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与达尔朗达成交易之后的数月里，欧洲流亡者们都聚集在伦敦的伦敦塔、约克大教堂和一些热门餐馆和酒馆，一边不停地抽着烟，一边探讨这项交易暗含之意。受其影响最直接的当然是自由法国战士，但其他流亡者们——挪威人、波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也在担忧这项交易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纳粹也已经入侵并占领了他们的国家。当这些国家被解放之时，美国是否也会与像达尔朗一样的卖国贼合作？
1940年春季当德军攻占挪威和丹麦，紧接着扫**法国和低地国家时，曾在那年冬季聚集在铺着有酒渍餐布的餐桌旁的大部分欧洲人都逃离了出来，来到伦敦。似乎每隔一天，乔治六世和丘吉尔都得去伦敦的某个火车站迎接不同国家的国王、女王、总统或首相。英国是欧洲仅存的一个仍在与希特勒作战的国家，所以波兰军称英国是想继续作战的流亡者们的“最后希望之岛”。作为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战士和六国流亡政府的所在地，伦敦成了自由欧洲的事实首都。
伦敦的流亡者无处不在。戴高乐和他的自由法国战士藏匿在卡尔顿花园里一间庄严的白色宅邸，与圣詹姆斯公园遥遥相望。距此一英里以内，在位于切斯特广场一栋被炸损的联排别墅里，荷兰的威廉明娜女王曾邀请逃避到此的荷兰抵抗战士们喝茶。距离女王别墅三个街区的鲁宾斯酒店内，波兰总理兼总司令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Wladyslaw Sikorski）在此办公。挪威、荷兰和比利时三国流亡政府安置在皮卡迪利大街上与丽兹酒店相对的斯特拉顿之家酒店。其他外国办事机构则分散在贝尔格莱维亚区、肯辛顿、梅费尔、骑士桥和圣詹姆斯区。
到1943年，聚集到英国的欧洲各国的海、陆、空流亡士兵大约有十万人，他们加入日益壮大的美国部队以及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的部队。与美军和英军不同，这些欧洲人历经千辛万苦才到达这里。“为了跨越海峡来到英格兰，我们必须牺牲我们所珍惜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只为了能够与纳粹斗争，争取自由。”战争爆发后，一名荷兰法学学生埃里克·黑兹尔霍夫（Erik Hazelhoff）说道，“大家目标一致：去英格兰加入盟军。”从1940年到1941年初，世界上其他大部分人都认为英国将在几周，最多几个月内就被打败，但这些欧洲人还是来了，“这些狂热的、非武装的英雄要对抗耀武扬威的希特勒。”法国新闻工作者艾芙·居里（Eve Curie）如是说。她是物理学家玛丽·居里和皮埃尔·居里夫妇的女儿，也是到伦敦的逃难者。
多亏这些流亡者，伦敦成了一个活力四射、充满传奇、人口众多的世界性大都市。本土伦敦人根本无法想象在公共汽车和火车上，以及在餐馆和酒馆里坐在自己旁边的人会来自哪个国家，可能是刚刚完成轰炸行动的波兰飞行员，可能是被鱼雷击中后而被救起的挪威水兵，也可能是从法国偷逃出来的抵抗战士。这些像长着多彩羽毛的鸟儿的欧洲士兵们都集中到了伦敦被炸毁的街道——比如法国水兵身穿条纹衬衫，帽顶挂着红色绒球；法国军官身着白色披肩，戴着独具特色的平顶帽；波兰士兵戴着四角帽，看起来就像19世纪的骑兵；荷兰警官身穿带有银灰色饰边的简洁黑色制服。在肯辛顿花园，和这些欧洲盟友们走在一起的加拿大外交官查尔斯·里奇感觉就像是在“历史海洋中遨游”。
虽然在伦敦，外国人随处可见，但战时流亡者聚集的中心是索霍区，此处自17世纪以来便是欧洲流亡者的避难所。这里嘈杂、物价便宜、包罗万象，拥有流亡者们所青睐的法国、意大利、希腊、中国和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特色餐馆。位于迪恩街的约克大教堂是最知名的聚会场所之一，因此吸引了自由法国战士、比利时政府级别较低的官员们和其他人等前来这里。
然而，戴高乐和各个流亡政府的领导者们的社交活动大部分都是在著名酒店举行——如萨伏伊酒店、丽兹酒店、克拉里奇酒店和康诺特酒店——他们在这些酒店与英美官员们讨论各自国家的事业。为赢得两个最大的西方盟国的青睐，流亡政府之间经常相互竞争，它们之间及其内部存在着怀疑、派系、宿怨和内讧。关于各流亡政府之间的相互竞争，A. J.利布林（A. J. Liebling）在其发表在《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中打趣说：“六个流亡政府的首相们相互调查，特务彼此尾随，以至于克拉里奇酒店或丽兹格里尔酒店的午宴像极了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某部电影中的人物的一场交通堵塞式的汇聚。”
然而，对外国部队而言，与其说伦敦是个明争暗斗的中心，他们更认为它是个令人放松、新鲜刺激、培养同志情谊和发展浪漫故事的地方。在整个战争期间，大量的人群涌入到这个城市来寻找乐趣，比如伦敦附近的空军基地的欧洲飞行员，从托布鲁克和的黎波里等较远地方来休假的士兵，还有其他的盟军官兵。“虽然我们来自不同国家，面临着不可知的未来，但我们仍携手并肩，哪怕是为了啤酒，”埃里克·黑兹尔霍夫回忆说，“我们举杯共饮，并把各自的女朋友带到常去的夜总会，比如苏维夜总会、大使馆俱乐部和400夜总会。那里有荷兰人、波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等等，大家都在拥挤的舞池里享受。”
