紧张的时候。鲁迅劳累过度，致使肺病复发，但他仍带病操劳。鲁迅如此辛苦，固然有名人之累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为了多点经济上的收入，因为离开八道湾后，买院修房，借了许多钱，鲁迅正处在经济困境之中。

北京师范大学。1920年8月至1926年8月，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八所学校任教

鲁迅长期在教育部工作，有过教学经验，经过艰苦的学术研究，已经是新文化运动中最被看重的作家，他的教学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大部分听讲者都喜欢听鲁迅授课，大家都觉得听鲁迅的课简直是难得的精神享受。每当鲁迅讲课的时候，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上总是挤着四五个人，找不到座位的学生就站在门边、走道，甚至坐在窗台上。诗人冯至回忆说：“本是国文系的课程，而坐在课堂里听讲的，不只是国文系的学生，别系的学生，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还有从外地特地来的。那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实际讲的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有人听了一年课以后，第二年仍继续听，一点也不觉得重复。”“我们听他的讲，和读他的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譬如谈到秦始皇，他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