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春季，在居住在英格兰东部和南部的所有人看来，期待已久的反攻欧洲大陆行动无疑即将开始。东安格利亚区的天空“和皮卡迪利广场一样川流不息”，日日夜夜充斥着“空中堡垒”“解放者”“惠灵顿”和“兰开斯特”重型轰炸机的轰隆声，它们去执行轰炸法国铁路网和运输设施的任务。载重汽车队、坦克和飞驰的吉普车塞满了南部的大街小巷，而迷彩大炮等武器以及其他数百万箱军用物资则在森林中、田野里、广场上、乡村绿地以及各种道路边堆积成山。据《纽约客》的莫莉·潘特-道恩斯说，充满质朴魅力的英国乡村变得“几乎只有在书本中才能看到”。
英国南部的港口码头排列着高高耸起的起重机，停泊着不计其数、各种类型的远洋轮——英美战舰、登陆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而不列颠岛还容纳了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两百多万名士兵。在平常时间里，他们在沿海和其他地方接受了严苛训练，随后在周六晚上涌入村庄和城镇进行放松娱乐。潘特-道恩斯说，那个时候，生活在英格兰就像“生活在由航空母舰、人山人海的浮船和高耸至天顶地堆积着贴满‘欧洲’标签的物资仓库组成的巨大空间中”。
那年春季风光旖旎，但除了反攻行动，英国几乎没人在意这些风景，或者其他类似的事情。
关于登陆日期和地点的谣言就像病毒一样席卷伦敦。罗伯特·阿尔比布回忆说，每个人都翘首以盼，“时刻收听广播，翻阅报纸，观望天空，关注天气”。玛丽·李·塞特尔也说，人们不断观看天空预测未来，就像“农民观天色、看收成”。
但没人比行动总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更警惕、更紧张。1944年1月，他返回伦敦担任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总司令这个要职，并肩负着更重大的责任。在未来的四个月中，他将组织和指导历史上最错综复杂、最生死攸关、规模最庞大的军事行动。
由于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英国将军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监管了“霸王行动”的初步计划，这多少缓解了艾森豪威尔的压力。摩根富有幽默感、对美国人具有亲和力，因而赢得了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的尊重和信任。他们之后评价说，他让“诺曼底登陆成为可能”。和艾森豪威尔计划“火炬行动”时的做法一样，摩根决心把来自不同国家的部下打造成一支统一战队，因此他在初期也面临着巨大困难。摩根回忆说，“持续不断的性格冲突”不仅存在美国人和英国人之间，还存在不同兵种代表之间，以及每个民族内部之中。他还说：“需要注意的问题并非是冲突的存在，而是冲突被压制了。”
摩根与自己部下的美国参谋长雷·W.贝克将军（Ray W. Baker）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关系，帮助促进了友好情谊的最终实现。在他们的合作初期，他们彼此交换了军上衣的一颗扣子并缝制在自己制服上面，作为友爱的象征。摩根爵士还在圣詹姆斯广场的诺福克府——曾是“火炬行动”的总部，现在是摩根部队的总部——建立了一个酒吧来增进情谊，而他的部下在休息时都聚集于此。他说，“丝毫不用怀疑该整体的完整性”。摩根部下的美国人可能讨厌英国食物，反之亦然，但“当涉及酒类时，美国人和英国人的习惯却惊人地相似”。当摩根和部下完成了“霸王行动”的初步计划时，他们在诺福克府的一楼举办了一场热闹非凡的派对，并邀请了一支英国伴舞乐队和美国摇摆乐团助兴。摩根爵士回忆说：“所有人都敞开心扉，尽情享受。”
行动计划员之间与日俱增的亲密和相互信任，在和华盛顿的美国军事首领举行的一次跨大西洋电话会议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按照惯例，电话会议双方都有几个人参加。在会议结束之际，华盛顿方的主要发言人——一位陆军上将——告诫伦敦方的会议的参加者，“向我保证，不要告诉英国人”此次会议的内容，但却传来一阵哄堂大笑。上将问他们为何而笑，得到的答案是，在伦敦方的会议参加者包括两位英国将军、一位英国海军上将以及其他人。
当艾森豪威尔接管了“霸王行动”，他决心让自己的部下之间产生类似的同志情谊，正如他在“火炬行动”中的做法一样。但这次，他决定在诺福克府外发展友谊。让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许多成员感到沮丧的是，艾森豪威尔把总部从花天酒地的西伦敦搬到了亨利八世的汉普顿宫附近的布什公园——位于首都中心大约10英里之外的郊区。“这样一来，我们就远离了矫揉造作的社交生活，”艾森豪威尔对凯·萨默斯比说，“官员们只能待在一起，因为能很快地了解彼此的为人处世方式。”
将军在回忆录中说道，虽然对建立情谊存在大量“反对和悲观预测”，盟军内部也发生了无数意见纷争和性格冲突事件，然而，他的部下最终“形成了比生活的轻微不便更重要的关系”。这些不便包括没有暖气的混凝土地面办公楼、供初级官员睡觉的半圆活动营房和供士兵睡觉的帐篷。但尽管条件艰苦，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许多人认为在诺曼底登陆的前几个月是相当愉快、和谐的经历，而这主要归功于他们的首领。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惠勒-本内特（John Wheeler-Bennett）也是“二战”中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参谋，他说，总司令“努力保持一视同仁的心态，对在自己指挥下的两大盟国部队不分彼此”。之后成为历史学家的诺曼·朗马特（Norman Longmate）也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工作，他说，他和英国同胞“把艾克看作英雄。大家认为他真诚关心在总部工作的每个人的福祉，因为他坚持要求英国士兵和美国人享有同样的军中福利商店特权”。