在所有这些欧洲人中，波兰人和自由法国战士，凭借其大胆的性格和独特的异国魅力，最容易俘获英国女人的芳心。作家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就被一个法国人迷倒了。1942年，她与戴高乐部下，富有魅力、风流成性的参谋长加斯顿·帕莱夫斯基（Gaston Palewski）展开了一段暧昧关系，但最后的结局很不幸。而擅长吻手礼和喜欢送花的波兰人由于爱献殷勤受到最多追捧，波兰飞行员被昆汀·雷诺兹称为“英格兰的魅力男孩”。在他们当时所写的日记和书信中，以及后来的回忆录中，他们表示对自己在英国的战时爱情感到有些惊讶。“关于这些女人，”有人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真的无法摆脱她们。”
而那些留在被占领的欧洲各国的人们却截然不同地看待英国及其首都。在他们眼里，那里不是寻求乐趣和追求爱情的地方，而是对抗绝望的希望之塔和护身符。在德军入侵荷兰后不久，埃里克·黑兹尔霍夫站在海牙附近的海岸上，惊讶地看着两架喷火式战斗机在头顶一晃而过，机身上的英国皇家空军的标志在阳光下格外耀眼。“一股势不可当的力量摧枯拉朽般占领了我们的国家，”他后来写道，“英格兰已经成了一个和自由类似的概念：那片国土上的自由人民能够阻挡纳粹。但要相信这个概念的含义是真实的则需要具体的表现，比如来自上帝的指示：英格兰还在！”对他而言，那两架喷火式战斗机就是这个暗示。数月后，他盗得了一条渔船，逃到了英格兰，并成为英国皇家空军的一名飞行员。
对敌占国家的大部分居民而言，希望是通过英国广播公司传送的。他们对纳粹的占领充满震惊、羞愧和恐惧，而英国广播公司的每日广播报道让他们备受鼓舞，感到自己并不孤单。尽管收听伦敦广播会受到监禁惩罚，甚至在某些国家会被处死，但这仍是许多欧洲人对抗占领者的第一个行动。他们每天都会把隐藏在不同地方的收音机拿出来收听广播——有的藏在地板下面，有的藏在橱柜里罐头制品后面，有的藏在烟囱里面。在挪威北部，渔民们划船到离海岸几英里的小岛上，把收音机藏到某个洞穴中。不管在哪里，收音机的主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在固定时间把它调到英国广播公司的频道，听大本钟的钟鸣声和神奇的开场白：“这里是伦敦。”他们会听到用当地语言报道的当天的战争新闻，有时候他们会听到各自国家领导者的名字，比如挪威的哈康国王，荷兰威廉明娜女王，波兰西科尔斯基将军，及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这些领导者们通过广播号召他们坚定地相信最终的解放，并号召他们竭尽所能抵抗敌人。
许许多多的欧洲人都把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报道看作获得自由的唯一救生索。在从捷克斯洛伐克偷偷送出的一封写给英国广播公司的信中，某个男人写道：“错过收听任何一则伦敦广播报道都会让我发狂。这是滋养我灵魂的唯一东西。”在战争后期逃到伦敦的一个法国人回忆说：“无法解释我们对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的依赖，它就是一切。”
艾芙·居里曾说，只有经历过自己国家被入侵的人们，才能真正明白战争的残酷和伦敦所象征的自由的珍贵。当一个英国女人与刚从纳粹监狱逃出来的比利时新闻工作者朋友走在皮卡迪利大街上时，她对这一说法感同身受。她说自己的这位朋友感到“欣喜若狂”，环顾四周似乎想要记住他所见到的一切。“你知道吗，我梦想着这个时刻已经梦想几个月了？”他欢呼道，“这里真好！难怪数百万欧洲大陆的人们都梦想着来到伦敦的这一刻！”尽管纳粹德国对伦敦的空袭带来无尽灾难和痛苦，但这个英国女人打趣说：“可是伦敦人经常忘记自己是多么幸运。”
虽然欧洲流亡者及其在家乡的同胞们极大地受益于英国盟友，但英国、美国甚至苏联也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极大的帮助。尽管与同盟国三巨头实力相差甚远，但他们也对同盟国的事业提供了重要帮助。在1940年至1941年的关键两年里，他们和英国一道，扭转了英国战败的命运，而且“二战”后期的事实也证明了，他们对整个同盟国的战争努力做出了巨大帮助。
1940年7月，当德国对英格兰南部发动空袭时，英国皇家空军损失严重，失去了三分之一最有经验的战斗机飞行员，并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战役中损失了一半战斗机。数百名经验丰富的欧洲飞行员——比利时、法国、捷克，尤其是波兰的飞行员——填补了这一损失。波兰飞行员在波兰和法国与纳粹德国空军有过较量，他们被认为是所有飞行员中技术最高超的。在不列颠之战中，一支波兰空军中队击中的德国飞机比英国皇家空军的任何一支队伍击中的都多。据英国皇家空军的最高官员们说，波兰飞行员的贡献对不列颠之战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甚至有人认为是决定性的作用。伊丽莎白女王于1996年宣称说：“如果那个时候波兰没有和我们并肩作战……自由之光可能就被熄灭了。”
