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客寻芳“玉带桥”，当年基址已全销。
空余石块萧条甚，留得新诗望古遥。
――成都竹枝词
多少次我在以崭新面貌示人的宽巷子里流连，最终驻脚在X号门前，思绪翻腾。在这里，许多时光哗哗地过去了，就像是一只无形的手在翻动书页。时间或许在某个时期有一个短暂的凝滞、困难的停顿，但总会往前哗哗流去；往前赶。没有人能够阻止时间，再粗暴再强权的人也无法阻止时间。花开花落，岁月流逝，新陈代谢。新的必然代替旧的。好的必然战胜坏的。真善美必然战胜假丑恶。这是规律这是必然。
我想起一个诗人说过的话：当我十八岁的时候看六十岁/那是在看一个遥远的港湾/当我六十岁的时候/回过头来看十八岁/又是一个遥远的港湾。
说得多么好，多么形象啊！
我走在长长的宽巷子，犹如走在一条条长长的时光隧道里。然而，我了解的、表述的还只是一个小院里几十年间断断续续发生过的故事，只鳞片爪。宽巷子里有这么多住家这么多人，有浩如烟海的故事。这些，我不知道。那么，由此上溯百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更不知道。但是，宽巷子知道、少城知道、成都知道。宽巷子好像一个浩瀚的大海，当初，我驾驶着一只人生小艇偶然闯进了这片大海。大海的浩大、广博、变幻的风景还有它的波诡云谲，我都没有来得及看到，只是在近处转了转，浅尝辄止。但尽管如此，我掬起了一滴两滴海水，听到了大海起伏的涛声。
宽巷子X号原先是我七孃一家的私人公馆，后收归国有，成了一家大杂院，再到今天，变化不能说不大。宽巷子里，所有公馆的命运也尽都如此。这中间，我们看到的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看到的是，辛亥革命的炮声，让像征特权的少城的城墙灰飞烟灭；看到的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之中的每一次变化，都有其内在的深刻含蕴。
离开宽巷子，我曾和我的父母、兄弟，去新津牧马山宝峰寺寻找与我们毫无血缘关系，却给了我们许多的恩人。我们去了。可是，眼前的宝峰寺只有一个名，哪里还有峰、哪里还有寺？宝峰寺已被削为一片平地。最初引起我少年心动，满眼的新奇，那连绵的山岚、翠绿的松林，松林间跳跃的小松鼠，穿插有致的沟壑间没有了、都没有了。宝峰寺已成了一个小小的街市。向当地人问起二孃詹素文、二姑爹刘绍文、三姐刘惠明，当然都问到了。但二孃二姑爹已去世多年。如果他们健在，也不过就是我高龄的父母这样年纪。
二孃一家早就富起来，在当地小有名气。三姐带着她众多的儿女出来接待我们。他们一家住一栋那种司空见惯的一楼一底小洋楼，家中电视、电话应有尽有，还有适宜跑运输的大汽车、家用小汽车和适宜乡间奔跑的摩托车，还办有几家工厂……在三姐家楼上宽敞华贵得近乎奢华，布置得亦雅亦俗的客厅里坐定，摆起龙门阵。硕大华贵的茶几上，摆的茶点都是名牌。茶是新津徐公那名扬四海的碧潭飘雪，点心也大都是产自全国的名点。不知为什么，这样的环境反而让我感到陌生，我怀念的是我小时在她们家农家小院的情景。夏夜，繁星满天，二姑爹在他的牛圈里经佑老先人似的经佑他的那条水牯牛。母亲和二孃坐在一边，手中的大蒲扇轻摇慢摆，她们在小声摆龙门阵。二姐和三姐两个少女，坐在另一边，凉风悠悠中不时传来她们一声两声笑声。我躺在小院中的凉席上，凉席是二姑爹砍自家的青竹，削成篾丝编成的。凉席边有二孃给我准备的点心，那是她用他们自家生产的胡豆、豌豆、红苕片炒的，又香又脆，远远比现在有些所谓的名点心好吃万倍。晚风习习，四周蛙鸣蟋蟀唱，我用一双手习惯地垫着头，在想将来是个什么样子？
