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圣诞节前回到了家，马上开始动笔写作。在参观考察期间，白天的奔波让我筋疲力尽，到了晚上根本就不想写东西，而且我也缺乏记者特有的天赋，能够在听到消息后马上转化到纸上，我觉得写这些东西要比写小说难。现在获得的资料太多，反而也成了障碍，我需要反复整理这些资料，把它们整理出一个头绪来。我在一家英文报纸上读到了一位记者写的文章，他的采访经历与我大致相同，尽管文章中很多地方写得很肤浅，而且有些地方也不准确，但我仍然很佩服他，因为他能够迅速抓住一些引人关注的事件，然后迅速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专栏文章。为了把这些参观中的见闻写好，我真是有点儿呕心沥血。大部分的材料都很无聊，而我却想在其中加入一些趣味性，我也想实话实话，但是上面告诉我，有些事实不能公之于众。出于一个写作者的良心，我还是尽可能地把事实真相陈述出来，虽然这些东西只是出现在报纸上，很多人读完也就抛之脑后了，但我就是受不了自己写出的东西不负责任，虚情假意。作为记者，我还真是不够格。
写作过程中，有一位年轻的法国飞行员从旁边的机场赶来看我，他显得非常灰心丧气。他跟我说，所有军用飞机都要送到他所在的机场接受检测，而生产商只需给负责检测的人塞上几千法郎，飞机就能轻而易举地检测合格。还有一个故事，连我听完都很无语：据说，法国向一家美国公司订购飞机，原计划每个月有五百架送抵法国，但是飞机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小部件，其专利权属于一位法国生产商，他要求美国公司每架飞机支付一千美元的专利费，这就意味着美国生产商几乎很难从中赚到钱，于是这笔买卖就被搁置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听到了此事的后续报道：在巴黎沦陷的前两天，法国生产商给美国公司打去了电报，答应专利费降为每架飞机五十美元。
文章写完后，我迅速发了出去，同时动身前往英国，因为据说还有其他工作在等着我。当时坐火车从巴黎去伦敦简直是一场磨难，正常情况下全程需要7个小时，但在当时，如果17个小时能够到达，那就谢天谢地了。有时候你上船后会被迫在海上待上一夜，因为海峡内有敌军的潜艇。我就听说有两三个人被滞留在布伦（Boulogne）至少三天。我以前从未坐过飞机，因为只要并非十万火急，我就觉得没必要冒这个险。但我现在已经下定决心，只要情况紧急，我绝对不会犹豫，这次我就打算试一下。但是，到达巴黎后，天气非常糟糕，所有航班都取消了，而且，英国正在闹洪水，很多机场被淹，于是我趁此机会去看望了几位朋友。在这期间，不知是谁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提议，那就是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起草一份和平协议。他们回想到，一战结束时法国竟然没有一个像样的和平条约，结果相关部门只能依靠有限的数据临时拼凑了一份。这次，法国人不想再被抓住把柄了，于是成立了一个小型委员会，由一位出色的外交家担任主席。这位外交家在这方面很有些才干。当年，阿尔萨斯-洛林被归还法国时，他就为当地政府起草了各项法令。根据提议，这个委员会中需要包含一名法国外交部的代表，还有一名法国军队代表，英国外交部也要派一名代表，英国军队也派了一名代表。我被要求加入这个委员会参与准备，这就需要研究先前的各种合约，最开始的一个就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Treaty of Westphalia）[1]。同时需要对人口进行人种学方面的调查，目的是清除少数族裔所引起的纠纷，这就需要频繁前往日内瓦去参考那里的资料，或者向那里的相关人士咨询。这看起来非常有价值，但真正做起来却让人感觉无聊透顶。当然，没有政府部门的同意我是不会参与的，我向情报部长提出了申请，他觉得这件事很重要，于是马上联系了位于伦敦的外交部。国王的回复直截了当：在捕获黑熊之前，没有必要讨论用熊皮做什么。
我发现，我的朋友们对法国军队的战斗力充满信心，他们坚信，英勇的士兵们能够击溃德国的进攻，考验实力的机会终于到了。除此之外，在各种沙龙里，我经常听到一些支持纳粹的言论，这让我有些坐立不安。很多贵族讨厌现在的共和政府，他们几乎毫不掩饰地说，从长期来看，与其在布鲁姆（Blum）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府下苟且偷生，还不如接受希特勒的领导。内政部长萨罗（Sarraut）派人叫来了一位很有名望的女士，正式警告她说，她要是不闭嘴，就会被送进监狱。大资产阶级宣称，如果战争持续的时间过长，法国必定会灭亡，要是持续三四年的话，英国要做好准备承担一切后果。在这段按兵不动的时期，经常有人随意请假。我听说，有些年轻军官到达巴黎后公开宣称，这场战争根本没有必要，纯属浪费时间，就算希特勒占领了法国，只要能让他们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听到这话，我十分震惊。我还听说，总司令甘末林和参谋长乔治长期不和，而达拉第对雷诺怀有很深的敌意，因为雷诺阴谋赶他下台，自己当总理。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总统勒布伦先生安排好了要去参观斯特拉斯堡，行程完全保密，只有几位要员知道具体的安排，甚至连护送他的警察也是在最后时刻才被告知真相的。等他到达莱茵河畔时，猛然看到河对岸的德国边界上竖着一个巨大的标语牌，上面醒目地写着：“热烈欢迎总统勒布伦先生！”而一支德国军乐队正在起劲地演奏《马赛曲》。
天气一直都很糟糕，但是对我来说，有必要时刻拿着大使馆赠送给我的公文包，因为有紧急任务等着我，一小时后就要出发。我将要乘坐的飞机隶属于皇家空军（R.A.F）。我两次来到位于布尔歇（Le Bourget）的机场，最后又返回了巴黎。有一次，我在飞机上待了半个多小时，可后来飞行员告诉我他无法起飞，第三次时他对我说：“这次呢，我倒是能起飞，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降落。”飞机很小，飞起来东倒西歪的，像要散架似的。更为不幸的是，我可是第一次坐飞机，我们飞得很低，这样就不会被当做敌机。飞越英吉利海峡时，我们的高度从来没有超过一百英尺（约30米），我原来以为只用一刻钟的时间就可以飞越海峡，可是我们飞呀飞呀，飞出了好久还是看不到陆地。我们在海上飞了好久，我甚至开始怀疑飞行员是不是临时改变了主意，打算带我去美国。
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才看见英国的陆地。我们在一个机场上空盘旋了很久，从飞行员的反应来看，他应该是接到了地面的消息，不允许他在那儿降落，最终，我们在苏塞克斯的一个军用机场着陆。这个机场上停满了各种飞机。有人给了我一杯喝的，然后把我带上一辆卡车，直奔附近的城镇。那天是星期天，到达小镇后我发现要等两三个小时才会有火车，于是我雇了一辆汽车。由于洪水泛滥，车在路上耽误了不少时间，到达伦敦时，我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幸好还有机会在皇家咖啡馆（the Cafe Royal）享用了一顿美餐。
[1]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关系条约。它象征了三十年战争结束，奠定了国际关系的基础和国际法则的形式，可以说是现今国际关系的启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