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11日夜晚，爱德华·默罗在长久以来首次感到欣喜若狂。他终于摆脱了伦敦的束缚，随着乔治·巴顿的部队挺进到德国腹地，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土崩瓦解，战争即将接近尾声。默罗酷爱玩扑克牌，但运气却一直不佳。而此次，在与报道巴顿的第三集团军的记者们“热火朝天”的博弈中，他竟赢得了数千美元。
翌日清晨，他把赢得的钱财装进腰包后，和美国士兵启程赶往魏玛市。他们经过田野，满面红光的农民正在锄地。来到离城市几英里外的一座小山，山顶上坐落着一所被刺铁丝网包围的集中营，而看守的德国守卫三天前就已逃离这里。这就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当默罗与其他美国士兵踏入集中营的大门后，这位广播员感到触目惊心，几十个形销骨立的男人向他聚拢过来，他们大多数几乎只剩下一具瘦骨嶙峋的骸骨。“这些男人和男孩向我伸手，”几天后他在广播中说道，“他们身穿破烂不堪的统一囚服。许多人都濒临死亡，但他们的眼神充满微笑。”而让他震惊不已的是，他发现其中几位在战前见过，包括布拉格前任市长、一名著名的波兰教授以及一名维也纳的医生。当默罗呆呆站在那儿时，一个男人在他面前猝死。“还有两名必定年过60的年长者，他们正爬向便坑。我无法描述所见景象。”默罗记载了这些俘虏情况：3月，有6000名男人丧生；“我们到达这里的当天，有200人死亡。而外面的人们却酒足饭饱”。
他后来说，当几名被关押者带领他穿过集中营时，他感觉一阵恶心反胃。在一个小院子里，他发现了“像木材一般堆积着的两排骨瘦如柴的白花花的尸体。一些尸体上还带有严重瘀伤……我努力清点这两排整齐堆放着的男人和男孩的尸体，总共有500多具”。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停留的几小时，默罗不止一次痛哭流涕。他从腰包拿出前一晚赢得的钱，分发给了该集中营的所有被关押者。
虽然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死亡集中营，但战争期间这里的死亡人数仍达五万多人，大多数是饿死和病死。几乎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解放的同时，苏军也解放了真正的纳粹死亡集中营，其中大部分建在波兰。战争初期，默罗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同事，以及其他美英新闻机构，发表过关于纳粹分子在这些死亡集中营大量屠杀犹太人的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在之后的战争岁月里，盟国的新闻记者极少对纳粹继续迫害犹太人及其敌人的行径做进一步的报道。西方新闻机构认为纳粹大屠杀不是主要战时故事，因此直到战后，纳粹大屠杀的真实规模才被人所知。由于缺少确凿的大屠杀证据，那些民主国家的生还者几乎无法想象，德国对欧洲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的规模和残暴。
当然，美国和英国政府比本国公民所了解的大屠杀渠道和信息更为广泛，但并未积极向公众公开纳粹暴行，也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拯救犹太人。尽管英美两国的一些官员，比如吉尔·怀南特和亨利·摩根索，极力敦促各自领导人采取更多行动，但效果却微乎其微。罗斯福政府坚持说，帮助犹太人的唯一办法是赢得战争，拒绝放松美国的移民政策而接纳更多的犹太人。1944年，罗斯福成立了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协助营救德占国家的犹太人。然而，一些历史学家指出，这项在最后关头所作的努力微不足道，为时已晚。