现在，我们坐在三姐刘惠明家的客厅里，这就是将来。
二姐是绕不过的话题。说到二姐，我们都伤心。
二姐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雨城雅安工作，自始至终都在那里。她能干，吃苦耐劳，为她的家她的儿女操碎了心。二姐在为她的家为他的一双儿子尽可能积攒财富之时，殊不知长期的积劳成疾酿成的顽疾已经在悄悄向她生命的要害处发起偷袭。在成都，有次她陪父亲去看病，有经验的医生大惊，对她说，你老父亲的病没有关系，倒是你的问题大，得赶快做手术，搞心脏搭桥……弟弟知道二姐历来省俭，将所需的手术费全都送她，然而她还是舍不得。最后，突然倒下之时，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才设法联系到川医住院，尽快做手术。
“宇清，你的衣服我都给你折好了，在衣柜里……”好像预感到此去就是生命的终结，二姐临走之前，在给她的大儿子说了这些婆婆妈妈却是饱带温情，饱含母爱的话后，特别嘱咐大儿子，你弟弟老实，以后你要多担待他些……
在她做手术的前夕，我专门抽出时间去医院看她。完全看不出她的生命即将终止，她红头花色，神智清醒。听说我来看她时，过街，街边一辆汽车突然开门，差点将我刮倒在地。
“刮到哪里没有？”二姐表现得很是心疼，不管不顾地弯下腰要看我的腿碰到哪里没有，完全忘了她手上的血管里还扎着针，输着液，差点把输液架带倒结果，我前脚走，她的病发作，血管堵塞，医生抢救无效去世，年仅一个花甲。让人感叹生命的无常脆弱。
三姐还是二姐千方百计找到的。可是三姐刚刚找到，二姐去了，令人伤感。
二姐爱到雅安雨河市场买菜。四川人都爱吃辣椒，二姐也是，不过她买辣椒只买产自新津县牧马山宝峰寺一带出的二金条辣椒。之所以如此，其实是她对那段生活的回忆和珍惜。
雅安叫雨城，名符其实。坐落在雅安河谷，四周青山怀抱、羌江穿城而去的雅安每天清晨，高高的周公山上最先飘起银色的雨丝，很快全城下起淅淅沥沥的细雨。真是好雨知时节。这细雨一般就下个一两个小时，雨止。这时如果从金鸡关上看下去，雅安城美极了，就像一个轻笼雾纱，刚刚浴罢，姿态袅娜的仙女。
在这样一个早晨，二姐在雨河菜市场，看到有卖牧马山宝峰寺二金条的，这就走过去买。她一边挑选二金条，一边问这几个卖辣椒的村姑认不认识刘惠明。就这样问到了三姐。二姐计划好了。她说，这次来她要为二孃守灵。
然而，斯人已去。为了尽可能排除这种忧伤，三姐看了看我们兄弟，显然，她已经分辨不清我们兄弟谁是谁。
“有个弟娃来我家时，才这么高。”三姐弯下腰，比了一下手，意思是弟娃到她家时才她膝盖那么高。
三姐告诉我们，她的母亲、我们的二孃，这么多年一直念叨我们，直到去世前，还嘱托三姐，一定要找到我们这家人。
我们说，我们来迟了。来迟的原因，如二孃所说，当初我们一家人淋在雨天里，是二孃二姑爹三姐你们一家人，拉了我们一把，把我们拉到阶沿上，不再淋雨。可是，当我们的生活刚刚走上正轨，又突然坠落下去。这次的坠落就不再只是在天坝里淋雨，而是坠入了十八层地狱。好容易穿过阴暗的地狱，走到朗朗的阳光下，就到了这个时日。为了向他们表示感谢，母亲将早就准备好的，装在一个厚厚皮包中的几万元钱，郑重地交给三姐。
三姐突然有些生气。她很直白地说，你们是不是听说我妈至死都嘱咐我要找到你们，是要你们报答我们？是要你们拿钱报恩！不是的、绝不是！我妈那样说，是份情意，是念想你们。你们来了，就对了。
三姐把话说到这里，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没有再坚持。三姐这才缓口气，说，这下找到了就好办了。宝峰寺空气好，请随时来耍。我们的住处也比成都宽敞得多。我们也请他们一家随时来成都玩，住也是有住的。三姐不来，她踏屑（瞧不起）成都。她说，成都我是不去的。成都是大城市，有那么多人那么多车，我到成都脑壳都是昏的，天南地北都分不清。你们忙，以后，逢年过节，我们之间通通电话相互问候就行了！我们一一答应。
