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从春天到夏天,怀南特一直麻烦缠身。其中既有工作问题,也有个人事务方面的困扰。就在这个时候,怀南特接到了克莱门特·阿特利(Clement Attlee)的电话。阿特利当时是工党的领袖,同时身兼英国副首相一职。阿特利表示,自己需要大使伸出援手,帮忙摆平一起棘手的国内危机。而这起危机,和英美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并无关联。
英格兰北部的矿工正在举行罢工,事发于当年的6月初,英国的战时生产和脆弱的国民经济,因此遭遇了严重威胁。那个当口,盟军的战略形势已经跌落谷底,德军不但即将夺取苏伊士运河,在苏联战场似乎也胜利在望。困难当前,煤矿罢工来得实在太不合时宜——当时,阿特利、贝文和联合政府当中的其他工党阁员曾经费心努力,想要劝说工人放弃游行。但是罢工者并未改变初衷。而后,阿特利方才转向怀南特求援。那么,大使会不会奔赴杜尔汉姆、帮助副首相渡过难关呢?
一场国内的劳资纠纷,却要美国大使参与斡旋,如此做法无疑十分新鲜,甚至像革命一般大胆。不过,阿特利很清楚,怀南特是个深得英国工人喜爱的人物。30年代中期,两人便已相识,作为“国际劳工组织”的一分子,怀南特曾经接受工党方面的邀请而走遍了深受大萧条困扰的英国各地。为了缓解失业带来的矛盾,他还给出了不少建议。出任大使期间,怀南特也多次离开伦敦,拜会了不少矿工和产业工人。“他对劳工阶级的了解简直非同一般。”一位国际劳工组织的同仁如此评价怀南特,“他出身富裕家庭,但是一开口却和贝文一样工人味儿十足。要知道,贝文可是劳工子弟。”
有那么一次,前往威尔士南部巡访的怀南特经人介绍,认识了两位驻足路边的矿工。搭上话之后,双方交谈甚欢。“他很了解这些工人,工人也很了解他。”负责牵线的工党议员阿瑟·詹金斯(Arthur Jenkins)发觉,“打那以后,我还和这些工人打过不少交道,他们真是三句话不离大使。几分钟相处下来,他们就成了约翰·怀南特的铁杆朋友。”詹金斯还表示:“大部分英国人都觉得:如果我们能在决策机构当中招揽一批怀南特那样的人,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开战之后,战时情报办公室的华莱士·卡罗尔也在全国各地四处奔走。每到一地,他都能感受到大家对于怀南特的热情。“如果你去过威尔士,就会发现当地的矿工总爱说:‘你们那个怀南特真是个万事通。’和兰开夏郡的纺织工或者克莱德的船厂工人聊上一聊,也会听到他们表示:‘我们知道怀南特——他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
罢工一旦持续下去,英国就会陷入险境。无须阿特利专门提醒,怀南特也了解其中的危害。煤炭就是英国工业和生产的血液,一位历史学家曾表示:“英国要想赢得战争,(煤炭)生产和战场的捷报同等重要。”不过,矿业工作的危险和艰辛,矿工收入的微薄,却也一如从前,未曾改变。矿业工人必须深入地下半英里,在暗无天日的煤窑之中辛勤劳作;矿坑逼仄,他们却要在那里折腰屈体,一待就是七个小时甚至有可能更久。他们时刻都在吸入有毒尘雾和煤灰,每天都面临着受伤乃至送命的危险。而且,他们获得的薪水也仅仅能够保证一家老小免受饥饿而已。
大多数的矿主只想快快捞钱,至于引入现代化作业手段、改进雇员工作环境这一类事务,他们几乎没有真心留意过。一名观察家甚至觉得,这些煤矿“与其说是现代工业,倒更像是电影里的奴隶工坊”。战前的20多年间,煤矿工人的数量已然大幅下跌。出身矿区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选择逃离家乡、另觅生路。战事一开,他们又都纷纷从军。与此同时,矿区的生产能力大为下挫。由此而来的煤炭短缺问题不单单给战时经济带来了麻烦,甚至危及了普通家庭的取暖需要。
随着战争爆发,政府的管控措施也在收紧,矿业工人也收到了“禁止罢工”的命令。不过,政府方面也给出了承诺:工人们的工作环境一定会得到改善,工资也将有所提升。如此这般的承诺,却并非样样都能兑现。1941年,诺森伯兰一处煤矿就爆出了一起管理层出尔反尔的例子:管理层要求工人们加班增产,工人们完成任务后,管理层却又要削减他们的收入。