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返回伦敦后，默罗决定让听众了解他所目睹的兽行。默罗的朋友兼英国广播公司广播员杰弗里·布莱森（Geoffrey Bridson）说：“他想让全世界知道他所目睹的事实。”他主要针对，布莱森说：“盲目乐观的听众——心想着：‘噢，那里远着呢，和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默罗正想给他们当头一棒。”
离开德国三天后，默罗对着麦克风坐下，悲愤地描述着他在集中营目睹的画面——密密麻麻堆积着的尸体，骨瘦如柴的生还者，刑讯室，成堆的鞋子、头发和金牙。在广播节目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关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我希望你们相信我所说的一切。我所报道的仅仅是我真实所见所闻的一部分，而剩下的部分不堪言状……如果你们觉得我对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报道不够委婉，让你们感到不舒服，我也毫无歉意。”当时同在演播室的布莱森说：“当默罗结束讲话时，他已被愤怒淹没，全身战栗。”
许多人认为这是默罗所作的最好报道，但他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并未完全还原亲眼目睹的恐怖场景。“一只鞋、两只鞋、十几只鞋，”他说，“但要如何描述几千只鞋？”
4月12日，就在默罗到达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当天，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佐治亚州沃姆斯普林斯市因脑溢血去世。这个死讯对世界各地人民犹如一道晴天霹雳，但极少有人比吉尔·怀南特更加悲恸，当时他还未完全从严重流感中恢复。在半夜收到这一噩耗后，怀南特数小时不能自已。
尽管怀南特对罗斯福的一些政策以及总统对自己偶尔的薄待感到失望，但他对总统的支持和爱戴之情丝毫没有减少——他们做了十几年的朋友兼亲密盟友。“我是罗斯福的忠诚追随者，”他曾说，“我会做总统要求我做的任何事，这就是我的政治前途。”几年前，在给总统的一封电报中，怀南特坦率地说：“多亏有您。”在另一封电报中，他说：“我十分惦念您，好想见您一面。”就在几个月前，为了给罗斯福准备最棒的圣诞礼物，他在伦敦各个古董店中四处搜寻，最终选择了一根手杖——这是乔治·华盛顿曾赠送给拿破仑的弟弟热罗姆·波拿巴的手杖。
而罗斯福对这位腼腆的理想主义者经常表示敬佩和偏爱之情，怀南特为罗斯福及其新政奉献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有几次，他都说提升怀南特担任内阁高官，比如国务卿。1944年，他曾考虑让怀南特成为自己的副总统竞选伙伴，并把怀南特和一些亲密同事的名字列在一起，比如亨利·摩根索和哈罗德·伊克斯。在某次会议上与助理们提到怀南特的候选资格时，罗斯福说，大使“的演讲很糟糕，但当他演讲完毕后给人一种亚伯拉罕·林肯的感觉”。但除了罗斯福外，没人对他竞选副总统表示积极支持，因此总统最终选择了哈里·杜鲁门。
和怀南特一样，温斯顿·丘吉尔对罗斯福的死讯震惊不已，他后来说，这一消息就像实实在在的肉体打击一样痛心入骨。4月13日凌晨3点，他召唤首席警卫沃尔特·汤普森到自己书房。据汤普森回忆说，首相向他讲述罗斯福——“时而哭泣、时而缅怀、时而微笑着重温那些年、那些日子，回忆一起出席的会议，希望他这样做……赞同、不赞同、重生。”丘吉尔对汤普森说：“他是我们大家的伟大朋友，他为我们提供了不可估量的援助……如果没有他和他领导下的美国人，我们可能就被扼杀了。”
与首相一样，英国人民同样感到悲痛不已。大多数英国人民对英美联盟存在的冲突几乎毫不知情，对他们而言，罗斯福就是英国的救星。《每日电讯报》说：“在英国最暗淡的时刻，他理解、帮助和信任英国，英国欠他一个无法偿还的人情。”罗斯福逝世翌日，伦敦降半旗，英国国王与王室宣布默哀七日，而通常熙来攘往的皮卡迪利广场“安静得就像一条偏僻小巷”。莫莉·潘特-道恩斯在《纽约客》中写道，伦敦人“伫立在大街上、目瞪口呆地盯着难以置信的报纸头条，耐心排队购买随后几期报纸”。
