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克·奥巴马于2009年9月底出席了联合国大会，打算为美国开拓全新的道路。他想向世界宣布，美国已经结束了布什时代过分荒诞的行为和单边主义，并许下美国新一轮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他将提出无核世界的愿景，并发出信号表示美国愿意干涉伊朗。此外，他还将匡正布什未完成的外交事务，包括促进以色列和巴基斯坦之间签订和平协议。这是他进入白宫的第一天，与巴勒斯坦当局主席和以色列总理的两次海外电话，就已经定下了的目标。
然而，与联合国会谈前一天，奥巴马在距离联合国几个街区的华尔道夫酒店下榻。他突然意识到弥合长久以来的“圣地”裂痕，对他来说，并不比前几位总统容易。当他下午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当局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举行了会议。自奥巴马于八个月前接管白宫后，这两人几乎没有在直接会谈上取得任何进展。双方彼此不信任，也不愿意冒险，更不愿意迫于美国政府致力和平的压力而约谈对方。“巴以问题”此前一直都由前缅因州参议院乔治·米切尔处理，他后来担任了奥巴马总统的中东特使。
奥巴马对这两个人感觉非常失望，但他也对希拉里·克林顿很失望。内塔尼亚胡政府建立之前，他的国务卿只在当年三月对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进行过一次拜访。奥巴马的助手依然记得，希拉里在奥巴马的开罗演讲后拒绝前往耶路撒冷。她没有为他标志性的外交项目上付出过汗水，也没有贡献过自己的威望。2009至2013年担任了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的迈克尔·奥伦（Michael Oren）说：“她给人一种‘我要远离一切与之有关的东西’的感觉。因为她认为这是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
据两名亲眼见证了交流会的人说，奥巴马那个礼拜与希拉里开远程会议时建议她增加访问该地区的频率。她应该更多参与过程指导，而不是全权委托给米切尔，简而言之，她需要亲自上阵。
奥巴马分别与内塔尼亚胡和阿巴斯进行了单独会议后，在华尔道夫酒店接受媒体采访时不耐烦地说：“我们不能一直踌躇不前，回忆过去。成功依赖于多方面的紧迫感，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求国务卿希拉里和米切尔参议员一定要促成今天的会议。”他这番话仿佛是在说希拉里和米切尔，又好像在说两位中东领导人。
对奥巴马来说，和平进程的目的不仅仅是平息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一系列旷日持久的土地之争。他认可了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即如能妥善解决以色列对西岸的军事占领问题，就能减少穆斯林对以色列及其后盾——美国的强烈对抗情绪。此外，还能帮助奥巴马达成一个更珍贵的目标——将美国从中东的血腥沼泽中拔出来。为了改变常年僵化的局面，奥巴马决定给以色列人传达直接的信息，要求以色列停止巴勒斯坦境内的犹太人定居点建设活动。他坚信，只要能说服以色列人停止行动，就一定能给巴勒斯坦带来希望，也能刷新美国作为公正斡旋者的角色。
他的信使是与以色列和美国犹太团体有长期联系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因为丈夫比尔·克林顿是前任总统，加上她任期内初期便将中东调停列为首要任务，希拉里在中东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
但对希拉里来说，突然插手中东和平调停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于是她建议奥巴马总统任命乔治·米切尔为特使，米切尔也表示自己不希望希拉里过多参与其中，尤其在初期阶段。此外，希拉里还为奥巴马要求以色列停止定居点建设感到不安。虽然她和他一样认为定居点有害无益，以色列人向西岸的小山丘边迁徙的行为可能会使巴勒斯坦极具希望的国家梦黯然失色，但她也担心停止定居点建设可能会激起以色列人的反抗情绪。不过，她的表达出现了错误。希拉里在最开始的时候夸大了奥巴马总统的要求，接着又给了以色列政府太多承诺，换来的是以色列姗姗来迟却更高的要求。
不到一年，奥巴马的“关爱”方法就破坏了他与内塔尼亚胡的关系，让以色列公众厌恶他，让美国境内亲以色列选民也疏远了他。1991年，乔治·H·W·布什总统以10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为条件，要求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停止定居点建设，以色列总理拒绝后布什总统大发雷霆。这一次，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紧张程度达到了顶点。这次失和让希拉里和她的政治雄心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比尔·克林顿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希拉里的顾问马丁·印迪克（Martin Indyk）表示：“一边想要支持总统，一边又不想被人们认为她对以色列怀有敌意，而奥巴马在开罗演讲之后就已经被贴上了这一标签，这就使得希拉里摇摆不定。”