三姐一家人，多么知趣自尊！多么替人着想！多么善良！多么大度！三姐的身上有二孃的影子，三姐的家人也是。这样的气节，这样的自尊自强，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上，哪有不发起来的！
告别三姐一家人，我们去新津寻找小水南门那条幽静的水巷；寻找水巷中胡大孃住过的石库门房；寻找古城墙……可是，这一切都没有了，**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一片高达二十多层的楼群。
我们打听到，罗嬷嬷、王嬷嬷、郭嬷嬷已经去世多年。他们的儿女有的在新津，有的云散全国各地，所幸都生活得不错。胡大孃的一儿一女，我们叫胡哥哥胡姐姐的。胡哥哥从部队转业回来在成都一家过去很有名的国防大厂当了个一般干部。胡姐姐在深圳。胡大孃一直在深圳跟着胡姐姐。胡大孃那年回来过年，在儿家住了一段时间。在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下，原先“皇帝女儿不愁嫁”的产品卖不出去，胡哥哥家的境况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胡哥哥家住的房子小，不方便，我们要胡大孃住到我们家来，她不肯。她要回深圳了，弟弟要给她买飞机票，她不肯。弟弟对她说，你那时对我们那么好，我现在给你买张飞机票表表心意，天经地义，微乎其微。然而，胡大孃就是不肯、犟。她说她有儿有女，要买也得他们买。她叫着弟弟的小名，小毛，如果你硬是要给我买，胡大孃就不走了，让飞机票作废。我们都知道她的脾气、个性，真是没有敢拂她老人家的意。最后她故土难离，到哪里都住不习惯，那么大年纪的她坚持一个人悄悄回到新津，租了间房子住，最后在新津去世，算是叶落归根，了了她最后的心愿。
我们去了龙马小学。龙马小学也变了。原先学校前后绿草茵茵的操场没有了，大树小树都没有了。成片的绿荫婆娑的竹林没有了。学校的前后沟渠没有了……多的是房屋。在这些原先悦人眼目的地方，代之而起的是房子，都是房子。是犬牙交错，显得有点杂乱无章的那种各有围墙的小洋楼群。它们你挤我我挤你，很霸道地，尽可能地切割占有空间。视觉上，让我感到差点出不过气来了。
我陪母亲走进这所她当了多年校长的完小。是一个星期天，偌大的学校里很空。除了一排排的教室，少见花草树木。遇到一个中年女教师，她同母亲聊了几句，她是附近王林盘人，居然知道母亲和我们一家人。
在这所比原先大了许多，几乎完全没有花草树木的完小里，我们只找到一株还认识的皂角树。原先它兀立在属于厨房范畴的一个小院里。现在，小院已经不在，但它还站在原地。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株皂角树没有多大变化，枝丫多刺孤独伶仃，显得落落寡合。
当年，我们一帮老师的子女在这个小学读书时，每当夏夜，皓月升空，我们总爱围在花坛前奢谈理想。凉风习习，空气清新，竹梢风动。硕大的花坛上，白天那些竞相开放，争奇斗艳的鸡冠花、七姊妹、月月红等等在水如银的月光下，全都睡了。大花坛之后，当校长的母亲领着老师们在大办公室里集体办公。每个人的办公桌上点的一盏煤油灯。灯光温暖、祥和。远远看去，在黑绒似的夜幕背景上，盏盏煤油灯像是夜幕中闪烁的多个红宝石。
天上一轮白玉盘似的明月，在钢蓝色夜幕上巡行。月亮突然很亮，我觉得前程一片光明；云翳遮月，四周变得黯淡起来，我又觉得前程跟着缥缈起来。少年的心，就是这样多变不定。
