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对指派给自己的这个新任务——领军进入北非——感到万分惊恐。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1942年6月就被派到了英格兰去监管美军在英国的驻扎情况，并自认为是为盟军在法国登陆做准备。当他在华盛顿担任战争计划部部长时就有了这个法国登陆计划，并在之前的七个月中与乔治·马歇尔一起为之努力。但令这两位将军反感的是，温斯顿·丘吉尔于7月说服了罗斯福，英美盟军的首次突击行动应该于下半年在北非登陆。在艾森豪威尔看来，罗斯福同意丘吉尔之日是“史上最暗淡的日子”。
鉴于盟军在欧洲大陆用来对抗希特勒的资源极其匮乏，英国认为在非洲大陆边缘登陆能为突袭欧洲赢得最终胜利铺路。在控制法属北非之后，盟军可以向西横扫，袭击隆美尔和非洲军团后方，而英国第八集团军则从西边攻打德军。在英国看来，把轴心国军队从此地区驱逐出去，不仅能拯救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而且将重新打通地中海通道，以便盟军运输供应舰艇和运兵舰。而目前，这些舰艇和运兵舰不得不绕行数千英里才能到达中东和印度。根据艾伦·布鲁克的推测，北非战场的胜利至少会节省50万吨的运输量，用来在欧洲大陆发动大规模进攻作战。
与其说罗斯福相信这种运输便利化辩论，毋宁说他更相信美军最终会与德军交战。鉴于斯大林不断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罗斯福总统于5月允诺苏联外交部长，盟军预计将于下半年开辟第二战场。罗斯福也面临着来自美国躁动民众的压力。在珍珠港遇袭后，他们认为日本才是美国的头号敌人，而非德国。除非立刻把美军派往欧洲战区，否则迫于国会和民众的压力，美国战争资源可能会被转移用来对抗日本。“只有发挥聪明才智，”亨利·史汀生在写给丘吉尔的书信中说道，“才能让美国人相信德国是他们最危险的敌人，必须在干掉日本之前干掉它。”
罗斯福坚持大部分地面作战计划要由自己制定，以作为允诺北非登陆行动的交换条件。他说道，最重要的是美国必须主导作战，由美国人担任盟军总司令，劝阻在北非的维希法军停止抵抗。法国于1940年6月向德国投降，希特勒同意在新元首菲利浦·贝当（Philippe Pétain）元帅领导下的法国政府在维希建立政权，维希是法国中心的一个城镇。罗斯福告诉丘吉尔，比起抵抗美军，法国更可能抵抗英军，因为两年前，英军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港口摧毁了众多法国舰队，并且英军支持法国反叛将军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他已逃至伦敦，旨在集结法国人来对抗维希政府和纳粹德国。
不像英国，美国与维希政府维持着外交关系。德军允许维希政府继续控制法属北非和法国的其他殖民地，以及法国的舰队。维希政府与纳粹德国合作密切，并在其控制的法国南部地区实施独裁统治。由于与维希政府打交道，罗斯福政府在国内备受指责。维希政府官员在收到德国的指令之前就早已制定了压迫犹太人的政策，而后协助纳粹分子将被驱逐的犹太人关进死亡集中营。维希警官在被授职时都必须作出如下宣誓：“我发誓对抗民主，对抗戴高乐叛乱，对抗犹太麻风病。”然而，罗斯福却认为，撇开他们的所有罪行不论，与维希政府领导者们维持良好关系这一点很重要，希望他们不至于让法属北非和法国舰队落入纳粹之手，希望他们某一天会站到盟军这一边。
与此同时，罗斯福总统极其讨厌这位易怒、难搞的戴高乐，虽然他们素未谋面。美国就“火炬行动”提出的另一个条件就是，把这位将军以及他的自由法国军排除在“火炬”行动外。另外，罗斯福命令不得提前告知戴高乐登陆计划，“不管他如何发脾气”。在赢得了就北非登陆的争论后，丘吉尔对罗斯福的要求欣然接受。“我把自己看作您的中尉，”在他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写道，“这是一项美国事业，我们只是您的助手。”
然而，不管从任何层面来讲，这项美国事业对艾森豪威尔而言都是一个噩梦。他和部下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来策划这次登陆行动——堪称史上最标新立异的两栖登陆之一，并将带领美国和英国的突击部队到达这个“数世纪以来都未曾经历过任何重大军事行动”的非洲大陆海岸。丘吉尔的军事顾问伊斯梅在其回忆录中叙述道，任何两栖作战的实现都是一项壮举，因为它要求拥有“训练有素的军事人员，种类齐全的各式装备，还要对登陆地点的各个细节了然于心，对敌人的军事力量和军事部署精准掌握。最重要的是，要有严谨周密的计划和准备”。然而，可以说，“火炬行动”完全不具备这些条件。
艾森豪威尔和部下非常担忧美国突击部队的备战状态，因为大部分士兵都没有接受过作战训练，或仅学过皮毛。确实如此，一些士兵在被运往北非之前根本没有练过如何给步枪上膛、瞄准和射击。美国司令部也在忧虑，可用的武器、物资和舰船远远不够支撑如此大规模的作战。“我们的军备物资仍然匮乏，”艾森豪威尔后来写道，“所需的一切物资都不充足。”而且，一直到登陆行动开始的前几周，对登陆地点的争议仍悬而未决。