希拉里的继任者约翰·克里并没有因为害怕被贴上反以色列的标签而停滞不前。相反，他下定决心要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内为和平协议拼一把，哪怕成功的机会很渺茫。对那些敢拿自己的声誉在中东地区冒险的人来说，希拉里的不干涉政策非常怯懦。“她几乎没有为和平采取过任何行动，”1978年促成了《戴维营协议》的杰米·卡特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如是说，“直到约翰·克里进入了国务院，才重新把这些至关重要的事情提上了议程。”当然，克里和希拉里在国务卿的职位上也有非常多不同点。他是一名处于职业生涯黄昏的政治家，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只是等着在历史书上写下属于自己的最后一笔。而她是一位被众人密切关注的政治家，拿国务院当成自己进驻白宫的垫脚石，极力避免丢失强大的投票区。印迪克说：“希拉里可能会被她的政治对手归为失败者，但克里就不会了。”
冒险促成中东和平对总统和渴望成为总统的人来说，意义完全不一样。希拉里只需要将自己的丈夫当成范本就好了。比尔·克林顿担任总统的时候，花了不少时间在巴勒斯坦总统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和以色列领导人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之间斡旋。在戴维营的迷雾中，他极尽可能促成两位领导人之间达成协议。希拉里可以自由地制定自己的政策，不必遵守别人的政策，她应当将这件事当成不可抗拒的挑战。2015年11月，她为犹太报《前进报》（Forward）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自己当上总统之后计划如何修复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方案列表的顶端写着：恢复和平行动。希拉里宣称：“我将持续努力，推动两国和平，维护两国人民的安全和尊严。”
但她又表示，自己的做法会跟奥巴马截然不同。出于政治原因和坚定的信仰，希拉里和她的丈夫一样会亲近以色列，而不是远离这个国家。只有与美国建立紧密联系，以色列才能出面与巴基斯坦进行领土和解谈判。希拉里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与她的其他外交政策一样，比奥巴马的更传统。
她和奥巴马总统在和平运动中的分歧在他的第一个任期里基本上都被掩盖了。希拉里是一名忠诚的“士兵”，即使是她本人持保留意见的政策，她也会遵照总统的意见来实施。但这些分歧在白宫助手和国务院助手之间引起了不少矛盾。因希拉里本人的角色而造成她和奥巴马之间的紧张关系，让以色列官员有机会“操纵”当局政府。国务卿任期接近尾声和离开国务院时，希拉里写了一系列有关以色列的公开声明，披露了她与奥巴马的差异。他们在和平运动上缠结的关系说明了两人看待美国在中东的角色、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本质等问题上分歧很大。
＆
巴拉克·奥巴马入主白宫时，下定决心做一名与众不同的和事佬。他坚信，乔治·W·H·布什和比尔·克林顿都在促进以色列和平的问题上犯了错误。不断扩大的犹太人定居点将两国制变成了海市蜃楼，进一步激怒了阿拉伯人，使以色列更加孤立无援、脆弱不堪。美国容忍而非抵制安置人员的运动，因而失去了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的信誉，最终成就了以色列目光短浅的领导人。不过，他又认为，只要能与伊朗达成“防核协议”，冒险触怒视伊朗为破坏犹太国家的敌人的以色列人也值了。要想达到目标，平衡这几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奥巴马必须将一些棘手的真相告知以色列人。在这方面，他与众前任者不一样。艾森豪威尔等前总统自进入白宫办公室后就尽量与以色列保持距离，结果却拉得更近。
2009年7月13日的罗斯福厅会议上，美国十几名犹太领导人质问奥巴马为什么要挑衅以色列政府，不过几名致力于美以关系的官员认为此事纯属虚构。美国主要的犹太组织主席会议（Conference of Presidents of Major American Jewish Organizations）常务副主席马尔科姆·霍恩莱因（Malcolm Hoenlein）告诉奥巴马：“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有一些事情不能见光，此前有过历史教训。两个国家的共同敌人会利用这些公开的分歧来攻击美国和以色列。”
奥巴马不这么认为。据在场人士透露，他说：“想想过去的八年。八年时间都没有公开过。但八年时间也没有取得过任何进展。”