我曾经专门去寻找过那条让我印象深刻的小路。可是，哪里还有？那条幽远美丽的乡村小道早就拉直变宽，成了功能性很强的柏油公路。公路上穿梭着轰轰作响的大汽车和小汽车。小路两边原先纵横展开的水渠、烟村人家，绿得发黑的林盘也都没有了。那些一早一晚袅袅升起的炊烟，夕阳西下时向着胭脂色的天空翩跹飞翔的鸟也没有了。农家小院的篱笆和在篱笆上开得很梦幻的蓝的、白的牵牛花没有了。田园没有了，人口稠密了。到处都兀立着显示初步富裕起来的农家小洋楼。那条将我隐没在一片金色花海中的川西平原的乡间小路，只能到梦中去寻找了。
还有很多次，我在新津城内细细寻觅那些曾经深深留在我记忆深处的人和事。新津邮局原来临近郊区，现在成了闹市的市中心。
这里，原是县计量局。计量局对着那个既没有花也没有树，不叫公园的公园。
那是1963年仲夏的一个星期日，我在参加工作很早的初中同学夏金元那里闲聊。其实，我是想在这里打个精神牙祭，借以转移饥饿的煎熬。全国全民性的大饥荒尚未过去，市面上水打过似的，什么都凭票供应。县城里若干由县广播站统一管理的高音小喇叭，早中晚三次定时广播时政社论，中间穿插歌曲，有些歌曲相当好听，一直流传至今，比如《红湖水浪打浪》、《珊瑚颂》等。
突然，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当时就唱出名，一直唱到今天的《马儿啊，你慢些走》唱响了，唱得映山映水。歌声强烈吸引了我，让我神往。这时，对面门帘一掀，一个红衣少女飘然而出。出来的竟是我高一的同班同学夏琼英。原来，她父亲是夏金元供职的这个县计量局的局长。
十五六岁的她，穿一件质地很好的中长水红大衣，短辫子，皮肤白白的脸上戴副琇琅眼镜，亭亭玉立，如新月如春笋，特别文静。我不记得我同她说了几句什么，也不记得她是何时离去的。当马玉涛反复咏叹“我要把这美丽的景色看个够……”时，她从里间走出来，请我吃包子。说时，将一条雪白挑花工艺手绢包着的三个包子递给我，神态有些羞涩。
我猝不及防，下意识地接过时，她已离去。我捧着手中三个喷香滚烫的包子舍不得吃，就像中医生给人看病，要经过望、闻、问、切四个过程。我把夏琼英用挑花香手帕送我的三个包子捧在手里舍不得吃，而是细细看，慢慢闻。
夏金元说，这是用进口富强粉做的，包子也不是他们食堂供应的。我知道，尽管夏琼英是局长的独生女儿、“千金小姐”，但在那个特定年代，享受这样的美味也绝非易事，近乎奢侈。她是忍嘴待客！
以后，在同学生涯中，我对夏琼英心存感激，却总是找不到感激的表现形式。心想，来日方长。
我是1969年离开新津的。以后，中国的政治天空阴转晴。改革开放了。个人的命运也跟着好起来。可是，我一直忙。忙事业忙生活忙工作，忙得就像一只团团转的陀螺。将这一切忙得差不多的时候，一个雨声淅沥，落叶敲窗的深夜，梦中，那久远而铭刻在心的一幕复活了，清晰地展现眼前。我知道，不能再等了。
2004年初夏时分，我打听到夏琼英的消息：1969年，她在新津花桥镇附近农村插队落户当知青，后来进税务局工作。因身体不好，提前退休，家在离花桥镇不远的一个四合院里。我专程从成都去看望她。
多年不见，夏琼英也不见有太多变化。她热情的而又淡淡的，很得体，很少谈到自己。我专门提到，她是我到新津看望的第一个同学。意思是很清楚的。然而，她只是淡淡一笑。我想，以她冰雪般的聪明，断然不会不知我话中所指。她是一个细心人，那一幕，断然也不会忘记。然而她却都不提，仅淡淡一笑而已。这说明她品质的崇高和内心的淡定。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有次我路过新津，几个同学来看我。机会难得，我坚持请他们吃一顿饭。我说，县城离夏琼英住地不远，请哪个同学帮我通知她一下！
