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所说从别国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不只限于文艺理论，外国文学，也包括国外的艺术，主要是版画艺术。正如鲁迅开创中国现代小说与引进国外小说有直接关系一样，鲁迅倡导中国现代版画运动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输入介绍国外版画的过程，组织和引导国内外版画进行艺术交流的过程。
1929年，鲁迅首次引进英、法、意大利、瑞典等国的版画时说，他们的木刻，原本是从中国传去的，“虽然还没有十分的确证，但欧洲的木刻，已经很有几个人都说是从中国学去的，其时是十四世纪初，即一三二○年顷”，以后逐渐发展，“成了纯正的艺术”，现在将这艺术输入，是把木刻请回本土。鲁迅风趣地说：“中国古人所发明，而现在用以做爆竹和看风水的火药和指南针，传到欧洲，他们就应用在枪炮和航海上，给本师吃了许多亏”，“木刻的回国，想来决不至于象别两样的给本师吃苦的”。
鲁迅手绘《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封面图案。本画集由鲁迅编选，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出版。宣纸珂罗版印制，共印一百零三部。为扩大传播，版权印有：“有人翻印，功德无量。”
这是自然的。回国的木刻不是如古董般的回归原位，不再是恢复原先的“复制木刻”，而是一种新的创造的艺术。新的艺术，无疑会给人们以新的享受。
在社会动乱，交通阻隔，信息不灵，缺乏文化交流的时代，仅凭文人一己之力，又远非富翁，要搜罗各国版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据不完全统计，1928年、1929年、1930年，鲁迅每年平均购买美术书籍七十余册。除平常留心购置艺术书籍外，鲁迅更热心于千方百计托人从国外搜寻版画书籍和艺术家的原拓作品。只要手头一有马克和法郎，就寄给在德国留学的徐诗荃和在法国的陈学昭、季志仁，托他们代买。徐诗荃为了不负鲁迅的嘱托，用有限的钱买到精品，专门选修了有关版画的课程。陈学昭拿着法国外交部的记者证，跑巴黎的各家书店，凭记者证优惠百分之二十，用同样的钱，为鲁迅多买几本书。苏联的版画，则托旅苏的曹靖华去搜寻。曹靖华奔走于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之间。但是，木刻家的手拓原作，其定价之高，令人可望而不可即；然而，他们却希望用他们的画与中国的宣纸交换。这真让人喜出望外。曹靖华写信告诉鲁迅，鲁迅高兴极了，亲自到街上选购宣纸，亲自包扎，亲自到邮局寄发。虽然当时寄往苏联的东西很费周折，检查、刁难、扣压，但鲁迅还是一包一包地寄了过去，苏联那边著名木刻家的原作便一卷一卷地寄了过来。
《〈死魂灵〉一百图》。俄国画家阿庚作，鲁迅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翻印。书脊“阿庚画：死魂灵一百图”为鲁迅手迹。图中展示了鲁迅设计稿、平装本和精装本
鲁迅于高兴之余，又觉得这么多、这么好的原版木刻在手中，仿佛是一副重担。仅苏联的就有一百多幅，搜集到这么多版画，鲁迅自信在中国恐怕只有他一个人了。但鲁迅决不是为了藏之密室，他是为了向中国人介绍的，让中国的木刻青年参考的。在这乱世危邦，如果大家还没看到这些版画，就遭兵火散失，他是觉得比失了生命还可惜的。于是，鲁迅千方百计地向世人介绍，一是办展览，二是出书。1930年到1933年间，鲁迅自备画框，在内山完造的帮助下，先后举办了三次外国版画原作展览会，还为德国版画展提供了展品和画框。版画展给观众，尤其是给美术青年提供了欣赏和学习外国原作的极好机会。鲁迅说过，原作和“翻印之画片，简直有天渊之别”。但展览是暂时的，又不可能广为流传，于是，鲁迅一边办展览，一边设法把自己搜集到的版画编辑成书，翻印出版。1929年到1936年间，他一手编、印的画集就有十多册，而且大部分都是自费出版的。出版后又将大部分赠送给版画青年，致使一再接受赠送的青年纷纷为鲁迅担心，觉得这样下去是不行的。鲁迅晚年，的确把相当大的精力和几乎全部的财力用在这方面了，用他的话说就是“赔钱贴工夫”。为了保证印制的效果，只要有可能，鲁迅不惜用最好的纸张和印制手段。如自费印制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鲁迅介绍说：“木版画十大幅，黑白相映，栩栩如生，而且简朴雄劲，决非描头画角的美术家所能望其项背。”“现据输入中国之唯一的原版印本，复制玻璃版，用中国夹层宣纸，影印二百五十部，大至尺余，神彩不爽。”自费编印珂罗版宣纸本《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是1936年大病前后进行的。在严冬和酷暑中，翻译，选纸，题字，写序文，做广告，和许广平一同在地席上一页页排次序，衬夹层……共印一百零三部，赠人多达四十部。送书给许寿裳时题写道：“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后，亲自经营，才得成就，持赠季市一册，以为纪念耳。”
《一个人的受难》。比利时版画家玫绥莱勒画集，鲁迅编选并作序，1933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影印出版，42开，鲁迅藏。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1934年6月2日，就在鲁迅写出《拿来主义》，提出对待中外艺术“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的著名的“拿来主义”主张的前两日，他写信给郑振铎说：“盖中国艺术家，一向喜欢介绍欧洲十九世纪末之怪画，一怪，即便于胡为，于是畸形怪相，遂弥漫于画苑，而别一派，则以为凡革命艺术，都应该大刀阔斧，乱砍乱劈，凶眼睛，大拳头，不然，即是贵族。我这回之印《引玉集》，大半是在供此派诸公之参考的，其中多少认真，精密，那有仗着‘天才’，一挥而就的作品，倘有影响，则幸也。”鲁迅费尽心血引进外国版画，在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中，更蕴含着“拿来主义”者的博大的艺术精神和崇高的审美追求。他选择和介绍外国版画，强调的是“忍饥，斗寒，以一个廓大镜和几把刀，不屈不挠的开拓了这一部门的艺术”的木刻精神；强调的是珂勒惠支般的“深广的慈母之爱”与“坚决”“强韧”的“丈夫气概”；强调的是黑白配列，黑白相映，黑白对照中的“生命之颤动”与“有力之美”。把这样的艺术养分输入中国，无疑大有益于培育博大崇高的中国的艺术生命与艺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