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一位以独创为己任的文学家、艺术家来说，最适合其长成参天大树的应当是最为自由的生长环境。但是，对于30年代的鲁迅来说，却在最不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创造出最为辉煌的业绩，中国思想文化界因此而奇迹般地挺立起一株独立支撑的大树。
鲁迅面对的文化围剿和思想禁锢，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是难以想象的。不止一次，他得认真对付突然失去人身自由的可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公文形式将鲁迅参与发起组织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及“中国革命互济会”列为反动组织，“转函国民政府密令淞沪警备司令部及上海市政府会同该市党部宣传部严密侦察各该反动组织之机关，予以查封，并缉拿其主谋分子，归案究办”。紧急关头，鲁迅不得不离家避难。两次搬迁，选择周围是外国人居住的寓所，主要也是为了安全。与许广平一起上街，常常逼令许广平走到街对面的另一条人行道上，而不肯并排走，为的是一旦出事，许广平可以脱险。事实上，反动当局要抓要杀，是防不胜防的，鲁迅也清楚这一点，在一般情况下，也就满不在乎了。有朋友劝他躲避的时候，他说：“如果真的要抓，就不下通缉令了；他们无非是讨厌我，不让我开口罢了。”
当局政府查禁《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不三不四集》令
不让鲁迅开口，或只让说些他们允许说的话的另一法，是删除鲁迅的文章，查禁鲁迅的书籍。国民党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上海市社会局、教育局等均发过查禁鲁迅著作的专门文件。鲁迅被禁之书有案可查的至少有《二心集》《南腔北调集》《集外集》《不三不四集》《准风月谈》《鲁迅自选集》《鲁迅讽刺文集》《鲁迅杂文集》《鲁迅杂感集》等。在致友人信中，鲁迅说：当局“对文坛和出版界的压迫，日益严重，什么都禁止发行，……简直叫人啼笑皆非。我的全部作品，不论新旧，全在禁止之列。当局的仁政，似乎要饿死我了事”，“风暴正不知何时过去，现在是有加无已，那目的在封锁一切刊物，……我尤为众矢之的，《申报》上已经不能登载了，而别人的作品，也被疑为我的化名之作，反对者往往对我加以攻击”。写好的文章被删改，发排的文章被抽掉，办的刊物被查封，出版发行的书籍被禁止，对于以文章为生命，以卖文谋生活的文人来说，还有什么迫害比这更严酷呢？更有为虎作伥的走狗文人在报刊上散布谣言，说鲁迅拿俄国的卢布，又说通过内山老板之手，将秘密出卖给日本，拿了很多钱。既有政治陷害，又有人格诬损，真可谓欲置人死地而后快。
这是被国民党政府检查部门盖上“抽去”印章，禁止发表的鲁迅的文章
然而，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你越压，我越强；你越不让开口，我越要大声说话；你不让我写，我偏要多写；你文网密布，我有钻网术；你有手枪，我有笔。“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反动派看见署名“鲁迅”的文章就查禁，鲁迅就换个笔名发表；一个笔名发表两三篇就被嗅出来了，再换另一个笔名。白色恐怖最严重、文化围剿最严密的1933年、1934年，鲁迅整整用了七十个笔名。有些笔名，名字本身就含有无限的愤怒、反抗和讽刺。当局的检查官和“文探”们不是要查寻这文章是谁写的吗？不是要干涉写文章的自由吗？不是不准写吗？鲁迅就用笔名“何家干”“何干”“干”！真是其味无穷。鲁迅一生共用笔名一百四十多个，这在世界文坛上，也是创纪录的了。
在政治高压的环境下，鲁迅杂文创作自然有受到压抑、受到限制的一面。他在《〈花边文学〉序言》中说：“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而且删掉的地方，还不许留下空隙，要接起来，使作者自己来负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责任。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鲁迅还写道：“有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鲁迅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的确，作者倘不先将犯忌的内容避开一些，文章根本就无法发表，连“剩下来”的也不剩。想想看，假如没有这么多这么严的文禁，任鲁迅无拘无束地放笔直书，任意挥洒，那么，他的杂文创作的才气就会更为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我们今天看到的鲁迅30年代的杂文就有可能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引人入胜了。
《伪自由书》。收1933年1月至5月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杂文四十三篇。1933年10月由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名义出版。32开，毛边。1936年曾由上海联华书局改名为《不三不四集》印行一版
然而，政治高压的另一方面，或者说，在坚韧、强硬的鲁迅这一面，则是被激起更加强烈的创造力。越受压迫，写作杂文的题材越充分，写的杂文就越多。鲁迅写杂文最多的时候正是1933年和1934年。1933年一年写了一百六十多篇，差不多平均每两天写一篇，这在杂文创作史上，大概也是创纪录的。鲁迅不仅自己多写，还用他的力量组织大家多写。敌人禁止它，鲁迅就来提倡它。在鲁迅的倡导和影响下，杂文蓬勃兴起，作者多了，专登杂文的期刊出现了，连几家有名的大杂志，也开辟了刊载杂文的专栏。1933年和1934年，分别有了“小品文年”和“杂志年”之称，成为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有力反击和讽刺。在杂文的创作上，由于检查迫压，很多要说的话不准说，不能直说，就想办法曲说，正话反说，迂回委婉，借题发挥，旁敲侧击，声东击西。《自由谈》编者受到压迫，发表启事说：“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用了四十多个笔名，在《自由谈》发表了一百四十多篇文章的鲁迅说，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谈风月就谈风月罢，谈风月里也能谈出风云来。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
1934年4月，南宁博物馆请鲁迅书写条幅，鲁迅提笔写道：“风号大树中天立，日薄沧溟四海孤，杖策且随时旦暮，不堪回首望菰蒲。”诗末写明“偶忆此诗而忘其作者”。这首诗是明末清初画家项圣谟的“自画大树诗”，鲁迅虽忘其名，但其诗却时在心中，不止一次为人题写。“风号大树中天立”，当有鲁迅借以抒怀的意思吧。一个月后，鲁迅自作一诗写给日本作家新居格，诗曰：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