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我直奔南希（Nancy）。有人已经为我在车站附近预定了一家旅馆的房间。那家位于斯坦尼斯拉广场（Place Stanislas）的著名旅馆已经关闭了。这个大广场是欧洲最漂亮的广场之一，那家酒店是由斯坦尼斯拉·莱瑟金斯基（Stanislas Leszezynski）修建的，他曾经是波兰国王，被剥夺王位之后洛林（Lorraine）就归他管辖了，这也算是一种安慰。他的女儿嫁给了风流成性的路易十五（Louis XV）。在这位女士去世后，路易十五这样评价她：“她从来没有让我感觉到任何不快，只有这次例外。”（话是好话，但是感觉他说的有点讽刺）。广场的一边是巨大的宫殿，宫殿里有镀金的大门，还有优雅的雕像，这些都是洛可可风格的典型代表，但是现在这里堆满了沙袋，建筑之美已完全被掩盖。我走进那家朴素的小旅馆，一位穿着整洁的年轻军官迎了上来，他自报家门，告诉我他是被委派来照顾我的。我们走进了旁边的一家咖啡馆，坐在大理石面的桌子旁边点了两杯喝的。这位军官来自法国布列吞地区（Breton），以前是建筑师，英语说得很流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被派来接待我。其实，这有点儿没必要，因为他们似乎忘了，我的法语说得也还不错。这位年轻人聪明伶俐，举止优雅，性格温和。我把我的工作向他解释了一下，然后听取了他的一些建议，具体的安排商议妥当之后，我们开始闲聊。我并不是很急切地想知道前线的状况，战地记者随后会发来报道，我更想知道的是军队的一些动态，法国农民如何看待这场战争，还有德国的宣传对军队的情绪有什么影响。我想请这位军官吃饭，于是一起来到一家饭店。那里多数都是军官，有的聚在一起，有的和妻子或者情人单独待着。吃饭过程中，他给我讲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一架深入德国内陆的英国侦察机被德国的炮火击中，幸好飞机在一片无人区坠毁，法国士兵设法接近了飞机，发现飞行员已经昏迷，而另外两名机组成员已经牺牲。飞行员伤势很重，很快被送进了南希（Nancy）的医院。恢复神智后，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其他机组人员怎么样了？医生告诉他，两人都已牺牲，他马上从**坐了起来，把手放到缠满绷带的头部旁边行了一个军礼，说：“没关系，都是为了大英帝国。”
第二天，我便踏上了旅程，首先来到德拉特尔将军（General de Lattre）的办公室。他相貌不凡，举止优雅，制服笔挺。我与他闲谈了一阵儿，他邀我共同进餐，这样我们就可以多聊一会儿。然后我们起身去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在那里我们将与市长共进午餐。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一名军官，他将负责我在斯特拉斯堡的行程。这位军官的年纪在三十五岁上下，曾经是小有名气的小说家，他能得到现在这份工作是因为他与总理达拉第（Daladier，the Premier）私交很深。后来有人跟我说，他曾为总理写过演讲稿，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在路上，我们谈起了读书和写作，作家聚在一起一般都会聊这些事儿。敌人的飞机飞得很低，不断从我们头上掠过，我感觉他带着恨意狠狠地盯着它们。斯特拉斯堡现在基本是一座空城，街道空无一人，商店大门紧闭，曾经繁华喧闹的都市，现在死一般的寂静，偶尔传来流浪猫凄厉的叫声，就像裂帛一样打破了四周的寂静。我们正在街上走着，四周忽然响起了空袭警报，一抬头，德军的飞机正从头上飞过。在这座让人感伤的城市，警报声仿佛预示了世界末日。我的同伴快速地看了我一眼，眼神中充满了慌乱，他对我说：“我们快点儿跑吧！”我根本就不想跑，但我想如果拒绝的话，他会觉得我摆架子，于是我们半跑半走地来到一个防空洞里，现在想来当时我们的动作完全不成体统。我们到达的时候微微有些气喘，我想我的同伴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傻帽儿，因为几分钟后，一位风姿绰约的年轻女士仪态万方地款步走了进来，显然，即使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她也一点儿都不慌乱。