关于“霸王行动”，历史学家马克斯·黑斯廷斯写道，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组织方面最伟大的成功，参谋的丰功伟绩惊艳了历史，而英美计划员和后勤学家别具匠心的想象则是战争中无法超越的”。当然，这是在诺曼底登陆行动发生之后的评价。在登陆前，许多行动计划人员都忧心忡忡，包括艾森豪威尔在内，担心盟军还没有做好行动准备，担心行动会惨遭失败，用弗雷德里克·摩根的话说，担心行动变成“一场最大范围的惨绝人寰的灾难”。
气势磅礴的“霸王行动”让“火炬行动”甚至之前所有美英军事行动都相形见绌。来自六个盟国的接近两百万名海陆空部队参与了诺曼底登陆和随后的进攻，因此带来了超乎想象的后勤问题和其他问题。盟军必须实现自1066年征服者威廉一世以来没人完成的任务——发动一场跨越英吉利海峡的猛攻并获得成功。
各种疑问和焦虑存在于行动的方方面面——从登陆舰数量不足，到海峡跨越过程中不可预测的天气，到物资的匮乏。数周以来，艾森豪威尔不断与轰炸能手图伊·斯帕茨和阿瑟·哈里斯唇枪舌剑，因为他们不愿把自己的飞机和机组成员交给艾克直接指挥，他们仍然相信单靠自己的空军力量就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天啊，”艾森豪威尔对一位英国同僚吼道，“你去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同心协力，不停止幼稚无理的争吵，我会告诉首相让别人来代替他们作战！”最终，图伊·斯帕茨和亚瑟·哈里斯屈服了，但据在诺曼底登陆行动中担任美国第一陆军首领的奥马尔·布莱德雷后来说，他们的拒不服从造成的一个后果是“我们在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地空协同作战训练的情况下直接登陆了法国”。
由于航空队指挥官们难于应付，他们远在艾森豪威尔及其幕僚的主要考虑范围之外。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高官们最担忧的是，盟军的地面部队——行动的关键力量——可能无法胜任行动任务。艾克、布莱德雷和其他作战指挥官认为，就他们所见，地面部队于春季在英格兰南部沿海进行的两栖作战训练和其他训练的表现，委婉地说，不尽如人意。布莱德雷说，模拟两栖登陆“更像是和平时期的机动演习，而不像是反攻欧洲大陆行动的正式预演。”哈里·布彻在日记中写道，许多年轻美国官员似乎缺乏动力和目标，仿佛“把战争看作一场开开心心的大型演习”。
丘吉尔对艾森豪威尔的担忧感同身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利波利登陆战役的惨烈和战争的腥风血雨对他来说仍历历在目。丘吉尔和艾伦·布鲁克长期以来一直反对极其危险的“霸王行动”，因而随着登陆日期一天天逼近，他们“被疑虑和担忧百般折磨”——布鲁克如是说。“我从未想经历现在的日子，”5月27日，布鲁克在日记中写道，“跨海峡行动简直是心灵的煎熬。”
自同盟形成伊始，艾森豪威尔便是该行动的最主要拥护者之一，因此一直都在公众面前显得胸有成竹，但其实，他的身心已饱受摧残。他过度吸烟和饮酒，并患有头痛、反复发作的咽炎、严重咳嗽、极高的血压、胃痛和长期失眠。凯·萨默斯比说：“他从未如此紧张不安和愁眉不展。”
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总司令清楚，“霸王行动”没有重来的机会。“这次冒险行动中，我们面临的不只是战术失败的风险，”他在4月初写道，“这是孤注一掷的行动。”
当艾森豪威尔及其部下在布什公园为诺曼底登陆行动伤神时，熙熙攘攘、喧闹不堪的伦敦则呈现出狂欢气氛。那里的交通全面堵塞，餐厅和俱乐部人头攒动。刚到伦敦的人要花上数天甚至数周才能找到一间空置酒店客房或公寓。他们许多是来自世界各地、为近距离报道这场最大战役的美国记者。从突尼斯来到伦敦的厄尼·派尔写道：“我认为，如果盟军登陆不成功，单单美国通讯记者的力量就足够抢占滩头阵地了。”
来到英国首都的500名美国记者中，有许多人和派尔一样来自其他战场——北非、意大利、亚洲和太平洋战场。其中有一些头发斑白的资深通讯记者，他们曾现场报道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一些是初入新闻行业的毫无经验的新手，刚刚走出报社所在的城市、团体或体育编辑部。其中许多都效力于《服饰与美容》和《体育新闻》之类的杂志，从未对战争报道有过任何兴趣。派尔对这些龙蛇混杂、毫无经验的新同行感到困惑不解，讽刺地说：“如果《狗报》记者没能迅速从狗的角度报道登陆行动，我可能再也不会买狗报了。”
在静候诺曼底登陆的同时，这些新来记者陷入了觥筹交错的伦敦社交生活，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说，登陆行动前的几周变成了一场持续不断的派对——午宴、晚宴、鸡尾酒会、夜总会的贴面舞会以及在烟酒气味缭绕的酒店客房进行的通宵达旦的纸牌游戏。当时，烈酒和葡萄酒对大多数伦敦人来说都变得遥不可及，但拥有官员般的地位、高工资和报销账户的美国新闻记者，和美国军官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获得大量的这些酒。
在战争结束数年后，比尔·佩利回忆着登陆行动前的昼夜享乐时光。他想起了在查尔斯·科林伍德公寓举办的一场狂饮喧闹的男性聚会——聚会声势浩大，持续了一整夜。这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长说：“那晚的一切都很有趣……大家情投意合，纵情喧嚣。那是我生命中记忆最深刻的夜晚之一。”