矿工们觉得,自己正在经受盘剥。加害者不仅仅是雇主,政府也难辞其咎。在重重盘剥之下,矿工们决心发起一场罢工运动。事发时正值1942年之夏。在这些工人看来,有关方面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诉求了。和所有英国人一样,矿工们忍受着严苛的战时管制以及政府加诸公民身上的种种操控,他们的大多数个人权利也被一并夺走。战争伊始,政府仿佛得到了特权,只要能够维持公共安全、保证战局顺畅,一切政策都可施行。官员的权力大了不少:对于任何被认为有害国家利益的人物,他们可以不经审判随意羁押;此外,官方还能随意制止游行与集会;无论是房屋,还是马匹铁轨等其他物品,官方都能随意征用而无须付出任何金钱代价;农活必须接受官方指导,收获的庄稼也得交由官方处理;官方人员闯入民宅进行搜查,也无须提供任何证件或给出事前警告。
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的英国成年人都在政府的动员之下加入了战局。为了战争的胜利,大家都在努力奋斗。1941年底的一纸命令,让英国女性也必须参与服役。这种现象,在主要的工业国家中尚属首次。爱德华·默罗曾在演讲中表示:“在英国,只要尚存良知的人基本上都被征召入伍了。”政府的管控日趋严密,到了1943年,严密的程度已经有点“透不过气”——历史学家安格斯·卡尔德如此表示:“毫不夸张地说,整个国家都在为了战争而亡命工作。哪怕是一个裁缝、一个铁道工的生活……似乎都和飞机钳工乃至士兵一样具有重要性。”
大多数的英国人都还怀有一点“自由公民的个人尊严观念”,那些“打着‘政府管控’旗号的繁杂规定,自然叫他们心生厌恶”。不过,大多数人也觉得如此的管治实属必要。自打1940年的那个夏天开始,每个英国平民其实已经身处前线。他们的境遇,和前线的士兵并无二致。就像从军远征的同胞一样,平民们也在受难,许多人甚至失去了生命。
到了1943年那个节骨眼,他们已经认定:政府是时候给出一点回报了。战前那种森严的等级秩序,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政府要还他们一个公正的社会,发家致富的权利应当给予每个人。按照作家C. P.斯诺(C. P. Snow)的回忆,战争期间,每个英国人都在关心两件事情:“今天有什么东西可以果腹,到了明天,这个国家又将会是怎样。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战争压力巨大,日子也很艰难,那个时候的每个人却都心怀理想。”
英国民众的理想与希望,也感染了不少在战争时期旅居当地的美国人。怀南特与默罗,正是其中的代表。埃莉诺·罗斯福在1942年访问英国期间,也受到了当地民风的感召。她欣然发现英国女性竟然如此团结一心,想要帮助国家赢得战局。虽然她们的阶级出身各有差异、毫不相同。事后,埃莉诺曾经回忆:“我们一直觉得,这个岛国的阶级制度牢不可破,人们都固守自己的阶级本分,阶层流动的事情很少发生。不过,战争却把这里变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社会。旧有的阶级之分,已经消失不见。”
德军的“闪电战”威风犹在的时候,默罗就已经发出预言:旧有的不列颠即将消融,一个全新的国家则会因此出现。他还认为:倘若这场战争真有什么成果,那一定和普通人的福祉与未来有关。战争,不仅将以德国的失败而告终,也不只会改变战前的国际格局,战后的世界,还必须和贫困、不公与非正义作斗争。
1940年的英国,尚在为了独立求存而苦战。那个时候,默罗已经开始询问未来:“英国参战的目的何在?”电台节目中,他曾经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待到战争胜利那一天,我们又该如何对待胜果?如果战争的压力离我们远去,我们又当建立一个怎样的欧洲?”对此,默罗告诉美国听众:“我们的炸弹,必须带来公平。”英国的工人阶级“也能确信一点:战祸折磨之后,他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好的人间”。
