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艘船担任我们船的护卫任务，一艘是驱逐舰，另一艘是单桅帆船。因为别人把我看作是一位有身份地位的人，所以每当发现有潜艇的迹象或者可能会有空袭时，别人都会告诉我。有人告诉我说，如果我们的发动机能够不出毛病，那将是一个奇迹，如果出了毛病，我们就会和那些护卫舰拉开距离。别人还告诉我，这些属于秘密信息，不能轻易告诉其他人，但是说实话，他们要是不告诉我，我会更加感激不尽。除此之外，每天的日子也都算是过得不错了。
一般早餐我吃一块抹了酸果酱的发霉面包，喝一杯茶，然后就开始抽烟斗、读书。很多年来我一直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起来都会读一些比较严肃的有思想深度的东西，我觉得这种习惯就算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也应该保持下来。所以，自从上船后，每天早晨我都会读大约一小时的柏拉图，我以前就读过这本书，他用的是对话体，讲的是审判苏格拉底被处死的经过，但现在读起来却更有感觉。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以及所要面临的危险，都使得这本书有了特殊的含义。下午的时候我读小说，用来消磨时间。我已经有四十年没有读过《埃斯蒙德》（Esmond）了，基本的情节都已经忘得光光的。我以前感觉这是一本枯燥乏味没有多少感情色彩的书，但现在读起来却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我发现这书写得不错，还蛮有意思的，其中所显露出来的高贵品质以及侠肝义胆挺适合当前的情况。我同样也喜欢读《维莱特》（Villette），它单纯而富有魅力，也许里边有点滥用巧合的情节，但是那个时候的书基本上都这样，所以我也就不以为意了。而且我还喜欢那种浪漫的调调儿，学校的女校长以及那位性情暴躁的教授也许经常会做一些荒唐事，但是他们的形象的确很鲜活。七点用晚餐，用餐完毕我就开始给别人讲故事，不管谁爱听都行。一开始，我讲的故事是脑子里本来就有的，只是还没有机会写出来，但是讲来讲去脑子里的故事很快就用光了，我只能迅速搜索自己的人生经历。下面就是一个大家都觉得很有趣的故事，听故事时大家都非常投入，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有一年夏天，我在慕尼黑参加瓦格纳歌剧节，与我住在同一家酒店的有一位年轻女士，我们曾在伦敦多次谋面，她的名字叫格拉迪丝（Gladys），是一位举止文雅的年轻人，但是她身边的同伴让我稍稍有些吃惊，她身边有两男一女，穿着都特别光鲜，尤其突出的是那位女士。我对她了解不多，所以也不是特别在意，因此看到她和那些朋友在一起，我只是远远的和她打个招呼，其他也就再没什么了。一小时后，我收到她写来的一个纸条，说希望与我在大厅见一面，这让我有些意外。见面后，她对我说自己遇到了麻烦，她和那几位同伴其实也不是特别熟悉，他们从伦敦直接来到了慕尼黑，之后才发现那位女士与其中的一位男士有染，并且他们要求格拉迪丝去满足另一位男士。那位男士说得很直白，她当然表示不能接受，之后那几个人就开始说一些很不入耳的话，还责问她如果不乐意还干嘛来这儿。我只见过一面她那些朋友，但这已经足够让我确信他们是那样的人。我建议她离开那些人，她说她是那些人邀请来的，现在无处可去。她的妈妈五天后到达巴登-巴登，她现在身上的钱只够去那儿的路费。
“你以前是否想过，一些你不太认识的人给你掏车票和房费就只是为了跟你聊天？”我问她。
“这不是不可能，我一直很善于聊天。”她回答说。
我看着她，心里想，有时候说话刻薄点也是很有必要的。
她继续跟我说：“我现在情况很糟糕，那两个男人对我的态度很恶劣，艾米（Amy）整天跟我叨叨，说我假装正经，说我这种人最让人扫兴了。”
她开始咬手绢，我想她接下来可能会哭。
“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要不要我跟他们谈谈？”
我当然不想跟他们谈，但是我也想不出其他的解决办法。
“我觉得不会起作用，他们就是想对付我，我现在已经彻底绝望了。”
“那你想让我做些什么？”
“这两天能不能让我跟你在一起？”
这让我很为难，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想着一个人度假，不想受到任何其他人的约束。她觉得在我身边会很安全，我也不会觉得这是什么恭维话。
“我知道您是个好心人，”她又请求道，“我不会给您添多少麻烦的，我们在一起也会过得很愉快。”
“好吧，很高兴能帮上忙。”我回答说。
那天下午，我们去一个英式花园散步，当时我已经是一个小有成就的剧作家，而格拉迪丝却长篇大论地给我上了一堂戏剧技巧课。我给她买票一块儿去看瓦格纳的歌剧，在中场休息时，她侃侃而谈瓦格纳的美学理论，并给我详细解读瓦格纳如何利用不同的音乐动机来表现人物性格。第二天没有歌剧，我们两人便去远足。上午的时候，她借景发挥，给我介绍了一下巴伐利亚的历史，下午的时候又给我讲述了应该如何写小说。她觉得这样的论述还不够具体，于是又开始举例说明，对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三人的小说特色做了非常准确的分析。一天早晨，我们走进一家画廊，她又指出伦勃朗比牧里约（Murillo）的艺术成就更高，这次的讲述还算简洁，但有些地方也略显冗长。她还告诉我如何欣赏丢勒（Albrecht Durer）的作品。我终于明白，那天她为什么说自己很善于聊天。
我们中餐和晚餐都在一起吃，她脑中的各种信息好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一两次我们见到了她那几位朋友，他们都向我投来恶毒的目光，这让我有点儿浑身不自在，好像是我在拆他们的台。最后，我亲自送她坐上了火车。
“您对我真是太好了，”她说，“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精疲力尽地回到了酒店。我暗暗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管那些处于痛苦之中的女孩子了，因为她们常常会给我带来更大的痛苦。幸好，此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