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广州的第二天，在许广平、孙伏园的帮助下，鲁迅搬进中山大学。
我住的是中山大学中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通称“大钟楼”。一月之后，听得一个戴瓜皮小帽的秘书说，才知道这是最优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
然而这优待室却并非容易居住的所在，至少的缺点，是不很能够睡觉的。一到夜间，便有十多匹——也许二十来匹罢，我不能知道确数——老鼠出现，驰骋文坛，什么都不管。只要可吃的，它就吃，并且能开盒子盖，广州中山大学里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楼上的老鼠，仿佛也特别聪明似的，我在别地方未曾遇到过。到清晨呢，就有“工友”们大声唱歌，——我所不懂的歌。
《在钟楼上》
如在厦门一样，生活中最大的障碍是言语不通，不过，比厦门方便的是，鲁迅这位“外江佬”身边有广州人许广平陪伴，便可以兴致勃勃地游览观光了。在越秀山游览时，兴之所至，鲁迅居然从高处跃下，致使足部扭伤，多日行走不便。经鲁迅推荐，好友许寿裳于2月间亦来中大任教，鲁迅安排与自己同居一室。当晚与许广平在东堤一景酒家以上好的菜肴为老友接风。次日晚到国民餐店用餐，许寿裳要付账，鲁迅不允，说先由他付过十次再说。第三日至陆园饮茶，往公园游，至大观茶店夜餐……吃馆子，看电影，星期日远足旅行，如是者十余日，豪兴才稍减。
鲁迅到广州后，住中山大学大钟楼内。1927年3月摄
也许是心情非常好的原因吧，广州给鲁迅的印象很强烈，和其他地方比较，鲁迅觉得“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其他地方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广东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里，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爱吃的是‘杨桃’，滑而脆，酸而甜……我常常宣传杨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赞同，这是我这一年中卓著的成绩。”
鲁迅住在大钟楼二楼，住室下层，即是著名的可容数百人的大礼堂。1924年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孙中山主持会议，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参加大会。自1924年6月起，孙中山每周到此演讲三民主义，直到离开广州。1927年1月25日，欢迎鲁迅的大会在这里举行。站在孙中山发表演讲的主席台上，鲁迅大声说：“广州地方实在太沉寂了”，“有声音的，应该喊出来了。因为现在已再不是退让的时代……”3月11日晚，广州各界在这里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两周年大会，鲁迅第二次站在大礼堂的主席台上发表演说。
大钟楼内鲁迅居室
从2月10日肩负起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重任开始，鲁迅就成了中山大学的大忙人了。他上的课也不少，文艺论、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各三小时，而且选学他的课的学生最多。好在这些课他在北京、厦门都讲过，不用备课也可以上。鲁迅的精力大都耗费在烦琐的教务工作上了。2月10日至4月14日，共召开七次教务会议，每次都是鲁迅当主席主持会议，朱家骅、傅斯年、何思源等科系主任参加。每次开会前由鲁迅恭读总理遗嘱，然后议事。“于是点头开会，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配卷子……于是又开会，讨论，计分，发榜。”“于是辩论：分数多寡的辩论；及格与否的辩论；教员有无私心的辩论；优待革命青年，优待的程度，我说已优，他说未优的辩论；补救落第，我说权不在我，他说在我，我说无法，他说有法的辩论；试题的难易，我说不难，他说太难的辩论。”“现在想起那时的辩论来，人是多么和有限的生命开着玩笑呵。然而那时却并无怨尤。”因为，鲁迅那时是很有抱负的。当时的经济学系主任何思源教授回忆：“我在广州中山大学与鲁迅同事一段时间，无论在一块开会或听他在其他场合发言，甚至一般讲话，给我印象，他来中大是有一种抱负和希望的”，“那时北大许多人齐集广州中大，又有‘国共合作’、‘三大政策’的政治条件，我看他心中是有所希望的”。在3月1日的开学典礼上，鲁迅演说道：“中山先生一生致力革命，宣传，运动，失败了又起来，失败了又起来，这就是他的讲义。他用这样的讲义教给学生，后来大家发表的成绩，即是现在的中华民国。中山先生给后人的遗嘱上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中山大学就是努力的一部分。”鲁迅希望中山大学的青年“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因为中国“地方上的一切还是旧的，人们的思想还是旧的”，他希望青年们敢于向一切旧制度、旧习惯、旧思想猛烈开火，做孙中山先生事业的继承者。这就是鲁迅的希望所在。
1927年鲁迅。摄于广州
中共广东区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毕磊送鲁迅的党团刊物
中共广东区委在鲁迅到达广州之前，就研究和布置了如何欢迎鲁迅的工作。他们认为鲁迅之所以受到和值得青年人欢迎，是他在“思想革命”方面的努力，“在中国的思想界中，像鲁迅一般的坚决彻底反抗封建文化的理论，是很少的”。除组织写文章欢迎鲁迅外，党的组织专派中山大学英文系学生、中共党员、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毕磊等公开与鲁迅联系，给鲁迅送党团刊物《人民周刊》《少年先锋》《做什么？》等。并由毕磊陪同，鲁迅与当时的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秘密会晤。陈延年是鲁迅在北京《新青年》时期的战友和朋友陈独秀的儿子。当时的中大学生、中共中山大学总支书记徐文雅回忆：“有一回鲁迅和我谈起党的事情，问陈延年是否负责广东党的工作，还说陈延年是他的‘老仁侄’，人很聪明。这件事我向陈延年谈了，陈延年也说鲁迅是他的父执。不久，鲁迅向毕磊表示希望与陈延年见面，陈延年听到毕磊的反映，立即同意了。”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密切接触，无疑使鲁迅对广州的政治形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