为了帮助英国应对激增的船舰损失，拥有世界第四大海上商船队的挪威借给英国1300多条海船，并配备着船员；与此同时，在罗斯福制定《租借法案》之前，英国缺少足够的美元购买美国军备，比利时提供援助，借给英国部分黄金储备；另外，比属刚果的丰富自然资源，如橡胶和石油，也被用来支持盟军的事业。
但这些欧洲人在情报领域作出的贡献是最大。不列颠之战爆发前，位于布莱切利园的英国密码破译员成功破译了来自纳粹德国空军的由德国的精密恩尼格玛密码机制作的密码，数月之后，他们又相继破译了德国海军和陆军的恩尼格玛密码。英国密码破译员破译的关于德军战术和计划的信息对大西洋海战的胜利以及盟军最后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若没有法国尤其是波兰破译员的帮助，布莱切利园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借助法国情报局提供的文件，波兰密码破译员在20世纪30年代初最早成功破译了所拦截的恩尼格玛密码。在1939年夏季，“二战”开始前不久，波兰情报局为英法密码破译员们提供了精确复制的恩尼格玛密码机。这个设备以及波兰告知的关于德国密码的信息，为英国建立自己的密码破译系统奠定了基础。
被誉为战时情报大师的斯图尔特·孟席斯（Stewart Menzies）是英国秘密情报局（又称英国陆军情报六局，简称军情六局）局长，并掌管了布莱切利园，但他在战时所提供的正确情报其实并非来自他的情报局。在这个职位上，他兴致勃勃地向丘吉尔展示布莱切利园的最新情报成果。虽然孟席斯“沉浸在荣耀的光环中……但事实上，英国秘密情报局并非‘二战’中所有重大成功情报行动的唯一来源”，一位英国情报官员如是说。这些正确的情报绝大多数是来源于欧洲各个敌占国的情报局。
英国的情报局在全球范围内广受赞誉，主要是由于战前英国间谍小说中所描绘的技术高超、无所不知的英国情报局形象。丘吉尔认为英国情报局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而作为英国间谍小说的爱好者，纳粹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及其副手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也同样认为如此。但事实却与此大相径庭。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于缺乏政府资金投入，军情六局一直人手不够、资金不足，并缺乏人才和技术。直到德国入侵法国和低地国家之前，英国秘密情报局领导者们对于德国的态度都倾向于绥靖政策。1939年下半年，被德国对英国提出的虚假和平所**，两名英国秘密情报局情报员在荷兰被海德里希手下的情报员绑架。而让英国秘密情报局更加羞恼的是，这两位情报员一经审问便把情报局的情况和盘托出，包括情报局部署在西欧的特务人员的名字。在德国闪电战过程中，这些特务人员被逮捕，因此情报局的大部分组织网被摧毁了。
对斯图尔特·孟席斯及其副手克劳德·丹齐（Claude Dansey）而言，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流亡伦敦是他们把自己和情报局从灾难中挽救出来的天赐良机。英国秘密情报局为流亡情报机构提供资金、通信和交通支持，而作为交换，英国秘密情报局掌控着他们的大部分行动并包揽他们成功行动的功劳。比如，多亏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报机构，英国秘密情报局事先获知了德国将于1940年从阿登高地入侵法国，然后于1941年春季进攻南斯拉夫和希腊的计划。阿登高地情报行动的成功——英国和法国对此并未采取任何行动的事实证明了，不管情报多么准确，如果对此不采取行动，任何情报都毫无价值。
与此同时，在挪威，数百名无线电报员监控并汇报德国潜水艇和战舰在挪威沿海的行动。1941年，其中一名电报员通知伦敦，他在挪威中部的一个峡湾发现了四艘德军战舰。正是这一消息促成了“俾斯麦”号战列舰的沉没和“欧根亲王”号重巡洋舰的严重受损。除了报告敌人的船舰、部队和防御工事的地点外，法国抵抗战士情报员还偷来了德国在诺曼底海岸的海防计划，这对盟军策划诺曼底登陆行动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所有这些欧洲的情报机构中，波兰情报机构在“二战”中对盟军情报的贡献最大。2005年，英国政府承认说，盟军从战时欧洲获取的情报中有接近一半是来源于波兰情报机构。“波兰的情报机构在欧洲是最优秀的”，在“二战”中与他们合作过的英国情报官员道格拉斯·多兹-帕克（Douglas Dodds-Parker）说，“他们需要这些……由于几个世纪以来被占领、被分割的历史”，被他们更强大的邻居——俄国、德国和奥地利所占领，所分割。“他们拥有世代积累的地下情报行动经验，”多兹-帕克接着说，“他们让我们受益匪浅。”
自1918年波兰再次赢得独立之日起，波兰就把情报收集和密码破译放在首要位置，专门针对其最强大的两个传统敌人——德国和俄国。用波兰情报局前局长的话说，“如果你处在磨石的两个轮子中间，就必须得学会如何不被碾压”。1939年，波兰情报局领导者们没能阻止这一悲剧发生，但在向西逃跑之前，他们把地下情报网留在了那里。后来这些情报网为伦敦提供了大量情报，包括德国对苏联的军事行动。另外，波兰的情报员还分布在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诸国，瑞士、意大利、比利时、巴尔干半岛，以及北非和德国。在法国，波兰经营着几个最大的情报网。到1944年，这些情报网组织之一，代码为F-2的情报组织拥有700名全职和200名兼职特务人员，他们大部分是法国人，主要在港口、火车站、军工厂甚至德国战时生产办公室工作。