这不仅关乎与以色列的开诚布公，奥巴马也因自己的背景和世界观，本能地比其他前辈更加同情巴勒斯坦人。甚至在他宣誓就职前，他就跟自己的助手讨论过如何接触从阿拉法特手中接过巴勒斯坦当局总理之位的80岁职业政治家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在巴勒斯坦成立了美国特遣部队的医生齐亚德·阿沙利（Ziad Asali）认为，虽然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与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差别巨大，奥巴马在穆斯林面前的“幼稚”观点给他提供了一个微妙的视角。阿沙利说：“他曾在印度尼西亚生活过，所以认为自己比大多数人都更了解阿拉伯和穆斯林之间的问题。”
奥巴马与巴勒斯坦历史学家拉希德·哈立迪（Rashid Khalidi）之间的关系曾经引起过热议，两人住在芝加哥的时候经常一起吃晚饭。哈立迪是一名专业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是对以色列政策直言不讳的评论家。奥巴马曾经说过，与哈立迪及其妻子莫娜的对话能拨开他的偏见，点亮盲点。“正是因为这样，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能继续保持讨论。”还是参议员的奥巴马在搬往纽约之前的离别派对上说道。随着奥巴马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两人逐渐失去了联系。不过，就算哈立迪曾经就阿拉伯问题对这位未来总统实行过“催眠”，也没取得什么实际效果。2013年，他写下一段苦涩的文字：“仔细地回看记录，我们不难发现，奥巴马政府在处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问题上其实跟过去35年没有多大区别。”
奥巴马也许在餐桌上听拉希德·哈立迪说过巴勒斯坦的不满情绪，但他进入芝加哥政府机构是受另外一群完全不同的人引荐。在他竞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时，奥巴马的朋友说他看待中东问题的观点主要受到了芝加哥一些出名的自由主义犹太朋友影响，其中包括大卫·阿克塞尔罗德、实业家莱斯特·克朗（Lester Crown）等，特别是阿布勒·密克华（Abner Mikva）以及牛顿·迈诺（Newton Minow）。密克华和迈诺这两位密友都有卓越的公共事业成就：密克华是国会民主党成员和联邦法官；迈诺则因为称美国电视台为“不毛之地”而成为唯一一名家喻户晓的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这两人将奥巴马介绍给各自法界和商业界的朋友，与他讨论“巴以”冲突。作为对民权运动中社会公正理想有着强烈情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始终不渝地支持以色列，却也对其政策保持敏锐的目光。
“密克华和迈诺确确实实算得上是奥巴马的导师。”阿克塞尔罗德说，“他们来自芝加哥开明的犹太社区，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相比，他们更倾向于‘犹太街’（JStreet）。”（这里暗指两个主要亲以色列游说团体中的鸽派和鹰派。）
奥巴马准备竞选总统时，受到芝加哥另一个犹太人后裔的影响，那就是正向众议院民主党党团领袖进军的国会议员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他后来成为芝加哥市长。奥巴马当选后，曾邀请伊曼纽尔担任参谋长。伊曼纽尔做过对以色列军队的志愿服务，也在克林顿政府工作过，所以他在应对内塔尼亚胡上有自己的主张。他也不害怕在新上司面前表现自己，后来成为奥巴马的以色列问题首席顾问。1998年，作为年轻助手的伊曼纽尔就目睹了内塔尼亚胡的表现。当时内塔尼亚胡刚上任总理，在马里兰州的瓦伊河峰会上曾与比尔·克林顿协商一项和平协议，试图在最后一刻说服比尔·克林顿让步，释放为以色列提供间谍情报并于1987年判处终身监禁的美国情报分析员乔纳森·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当时克林顿拒绝了这一要求，不过波拉德于2015年最终获得了假释。）“在拉姆看来，应对比尔的唯一办法就是给他施压。”中东外交官丹尼斯·罗斯说道，他一直都关注这伊曼纽尔所开展的戏剧化计划，分别效力过希拉里和奥巴马。
奥巴马也会接受乔治·米切尔的提议，后者是希拉里的特使，素有参议员雄狮之称。希拉里在20世纪90年代就认识了米切尔，当时他在国会支持了她的保健改革提案，后来又因为爱尔兰的工作被希拉里熟知。米切尔在和平运动的问题上还是一个新鲜的面孔。他是缅因州天主教人士，母亲属于黎巴嫩籍。他唯一一次参与冲突是在2001年，为比尔·克林顿调查“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原因。结果发现冲突双方都有错，于是他建议冻结犹太人定居点建设，恢复和平谈判。这件事已经影响了罗斯、印迪克、丹尼尔·库尔策（Daniel Kurtzer）、罗伯特·马利、亚伦·大卫·米勒以及其他和平缔造者多年，奥巴马和希拉里都希望他能给这个问题带来新的解决方案。2009年2月，米切尔对该地区进行了第一次访问，会见了十几名海湾君主和阿拉伯酋长。他带回来一个明确的信息：“必须冻结犹太人定居点建设。”
