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我与海源的分居问题在1978年便可解决。因为我1978年参加了高考并上了录取分数线，他那时在成都，我填志愿时填一个成都的院校就可以与他团聚了。但当时他偏偏去联系了广西艺术学院，要离开成都卷烟厂到广西艺院去。本来，他是学美术的，在卷烟厂搞设计也算专业对口，但广西艺院的确要更对路一些。这就要看是以家庭为重，还是以事业为重。一般的人会选择让我填成都的院校，从而使家庭团聚，因为我们结婚两年多已经有了孩子，但是却连一个窝都没有。之前我这个当妻当妈的已经为两地分居吃尽了苦头，小孩也是放在别人家里带。而且，我上大学后离父母及带小孩的那家非常远，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每天放学后就去看小治，他这个当父亲的就应该先顾及家庭，不要再更进一步地“远走高飞”了。但是，海源是背着我去联系调动的。他根本不顾我的劝说，执意调广西。当年广西没有任何一所院校在重庆招生，他从成都调走就是飞得更远了，留下我一个傻大姐自己背个背篼把娃儿放在里面打秋千！
在广西艺术学院大门前
我哪里犟得过海源！他进入“艺术的殿堂”，远在天边。我只好更加紧密地与我的父母和带娃儿的那一家相结合，走那“艺术家夫人”坎坷不平的、风萧萧的道路。我要感谢我的爸妈，尤其是我妈妈为我和小治付出的辛劳。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是不可能读完大学的。后来，因爸爸吐血，妈妈只能全力照顾爸，小治被送到广西，海源将他母亲从柳州接到南宁，在海源那里带了一段时间。再后来，婆婆生病不得不回柳州，海源又要出差不能照顾小治，我又把小治接回重庆，跟我一块儿“读大学”（见《带着儿子读大学》一文）。海治就这样被我们送过去接过来的过“流亡生活”，我心疼，但有什么法呢？
所以，当我读大学的时候听说西师美术系可以进老师，我就拿出吃奶的力气，四处托人帮忙，八方奔波通关系，下定决心要把他调到西师来。这是仅次于我“死马当活马医”从农村挣扎出来的又一次“艰苦卓绝”的战斗，因为我一个学生要把爱人调到西师谈何容易！我千方百计地去寻找可帮忙的线索，后来，是我的好友放歌给我牵线迟孃孃，迟孃孃的丈夫刘老师是西师美术系的教授，他奋力帮我，这样才把海源调到西师，我们一家总算团圆在一起了。
1982年的下半年，在我上大学的最后一年，海源终于回到重庆。在这前半年多，我带着海治跟我住学生宿舍同睡一床，上课把他带到课堂安置在教室后边座位，拿一张纸一支笔让他乱画，其中有不少喜剧。后来偶尔到幼儿园，遇见同情我母子俩的好老师、好园长，将海治收下，并由“偏份坐成了正房子”，成了幼儿园的小朋友。于是，我们一家真的顺当起来了。海源当老师，我当学生读书，海治上幼儿园，我的心里真是乐开了花！
1982年我大学毕业，既没照顾我留校，又被人说我“傲气”而被离西师很近的一所中学拒收。我被分配到离家来回要走两个多小时又无公交车可坐的重庆兼善中学。我伤心透了，“猫儿毛”脾气也出来了。我不去报到，对海源说我不工作了，叫他养我。海源一口说“要得！”我也毫不怀疑他的话，他本来就是那种认为女人应该在家做家务，带娃儿的人。如果他有足够多的钱，才巴心不得我当个家庭妇女吔！生娃儿也是多多益善，他不但持有中国的传统观念，而且还有回族人（海源是回族）的想生一大堆仔仔的遗传基因。但是，他的那点工资哪里养得起我们三口人？不过是说起好听让我悦耳，但他是真心的，这件事情是让我心生感动的。