欧内斯特·海明威也是当时的一位派对狂热者。5月，他作为《科利尔》杂志的特约记者来到伦敦。这位著名小说家参与“霸王行动”的报道并非是源于最近涌动的想成为战地记者的澎湃**，而是因为他想用行动来反驳感情已疏远的妻子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盖尔霍恩也是《科利尔》的通讯记者，曾报道过意大利战役。1943年末她告诉海明威：“我认为当这场战争结束，而你却没有参与其中时，作为作家，你会感到自己精神食粮匮乏。”
他知道如果自己为《科利尔》撰稿，那么盖尔霍恩就会因此黯然失色，所以他争取到了报道英国皇家空军的任务。然而一到伦敦（他经常称之为“亲爱的伦敦老镇”），他就在多切斯特居住下来，更多地沉溺于酒和女色，而非新闻任务。约翰·帕德尼（John Pudney）是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位年轻公关官员，被派来协助海明威，却发现他行为粗野、令人不悦。“在我看来，他沉醉在自己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角色中，”帕德尼说，“他就好比被叫来扮演20世纪硬汉角色的多愁善感的19世纪演员。相比……一群视死如归的年轻士兵，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怪异的卡片人。”
来到伦敦没几天，海明威便邂逅了玛丽·韦尔什，并宣称要娶她。他向韦尔什抱怨说，自己被一群伦敦社交名媛和贵族包围，她们被他的名气和硬汉形象所吸引，纷纷来到他下榻的酒店客房与他调情和进行短暂的性接触。“她们想通宵待在我这儿，”他抱怨说，“然后让我第二天早上送她们回家、巧遇正准备前往办公室的她们的丈夫大人。”
但并非所有的美国新闻记者都热衷于伦敦的疯狂社交生活。爱德华·默罗，以及其他几名长期驻伦敦的通讯记者，都在热火朝天地准备“霸王行动”的新闻报道，没有时间考虑这些轻浮享乐之事。默罗是杰出的驻伦敦美国记者，而现在又担任美国驻外记者协会主席，因此他全神贯注于诺曼底登陆行动准备的方方面面。他与其他三名记者一起，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通力合作，解决各种各样的新闻报道的组织问题：多少记者现场报道登陆行动，他们如何到达登陆点，到达后去哪里，他们如何向报社发送新闻稿。由于从法国进行广播报道存在不确定性，美国各个广播公司同意汇总他们对“霸王行动”的报道，并由默罗指导整合工作。他还被任命播送艾森豪威尔在诺曼底登陆行动中对盟军发表的声明。
这些职务都彰显着荣誉，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这位广播员对此并不开心。他想要的工作是现场报道登陆行动。在过去四年中，他几乎很少参与战争的现场报道，而是留在伦敦的四方天地中羡慕在突尼斯、在中国南海等前线报道的战地记者。对讨厌坐在办公室上班的人来说，这种死板工作简直是折磨。
1942年，在查尔斯·科林伍德前往北非的前一天晚上，他与默罗外出喝酒。当两人喝得酩酊大醉、在深夜踉踉跄跄返回默罗的公寓时，默罗被垃圾桶绊倒了，默罗大叫道：“天啊，我真羡慕你能去前线，真希望能和你一起走！”而几个月后，他确实在突尼斯前线待了数周，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上级告诉他，他对公司非常重要，不能经常这样冒生命危险。在参与诺曼底登陆现场报道的28名美国记者中，五名来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这个刚成立七年的新闻机构来说可谓巨大成就。但默罗从一开始就知道，作为对公司最有用之人，他不在这五名幸运儿之列。
虽然默罗被禁止到战争前线报道，但他设法让自己经历了另一种战时危险。在过去五个月中，他参与了不止六次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第八航空队的轰炸任务，其中多数是轰炸德国本土。1943年12月，默罗报道了自己的一次飞行经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新闻报道之一。他对空战的恐怖，包括地面和空中的危险，不加掩饰地进行了描述。报道开头说：“昨晚，英国皇家空军的几名年轻绅士带我去了柏林。”刚刚完成任务返回的默罗疲惫不堪，声音颤抖，双眼泛红。他描述着在他周围和下面的刀光血影的场景——“有的人在空战中丧生，有的人却在酒窖取暖。”他还讲述了当自己所乘坐的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被德国探照灯包围时，自己是多么“胆战心惊”。他说，那晚的柏林是“炮声急管繁弦般的地狱……在35分钟左右的时间里，投向柏林的炸弹数量，是伦敦空袭期间一晚上遭受的炸弹数量的三倍”。
在随后的几天里，祝贺这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的信件和电报纷至沓来。英国广播公司评价他的故事是“最棒的广播报道之一”，并将这个报道传送全国。英国和美国的各个报社都竞相在头版新闻中刊登该报道，包括《每日快报》。该报社编辑阿瑟·克里斯坦森（Arthur Christensen）评价这则报道“意义非凡”，是“独一无二的精彩轰炸故事”，并送给默罗一张支票。默罗用它买了些书，并为载他到柏林的机组成员所在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买了一台新收音机。“大体而论，默罗愤世嫉俗，”帕梅拉·丘吉尔说，“但他对这些年轻飞行员绝对十分钦佩。”