英国主张军队尽可能地从东边登陆，如此便可以快速进入“火炬行动”的主要目标地突尼斯，从而比德军抢先一步登陆，并攻占突尼斯的关键深水港口城市突尼斯和比塞大。根据英国的设想，隆美尔将会遭受“火炬”盟军和英国第八集团军的夹击。艾森豪威尔支持英国的主张，但却被马歇尔将军和其属下否决了，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尽可能从东边登陆，那么德军会穿过中立国西班牙前来攻打盟军后方，从而使其陷入夹击。美国军官坚持认为突击部队应该从位于突尼斯市大约一千英里以西，摩洛哥大西洋海岸线上的卡萨布兰卡登陆。虽然英国领导者丘吉尔认为马歇尔太过谨小慎微（艾森豪威尔也这样认为），但他还是再次屈从了。登陆地点的确定就是妥协的结果，盟军将在三个相距甚远的地点登陆：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市、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市和奥兰市。虽然阿尔及尔市离突尼斯市最近，但距离此次作战行动的主要目标地仍有500多英里之远。
艾森豪威尔在那年夏天接到的此项任务，最需要发挥军事司令出类拔萃的才能。詹姆斯·麦克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之后描述说，这是一项“匪夷所思、充满疑惑和不可预测”的任务，因为他必须为“火炬行动”的两国盟军创建一个统一指挥总司令部。由于军事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组织，他根本无章可遵、无轨可循。艾森豪威尔的军中好友们告诉他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说，他和“火炬行动”都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而他将会成为这个必然战败结局的替罪羊。“他们不停地告诉我，”艾森豪威尔之后写道，“关于各种联军失败的故事，从公元前500年的希腊人开始，讲到后来某些联军陷入争执不休之中，再到1940年的法英走向对立。”
英国从一开始就反对统一指挥，而对于由这位名不见经传、毫无作战经验的美国将军来指挥英国军队作战更是郁闷不已。艾伦·布鲁克对艾森豪威尔不屑一顾的态度和对马歇尔一样，他们的关系直到战争结束都算是冷若冰霜。除了赞誉这位美国人“充满魅力”，“比我们大多数人更幸运”，布鲁克对艾森豪威尔担任总司令时的风采基本无甚好评，说他“对战争只有最模糊的概念”。而艾森豪威尔属下的一名英国海军上将评价他为那个时期“最诚挚、率真和谦虚的人”，但却“不太自信”。
虽然艾森豪威尔对很多事情都表现得踌躇不定、犹豫不决，但他却坚定地认为英美共同作战需要全面的统一指挥。根据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的传记作者马克·佩里（Mark Perry）的说法，在艾森豪威尔的同时代军官中，不管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没有任何人“能像他一样，对创建和维持这样一个联盟的重要性有如此深刻的理解”。当英国争论说，如果他们的战地司令对他的命令不服，他们有权向战争办公室上诉时，这位“火炬行动”总司令称，这样的处理违反了英美就统一指挥所达成的协议。他们协商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对命令不服的英国指挥官必须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向他咨询。“这是艾森豪威尔的规矩，这一规矩的影响力比他本人最初预见的更加深远，”华莱士·卡罗尔评论道，“到此战区的任何人，无论军人或平民，美国人或英国人，都必须摒弃此前之效忠上级，绝对服从战区司令的指挥。”
艾森豪威尔统领下的英美统一指挥的策源地是诺福克府，这是一座新乔治亚式砖石建筑，距离位于圣詹姆斯广场的南茜·阿斯特（Nancy Astor）的住宅仅几户远。诺福克府被定为“火炬行动”的盟军总司令部，但一些人对盟军的首个统一指挥部的选址有种莫名的不祥之感。两百多年前，乔治三世正是出生于这个诺福克府，它原属于约克公爵。
艾森豪威尔对乔治三世也颇为在意。他要求属下的美国人和大不列颠人都必须摒弃两国之间时代久远的分歧，权当他们“属于同一个国家”。但是，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命令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由于美军和英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接触甚少，两军基本上都不了解对方的作战方式。弗雷德里克·摩根将军于1942年秋季被派到艾森豪威尔的盟军总司令部，当阅读从总司令部传达的一份文件时，他感到困惑不解。摩根之后回忆说：“我看不懂我所见到的每个单词。这一大堆单词无疑都是英语单词，但传达给我的却是毫无头绪的信息，最后，我不得不求助于美国资深军事语言翻译。”