“总统决定，既然氛围那么紧张，敌对情绪高涨，我们必须改变气氛，减少敌对行动，这样大家才能坐下来，建立对话，才有成功的希望。”米切尔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高层的律师事务所接受采访时告诉我，“真正的问题是，不仅两个国家之间没有信任，两位领导人也互不信任。我们只能做点积极的事情，稍微减少双方的敌意。”
一些前任官员觉得奥巴马过度解读了米切尔带回来的信息。他们认为阿拉伯领导人并不关心犹太人定居点的事情，也不在乎和平运动的影响，只关心有核武器装备的伊朗会造成多大威胁。但强调了犹太人定居点问题的观点使得总统产生了偏见。他认为美国需要向阿拉伯人证明，美国可以改变以色列。这就意味着美国会与以色列交恶。
除了指定希拉里为“榔头”之外，奥巴马再也找不到任何比她更有经验的人了。
＆
嫁给比尔·克林顿，让希拉里有机会获得了特等票，去观赏吉米·卡特出任总统以来最持久的一场和平进程。从克林顿接管白宫的第一年主持会议，让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伊扎克·拉宾签订《奥斯陆协议》，到离任前几个月部署“克林顿参数”（克林顿参数：2000年12月比尔?克林顿提出的和平建议，是解决巴以冲突的永久性身份协议指南。——译者注），克林顿一直试图解开以色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结。当希拉里谈及和平进程的难点，她会反射性地想到比尔、亚西尔和埃胡德关于《戴维营协议》的一些轶事。比尔·克林顿差点失败的经历让她明白，和平进程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
希拉里还是第一夫人的时候就访问过中东，踩到了中东政治的“雷区”，给她造成了重大影响。1998年，她通过卫星在瑞士维拉尔的以色列和阿拉伯青少年聚会上发表了演讲。回答一名以色列年轻人的问题时，她用了“巴勒斯坦国”这个词，并表示创建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对中东地区更广泛的和平非常重要”。她的言论一下子引起了群众愤怒，人们纷纷质问她为什么要提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国家？白宫也因为当时尚未承认巴勒斯坦国而否认她的说法。一年后，她宣布要竞选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位子，却因为访问拉姆安拉的西岸城市而惹上了更大的麻烦。
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妻子苏哈·阿拉法特在会见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的典礼上，指责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人使用“有毒气体”，造成儿童妇女罹患癌症，希拉里没有说一句话。相反，她给了苏哈一个礼节性的吻。希拉里后来将自己的这一举动说成跟握手一样没什么特别，这一解释却激怒了犹太团体，新闻媒体也在此次访问之后掀起了针对她的怒骂狂潮。苏哈的演讲从阿拉伯语被翻成了英语，但是陪同第一夫人出访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特别助理兼巴以事务专家罗布·梅利（Rob Malley）和另外一位代表团成员却心烦意乱，没有认真听演讲。直到几个小时之后，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格喊了心不在焉的梅利，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梅利才知道了苏哈讲话的内容。
希拉里在纽约的最高司令部陷入了惶恐，她的顾问团担心她会失去犹太选民，甚至输掉选举。《纽约邮报》的头条写着“希拉里真丢脸！”她一回到美国，他们就安排她跟当地的犹太领导人进行了友好访问。幸好，凭借着有一定信誉的姓氏——克林顿，希拉里度过了这次危机。但是她花了好几年时间才在参议院恢复自己作为以色列的朋友的角色，尽力避免再一次失策。一名协助希拉里开展参议员竞选的顾问表示：“这件事一直困扰着她。给苏哈的那个吻让她迅速了解到了纽约的水有多深，知道自己处理事情的时候需要非常非常谨慎。”
希拉里带着这种谨慎进入了国务院。她非常乐意管理中东地区问题，但她不像康多莉扎·赖斯和约翰·克里那样，对穿梭式外交那么有**。这类外交耗时长久，成功几率非常低，冒犯人的概率却很高。有了米切尔这样的知名特使，希拉里就能把一些日常事务交给他来处理，如前往大卫王酒店与以色列人开沉闷无聊的策略研讨会；乘坐11个小时的飞机从安德鲁空军基地（Joint Base Andrews）到本古里安机场（Ben Gurion Airport）等，就光这一件事就耗掉了赖斯任期最后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必要的时候，需要有人来打破僵局和签订协议时，希拉里还是会露面。