在萨伏伊酒店举办的庆祝英国广播公司成立21周年晚宴上，信息大臣布兰登·布拉肯不断歌颂默罗（“英国最忠诚的朋友”）及其飞行故事（“我所听过的最棒的故事”）。布拉肯对默罗说：“亲爱的默罗，你为自己寻求危险的努力可悲可叹。你在战时的工作价值无法估量。没人能取代你的位置。”布拉肯，以及默罗的其他许多朋友对默罗三番五次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中的行为感到震惊不已。参加一次轰炸德国任务，可以理解，但他参加的任务不止六次，这是为何呢？
英国广播公司执行官迪克·马里奥特（Dick Marriott）认为，原因在于默罗对自己没能参加作战而感到愧疚：“我觉得这是对没能参加作战的一种补偿方式。”赫伯特·阿加认为这名记者参加轰炸任务是因为危险的**：“这就像毒品，没有它，他就会萎靡不振……当轰炸开始，或者说，当默罗打破常规登上轰炸机、再次面对死亡时，他总是处于最佳状态。”埃里克·塞瓦雷德说，他的老板“对速度有种特殊感情……他喜欢速度的快感，风驰电掣的速度他感到刺激”。
默罗屡次冒险参加空袭行动确实有一些根本原因。他对《纽约客》杂志承认说，一个原因是他喜欢速度，正如塞瓦雷德的猜测。另一个原因是虚荣心：“有三四次，当我坐在伦敦的办公室时，我们听到英国广播公司重播我之前的报道，这让我感到无与伦比的开心。”他对一位友人说：“要想写写或谈论危险话题，你就必须亲身体验危险。这种经历让你了解士兵在作战中发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它让你更了解自己。”但他在写给他嫂子的一封信中也承认说，他参加这些任务是想暂时摆脱自我不断施加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他在信中对她说，自己几乎一直处于“疲惫和沮丧”的生活状态。他的工作压力剧增，而家庭关系也变得急剧紧张、琴瑟失调，主要原因在于他与帕梅拉·丘吉尔之间的绯闻。“当我在空中飞行时”，他说，忧愁“似乎消失了，但最终还是无法摆脱”。
不管默罗的冲动是基于何种原因，比尔·佩利都希望他能停止。“我努力劝说他，参加这么多次任务太愚蠢，”佩利回忆说，“我觉得他是想自寻死路。我不明白他为何这么做，但危险让他兴奋不已。”1943年，在这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长的逼迫下，默罗承诺不再参与飞行任务，但仅在几天后，默罗就食言了。到战争结束时，他总共参与了24次轰炸突袭。在诺曼底登陆的前几天，在飞往敌占法国、进行轰炸任务的一架美国轰炸机上，他进行了首次现场直播报道。
1944年5月底，伦敦突然变得车少人稀。几天前还在皮卡迪利大街上漫步、对周围女孩们挤眉弄眼并涌向已然爆满酒吧的大批三军士兵仿佛瞬间从人间蒸发了一般。他们朝着已对外封锁的英格兰南部沿海的集结兵营行进。浩浩****的迷彩卡车络绎不绝地沿着乡村道路前进，队伍长达数英里远。它们驶往各个海峡港口，最终的目的地是诺曼底。
对于许多美国人和英国人来说，这是一次令人心碎的离别。罗伯特·阿尔比布感到非常失落，和许多其他美国士兵一样，他已经对英格兰产生亲切之情。“英国不再是一个陌生、未知之地”，英国及其生活方式已经变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英国人民已成为我们的朋友”，阿尔比布后来写道：“正如我们之前不愿离开美国一样，现在我们也舍不得英国。”
在布里斯托尔，凌晨4点，一辆美国陆军卡车在一户人家门前停了下来，然后一个年轻美国士兵跑进屋内，和与他交好的这户人家道别。数年后，这位士兵回忆说：“我们泪眼蒙胧地站在路边相互拥抱、吻别。”在英格兰南部的一个小镇，一队美国坦克和卡车在许多镇民的注视下临时停在一排房屋前。突然，一名女子从屋内出现，端着数碗拌着奶油的草莓。她递了一碗给名叫鲍勃·希恩（Bob Sheehan）的年轻中尉，亲吻他的额头并低语道：“祝你好运，平安归来！”受到她的感染，许多镇民都到屋内端出茶水和柠檬水给燥热的美国士兵解渴，还有一些镇民邀请部分美国士兵进屋洗浴和修面。希恩回忆说，在短短几分钟内，“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和睦和精神共鸣。我们与他们之间不再有界线；面对危险，我们是一家人”。
当天晚些时候，普利茅斯的一名年轻女子目送着数百名美国士兵登上停泊在港口的登陆舰。“当时我的心好痛，”她回忆说，“双眼泪如泉涌，模糊了我的视线。”另一位年轻英国女子说：“他们的离去让我感到天空一片黑暗。世界曾向我敞开大门，然而又再次关闭了。”
当听到轰炸机的轰鸣声时，英格兰人民知道诺曼底登陆行动正式开始了。6月6日午夜刚过，数百架英美飞机出现在东安格利亚的天空，发出阵阵轰鸣声，用爱德华·默罗的话说：“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空中工厂。”轰鸣声持续了一整夜，当天终于破晓时，英国人跑到屋外，向天空中飞往法国的密密麻麻的飞机挥舞着桌布和英国国旗。“整齐有型的飞机编队从天空传来轰鸣声，”一名女子说，“看着川流不息的飞机，似乎整个天空属于它们。”美国第八航空队的一名成员回忆说：“天空看起来就像是我们被蝗虫入侵了……我是较早跨越海峡的美国人之一，50~100架飞机算是一个庞大的编队。当时我喉头哽咽、泪眼盈眶。纳粹德国空军曾跋扈骄恣，现在该我们显露锋芒了。”
快到上午9点时，关于登陆行动的官方公告发出了。一家英国飞机制造厂的总经理对其员工说：“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已经在法国着陆……”然后他哽咽得说不出话，而聚集在他面前的员工已经泪流满面，开始歌唱《希望与光荣的土地》。之后，一名工人说：“我们默默地返回到工作岗位——为胜利而战。”
当仍在伦敦的少数美国军人行走在街上时，陌生人会过来与他们握手。在这一天，英国和美国的商店、电影院都暂时停业，体育赛事也被取消，涌向教堂做礼拜的公民人数创纪录地多。珍妮特·默罗就是其中一位，她在英国给父母写信说：“教堂里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多，比复活节和圣诞节的时候还多。”在华盛顿，富兰克林·罗斯福与全国人民共同祈祷，上帝保佑“我们的儿子……引领他们勇往直前；赐予其力量，加固其心灵，坚定其信仰……他们的道路漫长且艰巨”。