艾森豪威尔把属下两国人员之间的初期关系比作“狭路相逢的恶犬与雄猫”，因为起初发生了太多性格冲突和误解。一些美国军官对“火炬行动”的整个计划都嗤之以鼻。“很明显，就此而论，”用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这是一项英国计划，而美国是被死拉硬拽进来的。”虽然这位总司令私下也赞同他们的看法，但却警告自己的同胞们，如果他们不把精力都投入到作战行动中，并学会与英国战友们和平相处，他将把他们遣返回国。最终，他的决心得到回报：他属下的美国人终于承认“英国人并非红衣军般的恶魔”，而英国人也承认，美国人有时也会有一两个好点子。
但是，他属下的很多美国与英国作战指挥官并不认同这一点。艾森豪威尔的两位最亲密的朋友：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和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前者是他的副手兼“火炬行动”的总规划师，后者是“火炬行动”中一个特遣部队的将领，他们都有着强烈的仇英心理。1942年夏季，当巴顿去往伦敦作简报时，他在日记中抱怨道：“显而易见，这里的大部分美国军官都是亲英派，就连艾克……而我绝不是亲英派。”
虽然艾森豪威尔在大家面前保持着轻松自如、笑容满面的状态，但那些最亲近他的人都深知他为准备“火炬行动”所付出的巨大身心代价。他心存疑虑：如罗斯福所说，“通过入侵一个中立国来结交一个朋友”，这样真的可能吗？他疾言厉色，情绪低落，一天得抽四包骆驼牌香烟——凯·萨默斯比称之为“紧张兮兮”的状态。艾森豪威尔属下的一位美国人说：“他似乎老了十岁。”尽管筋疲力尽，艾森豪威尔在夜晚却经常失眠。当他失眠的时候，他就会起床坐到窗边，一直凝视着黑夜数小时，内心充满焦虑和恐惧，却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
1942年11月4日，在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将军（Bernard Law Montgomery）率领下的英国第八集团军击败了在阿拉曼的隆美尔部队，德军被赶出埃及，向西匆匆撤退。这是“二战”中英国对抗德军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这一胜利给丘吉尔及其政府，乃至整个英国都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天后，大约三万三千美英士兵在北非海岸登陆。在“火炬行动”的最初阶段，组织者和士兵的作战经验不足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卡萨布兰卡，一半以上的登陆艇和轻型坦克被波涛汹涌的海浪所吞没或倾覆。许多士兵刚从船舰下来时感到无所适从。率领军队在卡萨布兰卡北边登陆点登陆的司令员卢西恩·特拉斯科特将军（Lucian Truscott）回忆说：“士兵们失望透顶，漫无目的地四处走动……相互指责。”
一切都没有按照计划发展，包括法军对登陆的回应。罗斯福坚信法国军队会欢迎美国入侵者的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在美国参战前就已部署在北非的美国非职业间谍组织所提供的情报。1941年3月，罗斯福与维希政府达成了一项秘密交易，解冻了在美国的法国资金；而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将在北非部署12名美国副领事，也就是情报员。这12名美国人并非专业间谍，而是包括酿酒师和可口可乐推销员这样一群人。德国军事情报对他们了如指掌并断言说：“敌人选择这样一群情报员，对我们而言真是可喜可贺，他们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麻烦。”
这些副领事向白宫担保，法军只会象征性地抵抗美军。因此，美军便认为法军会“手舞足蹈地”迎接美军入侵者的到来。但事实上，法军对美军在卡萨布兰卡各个登陆点的登陆都进行了顽强、猛烈的抵抗。一位美国少校后来告诉战争部说：“所有军官和士兵都瞠目结舌，他们首次尝到了战争的滋味。”卢西恩·特拉斯科特提道：“从我目睹的场景来看，海岸上到处是一片混乱。”在巴顿将军看来，如果这些美军所面临的是德军而非法军的话，他们毫无可能登上海岸。
然而更糟糕的是，法军拒绝接受罗斯福政府为在北非创造和平而精心挑选的北非新领导。亨利·吉劳德将军（Henri Giraud）于1940年被德军俘虏，当时法国还未向德国投降。最近，他从德国的一座监狱成功逃脱，并到达维希。美国官员把吉劳德看作与戴高乐和贝当相当的人物，于是便说服他协助美军的登陆行动，并通过潜水艇秘密把他从法国送往了直布罗陀。然而刚刚到达那里，吉劳德便要求由他指挥整个行动。艾森豪威尔对此感到错愕不已并拒绝了他的要求，因此吉劳德也拒绝加入第一批登陆部队作战。然而，满怀希望的盟军在广播中对整个北非宣称，吉劳德很快便会接手该地区的法军领导权。但这则广播消息，据艾森豪威尔回忆说，对法军“毫无影响力”，他们“完全不当回事”。“火炬行动”总司令承认，法军排斥吉劳德这一事实“真的让我们大失所望”。他在发给罗斯福的一封电报中说道，北非的形势“与最初的预想大相径庭”。