在20世纪40年代初，根据F-2情报组织和其他欧洲情报机构所提供的情报，同盟国获悉德国正在其波罗的海沿岸的佩内明德研究实验两种新型秘密武器——V-1飞行炸弹和V-2火箭。1943年8月，在获悉这个情报后，英国皇家空军派出500多架轰炸机轰炸了佩内明德，致使这两项武器的研制成功推迟了六个月以上，从而阻止了德国对准备诺曼底登陆而聚集在英格兰的数百万盟军士兵使用此武器。
1942年，当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伦敦展开行动时，并不知道其从军情六局收到的一系列情报其实是欧洲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收集的。几乎和国际情报界的所有人一样，这个新成立的美国间谍和破坏机构的官员们都认为英国秘密情报局无所不能。曾在战时伦敦服务于美国战略情报局，后来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回忆说：“我们刚到伦敦时，就像刚入学的新生，没有经验、默默无闻，遭受英国人的嘲笑和蔑视。”作家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就是嘲笑这些美国人的英国人中的一位。他是“二战”期间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情报员，在其回忆录中他写道：“我很清楚地记得，他们刚到我们久经世故的情报局工作的时候，就像是刚从学校毕业的花枝招展的少女，懵懂无知。”
然而，没过多久，这些新手就认识到在戒备森严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内部究竟是如何操作的。“事实是，英国秘密情报局在收集情报方面极其薄弱，”美国战略情报局驻伦敦办公室首领大卫·布鲁斯（David Bruce）在日记中写道，“他们送给我们的大部分报告和我们已经从欧洲其他情报机构所获得的一样。”尽管克劳德·丹齐坚决反对，美国战略情报局仍坚持向欧洲其他情报机构开放自己的渠道，向他们提供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以借助他们的帮助，在欧洲大陆成立自己的间谍网。
在蓄意破坏方面，美国战略情报局与英国新成立的一个政府机构——特别行动处通力合作，该机构主要训练欧洲人如何进行颠覆行动和其他形式的积极抵抗行动。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乡村豪华庄园里，挪威人、荷兰人、波兰人、法国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和比利时人被赋予新身份，并学习如何跳伞、操作无线传输器、读译密码、引爆炸弹以及如何近距离杀死德国党卫队成员。然后他们就被送返回国去训练其他人。
1943年，在丘吉尔的命令下，挪威突击队摧毁了位于挪威的一个重水工厂，阻止了德国对原子弹的研制。在诺曼底登陆前后，法国抵抗运动成员进行的破坏行动，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对盟军登陆和反攻法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比利时的地下组织阻止了德军炸毁安特卫普关键港口的行动。波兰的抵抗运动是欧洲规模最大最成熟的地下运动，延迟并破坏了德军从波兰到东部前线的铁路运输，从而促成了德国对苏联进攻的瓦解。
抵抗运动对同盟国的巨大帮助也表现在，各个敌占国家的抵抗运动帮助营救了被困敌后的数千名英美飞行员返回英格兰，以及营救在德国占领区被俘虏的盟国军人并帮助他们来到英国。例如，在比利时，一位名叫安德烈·德·容（Andrée de Jongh）的年轻女子为英美军人设计了一条穿越她的祖国比利时、法国，一直到英格兰的“彗星逃跑路线”，护送人员主要是她的朋友们。而德·容自己也护送了一百多名军人穿越比利牛斯山脉安全到达中立国西班牙。
德·容及其同行明白，不论性别，积极参加抵抗运动比在战场或空战中作战要危险得多。在西线，被俘虏的穿制服的军人都被送到战俘营，按照《日内瓦公约》处理。但如果抵抗成员被逮捕，他们将面临酷刑、被送往恐怖的德国集中营，或被处以死刑。那些暗中帮助英美军人的抵抗组织成员被抓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不管隐藏在哪个国家，大部分英美军人都不会说当地国家的语言，因此通常格外引人注意。一位英国情报官员说：“很难把一个外国人藏在自己身边，尤其是当这个外国人是身高约1.9米的红发苏格兰人，或是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喜欢嚼口香糖的美国人。”
协助设计欧洲逃跑路线的某个英国机构的首领詹姆斯·兰利（James Langley）后来评估说，每营救一名英国或美国人，至少就有一名抵抗运动工作者为其付出自己的生命。然而，安德烈·德·容设法使自己摆脱了这样的命运。1943年1月，她被逮捕并被送往德国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尽管她坦率地承认设计了“彗星逃跑路线”，但德国人却不敢相信一个年轻女孩能够设计出如此复杂的行动。