麻烦的是，国务卿不能将中东地区完全“外包”给他人。丹尼斯·麦克多诺告诉我：“国务卿的任务里有主要“课程分”，也有“额外学分”。中东问题一直都是国务卿的核心课程。”虽然他没有批评希拉里，但他要表达的意思很明白，即希拉里不应该回避中东问题。自基辛格和贝克担任国务卿以来，该地区的领导人一直都指望美国国务卿能够确定和平进程的调子和步伐。米切尔在基础工作上再勤勉，也无法代替美国最高外交官发声，尤其是这位名叫希拉里的国务卿。
一边是一心想挑战以色列的新美国总统，一边是断然回绝美国好意的未来以色列领导人，夹在中间的希拉里非常难处。她尽了最大的可能来阻止矛盾激化。在2009年3月的第一次以色列之行中，以色列人还相当看重这次全新的联盟。她与即将卸任的外长兼在野党前进党的领导人齐皮·利夫尼（Tzipi Livni）举行了单独会议。希拉里恳求利夫尼接受协议，创建全国联合政府，而不是与内塔尼亚胡的联合党组成右翼联盟。利夫尼拒绝了，因为她在希拉里这里没得到类似联合党提供的好处。此后，希拉里再也没有游说过她了。“我们期待新政府成立之后的合作。”希拉里在一次新闻媒体发布会上如此直白地说道。但她又像撒面包屑一样漫不经心地说：“虽然我们现在还是好朋友，但我们不会再随意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了。”
希拉里不是第一个干涉以色列政治、阻挠内塔尼亚胡计划的比尔?克林顿了。1996年，克林顿认为内塔尼亚胡赢得选举会对他的和平计划造成冲击，便向其对手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伸出了热情的双手。白宫协助了佩雷斯，通过秘密通信渠道让两名民主党策略顾问泽夫·弗斯特（Zev Furst）和道格·斯科恩（Doug Schoen）为其竞选出谋划策。克林顿让佩雷斯高调地出现在“空军一号”上，并在选举前一周提醒以色列人要选择和平，即投票给佩雷斯。最终内塔尼亚胡还是以50.4％的支持率略胜于支持率为49.5％的佩雷斯。几周之后，内塔尼亚胡与克林顿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举行了第一次会晤，他就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关系给克林顿上了一课，让这位总统气急败坏地问：“这个超级强权究竟是什么来头？”
2009年5月，内塔尼亚胡访问白宫时第一次体验到了新政。奥巴马在椭圆办公室步步紧逼，试图让他遏制住犹太人定居点的增长，并告诉他乔治·米切尔正在努力促进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居的互惠关系，其中包括重新开设20世纪90年代就已存在的贸易办事处，以及获取以色列航空公司飞机飞越沙特阿拉伯的权利。那天晚上在国务院的晚宴上，希拉里·克林顿将内塔尼亚胡拉到一旁，告诉他冻结犹太人定居点建设对奥巴马总统来说至关重要。一名在场的人回忆，内塔尼亚胡对希拉里说：“我无能为力。”
一周后，希拉里结束了与埃及外交部长的会晤，走到国务院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室，坐在摄像机前接受采访。一名记者问，如果以色列政府停止建设新犹太人新定居点，但不停止已存在的定居点的建设，即之后会被提出的所谓“自然增长”，她是否满意？“总统希望所有犹太人定居点建设都能停止。”希拉里回答道，“不是某些特定的定居点，不是前哨，也不会有自然增长的例外。我们觉得，参与控制定居点扩建进程符合最大利益。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事实上，这并不是白宫的立场。根据当时米切尔与以色列人商定的犹太人定居点暂缓令，如若家庭人员增加，需要增设房间，以色列人还能继续在现有的定居区内建立新建筑，但不得在现有的定居点的周边新建建筑。用一名原官员的话来说，希拉里让奥巴马的立场“尴尬不已”。另一名前官员则更同情她，表示：“她只是让话听起来更顺耳一些。”不管怎么说，她的三“不”引起了广泛的轰动。以色列人震怒，而奥巴马的助手也大为火光，因为希拉里的话将他们推上了更强硬的立场。
希拉里在她自己的书里没有提到这个情节，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尽可能有力地传达了总统的信息”。不过，这是她为奥巴马政府服务第一年里最有说服力的时刻之一。她在公众面前公开支持一个她自己都持有保留意见的政策，一个她明知可能会引起以色列反感的政策，一个让她的亲以色列支持者失望的政策。当然，支持自己不赞同的立场也是政府官员的工作之一。但是，她极其热心地呼吁是很明显的失算。原因可能有多种，其中之一就是米切尔与以色列政府达成的实际协议与白宫政府的预期有一定的差距，而希拉里刚好掉进了这个坑里；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她骨子里不认同这个政策，但又将它视为向上司宣誓忠诚的机会，所以语气过分夸张。
“希拉里扮演了一名优秀的展示者，”丹尼斯·罗斯说，“她跟所有熟悉白宫的人一样，明白自己不仅需要向奥巴马证明自己，也要向禁卫军证明自己。”
＆
希拉里被定居点暂缓令“绊倒”，奥巴马也遭遇了挫折。在国家安全顾问吉姆·琼斯的敦促下，奥巴马同意在开罗演讲之前先在沙特阿拉伯稍做停留，访问上了年纪的沙特君主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目的在于建立有利于以色列和平谈判的互惠关系。奥巴马语气恭敬，表示自己“早就想访问这个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并向陛下寻求建议，讨论许多有关中东地区所遇到的问题。”国王将奥巴马带到他在利雅得郊外奢华的沙漠隐居地，后来他也在这个天方夜谭般的帐篷城招待了希拉里。在大帐篷里装有空调的奢华房间里，沙特王室的国王和两座大清真寺的守护人阿布杜拉用中东地区积累已久的怨恨给这位“年轻的拜访者”上了一课。