但是我这个“想精想怪”的人总是会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都是临近开学的前几天了，有一天天气好，他劝我去兼善中学看一看是什么样子。那天的确阳光明媚，我的心情也还不错，就答允了他。谁知我俩一路走去，刚走到兼善中学的围墙还没走到大门，我就突发奇想地一个念头钻进脑海：“我要从这里出国”。我立即对海源说：“我就在这里工作了！”海源被我弄得莫名其妙，我也不告诉他原因。他说，走都走拢了，还是进校门去看一看吧，我依他的。但在我心里，看不看都无所谓了。
他来西师后，我们才真正过起了油盐柴米的正常日子。开始，我们住在海源在学校分到的一个单间里，厨房是走廊上放的一个蜂窝煤炉子，厕所自然是公共厕所。房间虽小，但可以放一张大床，一张桌子，几个凳子，一个小柜子和一个书架。我们一家三口一同挤在那张大**睡觉，虽然拥挤但却觉得十分温暖。在那个房间，是我们一家三口过得最亲密的日子。
我依照当时一般家庭的经济生活方式，把自己得到的全部工资都放在一个抽屉里，海源说他也把他的工资放在那个抽屉，但是要把他买烟的钱拿出来。我当然没有意见哦，我虽然不喜欢他吸烟，但也从来没有反对过。他很自觉，知道我不喜欢烟味，所以从来是在屋子外面吸。
北碚当年是一个十分宁静、干净的小城。街道两旁长着粗壮葱绿的法国梧桐树，店铺、住房整齐干净地立在两旁，青翠的缙云山脉将小城环绕。有时，山中云雾缭绕，好似一幅水墨画，嘉陵江水环绕着北碚城潺潺流过。这座小城里有梅花山，在那里埋着张自忠将军的遗骸。小城里还有著名的北温泉、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旧址、老舍故居等……
我们居住的西南师范学院环境也是说不出的优美。它虽然是一个学院，但校园奇大无比。园内树木成荫，花草丛生，蝶飞鸟鸣，莺歌燕舞……校内的建筑也是古香古色，梅园、杏园、桃园……一听这些名字，就让人心生闲逸之情。那些曲径通幽、小桥流水、亭苑楼廓更是让人如进大观园。多么美好的环境，多么美丽的校园啊！我今生今世也忘不了这个让我居住了十多年的地方！那里洒下过我勤奋学习的汗水、与海源在一起的嬉笑怒骂、与儿子在一起的亲密温馨、与朋友同事在一起的欢声笑语……我的北碚，我的西师啊！我的情、我的梦、我的心、我最美好温馨的岁月！遗落在那布满秋叶的草坪上，遗落在我们小屋的池塘边，遗落在江边、在树林、在阳光中、在寒风里、它们就那样悄无声息地飘走了！我再也拾不回来！
妈妈，我知道这是什么！
生活安定下来后，在我紧张工作之余的星期天和节假日，海源带着我和海治到北碚风景优美的地方玩。我们很喜欢到江边去。嘉陵江边布满形状各异的岩石，鹅卵石铺满江岸。海源带我们爬上岩石，眺望江上的船帆。他打“水飘飘”让我和海治看他的技术，他的“水飘飘”可以飘很远很远。我也来打，但一打就打进江里去了，连泡都不起一个。我们也到北温泉公园去玩，不管春夏秋冬，北温泉公园都花开不断，温泉水热气腾腾，似乎在招呼人们跳进温泉池里去享受个痛快。
在单间宿舍住了不久后，海源分到一套一小室一小厅的房子，那厅外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可放饭桌的地方。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像模像样的住处，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我们在那一室放了一间大床，那厅靠墙的地方放了一张小木床，那是海源从前唯一的家当。厅靠窗的一方放着海源的画桌，那是最大、最主要的家具。靠另一边墙还放着一个书架，但书架上不是放的书，而是放着一家三口的衣物。海源那么多的书画纸张放在什么地方？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们没有衣柜，只好把衣物堆在书架上。我当时觉得买一个衣柜太必需了，衣物、**用品都需要一个柜子放。既然有了一套房，我就想把家弄得像模像样，不愿再像以前那样混日子。于是我向海源提议去买一个木衣柜。但是海源不买！他说，“放在书架上不是好好的吗？买什么柜子？我们画画的背个画夹就可以到处走了！”