在19世纪晚期，时任英国首相的索尔兹伯里勋爵（Salisbury）不屑地宣称说：“英国没有主动招揽盟友，而是被动承认他们。”然而，温斯顿·丘吉尔却不能这样嚣张。1940年至1941年，由于英国面临着德国入侵的可能，丘吉尔首相需要结交任何可能的盟国来避免战败，不管该盟国多微不足道。
尽管遭到内阁成员和其他大部分政府官员的反对，丘吉尔仍坚持欢迎所有的流亡政府及其武装力量来到伦敦。
1940年6月，他对西科尔斯基将军和波兰人说：“我们要么一起战胜，要么一同被灭亡。”当法国向德国投降时，夏尔·戴高乐是一位不起眼的政府官员，但却是最出色的陆军准将，并且他是唯一一位敢于公然谴责法国停止抵抗并来到伦敦的法国军官。“虽然你独自一人，”丘吉尔对他说，“但我承认你。”英国内阁成员们希望慢慢撤销对贝当政府的承认，但丘吉尔要求英国承认戴高乐为“所有法国人——不管他们所处何地——的领袖，因为他支持同盟国的事业”。
在苏联和美国被迫参战前，英国首相一直都鼎力支持欧洲盟国。但当这两个大国加入同盟国后，英国与欧洲敌占国家的初期团结就对迫切需要的实力政治作出了让步。虽然十分清楚英国因欧洲盟国提供帮助而对其欠下债务，但丘吉尔更迫切地需要这两个新成员的加入。
因此，这些欧洲盟国政府的地位急剧下降，尤其是当美国参战后。虽然罗斯福号称对所有盟国自由、公平，但在丘吉尔的支持下，他正式通告说从现在开始由美国发号施令。由于失去了英属新加坡、香港、马来亚以及缅甸，英国首相急需美国的帮助，因此表明他从现在开始效忠美国总统。
1942年1月，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操作下，罗斯福称之为联合国家的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一项协议，他们保证举全国之力投入战争，并重申了其对《大西洋宪章》的原则所作的承诺。罗斯福宣称：“联合国家是独立自主民族的联合，享有同等尊严和同等重要地位。”但对于相关文件的起草，他们事先只咨询了苏联和中国，而且只有苏联和中国大使收到了到白宫参加与罗斯福及丘吉尔的签约仪式的正式邀请函，而其他同盟国的大使们仅被通知在方便之时到访签约。
在签约仪式之后白宫举办的晚宴上，一位客人提到了索古一世。1939年，墨索里尼入侵了索古一世统治的阿尔巴尼亚。
“温斯顿，我们忘了索古一世！”总统大叫道，“我相信这里应该有阿尔巴尼亚的大臣或代表，我们得让他在我们的文件上签字。”其他客人都笑了，其中一位受埃莉诺·罗斯福邀请来参加晚宴的名叫路易斯·阿达米克（Louis Adamic）的客人，是一位拥有斯洛文尼亚血统的作者，他对罗斯福和丘吉尔谈论阿尔巴尼亚时所使用的轻浮和傲慢的语气感到讨厌。“两位君主，”阿达米克暗自沉思，“其中一位隔着餐桌对另一位说，‘哦，我们忘了索古一世’。真是可笑。简直太过私人化、太过任意、太过霸道、太过随便。他们还把谁遗漏了呢？”
总统对待欧洲敌占国家和其他小盟国的态度暴露了他错综复杂的性格的矛盾性。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让世界变得民主和平”，而罗斯福则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使命是帮助建立一个更加自由而公正的世界。同时他也相信——斯大林同样相信，丘吉尔在较小程度上也相信——不管在“二战”中或“二战”后，同盟国三巨头都有权指挥其他较弱小国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说，这位总统“嘴上说着理想主义，但却在玩权力游戏”。
1942年春季，在与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的一个会议上，罗斯福所勾画的战后世界的蓝图与《大西洋宪章》中所设想的大相径庭：大国政治将主导这个世界，而非公平与正义的理想。美国、苏联、英联邦和中国将构成世界的警察力量，而那些除了步枪以外所有军备都被剥夺的小国家，必须服从世界警察的意志。即使与此同时罗斯福提出了国际联合国家的设想，他仍继续捍卫这一思想。
随着战争的继续，较弱小的盟国被排除在作战行动中任何重要角色之外，并排除在战后世界将形成怎样的地缘政治形态有关的讨论之外。到白宫的外国客人对罗斯福谈论其他国家命运时所展现的轻率态度都表示惊讶，仿佛它们的命运都由他一人决定。例如，在他和莫洛托夫的会议上，这位总统宣称，苏联需要一个冬季不结冰的北部港口，并建议苏联接管挪威的纳尔维克港。大吃一惊的苏联外交部长拒绝了这个提议，但并非是因为苏联“与挪威没有任何领土或其他纠纷”。
关于罗斯福，英国生产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Oliver Lyttelton）写道：“他让自己轻浮的、前后不符的思想和谈话传遍纷乱动**的世界舞台，而美国将行使如此巨大权力的这一思想真的令人害怕。”1943年初，在白宫罗斯福的办公室和罗斯福进行深夜长谈后，利特尔顿作出了此番评价。在他们交谈过程中，总统提到了比利时的两个主要种族之间的分歧——说荷兰语的弗拉芒人和说法语的瓦隆人。在说到弗拉芒人与瓦隆人“水火不容”时，他提议说：“战后，我们应该让他们各自建国，一国叫瓦隆，一国叫弗拉芒，并把卢森堡省并入弗拉芒。你觉得怎么样？”利特尔顿简直不敢相信这个试图分裂某个欧洲盟国的想法，只能回复说他觉得这个想法“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当利特尔顿把罗斯福总统的想法报告给安东尼·艾登时，这位英国外交大臣说他确定罗斯福是在开玩笑。但几周后当艾登亲自到访白宫时，罗斯福再次提出这个提议。“我倒是真诚地希望，”艾登在日记中写道，“总统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艾登在回忆录中说道：“罗斯福熟悉欧洲的历史和地理……但他不负责任的总体观点令人担忧。他似乎认为自己掌控着许多盟国地区的命运，比敌人掌控得还多。他的做法很体面，以至于很难对此提出异议。这就好比一个娴熟地耍玩着炸弹，而没弄明白炸弹本质的魔术师。”