一名美国陆军文书回忆说：“在街上至少有十几个人上前向我悼唁，仿佛总统就是我的家人。”作家查尔斯·珀西·斯诺说：“我从未见过伦敦为某件事而感到如此悲恸欲绝，甚至我的房东太太也为其哭泣。地铁里的人们个个神情哀伤——我确信，将来为温斯顿逝世而悲伤的人都不及这么多。”
4月18日，圣保罗大教堂聚集着3000多人，包括英国国王和王后，以及几位欧洲国家流亡君主，为罗斯福举办追悼仪式，而数千人在教堂外聆听。怀南特站在痛哭流涕的丘吉尔身边，朗读着《启示录》中的一段。当天晚些时候，丘吉尔对下议院宣布说，罗斯福“是我们最伟大的美国朋友，也是最伟大的自由战士，正是他为旧世界带来了新世界的帮助和安慰”。
然而，丘吉尔对总统死讯的反应比其感人的悼词所流露的感情更加复杂。毫无疑问，他深感悲痛，但也交织着气愤和不快，对之前一年半时间里罗斯福冷落他及英国而耿耿于怀。罗斯福去世翌日，他对是否飞往华盛顿参加总统葬礼犹豫不决。哈利法克斯勋爵在电报中告诉他说，哈里·霍普金斯认为他应该来参加，而且这将“带来巨大的有利影响”。罗斯福的继任者哈里·杜鲁门也敦促首相出访华盛顿，说“他个人非常希望借此机会”与首相会面。
然而，丘吉尔最后并未去参加，他声称自己公务缠身，无法离开伦敦。他的决定让许多同僚困惑不解，因为之前在必要时刻，首相总是毫不犹豫地出访华盛顿。马克斯·黑斯廷斯写道：“不难看出，首相缺席罗斯福的葬礼反映了他与总统之间的隔阂，而这一隔阂在罗斯福生命的最后数月里更加严重。”丘吉尔的决定也可以解释为这一事实的结果——罗斯福从未访问伦敦与首相会面，尽管首相多次邀请。而且，丘吉尔总是请愿、敦促召开英美会议的一方。显然，丘吉尔觉得现在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他对国王说：“我觉得杜鲁门总统访问伦敦会更好。”
然而，在丘吉尔担任首相期间，杜鲁门从未访问过伦敦。
1945年春，各种事件接踵而至，让盟国应接不暇——纳粹大屠杀的真实规模被揭晓，罗斯福逝世，德国大量城镇沦陷。4月底，随着苏军和美英部队分别从东西两面夹击，盟军席卷了纳粹德国。4月25日，按照艾森豪威尔的计划，美国与苏联冲锋部队在易北河会师。4月30日，希特勒自杀，当时苏联部队已到达离他所在地堡一英里以内的位置。5月7日，欧洲战场的战争结束，当天凌晨2时41分，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Alfred Jodl），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总部——法国兰斯市一幢单调的红砖校舍内——签署了正式投降书。“签字之后，”约德尔对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说，“德国人民和德国武装力量，不论是福是祸，就交到胜利者手中了。”
次日在伦敦，在皮卡迪利广场、特拉法尔加广场、议会大厦和白厅附近的街道以及白金汉宫周围的公园聚集着数十万人，他们等待着官方宣布战争结束。那是一个灿烂的春天，欢呼雀跃的人们沐浴在温暖的春光中。一名伦敦人说，整个城市仿佛“就是一个庞大的家庭野餐聚会”。母亲们用红白蓝色缎带给婴儿扎头发，各种狗的牵引绳上也系着白蓝色蝴蝶结。士兵们亲吻路过的喜笑颜开的年轻女子。一名脸上挂着唇印的美国士兵对经过的一名女子喊道：“你想参加我们的聚会吗？”在皮卡迪利大街，美国水兵们跳起了康加舞，周围的人们受到感染也都加入进来。各处教堂的钟声长鸣，停泊在泰晤士河边的拖船也发出响亮的喇叭声以示庆祝。
在伦敦中心，爱德华·默罗从一辆厢式货车中进行了现场广播。他对听众们说，数千人络绎不绝地从公寓和办公室走出加入欢庆活动中。默罗是在伦敦见证了从战争开始一直到结束的极少数美国人之一。他在广播中说，虽然当天一片欢腾，但许多伦敦人并不愿举办太多庆祝活动，而这许多伦敦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指他本人。他说：“他们的脑海中一定充满了关于那些在街上或在战场上丧生的朋友的回忆。六年很长。我发现人们今天少言寡语，基本保持沉默。”
