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水平线以下

“有人看报纸了吗?”希拉里·克林顿满腹狐疑地问道,“看电视了吗?”

她的同事都围在战情室的会议桌旁,各自坐在座位上。他们刚刚还对CIA在巴基斯坦的无人机项目分析报告大加赞赏,该机构在2012年春季NCS主管委员会上发表了这一报告。该报告是高级评论的一部分,主要涉及奥巴马秘密制定的特定目标狙杀方针,针对基地组织的反暴动活动关键内容等。

报告的开头是“总统先生,在您的英明领导下,我们执行了……”大字标出来的数字看起来非常成功,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之间崎岖山地所开展的无人机轰炸所造成的平民伤亡数,占据了总伤亡数的大部分。报告称,“掠夺者”无人侦察机发射导弹引起的“地狱之火”更精准地打击了坏分子。

“哦,那很不错啊。”一名高级官员说道。另一名官员附和:“嗯,数据很棒。”第三位官员接着说道:“不是每个人都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出于习惯,希拉里让主持会议的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伦安排她最后发言。她打算打碎整场行动。“我们的分析员说什么都没关系,”希拉里对震惊的同事说道。这个数据没有显示出美国在海外的形象被这项无人机项目损坏了多少。她说:“首先,外界有无数报道。各位,最大的问题应该是‘我们用这些见鬼的无人机都做了什么?政策是什么?能给美国公众一个满意的答案吗?能给左翼人士一个答案吗?能给我们的国际盟友一个答案,让他们了解我们执行项目的标准、形式和遵循的国际法吗?’”

那天希拉里所提的问题没有很好的答案,就像白宫讨论新型战争时的其他会议上提出的问题一样,无论喜欢与否,这已经成为美国在世界最危险地区的名片。希拉里·克林顿过去和现在都不反对奥巴马与恐怖主义斗争时采取隐秘行动。她还赞同过CIA的计划,同意派遣海豹突击队突袭奥萨马·本·拉登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藏匿点,虽然该计划极具争议,反对者和赞成者的意见都足够写满一本黄色便签薄。

她同意美国船只发射战斧导弹,打击也门的恐怖分子,秘密地帮助也门抵抗恐怖主义。此外,她还非常乐意地将一个CIA秘密基地的无人机送到阿富汗,打击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主义分子,虽然巴基斯坦人对美国干涉其领土内事务而民怨沸腾。“只要我们做的事情跟基地组织有关,她就会无条件支持。”时任CIA局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说道,“我们俩都很清楚,不管巴基斯坦人的关注点是什么,我们都必须确保他们不介入,允许我们继续这些行动。”

不过,CIA和国务院在无人机袭击的时机上各执己见,这一点让希拉里非常沮丧。他们经常会破坏她的外交活动。她为她在伊斯兰堡的外交大使争取到了权利,他有权否决他认为不合适的袭击;她争取让白宫在这个项目上更加开诚布公,让公众知晓项目内容,这样她和其他官员就能为其辩护,尤其在他们前去访问那些被无人机袭击过的国家和城市时。

希拉里领略到了无人机袭击对美国海外口碑和形象的影响,奥巴马没有。

总统实施无人机战争,只是因为那一小撮反暴动顾问列出需要杀除和俘获的目标,然后让总统在上面签个字。他们只有一个高于一切的目标,那就是不牺牲更多美国陆军的前提下,阻止恐怖主义在美国土壤上开展另一次袭击,完全不在乎他们的战术会给海外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和损失。

奥巴马从来没有以总统的身份访问过巴基斯坦,而希拉里三次以国务卿的身份进行了访问。每次她访问巴基斯坦的时候,都会被无人机相关的问题轰炸,如平民伤亡数多少?为什么不让巴基斯坦自己来做这些?这些行为与恐怖主义有什么区别?由于该项目的保密性,她一个问题都不能回答。

由于希拉里的直接曝光,使得人们对她的偏见多过奥巴马。认为她将特定目标狙杀当成外交政策的一种方式,将公众舆论转向反对美国。利用外交政策来制造消极或偶尔虚假的报道,削减国务院或美国国际开发署发展部门的外交范畴,使社会激进化。即使他们“将战士从战场上撤下来”,白宫应该更喜欢这种委婉的说法。

2009年,CIA坚决声称该项目从未存在过,但这只是一个幌子,因为巴基斯坦媒体经常会报道无人机袭击事件。希拉里认为,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幌子,因为没有官方政府会公开提及该项目,而美国根本就找不到有说服力的道德或法律案件,来说明这种蓄意杀人的正当性。

2009至2013年间担任了国务卿法律顾问的高洪柱(Harold Koh)表示:“如果将无人机用作合法工具,他没意见;但如果将无人机用作‘策略’,他就有看法了。他不相信无人机能成为策略。”

高洪柱是知名的法律学者,也是希拉里的政治支持者。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武器会给道德和法律提出什么样的难题。作为一名对人权兴趣浓厚的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他曾经凶猛地批评过乔治·W·布什的“9·11”事件后反暴动政策——从对疑似恐怖分子实施水刑到关塔那摩监狱的无期限拘留。他在国务院任职期间,一直试图让奥巴马的特定目标狙杀行动符合国际法,减少对外公开该项目中存在的虚伪。

2013年离开政府后,高洪柱去了英国的牛津大学,以马歇尔学者(Marshall scholar)的身份在那里做研究,试着化圆为方。他在牛津辩论社发表了主题为“如何终结无尽战争”的文章中指出,让这个项目不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的,不是无人机本身,而是总统的不透明,他不愿公开谈论无人机。“因为政府不透明,‘粉红代码’和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组成的左右联盟已经公然反对无人机项目了。”他说道。

