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我在英国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于是我决定去美国，但是现在不管做什么都不会像以前那样轻而易举，首先我得取得去美国的签证，为此我得证明我在美国有生意上的往来。我不知道美国公民是否意识到了，他们的领事对于想去他们国家的人是多么的满腹狐疑。当他们问我去美国的目的时，我实话实说，告诉他们我想见几个朋友，并在那里游玩一番，领事告诉我，这个理由不充分，我必须从出版商那儿拿到一封信，上面需要写明我需要去纽约商谈图书出版的问题。外国人去美国可以是去赚钱，而不能是仅仅是去花钱。在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看来，一个外国人去美国绝不仅仅是为了玩乐，这种想法倒是挺实在，不过也实在得有些过分。即便是这样，我也能够找到充分的理由拿到签证，但是在护照办公室正准备给我出国许可的时候，他们又告诉我，还得拿到情报部的许可证。因为作家就会遭到这样的质疑，另外还需要有财政部的许可证。
伦敦开始遭到空袭，我这本书并不是要假模假样地只关心所谓的历史重大事件，只要这种事件与我无关，我就绝不会写进书里，但不幸的是，它已经影响了平常人的生活，而我就是这样一个平常人。白天的空袭并没有造成多少不便，只要空袭警报响着，人们一般不会上街，如果空袭警报结束了，人们也不会太注意到它。一开始，只要警报一响政府机关就会关门，工作人员就躲进防空洞里，但是这非常影响工作，于是后来下令说他们的工作不受空袭警报的影响。大的商店都已经关门了，而小商店还在继续营业。一开始防空洞的利用率很高，但后来有一次我去一个防空洞，看有多少人在里面，结果发现基本上空着。伦敦人很快习惯了警报，街道上就像以前一样熙熙攘攘，而妇女们也会若无其事地去买东西。有一段时间，空袭警报特别频繁，你都分不清哪些是开始，而哪些是解除警报。我在多切斯特酒店（the Dorchester）的顶楼有一个房间，一天下午，我正躺着**读书，忽然听到了警报声，随之而来的是头上飞机的轰鸣。我正在琢磨要不要躲进一楼的大厅里，这时一位女士打来了电话，她并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只是感觉很孤独，想找人聊聊天。但是我觉得这个时机不太合适，所以我想尽快结束谈话，但我注意到，女人要是拿起话筒来就很难放下，最后我不得不听她杂七杂八地聊了半天，最后，她非常气恼地对我说：
“这倒霉电话什么毛病！我根本听不清！哪儿来的这么大杂音？”
“是空袭警报。”我心平气和地说。
“有吗？不会吧？我还以为是警报解除了呢。你能听到飞机的声音吗？”
“可以呀。”
“哪儿呢？”
“就在我头上。”
这时，位于海德公园（Hyde Park）的防空炮响了起来，声音震耳欲聋，电话那头儿寂静下来，随后缓缓地响起了一个声音：
“也许我该挂了。”
“确实。”
“我会再打给你的。”她的口气非常坚决。
随后，德国人开始在夜晚实施空袭，我印象里第一次是在九月初的一个周六，随后他们来得就非常有规律了，从入夜开始一直持续到黎明。头两天晚上，我睡在自己的房间，我的房间在十二层，防空炮距离我不到一百码（约九十米），那声音震得人耳膜生疼，炸弹也会落在酒店附近，酒店就会拼命地摇晃，就像是一只狗从海里爬出来，然后抖落身上的水一样。所以这种情况下根本睡不着觉，于是我把自己的傲慢放进口袋里，也走进了防空洞。第一天晚上，我睡在三张椅子上，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儿太局促，想了想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我让自己更舒服一些，于是我去赛福瑞芝百货商店买了一个床垫，我把床垫拿到防空洞里，把它放在一个很方便的地方。我在顶楼的房间里换上睡衣，拿了几个枕头和一床鸭绒被，然后走进了防空洞，我曾经在“盐场大门”号上的铁质甲板上睡过三个星期，现在的条件简直是奢侈，我睡得像孩子一样香甜。我不时会被海德公园传来的防空炮声惊醒，这虽然是噪音，但这让我对我们的安全充满了信心，所以很快就又睡着了。早上五六点钟的时候，外面发出了解除警报的声音，人们纷纷起床，这也就把我吵醒了。我走进隔壁的厨房，让厨师给我一杯咖啡，他会给我讲晚上所发生的新闻。跟他闲聊一阵后，我走到自己的房间再睡上一小觉，直到吃早餐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