这就是我找了一个学画画的老公的结果。没有办法，我只好自己在赶场天跑到北碚天星桥的农民集市去打望，终于物色到一个价廉物美的木衣柜，好像是花了三十块钱，再去找了一个板板车，自己把柜子拉回家来。在有了一个家之后，我在添制家庭用品方面也是充满艰难，跟海源争执不断。比如，八十年代时，许多城市家庭有了洗衣机。在西师，洗衣机几乎都普及了，但我们家没有。我向海源提议买一个，他说：“买啥子洗衣机哟！女的不就是洗衣服的吗？”这种乡下人对老婆的观念和态度，在西师那样的高等学府找得出几个人有！
而且，他在做家务活上也是与我斤斤计较。他在西师，课程少，又居家，一天过得很轻松。而我在中学，课多，事多，劳累不堪，每天清晨六点钟就得出门，走一个多小时路程去赶上七点多的早自习。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只能由他买菜煮饭，晚上快七点我才能回到家中吃晚饭。但是家里的打扫清洁、洗被子床单洗衣服全是我干。但海源认为只有买菜煮饭才是家务事，我做的那些全部事情都不算家务事，可有可无，还经常给我冷眼看。我简直被他这一套有关家务事的逻辑弄得气愤无比。
后来，我小弟媳弄到一张买日本进口洗衣机的票，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买下。钱不够，我就向妈妈借钱，然后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还。我买的一个小冰箱也是釆用的这个办法。我妈多年后还在说，“你那时借钱，借了一点一点地还，把我的整钱都变成了零钱。”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后来给妈妈的任何钱都应该是在还她老人家的债。无意中，我当时还釆取了后来普及的并遍地开花的“先买先用，分期付款”的先进方法。
海源对我的这一套冷眼相待，我买了大件，连拉货回家他都不管。拉冰箱回家那一次，我好不容易联系到司机，但海源磨蹭许久都还没来兼善中学与我一起打点上货并给司机指路。结果司机等得不耐烦，把车开走了，我当时气得一屁股坐到地上放声大哭。后来，还是我校的周书记好言相慰，又给我联系了一辆货车。
海源的有违常情常理的事情是层出不穷的，但为了海治，我一律忍了。好在我那时是个“马大哈”，而且又患有“健忘症”，本来让我十分冒火生气的事情，过了之后我又自行修复，又要去找他说话。他的“沉默是金”的性格，没有人能比得上，我不找他说话他可以一直不说话。我怎么受得住这招？我是不说话就要憋死的人，我肯定要去找他说。而且没过多久，我的气肯定烟消云散，这种可笑的性情完全是从我妈郑菊贤那里遗传来的。
海源是个老辈子，这种感觉一直持续着，我从高中生变成了大学生，年龄也增长了，但这个感觉并没随之有所变化。海治肯定感觉到了这点，所以他认为我跟他是一辈的，爸爸是高一辈的。他不敢跟“老汉”犟，但是可以跟我犟。
我的钱全部放在抽屉里，实际上就是放在海源的手上。他在管伙食，管生活开支。偶尔，我去拉开抽屉，看到里面没有几个钱。我对海源说：“啷个才发工资不久，钱就没得了呢？我们不就是只吃了几次排骨汤吗？”海源回答我：“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啷个晓得开支嘛！”我的确是稀里糊涂的，搞不清楚钱是怎么用的。除了买那几个大件最后好歹从他那里拿到钱，还有就是在学校吃中餐买饭票的钱之外，我基本上不用什么钱，身上也不装几个钱。有一次，好像是过“五一节”，我们三个上北碚街上玩。那时，我非常喜欢吃的零食是牛肉干和果应子。但平时基本不买来吃，因为比较贵。那天，我不知怎么的，非常想吃牛肉干。我对海源说：“海源，给我们买点牛肉干嘛，我嘿想吃！”“你就是嘴馋，牛肉干这么贵，吃啥子牛肉干！”求他两次他不买，我生气了，马上想出一句回应他的话：“你啷个抽烟就可以，我们吃点牛肉干就不可以！今天是过节，我们两个（我和海治）还不可以吃点牛肉干呀？那你把烟戒了嘛！”这下，他无话可说，去给我们买了牛肉干。
