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来到了伍尔韦奇（Woolwich）。我们开着车在路上走着，这时响起了警报声，但和往常一样，没有人特别注意。车子照样往前开，行人继续朝前走，不时能看到躲在门廊中的三三两两的人抬头看天，希望能看到飞机，这也基本上是空袭所造成的最大影响了。我们最终到达了一个大的军火库，这时空袭警报解除，正是吃午饭的时间。我来这儿不是要参观这里的建筑，我来是要参加一个音乐会，音乐会将要在一个小餐馆中进行，而与此同时，工人们也会在这里吃午饭。
表演者已经在等着了，有两个女孩儿，都穿着廉价而且色彩艳丽的舞台服装，这里还有一位喜剧演员，一位钢琴手，还有一个人，既会拉小提琴，也会弹吉他。这种音乐会经常在夏日的英国海边举办，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就露天表演，温度转凉以后，他们就会搭一个帐篷。要是某年的夏天天气很糟糕，这对他们会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因为无法表演，他们的生计就会很成问题。也许你会想，他们在冬天干什么呢？到了那个时候，就连偏远地区的歌舞杂耍场子也不会请他们去表演，也许这些女孩儿在圣诞节前后能够表演一些童话剧，客观地来说，他们的演出确实很一般。两个女孩儿中有一个年龄不超过三十，长得还算漂亮，而另一位完全是中年妇女，浓妆艳抹也遮不住一脸的褶子，头上横七竖八地插着一些羽毛，头发也是漂白过的。那个喜剧演员年过五十，他告诉我说，他的儿子在敦刻尔克（Dunkirk）撤退中受了伤。这样一个小型表演队的身上散发着一种悲剧气息，但是他们自己不觉得，他们工作起来兴致很高，而且也非常投入。这样一份工作让他们感觉很自豪。
工人们涌了进来，他们在长长的桌子两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每个人手里都端着一盘子吃的，这些都是分发处分给他们的，他们一边吃一边准备看表演。他们中大部分都是女士，有些人随身带着毛活儿，很快男人们也涌了进来，他们为了欣赏演出匆匆吃完了午饭，然后成群结队地涌进了屋子的两侧和后面。他们吃的饭菜很不错，我敢这么说是因为后来我自己也吃了，饭菜的种类很多，而且价格也不贵，我吃了牛排布丁、蜜糖派，还喝了一杯咖啡。演出一共持续了二十分钟，开场照旧是一个合唱，随后那个喜剧演员带上了一顶圆顶高帽，以表明自己的身份，然后开始表演，两位女士中比较年轻的那位拉了一段六角形手风琴，年龄稍大的那位浓妆艳抹的开始唱歌，她的声音很小，而且还感冒了，但唱起歌来精力还很充沛，观众们逐渐进入了状态，开始跟着她唱起来，很快这里就不再是那种排练好的正规音乐会，变成了全民大合唱，而这正是观众们所喜欢的形式。接下来的时间里，人们都开始唱那些很熟悉的歌曲的**部分，音乐会就此结束。演员们急急忙忙去另一个餐厅赶场，他们在二十四小时内要表演四场，两场在白天，两场在晚上。每个餐厅每周都会有这样一次音乐会，但即使这样，观众们还是不满足，所以，人们会争取给他们更多的表演机会。
我不知道是谁想到的这个主意——就是举办这样的小型音乐会，给工厂的工人带来一些娱乐。但是我知道，当劳工部长厄尔内司特·贝文（Ernest Bevin）得知这个想法后，他马上看到了其中的价值，并立刻付诸实施。正是因为听了他的建议，我才想到亲自来到餐馆看看这种表演有多受欢迎。贝文的工作很出色，他看起来不像英国人，块儿头很大，胖脸，脸上肉很多，而且中间部分有一点往里凹，皮肤黝黑，深棕色的眼睛闪闪发亮。第一眼看到他，你会误把他当成意大利人，他的声音响亮悦耳，一说话就充满**，他对自我很看重，你跟他谈话总会反复听到第一人称单数。就我来说，如果有人在我面前表现得自高自大，我也不会感觉受到了伤害，我发现，很少有政治家会表现得非常谦逊，而我也不认为谦逊在他们身上是一种美德。一个人如果到了某个位置上，而这个位置又要求他承担很大的责任，那么他只有相信自己的判断力才能做出有效的决断。他必须相信自己做出的每一个决策都是正确的，自己的判断力远超常人，所以，尽管贝文确有自高自大之嫌，但我却不认为那是一种缺陷。
他的职业生涯可以称得上辉煌。贝文出生在布里司托尔（Bristol），父母都是普通工人，11岁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了，干过很多不同的工作，其中就包括码头工人。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他是运输与普通工人联合会的秘书长，也是工会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对于这两个职位所给予的巨大权力，他感到非常满意，因此一直拒绝进入议会。他对劳工阶层的影响力很大，直到温斯顿·丘吉尔突发奇想任命他为劳工部长，他才答应进入下议院当了议员。尽管他的很多同僚都讨厌他特立独行的办事风格，但是他真诚的爱国热情、雄辩的口才和旺盛的精力都给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努力劝说各级工会接受一些能够使劳动力得到更合理配置的改革措施，这些改革进行得很顺利，换了第二个人就不会这样一帆风顺了。这些改革措施意义重大，因为这意味着工人自愿放弃了某些权利，而这些权利都是他们经过长期斗争才获得的，因此格外珍视，但是请不要以为贝文只是想着充分利用劳动力来生产战备物资，社会服务行业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也增加了。现在我们需要关注一下关于劳工部的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它创立于1917年，当初只是贸易委员会的一个分支机构，它的各种活动尽管影响很大，但实施范围却很窄，战争爆发后，它需要处理的事物瞬间增多，于是工作人员也增加了很多。这里的公务人员都业务熟练，精明强干，但其实他们大多都并非专业人士，虽然这么说，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这些人拥有一些特殊的资质。
英国的公务人员都是一群聪明人，严格认真，诚实友善，责任心强。但不幸的是，他们却沦为了官僚体制的奴隶，要是说他们对于建设性的努力有一种出自本性的敌意，这话也不为过。他们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能力，就是阻挠一件事的完成。他们羞于承担责任，而且他们发现，能够不犯错误的最稳健的做法就是什么都不干。那些不得不与他们打交道的人很快就会郁闷地发现，这些办事人员不会把自己看作是为公众服务的，而是把自己看成是办公室里某台机器的主人。他们办事的方式让人感觉他们有着绝对的权利，而且他们在行使这些权利时，会表现得十分礼貌恭敬，而且还带有一种残酷的坚定意志。下面我想举一个关于官僚作风的小例子。这听起来有点儿不可思议，但我反复向一位诚实可信的人去求证，最终证实了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作战办公室的一名将军要去办理一件公事，急需一辆汽车，他需要写五份申请书，而且申请书上必须有一位和他军衔一样的官员签字，然后这些申请书被送到了一名办公人员手上，如果这名办公人员认为有必要，他就可以拒绝这一申请。
劳工部长充分利用了公务人员的这一特权，所以他们部门所雇佣的人员多年来一直在关注工业问题，因此比起其他部门来，这里的办事人员对实际的了解还算比较深入，他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真诚地与部门里的各位领导紧密合作，结果就是，这个部门的办事方式很灵活，而且敢于尝试一些有创意的好点子，另外也鼓励了人们的进取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