知情同学告诉我，夏琼英已经去世，去世几年了。她的家人将她埋葬在她生前最喜欢最热爱的老君山上。那一刻，我的心就像枪弹打中了似的，直往下沉。算起来，我去看她时，她已有病，而且病得深沉。她是我去后两年病逝的。她的去如同她的来，静悄悄的，甚至有些羞涩，深怕打扰人。
以后我多次独自一人去新津老君山寻找她的墓地。她的墓地具体在哪里，我不想知道也不着意打听。那里有两片墓地，一片隔波平如镜的南河与今非昔比的县城相望，阔气；一片飘渺幽静，离山远些深些，朴素，离一片桃林很近，我想她的墓地一定在这里。我在那里独坐、怀想。我觉得，我和夏琼英之间不过隔了一层薄薄的帷幕而已，虽然她看不到我，我看不到她，但能彼此感应。
出县城到了刘家碾，刘家碾既是粮站又打米。在这里，我久久徘徊，往事历历，如同昨日。
上个世纪60年代中叶的暑假。那天的太阳明亮而又温柔。我出龙马小学，沿着一条曲曲弯弯的乡间小道去十里以外的刘家碾粮站买米。全国人民都在饥饿线上挣扎，买什么都要票证，各种票证比钞票还要贵重。饥饿时期的暑假，虽然学校里仍然是花木蓊茂风景优美幽静，但这里再不是我们度假的乐园。饥饿像一把无处不在的钝锯啃噬着我们的身心。我刚上中学，还是一个少年。我很清楚揣在自己身上那张小小的面额为五斤粮票的珍贵。我知道我身负的重任。在省上一所名牌大学读书马上就要毕业的大姐，带着她的未婚夫，在一所军医大学就读的我的准大姐夫来看望母亲，看望我们。大姐夫是军人，供应虽然比我们好，但也有限，这五斤粮票就是他给的。
隆隆作响的刘家碾粮站到了，这座既打米又售商品粮的粮站，像是一座富有的宫殿。我走进了深宫中两边粮库一字排开的一座偏殿。那是一座雪白大米堆得山一般高的粮仓。在刚进仓处有一片空间。在这片空间里，光光的地板上放着一架磅秤，磅秤后面很俨然地坐着一个黑胖子。他一边喝茶，一边挥着手要我端起地板上的撮箕去撮米山下那片被无数脚踩过的有点脏的米，一副很霸道的样子。
开始，我被颐指气使的黑胖子镇住了，很不情愿地拿起撮箕，慢腾腾地去撮米。一掉头，黑胖子不见了。半是报复，半是出于饥饿年代的下意识，我在往撮箕里撮够了米后，顺势抓了一把米揣进了荷包里。我觉得这是黑胖子要我撮脏米应得的报偿。可是，我错了，就在我往荷包里揣米时，黑胖子在我看不到的地方从容注视着我的一切。他是有意为我腾出一点空间，让我从容“作案”，他再出来从容捉“贼”。
“把荷包里的米倒出来！”就在这时，黑胖子不右知从哪里钻了出来，吼了一声，声音不大，但在我听来却是石破天惊，肝胆俱裂。
这时，一阵打破粮仓恶劣气氛的优美声歌飘了进来：“山高高不过凤凰山，凤凰山站在白云端……”与此同时，只听地板上咚地一声，就像重锤敲在我的心上。我知道有人来了，不禁心惊肉跳掉头一看，进来的竟是我的同学、好友古伟的姐姐古鸣。她在县中上高中二年级，很漂亮，十七八岁，淡淡妆，天然样。头上扎两根小辫，眼睛又黑又亮。见到好友的姐组，我越发觉得无地自容，如果地下有个洞，我都要钻下去。可家伙却陡然来了精神，看着漂亮的古鸣两眼发直。看来，家伙是认识古鸣的，忙站起身来又让座又让茶，很是殷勤。
“这是怎么回事？”聪明的古鸣一眼就看出了来由，却装着什么也不知。问时，桃花似的面颊上浮起两个好看的酒窝。
这一问，正中他意，黑胖子犹如打出了水龙头，他不无得意地一一数落我是如何偷米，他又是如何巧妙捉“贼”。完了，他这样说：“嗯，只要是我值班，我最少要将这些顺手牵羊的‘贼’抓一个排。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
古鸣对黑胖子说，我是她弟弟的同班同学，从小学到中学都是三好学生。“郝部长”――她叫黑胖子是部长，“郝部长你是不是搞错了？”我这才想起，早听说县里有一个什么部长，嫌弃老家的糟糠之妻，到处乱搞男女关系，最近遭了！下放到刘家碾粮站卖米，看来就是这个家伙了。