此举无疑“坐实了无人机项目无法可依,没有必要,是非法、多余和失控的项目。因为总统和项目的不透明,导致必要的公共法律辩护太迟,依据太少,当局必须为这次失败负全责。”在牛津大学的一个拱形大厅里,高洪柱呼应希拉里一年前在战情室里说的话。

三年之后,奥巴马才首次为无人机坦率辩护,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不是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也不是在白宫开媒体记者会。相反,他选择了后来转移到YouTube的实时视频聊天系统——谷歌环聊。奥巴马的新闻工作人员非常喜欢这种可以接触到年轻人的社交媒体渠道。2012年1月30日,他坐在群聊录像机前,观众就砸出了一堆琐碎和棘手的问题。那个时候,外部调查员估计美国已经向巴基斯坦派出257架无人机,大约杀死了2500人(据说,其中有15%~22%是平民)。有人让他秀秀舞步,有人询问他和米歇尔打算如何庆祝20周年结婚纪念日,但是来自纽约布鲁克林的年轻男子埃文问道:“总统先生,您在任期第一年内派出的无人机比前一任总统整个任期内的都多。这些无人机攻击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我想知道,您觉得自己是在帮助巴基斯坦吗?您觉得这么做值得吗?”

无人机没有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奥巴马回复道。他说,无人机是机密工具,以名单上的敌人为目标,而不是“乱七八糟地瞎攻击。”底特律的一名医科学生帕拉斯·帕特尔(Paras Patel)对这个答案不是很满意。于是他问道:“但是这些袭击不就是在发出信号,表示美国已经随时准备干预其他国家吗?”奥巴马承认存在这一风险,但表示恐怖分子所在地处于当地部队管辖范围外,且需要更危险的军事干预,无人机就可以追踪到他们。

他说,他批准的大部分袭击都在阿富汗边境的巴基斯坦西北地带。这是奥巴马首次证实了所有人都知道了的事实。那些充满暴力的遥远山区,是“9·11”事件后基地组织的安全港,也是美国瞄准器瞄准的地方。

“每个人都需要明白一点,这个项目一直都受到严格控制,”奥巴马说道:“这不是一伙人聚在会议室,然后随便做的决策。”

很大程度上来说,这就是事实真相。奥巴马就职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继续实施乔治·W·布什留下来的特定目标狙杀项目。他就任的第一年,西北航空一架飞往底特律的客机上,一名尼日利亚男子点燃藏在内衣裤里的爆炸物,差点将整架飞机炸毁,这一事件加强了奥巴马的决心。虽然圣诞节阴谋以失败告终,290名乘客安全抵达终点,奥巴马却将其视为任期内的政治濒死体验,抹去了上一任总统使用的多项反暴动措施给他造成的早期矛盾情绪。他不仅确信了特定目标狙杀项目是震慑恐怖分子的绝佳方式,还决定由白宫西翼来主管该项目。

奥巴马将冷酷的目标选择任务交给了他的反暴动首席顾问约翰·布伦南。这位60岁的间谍大师曾经对布什政府非常规审讯手段的表态发难,违背了奥巴马要终结战争的初衷,因而在第一次提名CIA局长时失之交臂。布伦南在白宫地下室一个像碉堡一般的幽闭办公室里,领导了100多名政府官员,这些人的工作就是汇编被媒体称为“死亡名单”的花名册。他在这里的权力可比他在弗吉尼亚兰利市CIA总部的木板套间里的权力大得多。(他在第二次提名时获得了CIA局长之位。)

作为来自罗斯康芒郡的爱尔兰籍移民的儿子,布伦南身材高大,粗犷不讲究,留着纽约市警察队长那种短而硬的发型,大约生于1940年。他接受了耶稣会教育,是一名工作狂。曾在大三出国到开罗学习阿拉伯语。20世纪90年代中担任CIA沙特阿拉伯分局最高情报官员,当时有19名美军在霍巴大厦(Khobar Towers)的汽车炸弹袭击中丧生。

他与丹尼斯·麦克唐诺、汤姆·多尼隆一起组成了国家安全助手三人组,被奥巴马称为“严肃的爱尔兰三人组”。奥巴马确信,爱尔兰三人组在椭圆办公室外等候时绝对不会讨论昨晚东厅的活动,或者今晚又有哪位流行歌手要在那里演出。三个人中,布伦南负责处理一些最艰难的对话,即奥巴马是否应该批准在遥远土地上可能杀死一个人或很可能杀死很多人的无人机袭击。因为他的爱尔兰天主教根基和正直的形象,人们不可避免地将他视为总统的忏悔神父。

奥巴马非常依赖布伦南对沙特阿拉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了解,以及他在也门与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总统的亲密关系。2012年,布伦南接受我的同事斯科特·谢恩(Scott Shane)和乔·贝克尔(Jo Becker)的采访时表示:“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减轻威胁,是最后的选择。总统和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有人因此丧生。所以他想我们确保严格检查了名单,名单上的人是否一定无法捕获,情报基地有没有十足的把握,以及威胁是否迫在眉睫等。”

布伦南并非唯一聚集了不凡权力来发动这场隐蔽战争的官员。奥巴马的第一任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就在2009年秋天向总统提议,扩大该机构的无人机规模,并要求巴基斯坦人扩大其在巴基斯坦的飞行领域。这两个决定都不简单。他告诉我:“巴基斯坦的政治非常复杂。”不过帕内塔的两个要求都得到了满足。这得归功于他的官场灵活性,希拉里曾形容他为“精明、直率、有趣的华盛顿掮客”。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奥巴马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反应更迅速,会尽量满足CIA的需求。