但是，在饭桌上，海源还是挺照顾我母子俩的。他从不喊我们吃菜，也从不夹菜给我们；但是，好一点的菜，他自己不太动筷子，默默地让我和海治吃。而且，海源弄的菜好吃，我和海治甚至我爸妈弟妹来做客都喜欢吃海源弄的饭菜。有句话说“女人要拴住男人就是要拴住他的胃”，我认为这句话十分正确。那时，由于我的工作情况，我不可能在家掌厨，所以，那时是海源拴着我的胃。我再气再恼，吃了他弄的饭菜，我也就烟消云散了。何况，我没得房子，只有“巴倒”他住。还有我的儿子，我是一天都离不得的。因此，那时我从没想过要与他分开。我觉得跟他住在一起后我的生活能力都被大大削弱了，一想到要自己买菜煮饭我脑売都大。尤其是买肉，我见那些肉玄嗒嗒、血淋淋的，摸都不敢摸，那里还想买。我只能“巴倒”他，哪怕受点气也要得。
在海源的母亲没来之前，我俩虽然磕磕碰碰，但也还过得下去，还算是一般正常的家庭生活。我那时在兼善中学的工作已经初有成绩，我带的班级本是成绩很差的班，但却被我的鼓励教育法从差变好。另一个好的班就更加突飞猛进了。学校时不时地让我上公开课，西南师范学院的学生也经常来兼善中学实习，听我上课。兼善中学的领导表扬我，同事们喜欢我，学生更是欢迎我，我那时成了兼善的“红人”。
我非常怀念那段平静的时光，晚上，我在灯下备课，海治画他的乱画或看小人书，海源读他的书或写文章。我们的宿舍紧靠西师大礼堂，所以，有好看的电影，我俩就带着海治去看一场。有时遇到学校举行文娱晚会，我们那个地方更是闹热，我们早早地吃了晚饭就赶到礼堂去看表演。什么是幸福？一家人团团圆圆地在一起，还有这么好的居住环境和大学浓郁的文化氛围，哪怕二人之间有磕磕碰碰，也是难得的幸福啊！我唯愿这种日子永远地继续下去。
但是，婆子妈来了。她在另外的儿女那里受了气，于是就说要跟我们住在一起。婆子妈来了真的有点像“熊家婆来了”或者是“狼来了”。婆婆原本是工厂的女工，没有文化，而且脑子里装的全是旧的那一套。但我感念她过去吃了许多苦，于是心甘情愿地将就她。我把我们在里屋的大床让给她老人家睡，把最好的一床被子给她盖，我用衣柜当隔断，在另一半边屋铺了一个木板床我和海治睡，让海源睡客厅里的小床。
开始，婆子妈还新鲜满意，但时间稍长，矛盾就出来了。我上班的地方太远，回家晚，弄饭自然是海源的活路，这本来已成为“约定俗成”。但他妈见海源做饭就不高兴了，她认为应该是女人做饭、做清洁、带娃儿、全包，就像她曾经过的日子那样。她见我回家吃“现成饭”，心里非常不高兴，就给我脸色看。吃饭时，他见海源不怎么夹肉，更是一脸怒气。于是，一吃饭，她就不断地给海源和海治夹菜，一边喊：“胜生，多吃些，胜生吃，吃！”把我晾在一边。没过多久，我就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外人，他们三个才是一屋的。
我和海治在西师校园
更可笑又可恶的是，她还见不得海源与我一同出门。偶尔，我跑到海源**去凑凑暖和，她也拿脸色给我看，有一次还丢下一句难听的话。那时我们有一台小的黑白电视机，她每天晚上都要看电视，把声音弄得震天响，我根本不能像从前那样备课。印象深刻难忘的是有一次，我第二天有堂公开课，头天晚上必须好好准备。刚好那天西师礼堂演电影，于是我早早地买了两张电影票，让海源带她妈和海治去看电影，我好在家备课。谁知电影一完，她刚到家就叫海源打开电视机，她要看。我慌了，因为刚清静了一个多钟头，我的课完全没有备好。我求她不要看，但她非看不可。我急得把插头抜掉，但她又叫海源插上。海源一贯将就他妈，也不管我是处于什么情况。我俩就一个插一个扯的搞了几个来回。最后，我终究不是婆子妈的对手，只好搬个高板凳和一个小板凳到屋外走廊昏暗的路灯下备我的公开课。