当晚，默罗返回自己居住的摄政公园一带，重温了自己的战争记忆。当来到某个角落时，他说，他的好朋友兼英国广播公司的编辑艾伦·韦尔斯在战争中丧命于此。经过某个水槽时，他回忆说：“这里曾是一家酒馆，某晚突然遭到两千磅重炸弹的袭击，造成30人死亡。”他说自己还无法适应和平，“虽然想努力接受现在的实情，但思绪仍沉浸在过去。战争似乎比现在获得的和平更真实”。
对吉尔·怀南特而言，战争尚未结束。在欧洲胜利日当天，他与朋友一起缅怀罗斯福，以及这一天的意义，但大部分时候，他为自己长子的命运而担忧。战争结束前一个月，大使收到消息说，在美国部队解放科尔迪茨监狱之前，德国盖世太保已将作为人质的约翰·怀南特和其他重要战俘从该监狱转走。而怀南特不知道的是，当德国陷入一片混乱时，纳粹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已经下令把盟国人质带到黑林山实施枪决。“当德国人民痛哭流涕时，”希姆莱声称，“英国皇室休想开怀大笑。”
而被派去监管枪决的将军则尽量拖延执行时间，因为他心知肚明获胜盟国将会如何处置他，如果他执行了该命令。当柏林的最高统帅部将该任务转交给另一位官员时，该将军立即通知了瑞士官员，于是他们把这些战俘转移到位于奥地利的某个美国指挥所。欧洲胜利日的两天后，吉尔·怀南特接到他一直希望但又害怕永远不会接到的电话：约翰平安无事，正在返回伦敦的途中。在听说这一消息后，比弗布鲁克勋爵告诉大使：“你为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胜利来临的时刻，你就该放下对他的担忧，应该与英国的所有朋友，也就是所有英国人民，共同庆祝。”
对温斯顿·丘吉尔而言，欧洲胜利日却是苦乐参半的时刻。当他乘车至白金汉宫而后至议会大厦宣布德国投降的消息时，许多人为他欢呼喝彩，他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但当天晚上，在对全英国的广播讲话中，他间接提到了波兰和苏联控制的其他国家的命运。他说：“在欧洲大陆上，我们还必须确保我们参加这场战争的基本崇高原则不被漠视……确保‘自由’‘民主’和‘解放’这些词的真正含义不被扭曲。”四天前，在给妻子的一封电报中，丘吉尔承认说，他对盟国胜利表象下存在着的“政治毒瘤和你死我活的国际竞争”感到极度沮丧。战争初期的理想主义——对更加自由、正义和平等的世界的希望和梦想，在一堆战时协议和误解中土崩瓦解。之后即将发生的是：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轰炸，日本投降，冷战开始。
在法国兰斯市，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与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25名高级英美官员为庆祝欧洲胜利日举办了一场午宴。其中大部分人在过去的一年半中相互建立了亲密联系。“当战争结束时，大家开始相互告别，这些将军们突然意识到他们没有工作了，”参加午宴的一名官员回忆说，“数天、数月以来的陪伴终结了，这种感觉就像参加自己的葬礼一样……临行时，我们大家都很伤感，艾森豪威尔将军泪眼蒙胧地做了道别。”
一个月后，伦敦公民向艾森豪威尔致敬，表彰其在指挥盟军获得胜利方面起到的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被炸弹损坏的市政厅举行的隆重典礼上，这位美国将军被授予“荣誉伦敦市民”身份，该称号可追溯到中世纪，是伦敦所授予的最高荣誉。
伦敦的所有有名望的人士几乎都聚集于此，包括英国议会领导人、商界和法律界的显耀人士、英国军事高官、内阁成员，以及温斯顿·丘吉尔。他们一个接一个穿过市政厅大会堂的走廊，接受身着礼服的市长大人和郡长的祝福。当队伍快结束时才轮到吉尔·怀南特。“大家鼓掌的热烈程度因人而异，”一名美国官员说，但当叫到怀南特的名字时，“掌声如雷鸣般响起，经久不息，热烈程度仅次于对首相和艾森豪威尔的掌声。”