当时，艾森豪威尔的唯一目标就是结束那里的血战，把部队送往突尼斯。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一目标的任何人都会获得他的支持，即使这个人是维希最厚颜无耻的纳粹同伙——事实证明确是如此。这个人就是海军上将让·达尔朗（Jean Darlan），维希武装部队司令兼贝当的得力助手。盟军登陆时，达尔朗恰好在阿尔及尔看望病危的儿子。达尔朗在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之后继任了贝当的副手，他是所有维希官员中最受人诟病之人。他把印度支那拱手交给日本，同意处决法国犹太人，下令逮捕众多维希反对者，为隆美尔的军队提供食物、卡车和汽油。达尔朗是一个坚定的反英主义者，在盟军登陆时，他命令法军对盟军开火。
艾森豪威尔对政治毫不关心，所以对法国内政以及法国遭受的创伤所知寥寥，因此对达尔朗的违约行为不知其所以然。他对这位海军上将提出了一项交易：达尔朗对盟军停火；而作为交换条件，盟军将任命他为其在北非的高级专员或总督。起初，达尔朗勉强接受了这一交易，之后便违约了。直到他获悉德国已经于11月11日占领了法国维希，他才下令停火。如此，在北非的战争才最终结束。
对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来说，达尔朗的违约不难理解。虽然艾森豪威尔与达尔朗的交易得到了罗斯福的赞同、丘吉尔的勉强认可，但却受到了来自全球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强烈反对。“对我们两国来说，达尔朗是个罪大恶极的人物”，艾森豪威尔对他的属下如是说。
在交易的批评者看来，这项自私自利性质的交易损害了以罗斯福为首的盟军领导者们的崇高道德地位。华莱士·卡罗尔评论说：“美国表面上说得娓娓动听，坚持崇高的信念，而现在一经**，便把信念搁置一边，与希特勒身后最卑鄙恶劣的外国跟班之一达成交易。”大约60年之后，军事历史学家里克·阿特金森（Rick Atkinson）这样说道：“一支乳臭未干、愚蠢笨拙的军队来到北非，他们几乎没有作为世界强国应如何行事的概念。”
达尔朗担任高级专员时的初期行为更加激起了艾森豪威尔的批评者的愤怒。达尔朗在北非实行反闪米特人的法律，关押戴高乐的支持者和其他维希政权反对者，以及盟军登陆的一些协助者，恢复了在突击行动最初几天被免职的维希官员，并下令封闭了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而艾森豪威尔拒绝卷入他所谓的内政，声称“我们到此并非是为了干涉任何人的事务”。位于阿尔及尔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通讯记者查尔斯·科林伍德（Charles Collingwood）对此愤愤不平，在其写给父母的信中评价了美国为达尔朗掌权所起的推动作用：“我们默许并助长了这样一个政权，它和我们现在正奋勇反抗的政权一模一样。我们的借口是我们不得干涉法国内政。我在想，当我们进入德国后，是否同样会说我们不得干涉德国的内政。”
在阿尔及尔，一些美国批评者对达尔朗的行为可不只是抱怨。艾森豪威尔总司令部下属的心理战官员发现了维希警察所通缉的戴高乐支持者所在的秘密地点，并帮助一些支持者登上了驶向英国的盟军船舰。还有一两个更胆大妄为的美国人把自由法国的徽章——洛林十字——别在了自己的上衣翻领上。艾森豪威尔后来说，他属下的心理战工作人员给他带来的麻烦比非洲德军所带来的更多。
在伦敦，忧心忡忡的丘吉尔警告罗斯福，对达尔朗的认可已经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引起了轩然大波。他说：“我们不能忽视它可能对我们的事业造成的严重政治伤害……造成我们准备与当地卖国贼达成协议的错觉。”莫莉·潘特-道恩斯在《纽约客》中写道，许多伦敦人把达尔朗交易等同于内维尔·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潘特-道恩斯写道，大不列颠人“认为对维希的这个人和对慕尼黑的那个人采取姑息态度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不管说得如何好听”。华莱士·卡罗尔从位于伦敦的美国大使馆写信给在华盛顿的罗斯福和战争信息局的上级，信中说道，我们和英国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得不为挽留英国人民的尊重和信任而努力”。
