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伦敦的社会生活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我曾去过一个宴会，这次的经历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因为它确实与众不同，宴会是在威斯敏斯特的一间很古老的小房子里举办的。过去几年里，这个地区的一些老房子变得非常时髦，这一部分是因为这些老房子有镶嵌式的墙壁和漂亮的烟囱，这使得这些房子个性十足；而另一部分的原因是这里很安静，也接近议会大厦。宴会上一共有十个人，用餐完毕后，我们上楼来到客厅，发现女主人真是很用心，由于当时的情况，很多乐手都非常穷困，为了给他们提供一点儿必要的钱，有些好心人，就会时不时地雇用他们。当时的客厅里有三位乐手，分别演奏钢琴、大提琴和小提琴。我们舒舒服服地坐在扶手椅里，他们便开始演奏海顿（Haydn）的一首奏鸣曲。刚演奏了一小会儿，窗外的警报声就划破了夜空，几分钟后防空炮开火了，听起来离我们很近，可以推测，德国飞机离我们不远。但是这几个乐手在继续演奏，没有人真正注意窗外地狱般的嘈杂声，一曲终了，我们全都热烈鼓掌，就好像除了美妙的音乐外其他一切都没有发生。炮火仍在继续，他们又开始演奏另一首曲子。那个夜晚我们玩儿得很高兴。由于警报还没有解除，我们不能无限期地待在这里，所以我们开始各自回家。
到了晚上，在一些偏远地区很难叫到出租车，而在街上走也有些不方便，倒不是怕炸弹从天上掉下来，而是因为街上落满了防空炮的炮弹碎片，很多人都顶着钢盔在街上走来走去，有一个人曾经跟我在多切斯特酒店一起用餐，回家的时候经过皮卡迪里（Piccadilly），看到离自己五十码（约45米）的地方落下一颗炸弹，他赶紧扑倒在地，事后他跟我说：
“幸亏当天没有下雨，要不我的衣服就全毁了。”
很多人参加完宴会后都会留下来过夜，所以多切斯特的休息厅里挤满了人，他们一直睡到早晨警报解除，这些人中有的确实是为了用餐，有的就是到这里来寻找避难处，因为他们住的地方周围无处可藏，有的来这里是因为这里比旅馆的条件要好一些。也有些人根本不向当时的情况屈服，很少有人在晚上穿礼服，但是我认识一位老夫妇，她家的老爷子非常绅士，曾经在国家机关供职，而且很有声望，这对老夫妇每天都穿得一丝不苟，让人根本感觉不到这是在战争时期，他们经常和朋友们来多切斯特用餐。到了晚上十点，不管空袭的炮声多么密集，他们都会叫一辆出租车，然后悄然回家。有一次，我们一起参加宴会，那位女士责怪我穿衣服不够正式。
“我就是不明白，仅仅因为有空袭，男人就可以穿得不像绅士吗？”她说。
有一次，我的一位老朋友和我一起用餐，她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女士，我们谈到很晚，然后她对我说：
“你看起来很累了，我也该回家了。”
那天的空袭特别强烈，我告诉她不该去冒险。
“别说废话，给我叫辆出租车，什么空袭不空袭的，我才不怕呢。”
我只好按照她说的去做。第二天早晨我一醒来，就收到了她的来信。信是用铅笔写的，信里说，出租车司机把她送回家后，她考虑了半天，觉得在这样的夜晚让司机在街上乱转实在不合适，于是便把他留在了家里，和他聊了一个晚上。谈话中发现，这位司机不仅性格开朗，而且还特有幽默感，正是这位司机把她的信交给我，当然这时空袭警报已经解除了。
一开始，穷人中有很多怨言，因为飞机经常轰炸的就是他们的住处，他们会愤愤不平地问：
“为什么希特勒不轰炸西区？”
确实，在当时，穷人是空袭最大的受害者。有钱人住的房子非常坚固，只要躲进地下室里就可以高枕无忧。一旦炸弹落下来，他们逃跑的几率很高，顶多受点儿皮肉伤。如果炸弹落的位置离房子很近，那也只会把窗子震碎，其他的也没太多影响。而工人阶层住的那一排排的小房子就像是薄脆饼干一样，根本起不到保护作用。在路中央落一颗炸弹，整条街的房子就都完蛋了，所以成千上万的人很快无家可归。他们在银行里没有存款，所以也住不起旅馆，买不起生活必需品，他们在农村里也没有朋友，真是无处可去。他们承受着威胁和各种生活上的不便。但他们很有勇气，也极富幽默感，我就认识一位住在伯茫西（Bermondsey）的女士。她住在郡议会的一所大房子里。这个地方本来是贫民窟，后来被拆掉了，于是盖起了这所房子，这位女士寡居多年，有两个孩子，小儿子去了农村，大儿子已经报名参军，所以整个房子里就她自己，显得空空****。伦敦遭受空袭后她也不愿意离开，因为在她看来，这是等了很多年才能住上的好房子，不幸的是，房子被炸掉了。面对这样的不幸遭遇，她只不过说了下面的话：
“哎呀，这房子太大，我根本付不起房租，我本来就想着搬到一个小地方去住，可是要搬的话，还得把家具都搬走。现在好了，德国鬼子把它炸毁了，我也算无房一身轻了。”
有一天早晨，一位刚刚从工作地点回家的男士正在吃早餐，他一边吃一边对妻子说：
“宝贝儿，能不能把窗子关一下，早晨的空气还真有点儿凉。”
他妻子咯咯地笑起来。
“亲爱的，哪还有什么窗子，我忘记告诉你了，窗户昨天就被炸飞了。”
那个人笑得前仰后合，震耳欲聋。