在胜利的光芒中，英国军队之前对艾森豪威尔的敌意似乎消散了。即使艾伦·布鲁克也开始敬佩他——至少在典礼当天。“艾克的演讲精彩绝伦，感染了市政厅的所有听众，”布鲁克在日记中写道，“随后他在伦敦市长官邸外发表了不同主题但同样出色的演讲，而在官邸午宴上的发言则娓娓动听。直到今天听到他的演讲，我才意识到艾克原来如此了不起！”
然而，胜利的光芒很快在英国消散。欧洲胜利日后不久，英国工党宣布准备脱离丘吉尔的联合政府，要求丘吉尔召开自1935年以来的首次英国大选。大多数人认为丘吉尔和保守党会获胜，但怀南特却不这么认为。在大选前数月，大使对丘吉尔的私人医生说，他“为温斯顿担心，因为他全神贯注于战争而忽视了英国人民的感受”。7月26日，大选投票结果证明他的担忧完全正确。疲惫不堪、厌倦战争的选民将这位在战时鼓舞人心的领导人赶下了台，他们希望工党来管理英国羸弱的经济，并进行社会改革。“虽然英国人民感激丘吉尔赢得了战争，”帕梅拉·丘吉尔给埃夫里尔·哈里曼写信道，“但他们并不想感情用事。”
英国人民因战争变得激进，他们期望，或者说要求，他们在过去六年中作出的巨大牺牲必须通过战后社会经济改革来补偿。丘吉尔对此要求仍感到手足无措。当他推动了大选重新进行后，“他嘲笑那些想要重建英国的愚蠢人民，”莫兰勋爵说，“但在这一群体要求下，我认为，他对一些事情并不那么肯定。他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无依无靠，格格不入。”身心俱疲的丘吉尔在其所称的“这次该死的选举”前不久，对莫兰说：“我对这些人无话可说了。”然后他又惆怅地说：“没有战争，我感到非常孤独。”他相信自己会赢得选举，但保守党却以压倒性劣势被击败——用约翰·科尔维尔的话说，“彻底垮台”。这一结果让首相、英国人民，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瞠目结舌。《纽约时报》宣称，这是“民主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大选结果之一”。
丘吉尔对自己的惨败感到崩溃。在选举结果刚宣布后，伊斯梅见到了丘吉尔，说他看起来“痛不欲生”。有感于自己的突然下台，丘吉尔对伊斯梅说：“我没有汽车，也没有住的地方了。”仅仅数小时时间，他的人生就被彻底颠覆了。“整个权力、行动和新闻重心，”玛丽·丘吉尔说，“（正如往届政府更迭的速度一样，猝不及防地）转移到了新首相手中。”新首相是克莱门特·阿特利。唐宁街10号内，“地图室荒废了，私人办公室空****，里面不再有公事电报”。
丘吉尔下台几天后，他在契克斯庄园度过了最后一个周末。战争期间，这里曾举办过许多热闹的历史性聚会。丘吉尔和克莱门蒂娜仅邀请了少数人共度周末，包括他们的孩子、丘吉尔最亲密的几名顾问，以及怀南特。过去四年中，怀南特和丘吉尔之间有过分歧，尤其是在战争的最后数月，美国政府锋芒毕现，占据了盟国的主导地位。但现在，这一切都是过往云烟；丘吉尔夫妇表明他们仍把大使看作自家人。
在那个阴郁的周末，怀南特和其他人尽其所能地鼓舞郁郁寡欢的前任首相振作起来。“他在意的不是权力的丧失，而是突然下台造成的无所事事，”萨拉·丘吉尔后来说，“六年来，他适应了殚精竭虑、不辞辛苦的状态，但这一切突然就消失。”最重要的是，他想念那些一天几次从唐宁街送过来的装满紧急文件的红色公文箱。据萨拉说：“那些公文箱已经深深地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当晚，当他们离开契克斯庄园时，怀南特、萨拉和其他来宾分别在庄园的来访登记簿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对丘吉尔而言，这一直都是一项重要的仪式。有一次，当艾森豪威尔没有签名就离开契克斯庄园时，首相的管家匆忙追赶上，并严肃地对他说：“阁下，您忘记在登记簿上签名了。”艾森豪威尔写道，管家的语气表明“他无法原谅我的疏忽”。在庄园的最后一晚，丘吉尔是最后一个签名的人。当写下自己的名字后，他又在名字下面写了一个词：“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