在英国，几乎感觉不到兴奋和快乐。“除了头顶上的飞机，一切都很安静，”帕梅拉·丘吉尔给埃夫里尔·哈里曼写信说，“那是很棒的一天，但留在伦敦的人们却不知所措。”表面上，那一天跟往常没什么区别，人们照常去办公室、去工厂上班，为晚餐购买食材，与孩子玩耍，排队买最近一期的报纸。默罗对美国听众播报说：“走在伦敦的街道上，你会忍不住想对他们吼道：‘难道你们不知道今天将创造历史吗？’”默罗当然清楚他们知道，但他们不知道会创造出什么样的历史。“有一种屏气凝息的感觉，”效力于驻伦敦的美国战争信息局的一位陆军列兵兼作家威廉·萨洛扬（William Saroyan）说，“所有人似乎都在祈祷……从他们的表情和做事方式就可以看出。行动到底会成功吗？这是他们内心的疑问。”莫利·潘特-道恩斯思索着伦敦当天的“寂静”，在《纽约客》的作品中她写道：“你可以感觉到城市的紧绷心弦正努力穿越果园和麦田，穿过海峡，到达法国‘那边’的果园和麦田，去感染在那里的战士，然而有的战士已经撒手人寰。”
6月6日破晓时分，当乘坐在B-26轰炸机上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记者理查德·C.霍特利特（Richard C. Hottelet）俯瞰英吉利海峡时，他立即屏住了呼吸。海面上，历史上最强大的无敌舰队正在劈波斩浪、勇往直前。目所能及之处，尽是一艘艘驶向诺曼底的登陆舰。返回伦敦后，霍特利特对同事说：“如果我被迫从飞机上跳伞，我仍可以在舰艇上行走并穿越海峡。”
从这些舰队和不计其数的空中轰炸机、战斗机，就能看出西方盟国力量的威武雄壮。参与行动的首批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地面部队通过美国、英国、挪威、波兰和法国的登陆舰运达诺曼底，由美国、英国、荷兰、挪威、波兰、比利时、捷克及法国飞行员和机组成员提供空中掩护。由于仅仅遇到轻型高射炮的抵御，而没有受到德国空军的拦截，盟国轰炸机在诺曼底密密麻麻地低空飞行、投下炸弹。当天出动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超过1.4万架，只有极少数飞机没有返回基地。
虽然盟国的空军力量掌控了天空，但地面的冲锋部队惨遭敌方重型航炮的重创，尤其是在奥马哈海滩登陆的美国部队。然而，到当天结束之时，约15万士兵，以及他们的车辆装备和武器踏上了法国土地，并朝内陆进军。一周之内，约50万士兵成功在法国登陆。
当登陆成功的消息最终传来，大不列颠人欢呼雀跃，然而兴奋之情并未持续太久。因为诺曼底登陆一周后，德国开始对伦敦进行新一轮的骇人突袭。和在战场上的士兵一样，英国公民再次经历着战争的惨烈和恐怖。
6月13日清晨，约一架小型战斗机大小的黑色短粗飞行物，发出摩托车似的嗡嗡声，冲向伦敦郊区的一个马厩，造成六人丧生。在随后的三个月中，德军从法国和荷兰的海岸向伦敦及市郊发射了数千枚定向飞弹——称之为V-1飞弹或者“嗡嗡炸弹”——造成3.3万多人伤亡，摧毁了2.5万座房屋，损坏了80万幢建筑物。
伦敦大轰炸后，在1944年冬季，伦敦人又遭受了德国的一系列轻度轰炸，包括各种袭击，称之为“微型伦敦大轰炸”。1944年的初期突袭比1940年至1941年的轰炸更震耳、更集中，但轰炸时间很少超过一小时。然而，V-1飞弹日夜不停地轰炸，频率很高，警报声不时响起。许多人认为此次新一轮的轰炸比伦敦大轰炸更糟糕。“以前，黎明能带给我们喘息时间，”一名伦敦居民说，“而这次，当新的一天开始了，情况丝毫没有缓解。”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描述了V-1飞弹给伦敦公民带来的难以忍受的痛苦：“晚上回家的丈夫不知道家里会发生什么事，而独自一人或有孩子的妻子不确定丈夫是否会安全归来。肆意、无情的飞弹让地面的生灵感到迷茫无助。而他却无能为力，因为飞弹中没有任何可射击的敌人。”
V-1飞弹恣意砸向人们——他们或走在上班途中，或在购物，或在办公室打字，或在餐厅吃午饭。当英国空军妇女辅助队的五名年轻成员从空军总部的窗户朝外观看“嗡嗡炸弹”的运动轨迹时，她们被炸弹的强劲冲击波吸出大楼坠亡。V-1飞弹“就像瘟疫一样无情”，伊夫琳·沃（Evelyn Waugh）写道，“仿佛整个城市被许多巨大的毒虫所侵蚀”。伦敦的一名女子说：“现在，我们活动、睡觉（条件允许的话）、吃饭时什么也不考虑，除了一直阴魂不散的飞弹。”
伦敦的居民时刻都处于警戒状态，不断传入耳中的是炸弹发出的独特声响：V-1飞弹冲向地面的过程，声音从遥远的呜呜声，变成巨大的轰鸣声，再到令人心碎的沉寂。许多人已经适应随时侧耳倾听炸弹是否来临的压力，而难以忍受的是等待炸弹爆炸时的紧张心绪。面临V-1飞弹，即使最稳重的英国人有时也发现自己很难保持英国人所特有的“淡定沉着”。当炸弹一飞而过、消失在空中，正在交谈的人们立刻变得支支吾吾或停止说话，然后紧张不安地环顾四周，直到听到爆炸声。而一些无法抑制害怕之情的人们则会马上匍匐在地面，或躲到桌子底下。
许多美国人首次感受到伦敦人被围困的滋味。艾森豪威尔及其部下所在的布什公园，位于炸弹飞行路径的正下面，因此他们的心弦格外紧绷。数百发V-1飞弹在附近落下，导致盟军总司令休息的村舍晃动不已，总部大楼的玻璃被震破、屋顶的石膏被震落。在连续六个小时内，哈里·布彻听到附近发生了25次“撼天动地的剧烈爆炸”。艾森豪威尔、布彻和其他亲近副官不得不经常——有时候一天数次——躲到家中和工作场所的防空洞。“我认识的大部分人，”布彻写道，“都因睡眠不足而精神恍惚。每当他们听到门哐当一响，或听到机动车辆和飞机的声响时，都表现得神魂不定。”
确实，一些美国军事高官认为在伦敦比在诺曼底战役前线要危险得多。当一发“嗡嗡炸弹”在乔治·巴顿就餐的餐厅外爆炸时，这位派头十足的将军告诉同伴说他要回乡下，他解释说：“除了战死沙场外，我害怕其他的夺命方式。”艾森豪威尔说，某次到诺曼底视察时，许多美国士兵都“担忧地询问我知不知道他们之前在伦敦附近驻扎的城镇有没有什么消息”。
