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受邀参加了两场鸡尾酒会。这是我在战后第一次回国，还不太适应当时国民的情绪，当然，每个人都在做着一些与战争相关的工作，或者至少想去做类似的工作。大家每天都在谈论这场战争，当时，在我的印象里，大家还并非全力以赴，在随后与各阶层的接触中这一印象变得更为确凿，但是我试探着向别人提起这一印象时，却遭到了严厉的反驳。在一些宴会上，我遇到了一些内阁大臣以及媒体大亨，当我问他们怎么还会有时间出来社交时，他们却说，我们总是要吃饭的吧。饭店里人满为患，在丽兹酒店（the Ritz）用餐时，你几乎可以见到认识的每个人，剧院的生意也不错。伦敦的灯火管制要比巴黎严厉很多，人们对此抱怨连连，说这非常影响生意，又干扰了正常生活。幸运的是，出租车司机已经能够在黑暗中驾轻就熟，喜欢泡夜店的人也没受到太多影响。
人们对张伯伦先生有很多怨言，很多人都说他到后期变得非常傲慢，已经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别人告诉我说，他联合约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和塞缪尔·霍尔爵士（Sir Samuel Hoare）一起掌控了这个国家，而议会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任何人敢对他们有一点不顺从就会被组织秘书长马杰森（Margesson）无情地镇压下去，很多知名的报纸都盲目地支持首相。下议院（the House of Commons）中的反对力量，还有工党（the Labour Party）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都认为，要想赢得战争，就需要有一个更强有力的内阁。但是他们也知道，张伯伦先生是多么固执己见，他绝不会被人说服主动让位于一个精力更为充沛的领袖人物，除非在海上或者陆地上发生了什么骇人听闻的灾难，他才会被迫辞职。不管怎样，这都注定是一个悲剧。
在这期间，我与张伯伦政府的几位成员频繁见面，我记得一次晚餐后女士们都离开了，我们在餐厅里坐了很长时间，当时至少有三位部长在场，他们饶有兴致地谈起了古典教育的好处，其中两位对古希腊文化侃侃而谈，不禁令我肃然起敬。我从没见过张伯伦先生，但却见过他的夫人。那是在一次大型宴会上，被邀请的有外交人员，还有内阁成员。从样子上来看，张伯伦夫人就像是旧秩序时期（ancient regime）的一位法国侯爵夫人，同时，我做了自己感觉很贴切而有可能会让有些人觉得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她特别像《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白色女王（the White Queen）。她对我非常恭敬，认为如果我更为努力，同时得到更为适合的题材，我将会在写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她曾经读过我的《随意总结》（The Summing Up）一书，并且诚恳地邀请我有时间去唐宁街与她一起喝茶，这样她就可以详详细细地告诉我她对这本书的评价，但是我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前去打扰。
现在，张伯伦先生已经去世，在他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各家媒体都发表了长长的悼文，盛赞他的品行。在我看来，这些文章都有些夸大其词，他其实执政能力一般，之所以能够坐上这样一个显赫的位置，只不过是因为他所属的党派压制了那些有能力且人格独立的杰出人士，所以，到了该选首相的时候，就只能选平庸之辈了。他的虚荣心很重，要想在他身边工作，首先必须跟他合得来，也就是说，他身边净是阿谀奉承之辈。他内阁中的多数成员资质和他一样平庸，唯一擅长的就是溜须拍马。战争开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政府的重要作用，这已经变得非常明显。而他也意识到，工党的那些领袖不甘心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他真的爱国，就该自己辞去首相职务，但是他过于自以为是，竟然相信自己有能力在国家危难时助其渡过难关。因此，正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只是到了前面所提过的灾难发生后，他才极不情愿地被迫辞职。后人提起他，也许会认为他诚实善良，但更重要的是，他后期被自负冲昏了头脑，把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由于他的无能和固执，这个国家被推向了毁灭的边缘。
我到达伦敦时，政府刚刚任命了一名新的情报大臣，上一位大臣是麦克米伦勋爵（Lord Macmillan），他是一位杰出的律师，但是由于公众和媒体的恶意批评而不得不辞职。取而代之是约翰·雷思爵士（Sir John Reith），他曾经当过英国广播公司的总监，并由此而闻名于世。他曾给我写过信，信中评价了我所写的一些文章，我在回信时告诉他，法国人听他们自己的广播时都心存疑虑，但是却倾向于相信我国广播中发送的内容。我颇为大胆地向他建议，一定要想方设法保持法国人民的这种信心。在我来看，只有尊重事实，对公众说真话，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我本以为他会对我的这种建议不屑一顾，没准儿还会厉声喝止，但他却非常有礼貌地告诉我，我的想法竟然与他出奇的一致。他在竭尽全力保证自己所做的事情不仅正确，而且明智。在人们心目中，约翰·雷思爵士是一名出色的管理者，但问题是，他过于冷酷无情，不仅控制欲超强，而且还有清教徒式的禁欲思想。他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时，下属每当谈及他如同暴君一般的管理方式和对员工私人生活的干涉，就会气不打一处来。但是，不得不说，他很适合掌管情报部，因为这里人员臃肿，很多人无所事事，而且与那些要依靠他们获取情报的记者经常发生龃龉。我很快就被他公事公办的作风吸引住了。我回到英国的当天中午，与他约见了一次，我来到接待室的桌子旁打了一声招呼，钟表打十二点铃的时候，有一位传令官招呼我进去，我走进部长办公室的一路上，钟声一直在响。
我已经对约翰·雷思爵士有了一些了解。我发现他的情绪极其不稳定，因为就在这一天，他当上了下议院的议员，并在一群虎视眈眈的高官面前发表了他的首场演说，既是作为议员，又是作为情报大臣。他非常精明，知道要是这些人手里有枪的话，没准会给他来一梭子，所以，他自己也有些心惊胆战。要是他在英国广播公司（the B.B.C.）的下属们看到了这样的画面，一定乐不可支，因为在他们面前，他永远是一个面目狰狞的大块头暴君形象，这些下属在他面前都会双腿发抖，手足无措，而现在呢，他自己却面对着巨大的敌意和艰巨的任务而抖作一团。我们谈过一次话，主要讨论了在当前形势下我做什么工作能够发挥最大成效，由于他必须要准时赶到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所以就找来了一位部门主管来安排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