我们本来还算平静的生活完全被婆婆搅乱了，我和海源分床睡觉，为了不让他妈不高兴，海源也不跟我单独出门，出门总是把老娘带在身边，和她走在一起。连小小的海治有一次都对我说：“妈妈，现在爸爸和奶奶是一头的哟！你是一个人了哟！”小小的他还体贴地说，“你干脆和爸爸奶奶分开住嘛。”我心里难过极了，我对儿子说，“分开了你怎么办？妈妈又没得房子，分开了妈妈住哪里呢？”
我和海源的矛盾激化发生在一件买泡菜坛子的小事上。
那是夏天，正逢暑假，家里很需要一个泡菜坛子，我们就叫海源去买。海源出门去买泡菜坛，但过了一阵之后，他扛着一个大水缸进了家门。我被这一情景惊呆了，情不自禁地大声说：“叫你买个泡菜坛子你啷个买了个水缸哟！”他妈也不住地埋怨他：“胜生，你连泡菜坛子都认不到呀？”天气本就炎热，加之海源吭哧吭哧地把一个大水缸从街上菜市场扛回来，一身大汗，本来就鬼火冒，回家后见两个女人都在埋怨，他火焰冲起老高。他不会跟他妈对嘴，于是一腔怒火冲我而来，一拳头打在我的身上，差点把我打翻在地。我气惨了！我这辈子最痛恨哪个动手打我，而且打得如此的重！他那一老拳打得我火星子直冒！我一下子冲到他的书桌前，把地上堆起的画拿起就撕。他慌了，赶紧过来抢救他的宝贝。我撕了两三张，撕不到其余的了，于是又转向他的衣裤。我把他的**、棉毛裤全部把档剪开，一边剪一边喊：“你只配穿叉叉裤！你只配穿叉叉裤！”我一阵雷霆大发，把个海神仙和他老娘镇住了。然后，我拿了个口袋，装了两件衣服，冲出门走逑了！
我到兼善中学那间十分狭小，只放了一张单人床的房间住起不回家了！后来，兼善中学和西师美术系的领导都来做双方的工作。我对领导们说，海源必须当着两边的领导向我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动手打人，才可把我接回去。这事就如此解决了。我拿出威慑力，制止住了他的打人风。不然，谁知道他今后会不会再动手？这种事，有了第一回就难保没有第二回。
婆婆已在我们这里住了一年多，见我两口子愈过愈冷眉冷眼，似乎也意识到她在中间把我俩半分居不是个事。于是，她主动提出回广西柳州老家。后来她还叫人代写了一信对我说扯皮的事不要去想了，叫我们去柳州玩，我完全原谅了我的婆子妈。想想她也可怜，想跟儿女住在一起，但住到哪家都是一本烂账。中国的老年人是悲催的，他们没有西方国家老人的达观，总把自己拴在儿女的身上。而他们的那一套陈腐观念，又去打乱儿女们的正常生活，结果是自己、儿女都没得到好处。老年问题是一个极大的社会问题，是非常难以解决的。
婆婆走后不久，海源运气好，又分到一套两室一厅的宿舍，而且这个房子还带厨房和卫生间，这简直是进入“小康”和“现代化”了！在这里，我们开始用上天燃气，再也不要天天伺候那个蜂窝煤炉子了。伺候蜂窝煤炉子是海源的事情，我现在想起他多年伺候那个炉子：晚上，要小心加蜂窝煤，不要在半夜让火熄了。白天也要及时换蜂窝煤，免得煮饭炒菜时火力不行。这是多么麻烦的事情啊！他守护着那个炉子其实就是在守护着我们三口人的饭食生计。他虽然观念陈旧，有些想法做法不合常理，但他还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有他的那份责任心。他认为买冰箱洗衣机不重要，衣物也可堆在书架上，做清洁洗衣服也不重要，但天天那三顿饭很重要。他天天买菜煮饭，煮了这么多年，我的确是天天在吃他煮的饭哟！
写到这里，我的泪水不住地流！