黑胖子将又粗又短的牛脖子扭得拨浪鼓似的，鼓起一双铜铃眼色迷迷地看着古鸣，用一口浑浊的北方土音不以为然地说，“那他咋个偷米呢？！我看这个三好生有问题。”
“好大个事嘛？”古鸣说时，言语间饱带幽默讽刺，“郝部长，你是跳进了米箩筐，饱汉不知饿汉饥。一个小娃娃饿慌了，抓了一把脏米，好大个事嘛，咋就摆出一副凶样子？”古鸣说时，上前两步，顺势将黑胖子要我摆放在磅秤上的一把脏米用手扫到地上，这就消除了我的“罪证”。
显然，胖家伙为了讨好古鸣，这就做出一副天大的人情，说：“既是你讲情，又是你弟弟的同学，我今天就看你的面子，放了这小娃子一马。”说着一笑，笑起来比哭还难看。不过家伙有个条件，他要古鸣把那首开了个头的《凤凰山》唱完。《凤凰山》是一首起初流行于西北一带，后来在许多地方流行的一首歌曲。是西北一带的花儿，带有浓郁的乡土味。
古鸣能歌善舞。她也不扭捏，这就亮起清清亮亮的歌喉，唱起《凤凰山》，唱得映山映水的，家伙听得很沉醉。古鸣唱完了，这就当仁不让地走上前去，将家伙替她撮来米，过足了秤的一个小背兜背起，牵着我的手，一声毛弟，我们走！可能对古鸣还有什么想法的家伙这才回过神来。可是，古鸣已经牵着我的手走出了仓库，走了，走远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古鸣。在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古鸣的父亲，多年前在那月光惨白的夜晚请我嚼润喉片一幕。
我知道的是，改革开放后，因势而起的古伟成了当地一个很有名气的书法家。他发挥优势，不久在县城开了一家装修公司，生意很好，远近闻名，钱赚得不少。可是，生活刚好起来，他病了，再一查，已是肺癌晚期，送省上最好的医院治疗也终是不治，英年去世，让人扼腕叹息。
回到成都。多少次我站在旧貌换新颜，光面堂皇，先前的宽巷子X号，现在改了个油光水滑大名，两扇焕然一新的大门关得梆紧的处所前，觉得有点恍惚。这就是我们住过多年的家么？它变得我完全不认识了。那时，两扇虚掩的黑漆斑驳的大门内，随时都有人进出，很平民化，不像今天这样，堂奥洞深，不能越雷池一步。
记得我们弟兄离开这里时，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最后一个冬天。
父亲专门回来为我们送行。因为送了我们，他还要到指定的地方装车拉货，那天我们起得特别早。前院和后院的人都还在沉睡，夜幕笼罩中的整个大杂院显得特别的温馨安祥。为了尽可能不弄出声响，我们将脚步放得轻了又轻，鱼贯穿过那条“马六甲海峡”。
哐啷！一声，父亲去拉他那辆尽管不装货也很沉的架架车时，尽管动作很轻，还是响了一声。架架车的一个轮子骑在大表哥他们那间上房朝前院的阶沿上，而另一个轮子骑在阶沿下。好在没有把大表哥大表嫂惊醒。我轻轻抽开门闩，两扇承载了许多岁月的黑漆斑驳的沉重的大门咿呀一声，发出一种呻吟似的回声。
又是哐啷一声，父亲拉着体积庞大的架架车出了门。我返过头去恋恋不舍地看。大杂院里无声无息，人们仍在安睡，各过各的日子。隐约可见大表哥他们窗前那株高过屋顶，只开花不结果的大核桃树，在天幕下似在向我们挥动着惜别、祝福的手臂。我觉得，那是去到天国的七孃在为我们送行。
宽巷子冬天的黎明时分有种动人的安静。影影绰绰的灯光映照下，丝丝缕缕的乳白色冬雾在轻轻舒卷。公厕前面高杆上挑起的路灯；公厕后面，豆腐房还未开门，面街多个板壁中透出的点点金箔似的灯光中，豆腐房里传出的经久不断的低沉的磨豆腐声……这些，都在我心中引起经久不息的回声。
那个寒冷的冬天，我们离开宽巷子，没有想到能会回来。今天我回来了，站在这里，许多人却离我远去了。他们中，长辈居多，与我一辈的也不少，如我的二姐，如我的同学古伟，还有为救我献出生命、来自东海边的原英，有在饥饿年代忍嘴待客，含着少女羞涩笑容，极珍贵极珍惜送我三个包子的夏琼英……