据两名随行的白宫官员说，奥巴马提出他的建议时，国王表示：“我们绝不与以色列人谈和。”
奥巴马的政治助手在拉姆·伊曼纽尔的带领下站在两人的身旁。他们都以为琼斯将军已经将会议议程都安排好了。可现在好了，最高上司在第一次访问该地区就被美国的核心盟友羞辱了。这段插曲带来了两个后果：琼斯在白宫西翼逐渐被边缘化（并在第二年离开了白宫）；白宫从国务院挖走了曾就伊朗问题给希拉里提供过建议的丹尼斯·罗斯，让他来监管NSC的中东政策。这一变动主要由伊曼纽尔和汤姆·多尼伦主导，两人的影响力在琼斯衰落之后一路高歌。多尼伦想提高NSC的“战略地位”。类似的官僚洗牌是华盛顿的轻松插曲，但罗斯的职位调动给奥巴马的以色列政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次变动让奥巴马回到了更传统、更温和的方式。
罗斯是来自旧金山湾区的一名说话温和的学者，几乎服务过卡特总统之后的每一位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20世纪90年代，他是比尔·克林顿在戴维营的得力助手，设计了会谈方案，填补了两国之间的缺口。希拉里在丈夫旁边听过罗斯的工作汇报，非常了解这个人。2000年11月，当选参议员几天之后，她便邀请罗斯陪她一起出席了以色列前总理伊扎克·拉宾的遗孀利亚·拉宾的葬礼。罗斯对希拉里的价值显而易见，包括他在中东地区有着广泛的人际网络，还能够清晰地撰写和说明该地区一些令人生气的复杂事件，他称之为“提供上下文”。所以，她成为国务卿后，便聘请他担任波斯湾和西南亚及伊朗事务的特殊顾问。他的国务院办公室隔壁刚好是另一位根基已久的华盛顿管理者理查德·霍尔布鲁克。
针对罗斯的指责主要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他倾向于以色列，二来喜欢用没完没了的渐进式外交，而不是奥巴马进入白宫时所期望的那种大胆的颠覆性方法。2011年5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与中东专家、行政官员和记者举行了闭门会议，提出了奥巴马打算重提和平进程的计划。他表示，他为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愿意给以色列施压、使其让步表示欣慰。据与会的人回忆，阿卜杜拉说：“但这不是白宫的态度，而且我们知道这些还多亏了丹尼斯·罗斯。”
约旦国王可能认识到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但并不仅仅因为只是罗斯。那个时候，奥巴马下结论说，让伊曼纽尔担任以色列情报人员就是错误的决定。阿克塞罗德和伊曼纽尔都担心奥巴马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敌意会给他们的上司造成政治影响，威胁到其他民主党人。2008年，奥巴马以将近八成的犹太选民支持率赢得了白宫主管权。但在2010年，共和党为了控制参议院而注重强调了他对以色列的敌意。亲以色列民主党人提高了警惕，告诫称他的犹太选民支持率可能下降10到20个百分点。这个政治团队正指望着罗斯能够解决问题，帮助奥巴马与以色列的关系趋于平稳。
可想而知，希拉里恼火了。罗斯原本在奥巴马和她之间选择为她；现在他跳槽了，进一步说明了真正的权力掌握还是在奥巴马手上。多年后，罗斯说自己当初如果能够好好地了解希拉里和奥巴马的动态，也许就不会去国务院了。“我非常了解希拉里，而且确信她会像第四十一任总统布什手下的吉姆·贝克尔一样主导这项政策进程，”他写道，“结果，我看错了。”他说，奥巴马是“决策者，不仅是金融危机，所有一切都需要经过他。”此外，总统的下属还见证了，罗斯享受到了宽阔的空间，接触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首当其冲的便是和平进程。这对希拉里来说是可控的难题，对米切尔来说却是可怕的威胁。让米切尔的下属最困惑的是，曾经做过议员、大使的职业政客为什么不能将他在参议院的技能用到行政当局？其中一个原因是简单的地理问题。米切尔1994年结婚，成立新家庭的地方是纽约，他下定决心要为这座城市投入大部分时间。所以他缺乏在华盛顿的经验，导致他陷入了进入白宫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的内部冲突。
2009年5月，当罗斯还在国务院监管伊朗政策时，便和总统、米切尔一起开了个会。奥巴马问罗斯对犹太人定居点推进有什么看法，他回答：没有人能说服以色列领导人听从美国政府的指挥。米切尔当即为该政策辩护，他说：“如果内塔尼亚胡对美国与伊朗的核外交有信心，就应该做好准备承担和平进程的风险。”这句话无疑是在向负责该进程的罗斯表示，该你出手了。这次意见交换没有改变奥巴马对犹太人定居点的看法，但他对米切尔说：“你已经尽力了。”