我们新搬的家在“桃花村”，这个名字很有点梁山水泊的味道。之所以叫桃花村，是因为那块地方种了许多桃树。我们住在楼房的一楼，站在窗前就可以看到屋子外面的一排桃树。春天的时候，桃花开得洋洋洒洒，微风一吹，地面便铺上一片粉色。
屋子附近有两个很大的池塘，池塘里飘着零星的荷根和浮萍。小鸟在这里的树上筑巢，春天还能听得到布谷鸟的叫声。爸妈、弟妹都到这里来玩过。爸爸特别喜欢听雀雀叫，那时我的四弟在和杨雀耍朋友，他对我说：“你听，这是布谷鸟在叫，杨雀要进门了！”我爸是多么盼望幺儿能把媳妇娶进门哟！
在桃花村，我们过了一段舒适的时光。由于住房比较宽敞，海源也想添置家具了。他请木工来家里用自己买的木料做了两个大柜子，一个是衣柜，一个是带玻璃门的衣柜和书柜的组合。两个柜子都是他设计的，而且是他自己调的油漆，两种油漆的颜色我都喜欢。
那时家里开始常有客来，我爸妈，我三妹和妹夫带着女儿，我兼善中学的老师，我的大学里要好的同学，还有从市区到北碚来玩的朋友，甚至海源大哥的儿子海阳都从广西到我们这里来玩了一段时间。海源和我朋友的爱人下围棋，我同我的朋友们聊天。有时，我和我的几个朋友还去参加学校举行的舞会。我和“老辈子”仍然时不时地因意见分歧扯皮，但那段时间似乎要扯得少些了。
1987年下半年，我得到国家教委选派我到加拿大进修的通知。当时，我是四川省被国家教委派出学习的第一位中学教师，媒体还为此做了报道。这个惊喜是我努力工作，勤奋学习，乐于助人和运气好的“四合一”吧。这也无意中应了我来兼善工作的直觉：“我要从这里出国”。
我在加拿大学习了一年，收获满满也寂寞满满。（见《在加拿大留学的日子》一文）
待我回到家中，原本明亮干净的家完全变了样。四处黑黢黢，灰扑扑的，马桶的尿垢有一寸厚，墙上甚至还挂上了蜘蛛网……我从加拿大奔波到北京，又从北京奔波到重庆，又从市区奔波回北碚，一路的辛苦劳顿，多么想懒下来，休息几天。但回来后，见到家变成这个样子，我那里安生得下来。我行李刚放下，立马就卷起袖子做清洁。海源本就从来不把洗衣做清洁当成事情的，这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立刻要做清洁，他说我多事。我叫他帮忙，他根本不动。我累坏了，本来在加拿大就犯过的慢性阑尾炎又复发。在加拿大那么好的条件，那么好的医院，我为了给国家节约钱，自己偷偷地从医院跑出来，没动手术。现在，我住在北碚第九人民医院的过道上，花了几十块钱，把手术做了。中国那时的知识分子多么的爱国，而我这位女人是多么地傻！
我又重新安顿下来，一切归于平静。其实，平静中已暗藏危机，而且危机正在慢慢地积累。
当时区统战部想调我去工作，海治那时已开始在兼善读初中。为了孩子，为了家，我对海源说，我还是就在兼善工作，哪里也不去，我还盼望着以后教海治的英语呢！
我在加拿大留学并没带给海源喜悦，相反，他认为我比他高一头了，于是“老辈子”的风度也没有了。
中国的男人，尤其是有旧式思想的男人，是不愿意女人比自己强的。他们要自己占上风，在这个前提下可以俯就女人。如果女人占了上风，他们多半会逃离，如果逃不了，就会生出一身的“坚硬”以示自己的尊严。海源就是这种男人，而且他本来就硬，浑身上下都是钢，这就是暗藏危机的根源。
我嫁给海源时，他是大学生，我是中学生。后来我虽然读了大学，但他是大学老师，我是中学老师。现在我“留了洋”，他觉得我超过他了，虽然我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但我感觉得到他的想法。他本来就不将就我，这下更不将就。我们之间有了争吵，从来就是我先去找他讲话，这么多年已经成了习惯。但是有一次他把这种“自我修复”的格局打断了。