丘吉尔自己也陷入了道德与权宜之计的两难困境中。关于达尔朗交易，虽然罗斯福事先并未咨询过英国政府，但丘吉尔与罗斯福都赞同艾森豪威尔采取任何手段争取北非法军的合作。丘吉尔首相经常把达尔朗称之为“叛变者”和“卖国贼”，但在登陆行动前不久，他却宣称：“虽然我对他恨之入骨，但如果能使他的舰队加入盟军，即使让我匍匐前行一英里，我也欣然接受。”但事实是达尔朗无法调用他的舰队，因为在德军占领了维希政府控制的法国南部地区后，这些舰队被那些德军操控了。另外，他姗姗来迟的停火命令也并未阻止德军大量涌入突尼斯。简而言之，这项交易仅仅换来了此地血战的结束，根本没有达成盟军的任何目标。
鉴于在此项交易中的间接推动作用，丘吉尔感到十分难堪，以至于拒绝公开向下议院解释这项交易，除非召开秘密会议。在这个秘密会议上，首相表现出了两面性，一方面以盟军的名义支持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的这一做法，另一方面又强调，这项交易是由美国人独自与其达成的。“自1776年以来，我们就没有能力决定美国的政策，”他说道，“不管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我们都没有直接控制任何事情的发展。”
与此同时，美国的著名的报纸专栏作家和广播评论员以及罗斯福的内阁成员都在声讨这项交易。例如，亨利·摩根索公开谴责达尔朗是卖国贼，谴责其出卖数千同胞致使他们被奴役的行径。他告诉罗斯福说，北非的情况“让我的灵魂备受煎熬”。摩根索联合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一起敦促总统阐明美国对北非及达尔朗的政策。面对纷至沓来的批评，罗斯福虽然满怀怨恨，但仍然听从了这位财政部部长的建议。
令摩根索感到更加虐心的诱因是，“达尔朗交易”刚刚公开后爱德华·默罗发表的一则煽动性的广播。这位美国最负盛名的广播记者，对自己国家在促成这件事中的主导作用感到万分震惊，因而在报道中完全抛开了客观性原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对一个朋友大声吼道，“我们是与纳粹分子顽强斗争还是与其沆瀣一气？”在摩根索听到的这则广播内容中，默罗列举了一系列达尔朗的罪行。当一名德国军官在南特被杀害后，达尔朗将30多名法国人作为人质交给纳粹分子，结果他们全被枪杀。他在北非掌权后，把那里的欧洲政治难民都遣回了其被德军占领的家园。默罗说道，难道这就是我们在与纳粹的斗争中所希望的助手？不管这项交易是否是军事权宜之计，“盟军的战略定位丝毫没有暗示，我们太过强大或太过懦弱，以至于我们可以忽视我们参加这场战争所怀抱的信念”。在听了默罗的广播后，摩根索写下手稿，并把它交了亨利·史汀生和罗斯福本人。
然而，默罗就此事件发表的广播报道远不止这一则。在所有批评“达尔朗交易”的新闻工作者中，默罗毫无疑问是最直言不讳的，他一次又一次公然挑战政府的政策。“这关乎我们的崇高信念，是我们无法逃避的道德责任，”他告诉听众说，“不管美军到哪儿，他们都会带上粮食、钱财和权力，如果我们允许，卖国贼都会站到我们这一边。”
罗斯福政府对这位广播员吹毛求疵的报道感到既惊愕又气愤，而罗斯福曾把他看作一位好伙伴，在珍珠港遇袭当晚向他倾诉衷肠并准备雇佣他。几个月后，在默罗返回美国作短暂停留期间，他被召到国务院。在那里，怒火中烧的科德尔·赫尔义正词严地谴责了他在报道中诋毁战争努力的行为。默罗感到战战兢兢，后来对一位熟人这样说：“他并未提高嗓门……也未做任何手势，但他的讲话却句句扎心。”
对达尔朗慷慨激昂的报道让他遭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公开批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赞助者们、他的一些听众们，以及该公司位于纽约的新闻编辑保罗·怀特（Paul White）都对他怨声载道。“你这样不断地批评美国会威胁到你的好名声，”怀特在发给默罗的电报中说，“最近经常听到人们说，这位顶呱呱的‘爱德华·默罗变得越来越像英国人了’。”11月底，国际银器公司——默罗主持的每周一次的分析节目的赞助者——取消了对该节目的赞助，并把默罗的工资减半（该公司显然不会放弃其最受欢迎的新闻广播节目之一，于是一个月后恢复了对该节目的赞助）。
然而在这样一片哗然中，默罗毫无悔改之意。一位听众谴责他的达尔朗广播报道是反美主义，“非常危险”。默罗写信给这位听众说：“我相信任何政府都会犯错，任何广播员也一样。”在写给家乡的一位友人的信中，他声称：“对于对合理的战后世界满怀希望的任何人来说，北非形势的发展令人心碎。”对另一位友人，默罗说道：“英国人担忧美国会和英国在19世纪的做法一样……我们在北非表现出的政策类似于帝国主义做法。”他坦言说感觉自己与家乡之间越来越遥远，“也许是我离家太久了，我越来越坚信，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这里的价值观都与家乡的价值观相去甚远”。
与默罗一样，吉尔·怀南特认为罗斯福政府任命达尔朗掌权是一个巨大错误。在为怀南特举办的一场鸡尾酒晚宴上，大部分时间怀南特都和默罗以及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名广播员聚集在一起，对这一事件唉声叹气。他赞同丘吉尔及安东尼·艾登的观点，认为美国政府必须意识到“达尔朗交易”在英国非常不得人心这一事实。
