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就离开了学校。父亲去世后，我被送到了一所预备学校，它位于坎特伯雷（Canterbury），距离惠茨塔布（Whitstable）只有六英里。当时我的叔叔就在惠茨塔布当牧师，他是我的法定监护人。这所学校附属于国王学校，历史悠久，我一满十三岁就会很自然地来这上学。但是，在这所学校的那些岁月让我很不开心，我低年级的老师经常恐吓学生，从低年级毕业后，我倒是感觉很心满意足。有一个学期，我重病缠身，不得不在法国南部呆了一阵子。那时我极度沮丧，我的母亲和她唯一的一个姐妹都死于肺结核，当医生发现我的肺也有类似问题时，我的叔叔和婶子都特别担心，于是我被安置在耶尔（Hyeres）的一位家庭教师那里进行调养。
当我病愈返回坎特伯雷之后，依然没有迎来好日子。我原来在学校里的朋友都已经交上了新朋友，这让我感觉很孤单。我升到了一个高年级，由于落下了三个月的功课，我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的班主任不但没有任何同情之意，反而还不断地指责我。我对叔叔说，由于我肺部的状况，与其待在这所学校，反而不如去里韦艾拉度过接下来那个冬天，这会对我更有价值。我想在冬天过后去德国学习德语，我还可以继续学习一些其他课程，为上剑桥做好准备。我叔叔的意志并不坚定，我这么一说，他大致也就同意了。他并不太喜欢我，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他，我也觉得自己不是那种特别讨人喜欢的小男孩。因为我上学花的都是父母给我留下来的钱，所以我叔叔对我的选择也不想多加干涉。我婶子却特别喜欢我的想法。她本身就是德国人，虽然没有多少钱，但却出身高贵。她的家族有一枚很像盾牌一样的徽章，徽章的下面有几个扶着盾牌的小人，徽章上还有很多四分纹的图案。一提起这枚徽章她就非常自豪，这就是为什么她身为一个穷牧师的妻子，却不愿与拥有私人别墅的银行家的妻子交往，理由很简单：她自诩身为贵族，而那些人再有钱也只不过是经商的。就是她为我找到了一个位于海德堡的寄宿家庭，而这是她从慕尼黑的亲戚那里听说的。
我从德国学成归国时正好十八岁，当时我对自己的未来已经有了一个很明确的想法。当时的我情绪饱满，冲劲十足，我人生第一次知道了自由是什么滋味。我已经不想去剑桥上学了，因为那意味着再一次受到约束。我感觉自己已经长大成人，急切地想开始自己新的生活，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我叔叔一直想让我成为一名教职人员，尽管他也知道，像我口吃这么严重，这个职业根本就不适合我。我告诉他我不想去，他像往常一样显得漠不关心地答应了。我现在还记得，我们当时对于我应该从事什么职业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十分可笑。有人建议说我应该去当公务员，我叔叔马上写了一封信给他在牛津时的一位老朋友，询问他的意见，这位老朋友在内务部任职，据说还是一位当权派。结果对方回信说，由于种种原因，那里暂时不需要招募新人，于是这个提议就此搁置。最终他们决定，我应该去当医生。
我对医疗行业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但好的一点是，我可以借机住在伦敦以便增加生活阅历，这是我一直所期望的。1892年秋天，我进入了圣托马斯医院。前两年的课程特别无聊，我在学习上不怎么用心，只要考试能通过就行。在学校和老师们看来，我的表现无法让他们满意，但是我却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自由。我有了自己的公寓，有了不被他人打扰的私人空间。我会把自己的房间装饰得既温馨又舒适，我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写作上，我对于读书的态度真可以称得上如饥似渴。每本书读完还不算，我还会在笔记本上写满自己的想法，这些都可以作为创作小说和剧本的素材。在笔记本上，我会写出大段大段的对话以及自己的所思所想，现在看起来，很多东西都十分幼稚可笑，就像自己小时候的照片上的表情一样，但不管怎样，这些都是我从阅读和实际生活中慢慢得出来的，因此显得十分珍贵。
我不太愿意介入医院里的日常生活，也没有在那里交到几个朋友，因为我的精力根本就不在那儿。两年后，我成为医院的一名书记员，然后又在门诊部负责为病人包扎，这时我才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兴趣。随后，按照学校课程的要求，我开始进入病房工作，到了这个阶段，我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吧，有一次我需要对一具尸体进行解剖实验，那具尸体已经有一些腐烂得不成样子了，我却把它带进了自己的住处。可能是因为细菌感染，我竟得了扁桃腺炎。一般的学生可能会借此机会好好休息一阵子，可我却盼着自己快点儿好起来，然后就能尽快地回病房工作，不然我就会担心自己错失了很多观察别人的机会。
为了拿到行医的资格证书，我必须负责为很多妇女接生，有时候不是这些妇女来到医院，而是我们要去产妇家里。我常去的地方就是兰贝斯（Lambeth）的贫民区。那个地方出名的脏乱差，有时候连警察都不敢轻易涉足，但是我那个黑色的医疗背包却总是可以保护我。我觉得这个工作特别有吸引力，在有一段时间里，我经常没日没夜的工作，处理各种分娩过程中的紧急情况，这经常让我筋疲力尽，但却一点儿都没有影响我的工作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