在CIA组建其秘密空军部队的同时,白宫采用非军事手段来打击恐怖组织。丹尼斯·麦克多诺负责早期的分析,找出美国在巴基斯坦的形象破败的原因,并以此提出解决方案。当这项艰巨任务的目标越来越清楚之后,这个项目也就逐渐退出舞台了。

后来,国务院拟定了一系列以打击极端主义的宣传为核心的计划,邀请多个机构的专家来破坏或预先制止圣战组织的反美信息。但该计划遭到了奥巴马的抵制,他认为这个计划涉及了NSC掌管的领域。2010年7月,希拉里在与总统及其国家安全部门的会晤总提到这个想法时,他发飙了。“我不知道我该说点什么,你们在场的人才会听我说。”他说道:“一年多以来,你们一直拿这种计划来烦我!”麦克多纳和布伦南都遭到了他的训斥。不过他们不是停止行动,而是拿着计划方案去了国务院,等到下一年再来申请授权。

希拉里在国务院的反恐协调员丹尼尔·本杰明(Daniel Benjamin)表示:“我们有些人的处境非常尴尬,服务的对象在竞选时表示自己会用更聪明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结果他的主观意识太强,很难听得进其他合作人员的建议。”

有些人总结,白宫在给其他一些工作人员说应酬话而已。“这是很久以前就没有改变过的主题。就像从来就没有做什么来改变的咒语一样:我们无法单纯地通过无人机袭击来摆平这件事,我们不能就这么杀出一条血路来。”丹尼斯·布莱尔(Dennis Blair)说道。他在2009年到2010年担任了奥巴马的国家情报局主任,任期短暂却是充满疾风骤雨。布莱尔曾是太平洋舰队的指挥官,是一名聪明的海军上将,对希拉里的了解胜过奥巴马。他是牛津大学的罗德斯学者,和比尔·克林顿是同学,但两人关系并不亲密。但在动**的1968年,布莱尔邀请克林顿到他所在的一所伦敦军事高中做一个毕业演讲。(布莱尔当时忙着准备考试,所以克林顿决定忽略他。)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从一名规矩正直的海军学院毕业生变成一名公然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者,但克林顿很好地完成了这项艰难的任务。

几十年后,克林顿当上了总统时,他称赞了那些支持他反对这项政策的人,并且五角大楼派出海军官员新星布莱尔到CIA担任该机构的联络员。布莱尔在那里认清了情报机构在美国外交政策里的恰当角色。以后,他也将这些观点带给了奥巴马战时内阁,带给了他老同学的妻子。

布莱尔和希拉里本该是天然盟友。他认为美国太过依赖隐秘行动,而忽视了传统外交。在中东和南非的一些地区,CIA局长对当地政府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大使,这一点让职业外交家格外恼火。外交官与间谍之间关系最紧张的地方莫过于巴基斯坦,那里的巴基斯坦间谍机构ISI恰好反映了CIA的影响力。

这一冲突就使得希拉里和帕内塔就谁将签署无人机袭击的问题上陷入了口舌之争。身处情报局顶端的布莱尔希望双方能找到平衡点。2010年初,他接触国务院的官员,想了解有什么办法能加强地区大使在当地的影响力。如果他成功了,那希拉里就能成为大赢家,但是他没有。海军上将局外人的身份和不理智的行为损坏了他与奥巴马及其助手的关系。与帕内塔发生了一连串冲突之后,最激烈的一次是他试着抢夺CIA任命驻外美国间谍的权力,总统在5月份将布莱尔解雇了。

就像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说的那样,要想了解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第一件事就是要将水面和水下的事情都了解清楚。可见的部分主要是指美国与数百个国家的传统外交和发展。藏在水下的那部分则是秘密的反恐怖主义行动,其中一些是与巴基斯坦当局共同策划,另一些则不是。诀窍在于不让水下活动将水面活动拖下水。随着白宫在2009年和2010年加强了无人机袭击,霍尔布鲁克眼看着水面逐渐上升。“我们给巴基斯坦提供的只有无人机。”他不止一次向国务院的同事哀叹道。

然而这并非完全正确。2009年10月28日,白宫派出了希拉里·克林顿。她第一次以国务卿的身份访问巴基斯坦,目的在于建立外交,促进发展。她还秘密带着“捕食者”无人机。出于安全考虑,此次行程没有提前向媒体说明情况。但她在市政厅为期三天的会议及媒体参访表明,她的目的不是无人机袭击,而是公开展示美国外交服务。

曾极力要求希拉里访问巴基斯坦的霍尔布鲁克促成了这次访问,并全程随同希拉里,迫切希望美国与巴基斯坦就安全以外的话题展开对话。希拉里也有类似的期望,即将辩论上升到新的心理基础,不再站在相互理解和信任的阳光高地,而是开诚布公地进入彼此心中滋生了黑暗和不满的角落。

问题在于,希拉里不愿意谈论无人机项目,更不用说为之辩护,而这也许就是巴基斯坦起疑心的最显著原因。就好比派一名辩护律师上法庭,却不让她把关键证人摆上证据台。

但巴基斯坦与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的紧张局势很大程度掩盖了这一层问题。在希拉里的飞机刚落地几个小时,一辆强力汽车炸弹穿过阿富汗的入口,冲进了位于首都西北部90里处的白沙瓦(Peshawar),在一个人声鼎沸的市场爆炸了,超过百人在这场爆炸中被炸死。