默罗坚信,战后的英国将是一片崭新的天地。他的看法,得到了许多旅居伦敦的美国记者的认可。“默罗、我、斯科蒂·雷斯顿,还有好些人经常谈起这个问题。”埃里克·塞瓦雷德回忆道,“我们觉得:英国人民正在历经一件幸事——一场道德革命行将到来。革命之后,一个伟大民族将会重生……这场战争,就此也第一次有了点积极意义。”
默罗等人的信念,在丘吉尔看来却和空中楼阁没什么区别。在1942年,首相唯一的目标就是战胜轴心国集团。至于那些在他看来无关大局、让人分神、甚至可能在联合政府当中造成裂痕的事情,丘吉尔显得十分厌烦。“温斯顿觉得:战争并非达成目的的手段。战争,本身就是目的。”在日记中,莫兰勋爵如是说,“战争让他着迷,他也喜欢战争的感觉……至于战后的事情,他并不预判,而且也没有一点兴趣。”
那一年,丘吉尔已经67岁,他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正值青春岁月的自由派阁僚。想当年,丘吉尔也曾是个社会改革的干将。世纪之交过后不久,他曾和大卫·劳合·乔治协同合作,奠定了英国的基本社会福利制度。他的成果当中,也包括一些志在消灭失业与贫困问题的手段。不过,丘吉尔并非劳合·乔治的同道,他不是——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社会改革方面的激进分子。他对于社会的看法,带有强烈的家长制色彩。按照工党政治人物赫伯特·莫里森的看法,丘吉尔在这方面“颇像一个老派、慈祥的托利党人”。莫里森表示:“丘吉尔可以为人民倾尽一切——当然,人民首先得要认识到他的高贵地位,并且摆正自己的位置。”
有一次,克莱门蒂娜·丘吉尔曾向莫兰勋爵坦承:首相对于普通英国人的生活一无所知。而且,他在这方面没有一点求知的兴趣。“他连公交车都没搭过,”克莱门蒂娜说,“就连地铁,他也只坐过区区一次,而且那还是(1926年)大罢工期间的往事了。那一次,我把他带到了南肯辛顿站。结果,他四处转来转去,根本不知道出口何在。没办法,我们只得把他救了出来。”克莱门蒂娜的语气当中,甚至有了些怒气:“温斯顿是个自私的人……你看,他总有能力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来安排生活。”
丘吉尔和他的大多数同胞之间,确实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阶级鸿沟。不过,凭借战争,他倒也和他们有了一层神秘的交集。就任首相之前,他的坚定就成功地感染了英国人。在他的鼓舞之下,大家愿意把代价置之度外,坚决抗敌直到最后。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丘吉尔出任海军大臣。此间,他成了全英国最具威望的公众人物。编辑家金斯利·马丁表示:“在丘吉尔先生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实干家的力量……正是他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作为英国人,我们正在经历生死存亡的时刻。”
马丁觉得,英国人拥有的许多品质,在丘吉尔身上也有所体现——比如,他们都顽强坚忍,也都拥有勇气、活力和斗志。德军发动“闪电战”期间,怀南特和埃夫里尔·哈里曼曾经多次跟随首相巡访各地。此间,他们发现了丘吉尔和一般英国人之间的紧密联系。首相走到哪里,哪里就会聚起欢迎的人群。三年过后的胜利日那天,丘吉尔站上白厅的阳台,面对身前欢欣鼓舞的人群,他宣布:“这是你们的胜利!”大家的回应高亢嘹亮而且整齐划一:“不,这是你的功绩。”