很快，西区也开始受到轰炸，邦德大街（Bond Street）两旁的人行道以及邻近的街道上满是散落的碎玻璃。我有位朋友住在奥伯尼（Albany）的一座古老而又浪漫的房子里，诗人拜伦（Byron）就曾经在这里住过。有一天，从天上飞下来的炸弹把他直接从**掀了起来，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三十年前，追求时尚的年轻人都来伯灵顿拱廊（the Burlington Arcade）买衬衫和领带，现在这个地方也已经成了一片废墟。走在十八世纪梅菲尔住宅区（Mayfair）的古老街道上，看着在原来漂亮的老房子中间裂开了一道宽宽的缝隙，真是让人唏嘘不已。而且，还时常可以看到在破碎的地板上挂着一个烟斗，或者在一个小钉子上孤零零的挂着一件外套。虽然轰炸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人们却都能够以超然的平静来对待这些。一天早晨，一位女士来到多切斯特酒店，她在爆炸中被直接炸出了自己的房子。她的所有家具全都报废了，衣服也都没有了，当然，除了身上穿的这一套。不过，她的精神状态很好，对曾经的危险经历不以为然。她坐下来准备吃早餐，要求在咖啡里加点儿奶油，但旁边的人告诉她，奶油已经吃光了，她立刻大发雷霆。没办法，奶油是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从我那该死的房子里被炸了出来，什么都没有了，现在你们竟然告诉我已经没有奶油了！没有奶油，这个国家就该进地狱！”她大喊大叫起来。
人们尽量像往常一样工作和生活。有些人的房子在晚上遭到了轰炸，他们被炸出了房间，可到了早上，他们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去工作。有一天，我去英国银行，正赶上它刚刚被敌机轰炸。基本上所有的窗户全都震碎了，有些办公室乱得出奇，可银行照旧营业。有些人的办公室被完全毁掉了，他们只好搬去其他地方办公，而找这些新办公地点稍微带来了一些不便。我有个朋友住在梅达谷（Maida Vale）（位于伦敦西部的一处富人居住区），每天早上十点都会有一位杂货商准时来给他送货。这家小杂货店里有一对夫妻，他们的儿子和儿媳，以及一位还没有出嫁的女儿。他们都住在杂货店的楼上。他们的女儿很聪明，有一天，她把一家人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
“我们不该都住在一起。要是哪天遇上炸弹袭击，我们都得死掉，那样的话买卖就没人打理了，这会让很多老主顾失望的。我们应该分开住。”
这个想法听起来很不错，于是儿子儿媳搬到了邻近的街上住，女儿也搬走了，就剩下老两口继续住在杂货店上面。没过几天，商店果然遭到了轰炸，老两口被从废墟里扒了出来，幸好伤得不重，并很快被送进了医院。他们的一对儿女聚在一起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能让老主顾们失望，于是他们来到两三条街外的另一家杂货店里，问店主能不能让他们借用一下这家店来继续做生意。这位店主很爽快就答应了。于是，就在当天的早上十点，准时准点，年轻人出现在我朋友的门前，就好像压根儿没有飞机轰炸这回事儿一样。
很多人都离开了伦敦，可也有一些人就是不愿离开。其实，他们也不是在这里有多少产业，他们就是喜欢待在人多的地方，或者说，他们觉得冒着飞机轰炸的危险待在伦敦是一件挺刺激的事。空袭确实可怕，但与一战时的情况相比，似乎也不算什么。而且，人们心头蓄积的更多的是愤怒。我听说，在东区有一个人，在空袭最猛烈的时候走在街上，突然踩到了一具尸体，他便怒不可遏地大喊大叫，朝头上的飞机挥舞着拳头。人们的心理变化很微妙，有时我们都很难猜透。大家都有点儿认命，我发现，有这样一种很普遍的心理，如果炸弹注定要落在你身上，那你就别想跑，跑也跑不掉。但也有人存在侥幸心理，认为炸弹一定会落在别人身上，而他自己一定会安然无恙。不管男女，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我就认识这样一位男士，他身材高大，平时说话也底气十足，可这种气势被空袭完全给压住了。他晚上睡不着觉，白天也没办法正常工作，空袭一来，他就吓得四肢瘫痪，在防空洞里一躲就是几个小时，别的什么也不干，只是窝在那儿看侦探小说。不久，他就搬离了伦敦。一战的时候，他在法国，当时炸弹落在了他所在的建筑物上，绷扎所里除他之外所有人都被炸死了。我还了解到，有些女士已经被空袭吓得魂飞魄散，但她们却死也不肯离开伦敦，因为他们的丈夫或者儿子还待在这里。她们对亲人的爱远远超过了对空袭的怕。不过，总体来说，神经紧张的人还只是少数，绝大多数人都变得越来越有活力，他们都有点儿享受动**所带来的刺激感，彼此还经常开开玩笑。我离开英国后，有一位老妇人写信对我说：“不知道是空袭不像以前那么猛烈了，还是我已经习惯了，反正现在我睡得很踏实。实话实说，比起空袭来，我的那些女婿们更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