我和同伴在一起待了三天，短短的三天时间我就与他熟识了。他跟我说，凭他的影响力，他很容易在巴黎找到一份闲差，既安全又舒适，但是他坚持要来前线。他还说，看到死人是多么可怕，而他的同事告诉他，习惯了就好了。这些同事还说，在战争中，死人的事儿稀松平常，如果你的朋友死掉了，别害怕，就当他已经被调到了其他部门。死亡是战争游戏的一部分，你要学会接受它，就像接受打桥牌时某人的臭手一样。他问我是否见过死人，我说在一战刚开始的时候在法国见过一次，我给他讲述了那独一无二的经历。已经不太记得是在什么地方了，反正是一场小的战役，大约有一千人战死沙场。他们就停放在一所医院的外面，一个摞着一个地放着，堆成了一座小山，看到他们的感觉就像是一群死羊，似乎从来就没有活过，仿佛就是应该摆在那儿的一堆东西。接下来的景象深深地触动了我：他们都是一些普通士兵，但他们的手却和常人有些不同，也许下面这种说法不太准确，但我还是要说，他们的手都很小，有着贵族般的优雅。过了一阵儿，我突然想到，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他们手里面的血全都流干了。我问同伴有没有观察过这些，他说他根本没有勇气直视那些死去的士兵，一看到他们他就沮丧的难以自拔。
三天过后，我们分开了，我想当时他肯定谢天谢地终于摆脱了我。敌机从头上飞过时，他总是忍不住的频频往上看，而且他一直无法适应周围传来的枪炮声。尽管他按照行程安排按部就班的带我前往每一个目的地，但很显然，他一直神情焦虑，精神紧张。我不是想假装我有多勇敢，实际情况是本来就没什么危险，真正的危险都藏在他的幻想中。后来我读过几本他的小说，这些小说情感细腻，颇有吸引力，对他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风光有着诗意的描写。书中还有着精巧的幽默感以及对于他再熟悉不过的家乡人的爱怜。这些小说描写细致，却有失阳刚之气，我对他的兴趣很足，也很怀念跟他在一起的时光。据我推想，他把自己送上前线，一半出于爱国主义，另一半则出于英雄主义的冲动。作家经常是这样，他们总是意识不到现实与幻想之间的鸿沟宽广无比，深不见底。我想，他非常怕死，正是这种恐惧把一个男人变成了自己都感到羞耻的长舌妇。他害怕空袭的飞机，害怕枪炮，害怕一切他想象中呈现出来的东西；但同时，他又怕朋友或者同事因此而嘲笑他，更怕自己因此看轻了自己，于是他坚决不肯运用自己的影响力让自己去往安全地带。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四处奔忙；我参观了马奇诺防线，也登上一个隐蔽的炮台去调查了一番。执勤的军官告诉我，如果炮台被包围，这里的给养足够让他们支撑六个月；几个月后，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些据点被包围后四天就被敌军占领了，这对我不啻为一种震撼。在一个总指挥部（G.H.Q.）里，我当天在那里过夜，晚饭后几个军官拿着一瓶李子酒来到我的房间，我们一起讨论时局。我被他们的机敏和睿智惊呆了。他们都期待着和德军短兵相接的那一天，他们信心满满，觉得一定能够干掉德军。一天晚上，我与普列特拉将军（General Pretelat）共进晚餐，他当时负责指挥本地的所有军队，他被认为是军队中最有才干的将军之一。他这个人个性十足，锋芒毕露，住在南希郊外的一处很丑陋的别墅里，当然这处别墅是被征用的。晚餐的情境并不让人感到愉快，他的很多手下也都在座，我记得大约有十二个人，但是几乎没有人张嘴，张嘴也是为了吃东西，所有的谈话都是在将军和我之间展开的。他一说话就特别的兴高采烈，而且快言快语。他信心十足，频繁调动守卫前哨的军队，这样在等待德军入侵的这段时间里，所有的士兵都能够亲临第一战场。在几次小规模战斗中，他满意地发现，如果一对一作战，他们要比德国人强。他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军队急切要求进攻，而他要劝说这些士兵更耐心一些，等到春天来临迫使德军首先发动进攻，这样他们就可以把德军彻底击溃。当然，他们还要面对这样的现实：德国人一共有八千万，而法国人只有四千万；德国人有一百二十个师，而法国只有九十个，英国要做好准备向法国投放三十个师，我相信那大约需要四十五万人，而这就是法国沦陷时在法国的英军数量。