两个月后，罗斯和米切尔再次在总统面前发生冲突。这次引起冲突的原因是米切尔计划强力推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和平谈判，迫使他们解决所有致使两国分裂的问题，包括边界、安全、耶路撒冷的政治地位以及返还巴勒斯坦战俘等。罗斯表示此举根本不会起任何作用，因为这两方之间的间隙简直就是鸿沟。采取小步骤、逐渐达成广泛的共识应该会更好一些。不轻易发怒的米切尔冲着试图破坏其主张的罗斯大发脾气。事后，多尼伦对罗斯说：“小子，你惹毛他了。”
曾经见识过华盛顿强权政策的以色列人立即利用了这一动态。因为伊朗核协议项目，罗斯有正当的理由与以色列官员保持联系，而这也正是以色列人深切关注的问题。纳塔尼亚胡在罗斯的鼓励下，开始为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问题拓宽渠道。与罗斯共同协作处理中东政策的原高级官员史蒂文·西蒙（Steven Simon）说：“以色列是我们所有联盟中独一无二的存在，所以他们必须从我们这边选择对话者。”以色列那边则选择了一名低调的律师，内塔尼亚胡的亲信伊扎克?莫勒霍（Yitzhak Molcho）。以色列通过内塔尼亚胡—莫勒霍—罗斯—多尼伦—奥巴马的路线，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定位传递给向白宫。米切尔很快就被撇下了。虽然他依然会与内塔尼亚胡会面，依然还是马哈茂德·阿巴斯的主要对话者，但他的地位已经明显被削弱。所以，和平进程的掌控权实际掌握在罗斯手里。
期间，希拉里一直阻挠犹太人定居点政策。2009年给以色列施压，试图让其停止所有建设的计划失败后，白宫最终向内塔尼亚胡做出让步：他有10个月时间来完成西岸的新建项目，但东耶路撒冷的建设项目不行。万圣节前夜的11点，希拉里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共同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宣布了这项“史无前例的”暂缓令。严格来说，她说的没错，因为没有一个以色列领导人真正冻结过该区域的建筑项目。白宫原本要求的是中止大面积的犹太人定居点建设，现在同意以色列继续完成西岸项目，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巴勒斯坦很快就以该政策不恰当为由驳回了，他们的阿拉伯联盟也暴怒了。那些抱怨希拉里早期过度关注定犹太人居点的白宫助手，现在就说她被以色列领导人耍了。
四个月后，以色列证实了这个猜测。耶路撒冷市政当局批准了拉马希洛摩的1600栋新住宅建设申请，该区域是位于东耶路撒冷的犹太房屋建设区，排除在内塔尼亚胡10月签订的协议之外。更糟糕的是，他们还是在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该区域时通过的申请。“他们一再向我们承诺，不会有任何问题，”米切尔回忆道：“这个问题可真大！”这次经历让米切尔极度沮丧。那天早些时候，他刚与内塔尼亚胡达成协议，开始与巴勒斯坦建立迂回谈话。下午4点，米切尔前往拉姆安拉快速访问了阿巴斯，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宣布谈判内容。傍晚6点，他向拜登简短地汇报了情况，接着便搭上自己的飞机回国了。当他还飞在空中，东耶路撒冷便爆出了批准新建筑的新闻。
奥巴马和伊曼纽尔脸色铁青，拜登的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再一次轮到希拉里上场了。她在电话里痛批了内塔尼亚胡43分钟，斥责以色列侮辱了美国及其副总统。内塔尼亚胡坚称自己对这些计划一无所知。希拉里的斥责让内塔尼亚胡非常郁闷，他在多年后还会跟同事提起这件事。不过，他在公众面前表现得没有一丝悔意。10天后，内塔尼亚胡飞往华盛顿出席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简称AIPAC）年度会议，他向记者表示以色列从来就没有打算在犹太人定居点问题上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杰克·沙利文在一封邮件里跟希拉里说，这番话听起来好像以色列“挺自大的”。
她回信说：“不管是在空中还是在地面上，他们一直都这么自大。”
＆
2010年夏天，希拉里和奥巴马在和平进程中的角色互换了。犹太人定居点暂缓令给内塔尼亚胡的10个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希拉里和米切尔都认为，除非总统亲自启动与内塔尼亚胡和阿巴斯的直接对话，否则这两位领导人将永远各走一边。然而，奥巴马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了，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犹太人定居点暂缓的“拔河赛”非常艰难，加上以色列的任何态度都不会让阿巴斯满意，让他认为没有人能够完成这项挑战。一名助手说：其实奥巴马私底下怀疑，内塔尼亚胡只是想借和平进程进入下一届联合国大会，因为该会议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了以色列的国际孤立地位。
奥巴马问参加会谈的助手：“我们怎么能确保这次的计划不会在三个礼拜内就分崩瓦解呢？”没有人能够给他一个有说服力的回答。
