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租赁大陆新村9号的同时，鲁迅托内山完造在狄思威路（现溧阳路）另租了一间房子，在搬家之前十多天的3月27日，鲁迅先将大部分书籍移往该处。
这间房子所在的整幢楼里，原先住的都是日本人。鲁迅租的这间房子在二楼，书箱的制作与北京西三条会客室的书箱相似，每只书箱内分两层，外有活门，可加锁。这样设计，摞起来是书柜，分开来又是书箱，搬移极为方便。
三口之家居住大陆新村9号，是比较宽敞的，完全有地方摆放书籍，可鲁迅为什么要为他的书别租一室呢？他在信中对朋友说过：“此地也变化多端，我是连书籍也不放在寓里。”鲁迅一生以书为伴，读书、买书、写书，除书此外，别无长物；心爱与珍视者，亦唯书而已。在被通缉的白色恐怖与动乱不定的社会环境中，难说什么时候祸及家室，鲁迅生怕他的宝贝书籍惨遭查抄之累，不得不多一手准备。这样做，得到保护的是书，受累的却是鲁迅。藏书室虽然距住处不远，但也平添了不少查书找书的奔走之苦。再加无人居住之屋，门窗关闭，光线暗淡，冬春阴冷，在屋里滞留时间略长，即有碍于身体。1936年3月2日，鲁迅往藏书室取书时，不经意间翻书找书的时间长了，着了凉，回家后“骤患气喘，几乎卒倒”。就此大病一场，病情一直未见好转。
鲁迅的藏书室
藏书室的满满一屋子书，并不是鲁迅藏书的全部。1926年离京南下时，大部分书留在北京了。上海所存，除从广州带来十多箱外，都是就地收集购买的。其中不少线装书和日语书寄存到北京西三条旧居。鲁迅多次谈过打算到北京完成《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字体变迁史》两部学术专著的写作，有关这方面的参考书籍，都集中到北京去了。1944年，许广平从报上看到“鲁迅先生在平家属拟将其藏书出售，且有携带目录向人接洽”之事，当即致函周作人，要求“将鲁迅先生遗书停止出售，一切遗物亦应妥为保存”；同时委托律师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声明鲁迅遗产在未分割前为全体家属公同共有物，“不得单独处分，否则不能生效”。在郑振铎、唐弢等友人及地下党员王冶秋等的支持协助下，鲁迅北平藏书得到有效保护。新中国成立后，许广平将上海藏书移往北京。现在，鲁迅全部藏书完整地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内。
鲁迅并不是为藏书而买书，而是为读书、为用书而买书的。如在日本时期对国外科学文学书籍的求购，在北京时期对古籍的搜集，在上海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艺术类书籍的特殊寻觅等。1936年鲁迅致友人信中说：“有关本业的东西，是无论怎样节衣缩食也应该购买的，试看绿林强盗，怎样不惜钱财以买盒子炮，就可知道。”购书一项，是鲁迅日常生活中一笔不小的开支。他虽不以藏孤本秘籍于秘室为幸，但也常因经济原因买不起用得着的好书而惋惜。1912年岁末，鲁迅整理完到北京几个月来的书账，感慨地说：“京师视古籍为古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亦可笑叹人也。”
鲁迅购书是极为认真的，每月均记有书账。在上海的九年间，购书达五千多册。鲁迅藏书总计约一万四千余册，其中中文书籍近九千册，以线装古籍为主，中文期刊近两千册，日文、德文、俄文、英文等外文书籍约三千多册。鲁迅以文学为职业，但购书却不以文学类为主，而是以古书、外国书为主，占了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鲁迅藏书种类丰富，涉及中外古今多项门类，大体可以分为自然科学、政治学、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艺术学、文学、语言学、宗教学等几大系列。从中可以看出从19世纪走向20世纪的鲁迅的基本知识结构，可以看出鲁迅以人类文化、世界文化的眼光进行了跨世纪的文化选择，可以感受到百科全书式的鲁迅著作及其思想的宏大宽广的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