这是巴基斯坦两年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也是位于塔利班致命叛乱前线的古老城市白沙瓦最严重的事故,这次事件也是巴基斯坦与华盛顿关系裂缝的恶兆。美国人抱怨巴基斯坦在追捕武装分子上没有尽力;巴基斯坦则坚称,美军撤离阿富汗导致这些极端分子有机会在其边界出口处布置恐怖分子。巴基斯坦电视台用分区屏幕播放了希拉里谴责此次袭击的评论,另一半则播放了一对对父母抱着死去孩子的身躯穿过烟火缭绕的地狱之境的图片。

希拉里带去了1.25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帮助巴基斯坦修复和升级老化电厂,以减少电力故障。这也是霍尔布鲁克从数百个美国在巴基斯坦的项目里精选出来的项目之一,可以将资金用于不那么知名却能大大改善巴基斯坦人生活的项目。“几个月来,”她说,“许多家庭忍受高温酷暑、漆黑无光的夜晚,没有电器可使用,包括电视、电脑,更别提夜幕降临灯火熄灭之后发生的轻度犯罪。”她说的没错,但是当巴基斯坦人被另一场重量级的罪犯冲击后,这些也就失去意义了。

巴基斯坦的新闻媒体,包括大量报纸、有线电视频道和网站等,持续报道了美国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动机。他们用了大量闲言碎语和含沙射影的语言,迎合大部分巴基斯坦人的观点,认为美国是派遣无人机侵犯巴基斯坦领空的无信伙伴;CIA刺客在街道上漫步,就像当初协助美国就阿富汗问题打压俄罗斯之后的结局一样,美国抛弃巴基斯坦只是时间问题。所有这些使得新闻媒体将希拉里当成了首要攻击对象。她的通讯专家菲利普·莱因斯对大使馆的公共事务员工说“让他们放马过来吧!”

希拉里全力以赴地面对这个问题,同时更对地雷问题深表担忧。无人机是个很明显的问题,但是,出访的两天前,她发邮件给杰克·沙利文,询问了另一个相关问题——关于黑水公司。巴基斯坦新闻界报道称,那个在伊拉克臭名昭著的私人安保承包商黑水公司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有代理公司,而且伪装成援助人员,受CIA何军方联合特别司令部的命令,计划暗杀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头目。

“我们在针对黑水公司的指控上有没有好的答案?他们究竟是什么?之前说过些什么?”沙利文给希拉里的邮件中表示,霍尔布鲁克的巴基斯坦顾问瓦里·纳斯尔正在起草谈话要点。

接下来的三天,希拉里与巴基斯坦记者的唇枪舌剑与她想象的一样激烈,让她想起了当年在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所面对的政治媒体。她抵达巴基斯坦的第一个下午,便在庞大复杂的美国大使馆接受了七家电视媒体的采访。这座大使馆被暴民焚毁过,在1979年重建加强,并在“9·11”事件后再次加固。巴基斯坦记者不断打断希拉里的发言,质问她国会向巴基斯坦所提供的75亿美元援助计划和美国承包商非法携带武器走上巴基斯坦街道的指控。他们的问题包括:“我们怀疑该法案有隐藏的议程”“你愿意让巴基斯坦军人携带非法武器,在华盛顿街头这样巡逻吗?”等。当然,无人机是记者最关注的问题。

一名记者问道:“如果美国政府诚心诚意地想帮助巴基斯坦渡过难关的话,为什么你们一直用无人机在巴基斯坦境内实施袭击?为什么不将你们引以为傲的技术转到巴基斯坦的军事领域?”希拉里回答道:“我不想讨论那个问题。那应该是军事关系的范畴。”接着,她又被问道,为什么美国要无视巴基斯坦议会反对无人机袭击的决心?(袭击以ISI和CIA之间的口头协议为依据。)“嗯,基于所有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处于战争状态。”她如是说。第二天,希拉里又在拉合尔接受了巴基斯坦媒体的采访。现场安保非常严格,巴基斯坦警方和军方将人口总数高达1000万的旁遮普市——南亚最有活力、文化最复杂的城市,变成了一座“鬼城”。当希拉里的车队急匆匆地驶过林荫大道,经过百叶窗遮蔽的莫卧儿和维多利亚风格建筑时,即便是路旁街道也空无一人,大片黑色幕布挡住了那些想要窥探装甲车辆护卫队围绕的希拉里的目光。在英属印度时期成立的公共机构统治学院大学里,希拉里看到了一群精心挑选过的学生听众。她一落座,重击声便此起彼伏。

“无人机现在被我们国家用在自己人身上,”爱德华国王医科大学的一名年轻女子问道,“造成了那么多附带损害。为什么美国不与巴基斯坦军方共享情报,让巴基斯坦自己组织无人机袭击呢?”

“嗯,我不会太具体地回答这个问题,”希拉里回答道,“但是大体上来说,我们现在正面临着战争。”

在伊斯兰堡的另一个与巴基斯坦妇女座谈会一起的市政厅采访中,主持人萨马·穆赫辛(Saima Mohsin)指出,联合国委员会已经提出无人机可能违反国际法,因为那是法外处决的一种方式。“不过,他们还是会继续。”她的话获得了喝彩!“巴基斯坦人也开始怨恨他们,将无人机与美国对巴基斯坦整体政策联系起来。”

“关键的问题是,战争正在进行,”希拉里回应道,“而且我也不会再针对这个问题发表任何评论了。”

“你觉得,奥巴马政府会认为牺牲生命、改变巴基斯坦对美国政府的看法比你所取得的最小成就更划算吗?”另一名提问者问道。

“噢,再次声明,”希拉里说道,“我不会对特定的战略或技术发表任何评论。”

片刻之后,白沙瓦大学的一名女学生问道:“美国眼里的恐怖主义究竟是什么?比方说,在无人机袭击中杀害无辜民众?还是在巴基斯坦各个地方实行报复杀戮,比如两天前在白沙瓦的爆炸袭击?您说的哪一个是恐怖袭击?”