由于对罗斯福私下对他们国家所持的态度不得而知或知之甚少，欧洲敌占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把罗斯福看作是，用英国知识分子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话说，“一个最终能够凭一己之力拯救他们的仁慈的神”。但在“达尔朗交易”后，其中一些人开始怀疑这种信念。在这个海军上将被暗杀的几天后，爱德华·默罗对一个熟人说道：“在这个国家以及流亡政府中存在着一种极大的恐惧：一旦战争结束，美国将发挥其主导权。”
华莱士·卡罗尔说，“达尔朗交易”刚被公开，伦敦流亡者聚集区就议论纷纷：“美国将军们下一步会做什么呢？他们会和法国的贝当和赖伐尔、挪威的吉斯林（Quisling）、比利时的德格雷尔（Degrelle）以及荷兰的米塞特（Mussert）做交易吗？”欧洲抵抗运动的成员们，由于他们的生命经常受到主要来自像达尔朗这样的通敌者的威胁，他们对此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沮丧和愤怒。根据特别行动处的报告，盟国与达尔朗勾结“对我们在敌占国家的所有的地下组织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尤其在法国，它导致了组织的减少和萎缩”。这些流亡政府对美国和英国，作为军事权宜之计，而相继忽视他们所支持的自由法国首领戴高乐也感到烦恼不已。
事实上，这位长腿高个子将军，由于本身的个性就让人很难支持他，甚至他最忠诚的追随者都会被其傲慢、敏感的性格和专横的领导方式而激怒。许多杰出的反维希政权的法国人都拿他毫无办法，比如在华盛顿成为罗斯福总统顾问的让·莫内（Jean Monnet）。莫兰勋爵说，戴高乐“有一种让人很难相处的独特方式……他很怪异，就像一只长颈鹿，会把嗅探的气息喷洒向眼前的任何人”。
与此同时，戴高乐有许多需要应付的事情。伊斯梅说，他“处于危险的困境”。维希政府以叛国罪判他死刑，最初追随他到伦敦的法国士兵或军官寥寥无几，而他所爱的法国处于分裂状态，士气低落。虽然最初时许多法国人反对维希政府投降德国，但更多的人选择信任贝当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人敬仰的英雄，相信他会给受屈辱的法国和法国人民带来稳定的生活。
对戴高乐而言，激励国人和团结四分五裂的祖国的艰巨任务，因为这一事实而变得更加复杂：与欧洲其他流亡政府不同，英国和美国不承认他作为自由法国的官方统治者而作出的努力。
让他感到苦恼的是，他和这些流亡政府的领导者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现实：这些流亡政府和他的行动极大程度上都依靠英国的资金支持，并间接地依靠美国的《租借法案》。（美国以租借方式为“二战”中的44国提供了500多亿美元的援助。其中英国及英联邦收到的援助最多，苏联其次。）“像乞丐一样来到英国，法国不幸的印记烙在他的额头和心中，这让他难于忍受”，丘吉尔与这位将军之间的联络员爱德华·斯皮尔斯（Edward Spears）的妻子如是说。
然而，与其他欧洲领导者们不同，戴高乐不接受这样的从属地位。鉴于法国曾经在欧洲的卓越成就，他坚持自由法国必须在作战中担任重要角色。“我不是任何人的下属，”他曾说，“我只肩负一项使命，那就是为法国的解放而继续斗争。”他对斯皮尔斯说：“你觉得我对英国赢得战争感兴趣？我并没兴趣。我只在意法国的胜利。”斯皮尔斯震惊地回复说：“两者的意思相同。”戴高乐反驳说：“毫不相同。”
如此强硬的反抗让丘吉尔发狂，这位热爱法国并在战前经常到访法国的首相与戴高乐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一方面，丘吉尔对这位将军拒绝接受战败，并决心孤注一掷继续斗争的胆识深表敬佩——他自己也拥有同样的品质。另一方面，戴高乐对丘吉尔为其所提供的帮助似乎并未产生感激之情，甚至经常抱怨和批评——许多都是在公共场合——他所认为的英国对法国利益的忽略和侵害，对此丘吉尔非常生气和痛心。双方在战时的争论非常激烈，丘吉尔经常宣称他已经拿这个喜怒无常的法国人没有任何办法了。在听了丘吉尔某次义愤填膺的指责后，哈罗德·尼克尔森对他说：“首相，你可能是对的，但这些都无关痛痒，因为戴高乐是个伟大的人物。”丘吉尔对他怒目而视，“伟大的人物？”他怒吼道，“他自私，他无知，他觉得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他……他……”首相想不出更多词句，暂停下来。“你说的没错，”他接着说，“他确实是个杰出的人物。”