有一次我俩好像是因娃儿的事情吵了一场。吵完后过了一阵我的气消了，我又开始去跟他讲话。前面提过第一我忍受不了沉默，第二我继承了我妈的性情：不记仇。但那次海源气汹汹地扔出一句话：“吵了架又来找我讲话，只有你的脸皮才这么厚！”我愣了一下，没开腔。我想，是啊，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我在将就他的脾气，他比我大这么几岁，我生气了从来没有哄过我，反而是我自己消气后去“哄”他。我怎么就这么贱呢？我从小在我那个演喜剧的家庭长大，我爸脾气不好，经常说些气人的话，我妈还不是算了。我爸是个“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说了气人话自己都不晓得而且马上就忘的人，你去跟他生气，不是自讨苦吃呀？我看我爸妈俩人“脸皮都厚”，我自然也就是这副德行。全靠我这副德行，我才跟海神仙过了这么久的日子。现在，他的这句恶狠狠的话深深地伤了我，也点醒了我。我对他说：“好，我今后再不当脸皮厚的人！除非你找我讲话，我不主动找你讲话！”
我是一个不下决心则已，下了决心就要做的人。
从此，我回到家里，他不开腔我就不说话。我以前一进屋就叽叽呱呱地讲这讲那，还要学点别人的怪象，讲些好笑的事情。现在，我把话先在学校讲完。我们那一群年轻女老师本来就伙得很紧，经常在一起讲这讲那。她们特别喜欢我在场，因为我的玩笑话让她们开心不已，加之我学人惟妙惟肖，她们经常叫我一会儿学这个，一会儿学那个，让她们笑得人仰马翻的。
我在学校“发泄”够了，回家不说话也不是什么事情，而且我还可以跟海治说话。但是不爱说话本来就是海源的习惯，加之不主动合好也成了他的习惯。这下子，我“撤退”后，家里的生气都惭渐没有了。我在学校混还混出一些“先进经验”，比如一个比我年长的女老师跟我说，我把所有的钱都上交给海源是“哈板儿”（傻瓜）。她告诉我只拿出工资就行了，其余发的钱自己留下。于是，学校发的改卷费、加课费、高考过后成绩好的奖励费等等我一律自己留下，有时进城买件衣服什么的也不至于“望洋兴叹”了。我把额外发的钱东藏西藏，塞在我的衣服包包里、药瓶瓶里、眼镜盒盒里……我自己放的钱有时也会搞忘。后来搬家的时候，从衣服里面掉了一叠百元大钞出来，我一数居然有八百块，高兴得就像捡了一笔“刨财”！
就在这段时间，海源想调动的“旧病”又复发了。他认为西师地处郊区，各方面没有市区发达，而且西师没有重用他。有人约他一起调到距市区很近的重庆商学院，说在那里学装潢专业的能挣钱，海源又悄悄地联系商学院，想到那里去挣钱了。
我见他又要从西师调走，我伤心透了！可以说是“悲痛欲绝”！为了调在一起，我费了多少力，使了多少劲，花了多少心思，洒了多少汗水！我本可上成都，他瞒着我去了南宁。我怀儿子、生儿子，一个人尝尽苦头，后来又带着儿子读书，好不容易把他从南宁调到西师，好不容易安了一个家，他又要“奔前程”去了！
1989年夏，我莫名其妙的由肚子疼痛开始，久治不愈，越演越烈，而且找不准生病的原因，我病得歪歪倒倒的。就在我的病中，海源的调动成功。我们从西师那么好的环境，那么优雅的氛围，那么漂亮宽敞的住房，搬到毛背沱我在十三中（兼善中学）争取到的一套小房子。那个楼房在公路旁，背靠一座山，楼下连散步的地方都没有，出楼房下石梯直接上公路，我的心情如何可想而知。这种感觉完全就像从天上掉到地下，我又住进了一间破旧的茅草房！我的心完全凉了，悲伤，悲伤，悲伤！海源啊，你为何要如此地折腾我，折腾儿子，折腾你自己！工作、挣钱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一家人更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吗？哪怕公狼、公羊、公猫、公狗都是把食叼回来，母的下仔养仔，公的把食叼回得多些，母的幼的吃得好些，一群狗呀羊呀猫呀狼呀家族繁衍兴旺，后代延绵不断吗？哪有公的把母的和幼仔扔得远远的，自己另到一处去对着以为有食的虚空汪汪叫呢？