为了防止希拉里错过问题的核心,主持人还增加了一句:“您有没有察觉到,其实这两种袭击的受害者都是恐怖主义的牺牲者。”

“不,我不这么认为,”她回答道:“我不这么认为。”

希拉里在无人机问题上的沉默显得十分尴尬,因为她在其他敏感问题上总是直言不讳。当巴基斯坦对美国援助附加条件发出抱怨:“巴基斯坦不必接受这笔钱。”她回应说:“让我重申一遍:你们确实不必拿这笔钱。”有人声称,与美国为吉尔吉斯斯坦提供单一军事基地而支付的7亿美元相比,这笔援助微不足道,“这是错误的。我们就合同进行了谈判。”她说。据报道,美国正在伊斯兰堡的大使馆秘密为一千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建造军营,“不真实,完全不真实。”她说。最重要的是,希拉里对巴基斯坦长期以来与穆斯林极端分子进行的双重博弈毫不留情:公开谴责和打击他们,同时通过军方或三军情报局悄悄地为某些组织提供庇护和援助。“自2002年以来,基地组织一直在巴基斯坦有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希拉里在拉合尔举行的巴基斯坦新闻记者圆桌会议上说,“我觉得很难相信在你们政府中,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里,如果你们真想去找他们的话,也不会找不到。也许事实就是这样。也许他们就是无迹可寻。我并不知道。”

希拉里的讲话在巴基斯坦广为传播,并招致了政府的强烈否认,这一点其实不能令人信服。“如果我们知道基地组织领导人在哪里,或者如果我们分享了有关他们下落的实质性情报,我们就会对他们采取行动。”一名巴基斯坦高级官员当天告诉我(他要求我不要透露他的名字)。其他巴基斯坦人则称赞了她的坦率。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安瓦尔·伊克巴尔(Anwar Iqbal)给胡玛·阿贝丁(Huma Abedin)的电子邮件说:“直指要害。这是非常需要的。我认为这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让她更加开放,更加坦率。”

在国内,她的直言不讳受到了白宫的肯定,白宫已经受够了巴基斯坦政府的搪塞。她的表现为她赢得了她在国务院任职期间的一些很好的新闻剪报。“希拉里的第一次巴基斯坦之行,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希拉里夫人向巴基斯坦政府发出挑战,要求其采取更多措施关闭基地组织,但她决心利用这次访问拓宽两国关系,这是正确的。”

对希拉里来说,说出基地组织的真相是一种宣泄,(“我只是厌倦了胡说八道。”她后来告诉一名巴基斯坦高级官员。)而且,她很讨厌不能回答任何关于无人机的问题。如果她这样做了,她很可能会提出一个类似奥巴马在谷歌博客上提出的案例。四年后,她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无人机袭击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多是不真实的,但有一些是真的——激起愤怒和反美情绪。由于该项目仍属机密,我无法证实或否认这些报道的准确性。我不能自由地表达美国对任何无辜生命损失的同情,也不能解释我们的行动方案是最不可能伤害平民的方案,特别是与导弹或轰炸机等更常规的军事行动相比,或者让恐怖分子留在原地的代价相比。”

希拉里从那次访问回来后,决心提出她的论点,即白宫需要在无人机问题上更加透明。她有一些盟友,甚至在情报界也是如此。国家反恐中心主任迈克尔·莱特(Michael Leiter)也支持更加开放,“因为我们把事情隐藏起来,”他告诉我,“这会使得进行反信息工作变得更加困难,这给了巴基斯坦人一个自由的通行证。”但希拉里被中央情报局排挤在一边,中情局警告奥巴马,如果政府公开承认这项计划,它将失去法律权威,不得不关闭。现实情况是,国务院几乎没有发言权。而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是由安全驱动的,因此需要牢牢地固定在士兵和间谍的领域。

中情局和国务院之间的协调非常糟糕,有时在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离开巴基斯坦后几个小时,中情局就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其中一次袭击发生在时任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与巴基斯坦领导人举行敏感问题会晤后乘飞机返回时,当时他正在谈判归还一架黑鹰直升机的尾部,这架直升机是在突袭奥萨马·本·拉登官邸时坠毁的。“我撞上了该死的事。”克里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我被激怒了。我们正要达成协议,试图把事情做好。然后爆裂!我们做的这件事让人抓狂。”克里在迪拜转机时打电话给汤姆·多尼隆(Tom Donilon),提出了愤怒的投诉。国务院的一些人开始怀疑这是蓄意破坏。“这成了一个笑话,”一位前高级官员表示,“如果是总统去那里,会在几个小时后进行无人机袭击?”

