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知识分子，我不可避免地具有这群人所特有的那种傲慢，但我感觉自己的这份傲慢比起别人来说还是要好很多，那不是因为我自己的道德有多么高尚，也不是因为我比别人更富有智慧，而是因为比起大多数作家来，我有更多的旅行经历。毫无疑问，我是英国人，自然与英国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但是我在英国的时候却从来没有待在家里的感觉，而且，面对英国人，我总显得过于羞涩。作为大英帝国的子民，我要尽很多义务，但我却努力逃避；同样，我也要对它负责任，但我也不想去负担这样的责任。所以，待在英国总让我感觉浑身不自在，因此我大部分时间住在法国，有了英吉利海峡挡在中间，我心里觉得安慰许多。有些人很幸运，他们靠发挥想象力就可以感受到自由的气息，而我的精神力量没有人家那么强，所以只能在旅行中感受这份自由。
在海德堡留学期间，我抓住机会去德国的很多地方旅行（顺便提一句，在慕尼黑的时候，我偶然遇到了易卜生，他当时正在一家咖啡馆里皱着眉头读报纸）。我还去过瑞士，但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旅行是去意大利，去之前我着实做了不少功课，读了不少沃特尔·佩特尔（Walter Pater）、拉斯金（Ruskin）和约翰·阿丁顿·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的书。我当时有六周的复活节（Easter）假期可以自由支配，手里还有二十英镑。我先去参观了热那亚（Genoa）和比萨（Pisa）。在这两个城市里，我每天都走很长时间的路，而且路仿佛没有尽头，一抓住机会我就会在松林里坐下来，雪莱曾来过这片松林，他在这里阅读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并写下了那首与吉他有关的诗歌。[1]随后，我在佛罗伦萨住了整整一个月，房东是一位寡居的女士，我和他女儿一起读《炼狱》（the Purgatorio），然后手里拿着拉斯金的书，一边参观一边对照着去阅读。谁能想到一个旅行者也会如此用功地读书？在参观过程中，我的审美完全被拉斯金所掌控，他所称颂的我一定会去欣赏（甚至包括乔托那座可怕的塔楼），他所憎恨的我连看都不去看。我想，拉斯金如果泉下有知，看到如此忠诚的追随者一定会备感欣慰。此后我还去参观了威尼斯（Venice）、维罗纳（Verona）和米兰。回到英国后，我对自己的审美水平已经非常满意，而且很瞧不起那些与我的（其实也就是拉斯金的）审美不一致的人。当年我只有二十岁。
一年后，我又去了一趟意大利，这次走得更远，一直到了那不勒斯。偶然之中我发现了卡普里（Capri）这个不为人知的旅游胜地，这是我当时所见过的最有魅力的旅游地。第二年的时候，我的整个暑假都是在这里度过的。那时的卡普里还基本上不为人知，从海滩到小镇上也还没有缆车，夏天里很少有人来这里参观。当时我住酒店的费用是每天4先令，其中包括酒的费用，而且从卧室的窗户可以看到维苏威火山的壮美景色。当时在这里有一位诗人、一位比利时的作曲家、我那位名叫布朗的朋友、一两位画家和一位雕塑家——哈佛·托马斯（Harvard Thomas），还有一位美国上校，他曾经作为南方将领参加过美国内战。我万分激动地听他们高谈阔论，有时在位于安纳卡普里（Anacapri）的上校家中，有时在莫尔加诺（Morgano）——一个距离皮亚扎（the Piazza）不远的小酒馆。他们谈论的话题主要是艺术、美学、文学以及罗马的历史。有一次，我见到两个人聊着聊着就开始厮打起来，因为他们对埃雷迪亚（Heredia）的十四行诗有不同的评价。即使这样，我依然觉得他们的这些举动都挺酷的，为了艺术而创造的艺术就是这世界上唯一值得关注的东西，只有艺术家能够给这荒唐的世界带来些许的意义，其他的一切，比如政治、商业和学术研究，从绝对真理的观点来看，这些东西能有什么价值？我的这些朋友（现在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会在很多方面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某个人写的十四行诗或者一块希腊的浅浮雕（“什么？希腊浅浮雕？绝对不可能！告诉你吧，这是一块罗马时期的复制品，绝对没错儿！”）。但有一点他们的看法完全一致，那就是他们都在燃烧自己的**，同时放出炽热的像宝石一样的火焰。
我当时就像一个大姑娘那样害羞，不敢告诉他们我已经完成了一部小说，而且第二部也已经完成了一半。这种性格上的弱点却使我遭受了巨大的羞辱，因为尽管我的**也在燃烧，也同样放出了火焰，但却被他们看成是一个文艺方面的门外汉。在他们看来，我什么都不关心，只会解剖尸体。错！不光会解剖尸体，还会灌肠呢，要是让我抓住机会给你来个灌肠，保证让你痛不欲生。
[1] 这首诗的名字为With a Guitar，To Ja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