但作为美国政府驻英国的首席代表，怀南特觉得有责任公开维护美国立场，并寻求英国重要官员的支持——这些官员中的很多人都私下与他相交甚好。两年来，这位大使一直敦促英国劳动阶级反抗纳粹主义，而现在他却不得不支持与一名主要纳粹同伙所达成的交易。虽然对此感到极其难受，他仍须继续传达美国政府的观点。在一次晚宴上，哈罗德·尼克尔森听到这位大使向他的客人们讲述，“达尔朗交易”带来的军事利益比其道德瑕疵更重要。“达尔朗的上台只是个巧合……他会履行诺言，”尼克尔森引用怀南特的话说，“这样做可以节省时间并挽救五万美国士兵的性命……这样做是值得的。”对晚宴作了一番沉思后，尼克尔森在日记中写道：“怀南特是个杰出的人物，大家都差点相信了他所倡导的邪恶。”
虽然白宫对“达尔朗交易”的支持遭到了激烈的围攻指责，但首当其冲的人是艾森豪威尔。哈里·霍普金斯对作家约翰·冈瑟（John Gunther）说：“不管艾克取得何种胜利，都无法洗掉这一污点。”在冈瑟看来，这种言论极不公平。他后来写道，艾森豪威尔“完全缺乏政治手腕，他的唯一目标就是快速前进，挽救美国人的性命”。冈瑟认为，最终的责任在于罗斯福。
这场争议终于在1942年的圣诞前夜解决了：一名20岁的法国保皇党人冲进了位于阿尔及尔的达尔朗总部，向他开了两枪，几个小时后，达尔朗死了。这名暗杀者在秘密进行的军事审判中被判有罪，并于12月26日被行刑队处决（当时乃至现在，关于英美特务机关可能与这场暗杀有关的怀疑仍然存在，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虽然达尔朗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艾森豪威尔仍然与法国政治阴谋纠缠不清。继达尔朗掌权后，亨利·吉劳德继续其前任的做法，在北非对犹太人和维希反对者进行迫害。“吉劳德对我们毫无用处，”艾森豪威尔之后写道，“他憎恨政治，不仅仅是憎恨政治中的歪曲与诡计，而是憎恨形成一个有序的、民主的政府所必要的任何工作。”
艾森豪威尔不仅深陷与这个法国人有关的问题中，他还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盟军胸有成竹地认为他们会在几天最多几周内扫**北非，向突尼斯进攻。但令盟军大吃一惊的是，在他们向东推进的过程中，希特勒已经把数万士兵派往了突尼斯，声称“不管付出任何代价都必须保住北非”。由于美军和英军训练仓促、装备不良，在与德军最初的接触战中，他们丝毫不是那些久经沙场的德军的对手，而且德军还拥有更精良的盔甲、大炮和空中力量。
在交战的最初几个月，盟军司令之间经常发生口角，并重复犯同样的战术错误。他们的兵力太过分散，美英部队之间甚至美英两国之间基本没有任何凝聚力。军官们谨小慎微、犹豫不决，导致他们无法集中兵力进行大规模进攻。“德军在作战方面更胜一筹，”美国战争部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敌人被看作客队……我们的官兵们在心理上未做好准备。”鉴于盟军的进攻停滞不前，他们准备打一场持久的包围战。
1943年2月，在阿拉曼战败并向西撤退的隆美尔部队开始发动攻击。德军穿越通往突尼斯市的卡塞林隘口，攻打经验不足、纪律松散的美国第二集团军，并给他们造成了重大伤亡。这是美国参加的首个重大战役，但由于这个美国军团指挥官的糟糕战术和领导能力，这场战役以他们的溃败而告终。关于卡塞林之战，哈里·布彻在日记中郁闷地写道：“这是我们历史上最惨烈的失败之一，即使现在骄傲自大的美国人都会对此感到羞愧。”
虽然英军自战争开始后的表现远非光辉荣耀，但在卡塞林战役之后，英军士兵和指挥官都对美军嗤之以鼻。英国士兵高唱“我的盟军是菜鸟”，一些英国士兵称美国人是“我们的意大利人”。英国将军约翰·克罗克（John Crocker）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这样评价美国部队：“就作战经验而言，英国没什么可向他们学习的。”克罗克对美国和英国的通讯员也如是，把那场春季战役的战败责任完全归结美国部队。在听了克罗克召开的新闻简报会后，《时代周刊》杂志报道说，这场战役让美国人感到“无地自容”，并让英美部队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大部分英国人都把矛头指向了艾森豪威尔。由于被政治争议搅得心烦意乱，艾森豪威尔没能够发挥战地指挥官应有的权力并履行其应负的责任。“艾森豪威尔是个令人失望的将军，”艾伦·布鲁克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他埋头于政治中，忽视了自己的军事责任，这恐怕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对军事事务所知寥寥。”虽然饱受批评，艾森豪威尔却不得不承认情况是这样。“这样来描述我们的作战方式最恰当不过了，”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他写道，“他们违反了所有公认的战争原理，与书本记载的所有作战方式和军队后勤学都格格不入，他们整个部队都将被定罪……”