8月底，盟军歼灭了大部分V-1飞弹发射地，但这丝毫没有缓解伦敦的状况。9月8日，德国动用了一种威力更大的导弹——V-2火箭。它比V-1飞弹的炸药包更大、体积更致命。它的飞行速度比声速更快，能够鸦雀无声地接近目标。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V-2火箭一直**着伦敦，超过1000发导弹在伦敦及其周围爆炸，让整个城市地动山摇，并摧残了所有社区，造成接近3000人死亡。
V-1飞弹和V-2火箭的袭击最大程度上挫败了战时英国人的士气，并不是因为袭击本身的巨大威力，而是因为经历了五年的贫困和折磨后，许多英国居民的身心疲惫状态已经达到极限。伦敦大轰炸时期的同志情谊和饱满情绪已经**然无存。“接近五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面对可怕事件，”名叫薇薇恩·哈尔（Vivienne Hall）的一名伦敦人在日记中写道，“而且这种状态很可能会持续下去。但是，天啊，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不管工作、生活还是睡觉，我们都要面对这种疯狂、恶毒的摧残，周复一周，月复一月……难道我们永远无法摆脱伤害和死亡吗？”
在那个时期，伦敦居民——不管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政府官员还是普通公民——在日记和信件中都同样表达了无以言表的极度疲倦。“这个国家的长期疲惫在火车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莫莉·潘特-道恩斯写道，“不管平民、军人还是女人，他们几乎一坐稳便陷入了沉睡。”约翰·惠勒-本内特在回忆录中写道：“和所有英格兰人一样，我也感到疲惫不堪。”1944年底他又说：“英国政府的活力和效率显著降低。许多时候，政府几乎无法运作。”甚至在往常表现得精力充沛的首相也受到了影响。艾伦·布鲁克说，丘吉尔看起来“极其苍老、疲惫”，失去了往日的精神；他不再像以前一样活跃，仿佛“他对默默无闻地度过一天感到相当满意”。
在给父母的一封信中，珍妮特·默罗写道，自己和默罗“极其疲惫”，“我真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人类的承受力是有限的”。在美国的一位朋友问默罗，为何饱经风霜的英国人在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却感到如此忧郁和沮丧？默罗回复说：“听着……当有人用锤子敲一下你的头部时，你会感觉疼痛；敲两下，更疼；敲三下，你就无法忍受了！”
在1944年下半年，超过50万伦敦人带着行李逃离了伦敦。工人劳动生产率严重下滑，孩子们不再去上学，以前座无虚席的餐厅和剧院也变得空****。“伦敦成了一片荒凉之地……伦敦西区盛况不在，”一名女子写道，“给人一种荒凉孤寂感。”
那年夏季，伦敦人遭受了“嗡嗡炸弹”的惨痛袭击，而与此同时，在诺曼底成功登陆的盟军在法国遭到了敌人的顽强抵御，面临着棘手问题。冲破滩头阵地后，他们进入到一片灌木篱墙遍布的乡村——六英尺高的土墙上堆满了乔木和灌木——使得作战陷入了晕头转向的困境。盟军在田野里从一堵灌木篱墙仓皇飞奔到另一堵灌木篱墙，与突如其来的德国小股部队进行猛烈搏斗。在刀光剑影中穿越迷宫六周后，盟军才从登陆的地方前进了大约二十英里。（“二战”后，乔治·马歇尔对其传记作者说，他和计划员们在反攻法国前完全不知道诺曼底的复杂地形。他说，陆军情报“从未告诉我需要了解的情况。他们事先没有告知灌木篱墙的存在，所以直到后来经历了浴血奋战，我们才得以处理这个问题”。——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大师和指挥官：四巨头如何在西方赢得了战争，1941—1945》，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09年版，第490页）盟军在战场上的不断挫败反映了伦敦和华盛顿在对法国的军事和政治行动上的严重分歧。一年多以来，丘吉尔强烈反对铁砧行动——这是一项攻打法国南部来配合诺曼底登陆行动的计划。虽然在魁北克召开的丘吉尔和罗斯福双边会议上，以及后来在德黑兰召开的三巨头首脑会议上，铁砧行动都获得同意，但首相对该行动的反对态度一直持续到该行动最终于8月启动前不久。对铁砧行动的分歧是丘吉尔与美国人在整个战争中最激烈的一次争论。
首相辩称，意大利战役正处于旗开得胜的关键时刻，如果把此战场的军事力量转移到法国南部，势必影响该战役的成败。1944年春末，经过数月奋战，盟军最终在意大利北部粉碎了德国的可怕防御。6月4日，诺曼底登陆的前两天，盟军攻克罗马，在意大利的德国军队全面撤退。丘吉尔和英国军事首领认为意大利战役已经迫使德国从法国转移过来部分兵力，缓解了艾森豪威尔部队的压力，因此没有必要进行第二次登陆法国行动。他们争论说，现在正是向北乘胜追击德国部队的时刻，把他们消灭在波河流域，然后进入巴尔干半岛，朝奥地利进军。
“那个时候，温斯顿从未谈过希特勒；他一直强调共产主义的威胁，”那年夏季莫兰勋爵说，“他梦见红军像癌症一样从一个国家扩散到另一个国家。他一直受此困扰，似乎无法考虑其他事情。”
但丘吉尔强烈支持意大利战役还因为另一个原因：意大利战场主要是由英国兵力作战，由英国将军哈罗德·亚历山大指挥。而在法国战场的行动主要由美国主导。到7月底，投入到法国的美国士兵接近100万人，而英国士兵是66万人。并且，这一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
丘吉尔非常清楚，铁砧行动将从英国主导的唯一战场抽走兵力——英国是该战场上最强大的盟国力量。布鲁克说：“温斯顿不愿放弃从一开始就占据的主要合伙人地位。”1944年8月，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丘吉尔郁闷地说，战争中三分之二的英国兵力“为了便利美国而被误用，而剩下三分之一的兵力则处于美国指挥下”。