美国的沉默让巴基斯坦政府得以编造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无人机故事。它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事实是,巴基斯坦军方和情报部门对无人机的看法,总是比他们喜欢公开承认的要复杂得多。在布什总统的领导下,在穆沙拉夫将军的同意下,袭击开始了,其中包括了关于攻击哪些目标属于越界的协议。有时,穆沙拉夫甚至把袭击归功于自己。但当奥巴马加强这项计划时,它成了巴基斯坦政府的一个政治难题。当中情局停止向三军情报局咨询目标时,它开始攻击巴基斯坦人想要保护的人。突然之间,巴基斯坦情报机构把这些袭击视为威胁而非利益。三军情报局开始发动针对美国的街头抗议活动。

“问题一直是:无人机袭击杀死了谁?”前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侯赛因·哈卡尼(Husain Haqqani)说,“当无人机空袭造成巴基斯坦不想杀死的人死亡时,出现了抗议活动。当无人机空袭造成巴基斯坦不介意被杀的人死亡时,就没有抗议活动。”

很少有人比哈卡尼更了解巴基斯坦当局与伊斯兰极端主义之间的模糊联系,他是一名记者,曾被巴基斯坦情报人员绑架并粗暴对待。作为大使,他可以定期访问霍尔布鲁克和希拉里。值得称赞的是,哈卡尼说,希拉里看到了美国正在输掉公关战。“这是因为希拉里是一名政治家。希拉里最大的成就是她在担任国务卿时是一名政治家。”但仅仅认识到问题是不够的。“我过去常说,‘你们这些家伙需要一个关于无人机的故事,’”他回忆道,“问题是,中情局不想谈论这件事。”

卡梅隆·蒙特(Cameron Munter)是个老派的外交官,一位和蔼可亲的62岁康奈尔大学毕业生,曾在弗莱堡和马尔堡学习,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现代欧洲历史博士学位。他喜欢在午餐时喝一杯啤酒,在谈话中夹杂着一些德语。像他这一代的许多外交官员一样,他也是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的崇拜者。在霍尔布鲁克找不到其他人选时,霍尔布鲁克在克里斯·希尔(Chris Hill)的推荐下,出任驻巴基斯坦大使。蒙特曾是希尔的副手,希尔是霍尔布鲁克在巴格达的另一名追随者,他因与穿制服的人相处而闻名。在由一个将军们发号施令的国家,这一点很重要。2010年10月,就在蒙特动身前往伊斯兰堡之前,奥巴马与蒙特举行了热闹的礼节性告别仪式,他挽着蒙特的胳膊走出椭圆形办公室时,告诉他的特使他想从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中实现什么。

“不再有恐怖袭击。”总统说。

蒙特抵达巴基斯坦时,两国关系即将进入死亡螺旋——正如丹·本杰明(Dan Benjamin)所说,“一部没有底部的电梯”。2011年1月,一个名叫雷蒙德·戴维斯的中情局代理人在拉合尔被逮捕,原因是他驾驶一辆摩托车,在环道上向停在他旁边的两名巴基斯坦男子开枪,造成两人死亡。戴维斯通过无线电求救,但他同事派出的一辆丰田越野车却在到达现场的途中撞死了一名摩托车手。令巴基斯坦人愤怒的是,这起杀戮事件证实了他们在希拉里15个月前访问时向她抱怨的事情:中情局代理人受到外交豁免权的保护,带着非法武器在街上漫步。

巴基斯坦当局知道戴维斯为中情局工作,没有心情给他特殊待遇。他被指控犯谋杀罪并被关进监狱。白宫派约翰·克里协助蒙特谈判释放他。两个月后,蒙特和三军情报局局长艾哈迈德·舒贾·帕沙中将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戴维斯事件的受害者家属将获得230万美元的“换命钱”,这是伊斯兰教法下公认的赔偿形式,戴维斯随后获释。

因为美国坚持戴维斯作为外交官的身份,即使是在与巴基斯坦官员的私下谈话中,希拉里作为国务卿也得感谢巴基斯坦当局释放了这名中情局的代理人,并感谢蒙特大使在拉合尔机场的停机坪上迎接他,让他飞往阿富汗获得了自由。

3月17日,戴维斯获释两天后,中情局进行了迄今为止最致命的无人机袭击之一。它向北瓦济里斯坦边境地区一个村庄的部落长老会议发射了导弹,多达44人被杀,虽然其中一人是知名的塔利班武装分子,但巴基斯坦做出了即刻且严厉的反应。军方谴责了这次袭击,并有一定的理由将其视为中情局对戴维斯入狱的报复。反美抗议者涌上拉合尔、卡拉奇和白沙瓦的街头。这次袭击是一次所谓的签名袭击,中情局的目标是参与可疑行为模式的人,而不是其确定的嫌疑人。对蒙特来说,这种对战斗人员的定义弹性太大了,这是危险的。“我的感觉是,一个人的战斗员就是另一个人的——好吧,一个去开会的笨蛋。”他在2012年对一名记者说。

最大的震惊还没有到来。2011年5月2日,突击队突袭了本·拉登在阿伯塔巴德的官邸,这是一次对巴基斯坦主权的惊人侵犯,让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感到愤怒和羞辱。但即使没有本·拉登,蒙特的情况也变得难以为继。在这段关系中,无人机是一个主要的令人头疼的问题。“这是每个人都想谈的话题。”他告诉一位同事。这位大使在伊斯兰堡与中情局站长发生冲突,要求取消袭击,特别是他认为破坏性太大的签名袭击。回到兰利,中情局官员认为蒙特软弱且情绪化,这与他的前任安妮·帕特森(Anne Patterson)形成了鲜明对比。帕特森坚毅而谨慎,把她与中情局之间的任何争端都保留在大使馆内。她从来没说过一句咒骂的话。另一方面,蒙特与他的工作人员公开谈论无人机,并将他的案件提交给了更高级别的当局。2011年6月,也就是本·拉登突袭行动一个月后,他通过一个安全的视频链接,连线了希拉里和利昂·帕内塔在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他们进行了交谈。蒙特再次重申,作为大使,他有权对无人机袭击拥有最终决定权。正如我的同事马克·马泽蒂(Mark Mazzetti)报道的那样,帕内塔在中途打断了他的话,“我不为你工作。”他说。