然而，戴高乐偶尔也会表示他对丘吉尔的感激之情。在“二战”中，他把一本关于丘吉尔的杰出祖先马尔伯勒公爵（Marlborough）的法国版绘本送给了首相的孙子小温斯顿。在给这个孩子母亲帕梅拉·丘吉尔的一封信中，戴高乐写道，这本书“几乎是我从法国带来的唯一东西。以后如果小温斯顿·丘吉尔看完这本绘本，也许他会想到这位法国将军，在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中，曾是他祖父的真诚崇拜者以及英国的忠诚盟友”。
与丘吉尔的观点不同，罗斯福从不认为戴高乐是个伟大的人物。总统对这位将军和战败的法国充满了鄙夷之情。他认为，既然法国向德国投降了，法国就被排除在西方列强之外。特德·摩根（Ted Morgan）在罗斯福传记中写道，在总统看来，“法国战败了，战败就要接受惩罚”。由于罗斯福对法国的复杂局势知之甚少，因此对茫然无措、深受创伤的法国公民缺乏同情之心。“法国不存在。”他如此宣称，并坚持认为，在法国解放之前，这个国家都不算真正存在。而对于戴高乐，罗斯福觉得他微不足道、荒谬无知，认为他是个野心勃勃、妄想成为独裁者的英国傀儡，但却不被自己的同胞支持。“他认为自己是圣女贞德、是拿破仑、是克莱蒙梭。”总统如此讥讽道。华莱士·卡罗尔写道，罗斯福“认为戴高乐的野心威胁着同盟国的和谐和法国民主。因此，他下定决心——并从未动摇过这个决心——美国对可能帮助戴高乐达成其野心的一切都不会妥协”。
即使在1942年末，美国战略情报局派了一位法国地下行动头领去华盛顿说明法国抵抗运动接受戴高乐作为其领袖，罗斯福也不为所动。他对丘吉尔说，这位将军及其追随者不得在北非及法国的解放行动和统治中担任任何角色。戴高乐后来说：“罗斯福希望的和平是美式和平，认为必须由自己对组织结构发号施令，并认为法国尤其应该把他看作救世主和主宰者……就像最佳演员一样，他对角色落到他人之手感到生气。”据新闻工作者兼作家约翰·冈瑟所说，总统“谈论法兰西帝国的口吻就像这个帝国属于他自己，比如说，‘我还没决定好如何处理突尼斯’”。
到北非战争结束之时，很明显总统在与戴高乐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在北非的数千名维希法国士兵弃暗投明加入了自由法国（现称之为战斗法国），使得戴高乐的军事力量更加强大。在法国，对贝当的反对迅猛增加，正如迅速壮大的抵抗运动规模和戴高乐的支持队伍迅猛增加一样。欧洲流亡政府和绝大多数的英国公众、媒体人员和议会成员，以及美国民意也都支持戴高乐。相比之下，由美国任命代替达尔朗担任法属北非总督的吉劳德将军，除罗斯福政府外基本没人支持。“在吉劳德和戴高乐之间，根本不用作选择，”一名法国抵抗运动头领对哈罗德·尼克尔森说，“吉劳德在法国毫无立足之地，而戴高乐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一个传奇。”
罗斯福决心阻止这个他所痛恨的人掌控权力，并开始敦促丘吉尔首相撤销英国对戴高乐的所有支持，虽然他早前就责备过丘吉尔没有管教好这个“问题儿童”。总统把记载戴高乐蓄意破坏同盟的文件交给丘吉尔，对他说，戴高乐“一直以来，包括现在都在损害我们的战争努力……对我们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首相发现自己陷入了两难境地。既然已经到处承诺支持戴高乐是自由法国领袖，他就很难对此食言。如果按照罗斯福的授意去做，他就会遭到英国民众以及许多英国政府官员的强烈反对。虽然远在北美大陆的美国可以轻易把法国从战后列国中去掉，但英国认为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个最近的欧洲邻居在战后尽可能发展壮大，来帮助平衡复兴的德国和日益强大的苏联。但毫无疑问的是，在1943年6月，比起法国，丘吉尔更需要美国。首相后来对戴高乐说：“每当我们必须在欧洲和公海之间作抉择时，我们都会选公海。而每当我必须在你和罗斯福之间作抉择时，我都会选罗斯福。”
受罗斯福反戴高乐言论的影响，丘吉尔把这位将军描绘成“一个自负甚至怀有恶意的男人”，并敦促内阁考虑“我们现在是否应该除掉戴高乐的政治势力”。而深受安东尼·艾登影响的内阁成员们拒绝了这个提议，宣称“这样做不仅会使他成为死于国难的英雄，还将使我们受到指控……指控我们把法国看作英美的保护国而不正当地干涉法国国际事务”。1940年，在哈利法克斯勋爵领导下的外交部带头反对丘吉尔认可戴高乐，而现在，在艾登领导下的外交部又不遗余力地保护这位将军免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非难。
罗斯福对戴高乐及其抵抗运动的强烈反对不仅让英国感到沮丧，也让在伦敦和阿尔及尔的美国官员和军事领导者们感到失望。对艾森豪威尔来说，这无疑让他的处境更加艰难。经历切肤之痛后，艾森豪威尔现在对欧洲和北非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的认识比罗斯福更深刻。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当罗斯福提到法属北非及其居民时，他所使用的词是“命令、指示和强制……他继续或许是潜意识地——从征服者的角度来探讨当地的问题。如果我们也这样做，事情就变得简单得多”。
美国战争信息局驻伦敦办公室主任华莱士·卡罗尔可能是对罗斯福政策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他声称总统的指令引起了对美国的不利舆论和美国的政治失败。卡罗尔说：“我们看起来傲慢无礼，而这种态度否认了较小的、不幸的国家质疑美国行为的权利。”大卫·布鲁斯对此表示赞同。他对吉尔·怀南特说，登陆法国的行动准备严重依赖于法国地下组织提供的情报，如果抵抗运动成员所认可的领袖受到美国和英国排挤，这将对行动准备极其不利。