而罗斯福和美国军事指挥官对丘吉尔愈发无法左右形势的无力感几乎漠不关心。对从一开始就反对地中海行动的乔治·马歇尔来说，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就是死路一条；他认为这个周边战略存在破绽，可能导致军事灾难，并可能与苏联造成冲突。他认为，有必要实施铁砧行动、配合在法国的艾森豪威尔的兵力，从而打通马赛和其他急需港口。不像华盛顿的上级，艾森豪威尔对英国的战略观点动了恻隐之心，曾一度犹豫需不需要铁砧行动，但马歇尔告诉他，该行动必须实施。盟军总司令进退两难，不得不与丘吉尔进行一系列痛苦不堪的争执，而有一次，丘吉尔指控美国人“欺负”英国人。
当罗斯福坚决拒绝了英国领导人所作的最后呼吁，吉尔·怀南特担心两国领导人的裂痕加深可能造成的影响，对罗斯福写信道：“我希望您知道，当首相不得不接受您的决定，来结束你们之间的分歧时，他的感受是何等强烈，我从未见过他如此心烦意乱。”
8月15日，铁砧行动（丘吉尔之后将该行动代号改为龙骑兵，以表达他被美国强迫配合该行动的感受）最终启动，并轻松实现了行动的主要目标：打通港口、解放法国南部、与美国主要兵力连接起来，但正如英国人所担忧的那样，该行动也扼杀了向东进军巴尔干半岛的可能。在该行动执行后的几十年里，基于两国不同立场的是非功过仍是激烈讨论和争议的话题。
随着铁砧行动的启动，艾森豪威尔和怀南特开始处理英美之间的另一部“肥皂剧”——涉及夏尔·戴高乐以及谁来统治解放后的法国的问题。当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这个问题就已经被讨论数月，却依然悬而未决。
然而，罗斯福仍然强烈敌视戴高乐，根本不考虑让这个法国人参与法国的统治。按照总统的想法，在法国举行战后选举之前，法国应该由美国军队统治。几十名美国陆军官兵已经派往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学习为期两个月的公共行政学和法语速成班。该计划的怀疑论者戏称他们是“60天奇迹”。
丘吉尔再次陷入两难困境，他决心在法国政治问题上支持罗斯福，但又日益受到英国公众和政府要求承认戴高乐的压力。许多英国媒体和议会议员强烈批评首相和罗斯福对将军的不公待遇，支持承认戴高乐及其委员会。“在我看来，”哈罗德·尼克尔森在下议院争论说，“美国政府，在总统阁下的掌控下，抓住每一次机会蛮横无理地对这些法国人实施精心设计的恶劣行径，而不是帮助、欢迎他们。”丘吉尔对罗斯福解释说，英国人民“认为这些法国人应该和我们并肩作战解放法国……所有人都不理解他们为何受到冷遇”。
比起公共舆论的压力，艾森豪威尔感到更紧迫的是：如果盟国不能与戴高乐达成某种权宜之计，那么解放法国行动可能会陷入危险。在诺曼底登陆当天以及之后的数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总司令寄希望于数十万名法国抵抗战士协助他的部队作战，其中大多数战士都支持戴高乐。另外，七支法国部队正在接受训练，准备参与之后在法国的战役。“与戴高乐公开冲突将给我们带来巨大损失，”艾森豪威尔写道，“会招来强烈的指责，并导致不必要的牺牲。”同时，他也不愿肩负管理、统治法国的责任，他认为，这项责任交由法国政治当局比较稳妥。关于罗斯福对戴高乐的强硬态度，虽然艾森豪威尔从未公开表明他的看法，但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心理战部门头领查尔斯·道格拉斯·杰克逊非常清楚他的想法，杰克逊对一位友人写信道：“社会各界似乎一致认为总统对这个法国人的态度太过蛮横，必将招来麻烦甚至祸患。”
在罗斯福的坚持下，仍在阿尔及尔——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所在地——的戴高乐既被排除在诺曼底登陆行动的商讨外，也没有收到关于登陆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的信息。最后，在艾森豪威尔和艾登的敦促下，丘吉尔于5月劝说总统，法国人不能完全被排除在“霸王行动”之外，必须邀请他到伦敦，告知他行动的具体日期，并让他参与到法国未来统治的讨论中。最终在罗斯福的勉强同意下，戴高乐在“霸王行动”开始之前的48小时内才到达英格兰。
这位骄傲自大的法国人对自己被排除在反攻自己祖国的行动之外而愤愤不平，而首相因为担心登陆行动会惨遭失败，用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和阿泰米斯·库珀（Artemis Cooper）的话说，“强压心中的怒火”。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告诉戴高乐，盟军总司令将在诺曼底登陆当天通过广播向法国人民发表声明，并要求戴高乐也同样做，但戴高乐却勃然大怒——艾森豪威尔的声明号召法兰西民族服从登陆盟军的命令，但这份已打印好的声明中完全没有提及戴高乐及其自由法国军。在戴高乐看来，他的祖国将像意大利一样被占领，而非被解放。他拒绝遵从艾森豪威尔的声明内容，要求发表自己的声明。他与丘吉尔的会谈变成了一场糟糕的唇枪舌剑，会谈结束后，气急败坏的首相指责戴高乐“在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关键时刻作出背叛”，并下令把他遣送回阿尔及尔，“必要情况下，戴上镣铐”。
两位领导人的幕僚都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当盟国空降兵正准备从诺曼底上空降落时，戴高乐和丘吉尔却在唇枪舌剑、相互指责。一位法国高级官员惊呼道：“简直是一片混乱！”亚历山大·贾德干鄙夷地说，该情形就像“女子学校会发生的场景。罗斯福、首相和戴高乐的举止就像马上进入青春期的女孩的行为一般”。在登陆行动开始之前的数小时内，艾登和法国官员努力平息两人的怒火。当戴高乐向艾登抱怨，英国对美国卑躬屈膝时，外交大臣回答说：“骄傲自满是个重大错误……有时候，‘委曲求全’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有用办法。”由于艾登和其他人的努力，戴高乐最终同意发表广播声明，因此丘吉尔撤销了把这位将军驱逐出英国的书面命令。