1943年1月，当英美军事领导者们与丘吉尔及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会面时，布鲁克提出让艾森豪威尔交出指挥权，让英国将军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直接指挥盟军地面部队在突尼斯的行动。在阿拉曼战役中，亚历山大是蒙哥马利的上级，并指导了英国第八集团军向西乘胜追击隆美尔的行动。由于英国第八集团军准备与“火炬行动”力量相结合，在布鲁克看来，让亚历山大取代艾森豪威尔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他后来说道：“我们建议艾森豪威尔提高职务，担任最高司令……而由我们的一位司令员接替他之前的职位……从而恢复一直以来严重缺乏的必要斗志和协调能力。”事实上，亚历山大和其他英国人一样，对美国人的评价非常刻薄。在给布鲁克的信中他写道，美国人“软弱，经验不足，训练不足”并且“缺乏斗志”。在战争的大部分时期，他都保持着这样的观点，即使之后的一些战役证明他错了。
在“火炬行动”开始前，大部分美国作战指挥官都是反英派，他们极度反感英国指挥官表现出的自视甚高、居高临下的态度。他们指出，蒙哥马利和那位温文尔雅、从容不迫的亚历山大，在阿拉曼战役中让德军非洲军团的众多士兵从自己手中逃脱；而英国第八集团军并未尽最大努力追击隆美尔部队，从而让德军有机会在卡塞林袭击美军。
“他对英国人深恶痛绝。”另一位美国将军这样评价乔治·巴顿——卡塞林战役失败后，美国第二集团军由巴顿指挥。艾森豪威尔的副手马克·克拉克是个飞扬跋扈、极爱自我宣传之人，他对英国人的“吹毛求疵和辱骂”以及反英主义的冷嘲热讽基本得罪了在盟军总司令部的所有英国军官。克拉克还经常喜欢引用拿破仑一世的警句“攻打一个盟军比攻打单个军队容易”。当他被降职成为战地将军时，盟军总司令部的其他一些将军对此兴奋不已。
由于英美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除了要应对其他问题外，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来实现这些指挥官们之间的和平相处。“目前艾克就改善英美关系所做的努力，”哈里·布彻写道，“和瞭望塔上的火炮手寻找可以制造熊熊大火之森林的努力很相似。”虽然艾森豪威尔的属下们不断向他挑拨，他仍然坚定地认为，只有英美紧密合作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在这场战争中一直以来的危险源是，”他写信给友人说道，“我们必须与之合作共同击败真正的敌人的盟友，被我们误认为是首要的敌人。”在与亚历山大和巴顿的一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称他自认为是“盟友而非美国人”。他告诉部下必须服从收到的任何命令，“不得在意这个命令是由英国人还是美国人下达的”。
然而，他为团结合作而进行的呼吁并未赢得部下的喝彩。克拉克、巴顿以及美国第二集团军副司令奥马尔·布拉德利（Omar Bradley）对这位上级反驳说，这样的做法是在偏袒英国。巴顿抱怨道，“艾克变得越来越像英国人”，并指责他“快要成为贝内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第二了”，而后又说英国人“把我们耍得团团转”。艾森豪威尔属下的一名美国军官厌倦了这种无休止的诽谤，在日记中写道：“上帝啊，我希望我们能暂时放下自尊！”
虽然吹毛求疵的言论继续存在，北非的战争形势却开始变得对盟军有利。在纪律严明的巴顿的领导下，美国第二集团军以及第一集团军的士兵开始掌握了作战技巧。厄尼·派尔说，和所有在北非的美军一样，“巴顿满怀一腔热血。他为生命而战。杀人是他的工作……他完全投入到战争中”。与此同时，随着美国的工业动员的实施，大量的军用物资和装备运到了这里。仅在一个月内，两万四千辆车辆、一百万吨货物以及大约八万四千名援兵登上了北非海岸。“美军并没有解决问题，”一位英国将军说，“而是完全陷入了战争。”
5月7日，盟军占领突尼斯市，五天后，整个北非战场的战争结束了。英美赢得了他们的首个重要奖励——中东和北非——这是他们战争中的重要转折点。德军看似势不可当的势头终于被遏制了：就在德军在突尼斯战败的前几个月，他们在斯大林格勒受到了苏军的重创。多亏了西方同盟国，“一个大陆被拯救了，”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伦敦，自战争开始以来人们首次松了口气。”希特勒自此失去了战略主动权。
英美盟军北非战场的开辟为苏军赢得斯大林格勒战役成为可能，虽然苏军从未承认这一事实。超过15万德国士兵从苏联转移到北非来对抗英美盟军，这可能和斯大林心中所想的第二战场不太一样，但毋庸置疑，德军兵力的转移对他击败德国有一定帮助。