但是,涉及社会政策,丘吉尔和一般民众的共同语言就少得可怜了——首相及其政府对于《贝弗里奇报告》的反应证明了这一点。报告出台于1942年底,因其主要作者威廉·贝弗里奇爵士(William Beveridge)而得名。报告提议:政府应当建立一个社会福利体系,以保证所有的英国人都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福利体系的内容包括家庭津贴、全国性的医疗服务,以及促进就业的政策。
报告一出,公众立即狂热起来。大家都觉得,这份报告就是社会政策方面的《大宪章》。贝弗里奇的作品很快就脱了销。《纽约客》的相关报道当中,莫莉·潘特-道恩斯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伦敦人愿意大排长龙几个小时,“仿佛在期待天堂掉落的甘露,其实只是为了买到这本厚厚的经济学著作”。从此以后直至战争结束,报告中所提及的改革成了英国政坛的最热话题。不少工党人士都觉得,政府应当马上启动研讨,以便早日把贝弗里奇的蓝图变成现实。对此意见,丘吉尔和他那些保守党同志并不赞同。贝弗里奇的动议只会分散战事准备的精力,首相自然不会欢迎。即便战争结束,经济疲软的英国也无力承担如此代价昂贵的计划。丘吉尔甚至觉得,策划报告的这位伦敦经济学院前任校长也不过是个“烦人的牛皮匠和空想家”。其他的政府官员也都装作视而不见,既不肯公开谈论贝弗里奇的计划,也不愿给予计划更多的曝光空间。
贝弗里奇的这份计划,怀南特倒是一直在大力鼓吹。丘吉尔对于战后社会改革的轻慢态度,让大使极为不满。怀南特与默罗都和贝弗里奇保持着密切关系。此外,他俩还结交了不少英国国内的左翼知识分子和作家——比如哈罗德·拉斯基、H. G.威尔斯、R. H.唐尼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大使曾经多次夜访凯恩斯位于布鲁姆斯伯里的地下厨房。作为回礼,他也在格罗夫纳的住所设下宴席,邀请凯恩斯、拉斯基等人光临。其间,他们谈天说地,有关战后世界建设的话题,往往都会持续良久,直至深夜。
几十年来,社会公义一直是怀南特关注的首要问题,他想要为全球各地的男女劳动者谋求更为光明的生活前景。“民主制度赢得战争之后,还必须努力去夺取和平时代的胜利。”就任驻英大使的那天,怀南特已经发出了如此的宣言。几个月后,他和威廉·希勒谈起了战后欧洲的重建。大使想要让世界经济恢复元气,同时避免“上一场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政府失序、大量失业、通货膨胀和萧条”。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怀南特表示:“大家已经有了认识:和平与社会公义必须同时到来。”自从来到英国,怀南特但凡发表演讲或者与人聚谈,他的话中之意总在强调“竭力团结人类,而不是制造分歧”的必要性。而且,他还决心劝说世界各国接受自己的观点。
罗斯福把怀南特派到英国,正是看重他的人脉。毕竟,怀南特与英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关系密切。总统相信:怀南特的这些朋友很有可能成为英国政坛的主人,时机也许就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久,也有可能在战争期间。不过,在任期间,怀南特却和丘吉尔结成了不错的私交。大使一直都劝说首相改变社会政策,怀南特时不时就会提醒丘吉尔,试图引导后者“走上正路”。一次,丘吉尔与雇主和劳工的代表开会对谈。因为战争,英国贸易协会的一些会员放弃了不少利益。他们的行为,引发了首相的称赞。与会的怀南特立即礼貌地向丘吉尔提议,请他不妨对劳工的利益多多关注一些。怀南特觉得,击败纳粹“不仅仅需要技能与苦干,也不止关于各类物资”,同时“还需要一种理解。理解,对于人民的忠诚十分重要”。
1942年6月6日,美国大使坐上开往英格兰东北部的列车。窗外贫瘠苍凉,这里正是英格兰东北部的煤乡。此前,怀南特答应了克莱门特·阿特利的请求。他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平息罢工。于是,怀南特和阿特利一齐奔赴杜尔汉姆。在那里,工会的负责人和400多名代表已在等候他们。这些人,正是成千上万个罢工者的代表。