一个家又被拆散了，他在那边我在这边不吃一锅饭。虽然星期天他要回北碚来，那也好比是“蜻蜓点水”。他飞走了，他在那边并没有挣到什么钱。我后来经过努力又调到离商学院不远的交通学院，当时住房十分紧俏，我是以“人才引进”的名义到的交院，因此分到一套住房。交院的宿舍比商院好，但海源坚持要在商院保留一间画室，这个要求当时肯定不能满足。其实，我知道，他内心想的是男的不能巴倒女的住，只能女的巴倒男的住。我早已被他折腾得心灰意冷，为了保留双方的住房，我们协议离婚。
我从1975年5月认识海源，1976年春节与他结婚，1977年6月生下海治，1982年与他团聚，到1992年六一儿童节与他离婚。十七年的悲欢离合，十七年的喜剧、闹剧、悲剧、滑稽剧最终拉上了帷幕。
不久他又调动了，从重庆商学院调到南宁广西大学。
2008年的春节，大雪纷飞的日子，海源走了。他走得十分突然，没有人能料到，好在儿子当时在南宁过春节，给他送了终。
我在睡梦中被叫醒，得知消息后和大弟、妹妹和妹夫开车去南宁。一路漫天大雪，公路旁的树枝被大雪折断，树干被雪压弯了腰。白茫茫的高速公路上，只见我们的一辆小车在急速飞驰。
我们到南宁去给他料理后事，他的兄弟姐妹侄儿侄女前来奔丧。但是，我早已没有了海家的名分。海家人见我义气，仍称我“三嫂”“三婶”。
海源走了，留下一屋子的字画，但是房子却不是他自己的。他没有挣到买房子的钱，遗留下来的钱很少很少。
遵照回族人的丧葬习俗，阿訇为他念可兰经，用白布包裹身体，然后土葬。我为他选了一个在高处眺望远方的墓位，我跟他大哥提议，墓碑上刻：画家海源之墓。
我悲哀，但那是一种麻木的悲哀。人生真的就是一场戏！人生真的就是一场梦啊！戏最终要闭上帷幕，人最终要从梦中醒来。我思考我的人生，我审视我和海源的婚姻。我与他开初并非始于爱情，中间又有那么多的磕磕碰碰，吵吵闹闹，但我们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我们的血肉连接，也是我久久不能离开他的原因。夫妻之所以弥足珍贵就是因为有子女的血脉相连，二人本无血缘关系但最终却是难以割断的亲人。珍惜婚姻，珍惜一切的情感吧，一切都会随风飘逝，但情感却能永恒。
人在临终之时的陪伴就是他曾经拥有过的情感。我的作家堂姨妈郑碧贤问我为何要写作，我为何要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呢？因为我想写，我想倾诉，我想我的后来者们能吸取我的经验和教训，我希望他们能够幸福！我的心是一条潺潺的小溪，它唱着欢乐的歌，也唱着忧伤的歌。我流着，流着，我愿把欢乐带给别人，我想把忧伤流尽！我的心是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我呐喊，我呼唤！我想改变现实中的不公和丑陋，我想奔腾出一片广阔！
我几十年来在教育战线上耕耘，我呼吁改革，我想让我们的孩子成为有益于社会的、身心健康的、快乐的和幸福的人！正因为自己的许多不幸福，我才写出了《21世纪中国教育发展趋势探索》《切实加强理工科院校人文学科的教育》《艺术与语言教学》等等触及心灵的文章。我呼吁我们缺失了的情感教育、婚姻教育、心理教育、择业教育能够回归……我并不完全责怪海源，因为他也是那个时代不正常教育的受害者。像他这种受害者成千上万，我俩的婚姻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写，我写，这些文章不是写出来而是从我的心中流淌出来。我虽然评了教授，但我始终是一个与学生和年青朋友们心灵贴近的教师。我要与他们同唱年青的歌、欢乐的歌、嘹亮的歌、雄壮的歌！
我要不断地奔流！只要我活着，我就不停地奔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