在北非登陆，而不是按照美国所希望的那样从法国登陆，也让美国和英国避免了一场很可能发生的灾难。历史学家埃里克·拉腊比（Eric Larrabee）认为，北非“是个糟糕的地方，但这里在作战方面的优势有待发掘”。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和其他美国人可能要花上几年才会承认，英国之前反对在法国突击登陆并非错误。“艾伦·布鲁克虽然有些目中无人、装腔作势，但他确实是对的，”马克·佩里说，“而跨越海峡将是一次自杀式行动。”
虽然第一回合败下阵来，美国军事领导者们仍然坚持跨越海峡登陆的计划。他们认为扫**北非后，西方同盟国应该立即准备进入法国。然而英国并不赞同。在卡萨布兰卡召开的会议上，就英美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双方因战略不同再次引起了争论。
会议开始前罗斯福就警告部下说：“英国会有自己的计划，并会坚持到底。”他说得没错。丘吉尔和英国军事领导者们事先在伦敦就已经制定好了不同计划，他们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提出继续他们的外围战略方针，统一作战来首先削弱德军力量，然后才给它致命一击。继北非后，他们计划穿越地中海在西西里岛登陆，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然后希望说服土耳其加入盟军作战。
英军主导了大部分作战这一事实使得他们在争论中更有话语权。虽然美国于1943年初增加了兵力，但在突尼斯参加联合作战的英国士兵人数是美国的三倍，所以英军的伤亡也更惨重——死伤及失踪人数达3.8万人，而美国这一人数是1.9万人。但丘吉尔和他的官员们赢得这场争论全是因为他们的组织更优秀，以及他们为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的计划做的准备更充分。他们制作的图表不计其数，对每个细节都考虑周全。不论何时需要何种数据，他们派人从伦敦取来的皮革文件夹里就会准确无误地装着这一数据。正如罗斯福的预料，英国的论证就像“滴水穿石”般一点一点按照逻辑来进行。汤姆·哈迪将军（Tom Handy）继艾森豪威尔之后任华盛顿战争计划部的部长，后来他这样评价英国人，“他们——主要是丘吉尔——体现了客观性原则。如果在一个地方受到阻挠，他们就会从另一个地方打通过来……而我们……处于劣势”。
为反驳马歇尔的观点，英国再次拿出红色皮革文件夹，用事实和数据阐释为何盟军对欧洲大陆发动进攻还未准备就绪。虽然美国公开宣称首先对抗德国，但一半以上派往海外的美国士兵和装备都卷入了与日本的战争中。所以，没有足够的士兵、物资、船舰和登陆舰用来在法国开辟一个新战场。
在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之际，罗斯福与英国达成一致，决定先攻打西西里岛。这个行动为盟军1943—1944年攻打意大利奠定了基础。为感谢美国的支持，会议还达成了在英格兰增强美国部队驻军的协议，为最终对欧洲大陆发起总攻做准备。
当美国与会者们散会离开时，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无疑存在这样的想法：英国在策略上再次完胜美国。“他们就像蝗虫一样来势汹汹，”美国战争计划部的成员，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Albert Wedemeyer）承认说，“我们参会、倾听，然后就被征服了。”伊斯梅的副手，伊恩·雅各布将军（Ian Jacob）吹嘘说：“我们的观点一直都占上风。”
然而英国的扬扬得意并未持续长久，因为美国后来发展成了盟军中的主导力量，而卡萨布兰卡会议是英国在战争中最后一次在战略目标或之类的计划上胜过美国。
在备战过程中，艾森豪威尔也意识到布鲁克和其他英国将军会试图削减他的权力。艾森豪威尔与他们的关系，尤其是与那个自负、虚荣的阿拉曼战役中的英雄蒙哥马利的关系，在战争逐渐向欧洲推进时，变得越来越水火不容。而且他还遭到了来自巴顿、布拉德利、克拉克以及其他美国指挥官的抨击。
但由于艾森豪威尔在北非的严峻考验中吸取了教训，不管面临怎样的困难、遭受怎样的怠慢，他都紧握指挥决断大权。正如里克·阿特金森所指出的，“艾森豪威尔比在非洲的任何士兵都改变得多，成长得多”。虽然艾森豪威尔犯过很多错误，可能会被别人从职位上拉下来，但令他惊讶的是，他们并未这样做，所以他决心去掉幼稚和不安，不再犯错。“在他于1942年动身去欧洲之前，”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后来写道，“我知道他已经是个敢作敢为、机智聪慧之人。”约翰·艾森豪威尔（John Eisenhower）接着说，北非把我的父亲“从一个普通人转变成为一个重要人物……全权负责军事指挥”。一位英国将军曾说：“战争的魅力之一就是见证了美国人如何快速地让其伟人们成长。”他可能是在谈论艾森豪威尔。
虽然布鲁克对艾森豪威尔的评价一直不高，但他在战后也承认说：“他的闪光点在于合理处理盟军关系的能力，能够不偏不倚地对待所有人，并充分发挥了盟军的凝聚力。”而这种能力，艾森豪威尔一直相信，是他最终取得个人成功和战争胜利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