两人一走进脏兮兮的工会大楼,怀南特就受到了煤矿工人的热情欢迎。大使很快开始演讲。他并没有提及罢工,而是把打击法西斯和争取社会民主相提并论。怀南特觉得,矿工和其他的劳动者就像战场上的士兵一样,都身处战争的最前线。继续战斗,是他们的共同责任。“你们,在大萧条时期饱受苦难,应该知道我们必须发起一场社会运动。唯有如此,完全的胜利方可得到保证。这,不是一件短期的军事任务。我们只有通过塑造未来秩序、消灭那个带来贫困与战争的经济恶魔,才能达到最终目的。”而后,他还向英国政府提出了婉转的警告,“这可不是为了战争而可以暂时搁置的事务。这,就是战争的一部分。”
那是怀南特平生最成功的演讲之一。平时,他一开口说话总有些犹犹豫豫,遣词造句的时候,也会常常停顿、时时哑然。不过,那一次他满怀**,一直在展望战后的世界秩序。他平时演讲的小小的毛病,也都消失不见。矿工们个个身体前倾,认真听着大使口中吐出的每字每句。
“我们的要求并不复杂。”大使表示,“我们有着足够的专业知识与组织技能……我们拥有足够的勇气。我们必须予以使用。战争结束之后,我们不再追求坦克的产量,而要转而规划房屋。我们准备食物也不再是为了避免饥饿,而是要满足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需要。我们对于人力的驱使,也要变作对于工作机会的追求、对于生存与自由的保证……今天,民主制度下的人们团结一心。我相信,大家在未来也会如此互相凝聚。我们要对人民的民主作出承诺。”
眼光扫过听众,怀南特继续演说。“我们必须永远记得一点,”他表示,“这种精神所代表的事务,将会成为战争的胜利者。我们要记得爱心的重要性。我们要记得:没有远见,人民只会消沉。我们要记得希望与信念的力量,而且没有慈善,一切美好都无从谈起。我们可以忍受艰苦危险,当然也能变得慷慨大方。我们要相信人性的善良,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响应贵国伟大首相的号召,‘怀着勃勃的勇气,向着未知进军’。”
怀南特演讲结束,现场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而后,欢呼有如爆炸一般响起,大家的叫喊就像雷霆:“听!听!”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到场的矿工抛出了大量的问题,他们的疑问关于美国、关于战争,也和世界局势有着联系。一一回答完毕之后,怀南特掉进了工人们的包围之中,每个人都想和他握手致意、向他表示感激。“先生,我们觉得您就是个伟人。”工会的财政主管表示。几个小时过去了,杜尔汉姆的罢工人群通过投票,下达了复工的决定。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工人,也决心返回工作岗位。
“怀南特开口 罢工即收手”——第二天的《每日邮报》刊出了这样的文章。《每日先驱报》一面指责英国政府,认为他们在奠定战后格局方面过于迟钝;一面觉得怀南特的讲演“号召开启一场全新的伟大全球变革”,几乎可以和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相比。《先驱报》指出,大使的话语“应当被我们铭记,应该成为学生诵读的文本、教堂吟唱的经典”。《曼彻斯特卫报》则不吝赞赏,认为怀南特“作了战争期间最伟大的演说之一”。
大使雄辩滔滔,解了英国政府的燃眉之急。不过,一个更大的问题却仍是悬而未决——这场战争,到底应有何种目的?罢工过去了几个月,英美军队开展“火炬行动”,准备对北非发动突袭。这时候,一场丑闻突然降临,而关于战争目的的争议将会成为争论的中心。怀南特与默罗也再一次被卷入了风波。只不过,他们将会站入互相对垒的两大阵营。默罗要向自己的上司和美国政府发起挑战;至于怀南特,虽然私下里觉得政府严重偏离初衷,却仍然要为之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