我会永远记得他们。
宽巷子X号前后两个大杂院里生活过的若干人，我很想见见他们。据说他们整体上搬迁到三环路以外去了。
于是，我把见到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新的宽巷子开张面世的这些日子里。我想，他们中也一定有人会像我一样，来这里看望、回顾，俳徊、伫立、拍照留念。但是，毕竟分别的时间久了，即使他们中有人出现在这里，也不一定能认出来。因此，我特别留意在这里出现，表现不一般的人。那天，我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对这里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好像是我认识的住前院的某某人。于是，我心生一计，请他帮我拍一张照。我将手中的数码相机给他时，特意说明，这里，其实就是原先的宽巷子X号，这里曾经是我的家，当时，我家住后面那个小院……
哟，不简单呢！中年男人说一口道地的成都话。听他说这话，我心中一冷，他不是我要寻找的人。他与宽巷子X号素昩平生。我从他手上接过相机时，说了声谢谢。我用这声谢谢掩盖我的失落。
坚持多日后，我终始终没有在宽巷子X号门前寻找到老邻居。我失望了。我不能再等，我得去做我的事了。
在我看来，关闭了这段记忆也好。我记忆中的老邻居们，不管是健在的还是与我们阴阳两隔的，我总感觉得到那种特有的宽巷子气息。我与他们之间，不过隔了薄薄一层时空帷幕、距离帷幕而已。他们与我，我与他们在随时相互凝视和诉说。
关于宽巷子X号的故事，我讲完了。然而，有关的思绪和感情却是永远关不上的。诗人普希金有句话说得好：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会过去。然而，过去的一切，全都成了美好的记忆。
过去的是瞬间，是细节，是散落的金屑；而积腋成裘，聚沙成塔。
细节决定一切。
记住瞬间、用好瞬间、珍惜瞬间！
我们这一代人，大都出生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新中国诞生前后。也就是所说的：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可是，当我们就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刚刚伸枝展叶，身体和精神两方面都急需营养补充、滋润时，却受到重创。我们这一代人，就身体素质而言，大都不好、体质不好，这都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我的身边，与我一起走来的好些人，不乏才情或是可造之才。可他们中好些都是壮志未酬，竟何先凋，让人伤感。我们是不幸的一代，也是有幸的一代。所谓有幸，是我们终于熬过了寒冬，迎来了春光明媚的好时光、好时代。
任何一个顿挫，都会留下伤痕后遗症。比如我小时，落难的父亲带着我上成都，就为了能吃上一顿饭，将我的一只脚几乎走拜。过后这脚表面上好了，但事过多年，直到现在刮风下雨都要疼。一棵正在成长的小松树，砍它一刀，纵然小松树以后长成一株丰满的大树，身上也有一个疤痕。何况我们国家、民族经历了那么多劫难。但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后人再也不要经受劫难，不要经受像我们那样人为的折腾，也再也经受不起那样的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