将军继续说，法国在一战中损失了太多士兵，现在已经承受不起更多的损失了，对于战争，法国必须格外小心。这个理论在我听起来很奇怪，如果不损失军队，怎么可能赢得战争？他还提到，假如法国打败了德国，法国会提出怎样的和平条款，这是本世纪法国第三次抵御德国的入侵，每个法国人都下定决心这将是最后一次，当然最合理的计划就是杀死两千万德国人，但是这看起来不太可能，那么就得想其他办法来保证法国的安全。将军说，一战胜利的果实都被威尔逊（Wilson）和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骗走了，这一次同样的事情绝对不能再发生。德国必须被再次划分成一个一个的小国，莱茵河要成为法国的前沿阵地。我指出，这样的话法国统治下就会有几百万德国人，他们从本性上就心怀不满，想着叛逆闹事，法兰西共和国收复这些省份后，在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将会有数不清的事变。我脑中在想，要想同化外邦人将会多么困难。将军耸了耸肩，说道，当然如果法国人足够多，在那些国家的德国人会全部被赶出去，但问题是法国人的数量连填满本国都很困难，所以只能在莱茵河的桥头堡上设置重兵防守。
晚餐后，我问将军能否私下里聊几句，他于是带我去了书房。在与法国军队待在一起的忙碌日子里，我了解到，现在最困扰法国人的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英国士兵，他们听说英军已经集结在了法国北部的一个小地方，但他们从来都没有见到过，他们觉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还听说法国的防空炮数量不足，射程也不够，于是出了一个主意，想让英国的一部分防空部队与法军共同驻守阵地，这样两国的官兵就可以互相了解，而德国飞机在空袭时也会有所忌惮。我觉得这对于提振士气会大有帮助，但是在把这些建议写进正式的报告之前，我想知道法国人怎么看待这个想法。将军听完后很高兴，他问我是否介意告诉他的手下，我当然不介意，于是他喊他们进来，把我的想法重复了一遍，他们听完也觉得很棒，但问题是这个提议从未被执行过，据说，上面要求我理解：这个计划是不可能的，因为英国士兵有他们自己已经习惯了的食品和卷烟，而运送这些东西将会十分困难。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我在各地穿梭，总感觉很多官兵整日闲逛，无事可做，他们忧心忡忡，因为家里给他们来信上说，农场或者商店由于他们不在已经显得十分落寞。他们不会玩别的游戏，只会打贝洛特纸牌（belotte），这是一种纸牌游戏，两到四个人都可以玩，具体细节不好描述，读者只要想想打升级之类的就可以了。这是劳工阶层和小资产阶级最喜欢的游戏，他们一玩儿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吃得饱饱的，而且每天的两顿主食中都有定量的酒，在没事干的时候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去讨论德国人的舆论攻势。佛当耐（Ferdonnet），斯图加特（Stuttgart）的反叛者，每天都会跟他们说，他们拼着命去打仗，保护的只是资本家的财产；还有，他们在前线玩命，而在后方的英国士兵正在与他们的妻子鬼混。时常会有这么几个法国士兵会相信这是事实，确实，人们特别喜欢从一两个偶然的事件中来推测这种谣言的真实性。
就在我跟阿尔萨斯（Alsace）的守军待在一起的时候，德国人开始在法国前线散发传单，名字叫作《浴血》（the Bath of Blood）。传单上一共有四幅漫画。第一幅里，一个法国士兵和一个英国士兵站在一个池塘旁边，池塘里不是水而是鲜血；第二幅，两个人同时准备跳进去；第三幅，法国士兵已经快跳进去了，而英国士兵还待在岸上；第四幅，法国士兵把头露在水面上，而英国士兵却脸上带着坏笑走远了。这组漫画很有效果。法国人对于这些的回应就是在很多大教堂上树立了一些纪念牌匾，以纪念在一战后长眠于法国土地上的百万阵亡士兵，他们来自英国和多米尼加（the Dominions）。
尽管德国人的舆论攻势很奏效，而整日的无所事事也会降低军人的士气，但我离开时依然相信，等到士兵们该打仗的时候，有这么优秀的军官带领他们，他们一定可以勇敢地履行自己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