甚至希拉里的一些助手也对蒙特不耐烦。他们认为在他的灵活性需求下,体现的是他的专制主义。他的抱怨妨碍了希拉里维持与中情局关系的努力。但当他与帕内塔公开发生冲突时,希拉里别无选择,只能为她的大使挺身而出。她转而对帕内塔说,中情局不顾大使的反对,单方断言可以在巴基斯坦实施无人机袭击,这是错误的。根据《美国法典》第22条,蒙特是总统在该国的代表,因此他的职位高于当地的任何其他美国官员。

战情室里的其他人都惊呆了。两名内阁成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大喊大叫的场面,在奥巴马政府是闻所未闻的,那里不鼓励这种公开的争吵。汤姆·多尼隆(Tom Donilon)就像一位家长在发生可怕的事情时急于改变电视频道一样,为了让希拉里和帕内塔安静下来,他想出了一个兼顾中情局和国务院的折衷方案,实际上却是国务院的一次重大失败。如果蒙特否决了袭击,中情局可以向副国务卿提出上诉,也可以向希拉里本人提出上诉。如果两人都支持他,中情局甚至可以使白宫的决策高于国会决策。四年后回首往事,蒙特说他与希拉里没有争吵。“我认为她支持我,”他说,“但国务院刚刚输掉了这场战斗。”

“我不是和平主义者,”蒙特坚持说,“我们有理由支持无人机。但你需要尽一切努力明智地使用它们。即使如此,还是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精疲力竭、幻想破灭的蒙特在任职仅18个月后于2012年5月辞职。

相比之下,希拉里和帕内塔很快就言归于好了。毕竟,他们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她丈夫时代的白宫,当时帕内塔是预算主管,希望削减开支,希拉里是第一夫人,希望扩大医疗保健。与那场战争相比,谁有权签署无人机袭击的地盘之争是小事一桩。“我的好朋友利昂·帕内塔。”她在回忆录中滔滔不绝地称赞他。在对奥巴马态度强硬的书中,帕内塔将希拉里描述为“美国在每个外国首都的光辉代表”。在华盛顿的冷冰冰的算计中,相互敬佩的社会是有道理的:希拉里是内阁的超级明星;帕内塔是《最激动人心的胜利》一文的作者。

希拉里在黄色的便签簿上分两栏整齐地列出了她的观点。她被要求就帕内塔关于派遣海军海豹突击队执行夜间任务,在巴基斯坦腹地击毙或抓捕本拉登的提议做出判断。这是一次终极的黑色行动,这项秘密任务对奥巴马总统构成了比他授权的任何无人机打击都要严重得多的风险。虽然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但这也意味着希拉里应该像律师那样考虑所有的利弊,预见所有的责任。她对情报显示本·拉登藏匿在阿伯塔巴德有围墙的院落表示怀疑。此外,她担心这样的军事入侵会抹杀掉她和其他美国官员在过去两年半里在巴基斯坦问题上取得的所有进展。

“她的大部分分析都是关于巴基斯坦和两国关系的,”白宫幕僚长比尔·戴利(Bill Daley)回忆起两个月来紧张的讨论,“那会结束这一切。”

对希拉里来说,在这场辩论中发现自己存在着一个更广泛的,甚至是不言而喻的讽刺。早在2008年的竞选活动中,她和奥巴马曾就一个与正在考虑的情况没有太大不同的情况,发生了冲突。他宣称,如果美国从巴基斯坦获得“关于高价值恐怖目标的、可采取行动的情报”,而巴基斯坦人拒绝对其采取行动,那么美国应该自己介入。希拉里曾嘲笑他,他的威胁不过是天真的外交政策姿态。“他基本上威胁要轰炸巴基斯坦,”她在2008年2月的一次民主党辩论中嘲笑道,“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特别明智的立场。”

鲍勃·盖茨(Bob Gates)告诉小组,在36年的军事行动审议中,他学到了墨菲定律的基本内容:如果某件事可能出错,它就会出错。他说,轰炸房子而不是派遣海豹突击队,至少会降低这些风险。乔·拜登更加坚定。他放大了盖茨的疑虑,并附和希拉里的预测,即这将破坏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中情局副局长迈克尔·莫雷尔(Michael Morell)很谨慎,他为中情局中那些因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报道而受到伤害的人说话,但他认为证据足已表明本·拉登就在房子里。

迈克尔·莱特在4月初被卷入了这场辩论。当他意识到这些风险的严重性时,他开始相信白宫需要对中情局的证据进行更严格的审查——一个由不属于最初计划的人组成的所谓的红色团队来进行。他向多尼隆和布伦南提出了这个想法,并组建了一个三人小组:两人来自国家反恐中心,包括他在基地组织的首席分析师,一人来自中情局。在仔细研究了这些数据后,每个人都给出了他们自己的估计,即本拉登在大院中的几率为:40%、60%和75%。

“你觉得几率有多大?”总统问莱特,在他介绍了红队的调查结果之后。

“我想可能是对半分,”莱特回答说。

“但即使我接受了最低的数字,40%,也比我们过去十年的数字高出38%。”