吉尔·怀南特对此感同身受。华莱士·卡罗尔说，虽然这位大使“始终都是总统的忠实仆人”，但他“也看到了美国对戴高乐感情用事所付出的代价”。尽管美国与战斗法国没有正式打交道，怀南特与戴高乐却建立了非正式的密切关系。后来戴高乐暂时收敛了易怒的脾气，称赞这个美国人是“足智多谋和平易近人的外交官”，是“出类拔萃的大使”。当这位将军与在伦敦和北非的美国官员发生争执时，怀南特屡次在他们中间充当了和事佬。怀南特自己清楚地知道，不管他们喜不喜欢，戴高乐都将在解放法国行动中起到主要作用。
怀南特与卡罗尔对这个话题进行过多次交谈，有一次怀南特反问道：“当我们的飞行员在法国上空跳伞逃生时，是谁救了他们？”他一边在办公室来回踱步，一边回答自己的问题：“是认可戴高乐为其领袖的那些人。在我们从法国收到的情报中，贡献最大的是谁？是戴高乐的人，不是吗？当我们去解放法国，我们必须得接受戴高乐……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接管政府。”
1943年仲夏时节，怀南特与艾登通力合作，努力说服丘吉尔和罗斯福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是北非和其他被解放的法属殖民地的主要统治主体，是自由法国的唯一发言人。所有欧洲流亡政府都承认该委员会，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也同样承认，而苏联也准备如此。艾森豪威尔和英国议会的大部分成员也都认同这一点。怀南特加入进来，写信敦促罗斯福对该委员会作出官方承认。关于大使的这封信，卡罗尔说：“我认为这不会让他在华盛顿获得更多支持，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怀南特告诉英国官员，他为了争取罗斯福的承认已经“竭尽所能”。罗斯福继续抵制来自各方的压力，即使当丘吉尔最终屈服并告诉总统，在这件事上他可能会与总统分道扬镳，“现在的状况让我必须得这样做，考虑到大不列颠的利益以及英法利益……”
最终，由于遭到几乎所有同盟国成员的反对，罗斯福终于于1943年8月下旬同意美国有严格条件限制地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当天，英国政府也发表声明，在较小限制程度条件下，承认该委员会）。而与此同时，总统并未停止为摆脱戴高乐所作的努力，也并未减少对他的强烈怒意和憎恨。罗斯福继续努力推动大家接受吉劳德的地位，邀请他到美国，并在白宫以高规格礼仪接待了他。但他的努力没有起到任何作用。11月，吉劳德被取消委员会联合主席之职，而由戴高乐全权掌管。
但当年9月侵略波兰的并不只德国一个国家。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希特勒的授权下，苏联从东边入侵波兰，占领了几乎一半的波兰领土，并把超过100万的波兰人驱逐到位于西伯利亚的监狱和劳改营，以及苏联的其他偏远地区。
在与西方突然、勉强地建立联盟的时候，斯大林就表明他计划重夺在1939年所夺取的波兰领土，并暗示战后要掌控波兰其他的领土。毫无疑问，波兰流亡政府反对苏联对波兰领土或主权的任何计划。虽然丘吉尔同情波兰人的遭遇，但他更需要斯大林。1941年夏季，丘吉尔和艾登敦促苏联代表与西科尔斯基签订了一份条约，但战后波兰的国界问题却悬而不决。艾登后来表达了对美国和英国干涉法国内政的深切关心，并告诉波兰总理：“不管你愿不愿意，这个条约都得签。”
事实是，英国的政治和军事利益与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未来紧密相关，但英国与波兰这样的东欧国家并不存在这样的利益关系。波兰驻英国大使爱德华·拉钦斯基伯爵（Edward Raczynski）指出，戴高乐“可以惹怒英国……政治家，并当着他们的面说出不中听的事实。尽管他们可能并不喜欢，但却无法抛弃他或法国。但是，他们可以——并如此做了——把波兰的事业以及整个东欧国家的事业排在其次，因为这不关乎他们的重大利益，而只是有待卸掉的道义包袱——如果没有太大风险或无须过多努力”。
1942年初，斯大林要求英国与其签署一份秘密协议，承认苏联对波兰东部以及波罗的海诸国的领土主张。起初，丘吉尔拒绝了这个提议，但鉴于英国屡次军事战败的压力和俄国领导人对开辟第二战场的强烈要求，他决定作出让步。首相告诉罗斯福：“由于战争形势日趋严重，我认为《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不应该否认当德国侵略俄国时，俄国所占领的土地。”
虽然美国最初反对这个秘密协议，但罗斯福在后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比起其对英国忠诚的索要程度，波兰对美国忠诚和利益的要求少得多，因为美国与波兰之间并未签订有关条约，美国也没有受过波兰飞行员和士兵的帮助，所以美国没有义务帮助波兰。对一心想取悦斯大林的罗斯福来说，波兰只是个次要问题。1943年3月，他对艾登说，波兰的国界由美国、苏联和英国共同决定，但他无意“与波兰或其他小国进行和平会谈和磋商”。波兰有待以某种方式重组“来维护世界和平”。换句话说，他不会成为苏联主张的绊脚石。
就这样，他们卖掉了波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