虽然丘吉尔对戴高乐的怒火丝毫未减（6月9日，英国外交部一名官员写道：“有时，首相对戴高乐将军恨得咬牙切齿”），但受到来自英国媒体和公众的巨大压力，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强烈敦促，他被迫同意戴高乐在诺曼底登陆一周后返回祖国进行短暂访问。事实上，尽管罗斯福和科德尔·赫尔赋予盟军总司令极大权力统治法国刚解放地区，但他试图采取迂回方式拒绝华盛顿。艾森豪威尔及其部下认为“至少在行动的初期，戴高乐才是领导法国进行团结协作的当局的唯一代表，应承认他所谋求的地位”。
6月14日，当戴高乐访问诺曼底海岸的巴约镇时，他受到了极其热情的欢迎。大量镇民欢呼雀跃、喜极而泣地涌向他，无论他走到哪儿都追随到哪儿。当晚，当他返回英格兰时，他把自己的首席副官弗朗索瓦·库莱（Fran?ois Coulet）留在诺曼底；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选举他担任此地区的总督。在艾克的暗中支持下，戴高乐削弱了罗斯福企图让盟军统治法国的努力。几天后，当“60天奇迹”到达这里时，他们发现法国人以及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完全无视他们的存在。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写道：“之前聚集在出发港、被选举为地方长官的准将们……为接管分配区大致学习了《拿破仑法典》和相关的知识，但却悄悄溜走了，因为他们不被需要。”不管华盛顿喜欢与否，戴高乐现在都掌控着自己祖国的解放地区。
三个月以来，尽管巴黎被解放、戴高乐被拥戴为盖世英雄，尽管丘吉尔、赫尔、怀南特、艾森豪威尔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督促总统作出承认，罗斯福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毫不动摇。但在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自己完全被孤立，以及总统选举即将来临时，罗斯福最终于10月23日屈服，并突然宣布美国承认戴高乐领导下的委员会是法国的临时政府。
然而，他作此声明前并未通知丘吉尔。虽然丘吉尔对罗斯福的疑虑日益加深，但仍忠诚地唯他马首是瞻。措手不及的英国政府随之仓促地发表了自己的承认声明。对此愤怒不已的亚历山大·贾德干对艾登说：“与复兴、解放后的法国保持友好关系是英国的重要利益，我真希望总统在此事上给予了我们自主表达观点的权利。”
对戴高乐而言，他绝不会原谅或忘记总统和首相在战争期间对他的不公待遇。1958年在法国重新掌权后，他否决了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申请，因为他回想起丘吉尔的话——每当在美国和欧洲之间作抉择时，英国都会选择美国。戴高乐领导下的政府与美国的关系也同样荆棘丛生。据简·爱德华·史密斯说：“罗斯福对戴高乐的反感严重影响了法美关系，并且该后遗症一直持续到今天。”
8月25日，盟军解放了巴黎，但出人意料的是，大不列颠人的反应却很消沉。法国流亡者在索霍区的常去地举行了热烈的庆祝，许多窗户上插着迎风飘扬的法国国旗，但总体来看，伦敦呈现出“沉睡、空旷的画面”，给人一种“鲜活减半的气氛”。当埃里克·塞瓦雷德完成掩护铁砧行动的任务返回英国首都时，他发现整个伦敦被极度疲惫和倦怠所席卷。“在不论男女皆是英雄的地方，英雄主义令人厌倦，”他写道，“在本地民族聚集的地方，挥之不去的美国人令人厌倦……战争本身令人厌倦。”塞瓦雷德在某次广播报道中说，伦敦“好比一个曾经干净整洁的酒店，在容纳了无休无止来来往往的商人之后，变得污秽、破败……对危险的异常亢奋消失殆尽”。
此次涌入巴黎的盟军先锋是美国战略情报局首领大卫·布鲁斯以及他的新旅伴欧内斯特·海明威。他们在巴黎解放之日就匆匆赶来丽兹酒店的酒吧，为自己和一群随行的法国狂热者点了50瓶马天尼酒。
盟军占领了巴黎的数百家酒店为己所用，因此不出几天，一轮狂热的派对活动开始了。大多数巴黎人——总体来说，法国人——可获得的食物所剩无几，而食物、烈酒和葡萄酒黑市则日益兴旺。几天前还接待过德国国防军和盖世太保的巴黎最好的一些餐厅，现在却迎接着大量聚集到此的盟国官员和新闻记者。
然而，从伦敦到此的一些人在纵情享受巴黎的同时，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一丝愧疚。之后成为历史学家的约翰·惠勒-本内特便是这样，他漫步在巴黎，欣赏酒店和商店橱窗上的厚玻璃板反射着“愧疚的光芒”，感叹杜伊勒里公园里砾石小径上的砾石“完美无缺地排放着”。惠勒-本内特认为，虽然死气沉沉、满目疮痍的伦敦丧失了整洁、优雅的外表，但仍保持着一种“毫不动摇、豪情壮志的自豪感”。而相比之下，巴黎重获了“自我主义的神气和傲慢”，但“当时或之后都未能重新找回灵魂”。
爱德华·默罗在短期逗留巴黎后，也说到了两座城市之间的同样反差。在一次广播报道中，他略带鄙夷之情地说，法国首都及其居民似乎丝毫未受战争影响。他说，“各个流行酒吧周围都是红光满面的熟悉面孔，仍是一副空洞茫然的神色”，“过去四年对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在巴黎停留了48小时后，默罗觉得无法忍受这里，便匆匆返回了伦敦。与他同行的帕梅拉·丘吉尔留则在巴黎，和其他美国新闻记者朋友们，包括查尔斯·科林伍德和比尔·沃尔顿，在丽兹酒店纵情享乐。“也许当时她眼中的世界变得开阔了，”沃尔顿说，“巴黎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