4月28日,奥巴马要求进行最后一次举手表决。帕内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Mike Mullen)都建议继续进行,后者对海豹突击队的训练表示了信心。多尼隆、布伦南和麦克多诺这三位“冷酷的爱尔兰人”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三位最高官员,他们都站出来表示支持。戴利也如此,部分原因是他认为,如果白宫掌握了本·拉登的下落,却没有采取行动,奥巴马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盖茨仍然不情愿。轮到希拉里发言时,她在加入赞成阵营之前,背诵了她写在那黄色便签簿上的利弊。

“我得出的结论是,抓住本·拉登的机会难得。”她写道:“正如我亲身经历的那样,我们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是严格的交易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而不是信任。我们可以应对。我想我们应该去争取一下。”

三天后,同一群人在一个周日再次聚集在一起,观看突袭行动的展开。在幸存的直升机降落在阿富汗基地后,战情室里紧张的守夜让位于疯狂的活动。希拉里和她的同事们都拿到了一份同行名单,以便在突袭事件公布之前打电话通知他们。莱特站在操作中心旁边的一个装有玻璃的电话亭前,听到一名值班官员试图找到比尔·克林顿的电话号码,这样奥巴马就可以打电话给他。“你没有他的电话号码吗?”这名官员对克林顿的一名前幕僚说,“对不起,我以为你还在为克林顿总统工作。”

“在我的黑莓手机里。”她笑着说。他们一起走到战情室入口旁边的一个有铅内衬的柜子前,官员们在进入国家安全密室的内部前必须把手机藏在那里。

在突袭本·拉登后的几年里,战情室的辩论几乎和海豹突击队的英雄事迹一样被神话化了。每个参与者的行为处于解释和再解释之中。在白宫看来,希拉里扮演了一个谨慎的角色。

“她一点也不喜欢这件事,也不曾假装或者试图喜欢这件事。”戴利说。“本·拉登的支持率是49%到51%,”另一位官员说,“她正好是51%。”六个月后,在与民主党议员的一次务虚会上,副总统把希拉里和那些向奥巴马表态时模棱两可的人混为一谈。

“除了里昂·帕内塔,那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在对冲赌注,”他回忆道,“里昂说去吧。其他人都说,四十九,五十一。”

“他找到我,”拜登说,“他说,‘乔,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你知道,我并不知道围坐在这里的都是经济学家,’”副总统继续说,“我说,‘我们欠这个人一个直接的答复。总统先生,我的建议是,不要去。我们还得做两件事,看看他是否真的在那里。”

对希拉里的挖苦是显而易见的。

拜登后来改变了他的说法。副总统在2015年10月表示,在他和奥巴马离开战情室后,他私下告诉总统“他应该去,但要跟着自己的直觉走”。拜登千变万化的记忆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希拉里公开表示支持突袭,而他没有这样做。就像盖茨在向阿富汗派兵的辩论中重视她的支持一样,帕内塔也重视她那一天的投票。“她最终还是和我一样有信心,”他告诉我,“海豹突击队有信心进行这次行动。”

到了2012年春天,当希拉里问她在战情室的同事他们是读报还是看电视时,奥巴马正在认真思考美国是如何进行无人机战争的。他已下令进行审查,以制定管理无人机使用的新政策,并提升官员们在无人机方面的话语权。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奥巴马坚信,他需要让美国摆脱9·11袭击后永无休止的战争状态。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对来自左翼的无情批评感到厌倦。

“够了,”他在2012年年中告诉约翰·布伦南,“我不想在世人的眼中,只是所谓的无人机总统。”

就像奥巴马经常遇到的情况一样,这次审查在一次演讲中达到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目标无非是为美国应该如何在后9·11时代打击恐怖主义制定一个愿景。2013年5月23日,奥巴马在国防大学发表的演讲中,夹杂着他典型的律师论点和华丽的修辞。很明显,总统已经解决了无人机引发的法律和道德问题,但同样明显的是,他仍然执着于无人机的功效,并决心继续使用无人机。“评论一种军事策略是否合法,或是有效,并不在于说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明智的或合乎道德的。”奥巴马说。但是无人机仍然是小布什军事冒险主义的低成本替代品。“对这些领土的入侵,”他说,“导致我们被视为占领军,引发一连串意想不到、难以遏制的后果,甚至导致大量平民伤亡,但最终使那些在暴力冲突中茁壮成长的人获得权力。”

这一论点有不可否认的逻辑。而对于那些在奥巴马任期内试图保护美国和巴基斯坦之间仅存的那点关系的人来说,他对无人机一心一意的依赖,变成了一个更广泛地拒绝以更直接的方式展示美国力量的象征。为希拉里撰写了巴基斯坦记者访谈要点的霍尔布鲁克的助手瓦利·纳斯尔(Vali Nasr),在2011年离开了国务院,他感到气馁,因为他觉得希拉里和霍尔布鲁克在如何平衡外交与反恐的辩论中被中情局淹没。有针对性的杀戮成了美国交战的惯常方式。纳斯尔说,无人机的首要地位是理解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关键,也是希拉里与克林顿外交政策的分歧所在。

“他们对基地组织的威胁并不存在分歧,”他说,“但希拉里认为,地区稳定、交战和美军在此事上更为重要。”对奥巴马来说,无人机不仅为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打开了大门,也是避免卷入未来军事或外交纠葛的一种方式,这些纠葛会削弱国家的活力,分散他对国内事务的注意力。“它可以让你脱身。”纳斯尔说,“我们不需要在伊拉克,也不需要在阿拉伯之春投资。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些,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杀死恐怖分子。这是一种不同的外交政策理念。它是外科的,是临床的,是干净的。”

“基本上来说,”纳斯尔说,“他是无人机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