虽然如此，极不情愿的奥巴马还是于9月1日在白宫东厅推出了自己“戴维营协议”。他身旁分别坐着内塔尼亚胡，阿巴斯以及埃及和约旦的领导人，这也是仅有的与以色列和解的两个阿拉伯国家。总统宣布说：“鲜血已洒得太多，已经破碎的心也太多。错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奥巴马没有表现出杰米·卡特的**或比尔·克林顿那种撸起袖子的干劲也无可厚非。毕竟两位领导人刚刚会晤两次之后，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暂缓令就失效了。那10个月期间，阿巴斯有8个月在犹豫不决，最终决定展开对话，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到最后，是希拉里全力以赴。她对内塔尼亚胡发起了孤注一掷的游说活动，劝说他扩大停止建设的范围，可以说，她这段艰难时期的经历正是她最初不愿意干涉此事的原因。11月12日，以色列总统下榻的曼哈顿洛伊斯丽景湾酒店的会议室里，出现了低谷。希拉里花了整整8个小时讨价还价，试图再延长90天停止建设时间。她希望借助这一举措将阿巴斯“引诱”回来。
她用尽了一切办法，甚至还提出提前释放乔纳森·波拉德。（乔纳森?波拉德：美国前海军情报官员，。1984年6月成为美“反恐怖主义警备中心”成员。波拉德主动向以色列提供了50多万页美国机密文件，最终被美国判处终身监禁。——译者注）（有一条不错的经验法则表明，任何谈判只要提到波拉德就意味着濒临绝境了。）作为一名严厉而丝毫不懈的娴熟讨价者，内塔尼亚胡让每一次会议都变成忍耐力的测验。曾经有一次打马拉松式电话的时候，受挫的希拉里默默地拿电话敲打自己的额头。他们的争论大部分都很大声，而且经常很“粗俗”。希拉里跟所有人一样，叫内塔尼亚胡时都会叫他童年的昵称“比比”（Bibi），不过她经常会在前面加上“三字经”脏话。11月12日，她看着他的谈判代表揪着每一个细节不放，哪怕再不起眼都要说上一番。莫勒霍和米切尔还一度就“半成品房是否可以根据保留条款继续完成”的问题进行了一番乏味的技术性讨论。突然，一只手“砰”的一声砸在桌子上，那是即将上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的NSC高级主管唐·夏匹洛（Dan Shapiro）。
夏匹洛的爆发镇住了在场所有人。杰克·沙利文看到这位同事打断所有废话之后非常激动，米切尔·欧伦偷偷地给他塞了张纸条，写着“这是你表现最棒的一次”。这一插曲打破了僵局，让内塔尼亚胡最终同意停止扩大犹太人定居点建设的范围。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不容小觑：美国必须向以色列提供20架F-35隐形战斗机，总价值高达30亿美元。希拉里后来跟托尼·布莱尔说，这整个过程就是一次“令人不快的交易”。所有这些担保都不能让巴勒斯坦满足，他们好像在找各种理由不开启谈判对话。
仅过了几周，交易就崩溃了，成为在内塔尼亚胡右翼内阁抵制下，有关以色列是否该为这批战斗机买单争论的牺牲品。协议失败了，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完成“巴以”和解的机会也就没有了。
＆
尽管有过刻薄言辞和装模作样的姿态，希拉里和内塔尼亚胡还是相处得不错。克里手下的谈判特使因“巴以”和解问题与内塔尼亚胡发生过争执，他说：“希拉里一方面要与以色列总理相处融洽，一方面又要与他达成协议，她的方法很好地融合了这两点要求。”两人都欣赏彼此作为政治家的身份，甚至还有些许情感在里面。当米切尔·欧伦将希拉里在家摔倒而住进医院的事告知内塔尼亚胡后，这位总理一个小时之内打了三次电话来问询她的状况。（一名长期的内塔尼亚胡观察者表示，用一个不那么感伤的解释来说，那就是内塔尼亚胡可能担心希拉里这位强劲的对手就这么离场了。）
不过，内塔尼亚胡和奥巴马之间就不是这样了。美好的第一次会议结束后，他们的关系迅速恶化，互相猜疑，甚至彼此蔑视。积累已久的怠慢和冷落加深了两人间的鸿沟：一个是看到了灰色调世界的激进民主党成员，一个是看到了黑白双色的摩尼教联合党成员。奥巴马和希拉里一样，都叫这位总理“比比”，但这是与他关系最差的一名外国领导人。
5月19日，这痛苦的公开分歧出现了重要的里程碑似的事件。奥巴马继开罗演讲两年后，再次前往中东地区发表了他最重要的演讲。阿拉伯世界分崩离析，愤怒的人群涌向街头，反对独裁者的浪潮从突尼斯蔓延到了也门。对奥巴马总统来说，“动乱”就意味着美国需要采取另一轮措施。结束“巴以”冲突，也正是饱受压迫的阿拉伯人长久以来的战斗口号。于是他提出让双方恢复谈判，根据1967年“阿以战争”之前的以色列边界来建立巴勒斯坦国。这个提议没有什么新意，但奥巴马公开表示支持使其含义焕然一新。罗斯清楚，此举会对内塔尼亚胡起反作用，所以他前一天晚上便将消息泄露给了伊扎克?莫勒霍。
在本杰明·富兰克林室闪烁的树状大吊灯下，奥巴马尽其最大努力将“巴以”冲突与该地区的边界动乱联系在一起。他说：“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人民摆脱历史包袱的时刻，实现一个能够结束争端并解决所有诉求的持久和平的愿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然而，真相刚好相反：在“阿拉伯之春”面前，巴以冲突只是过场戏。这场混乱不但没有让内塔尼亚胡和阿巴斯坐下来达成协议，反而让两人更不愿意承担风险了。
正如罗斯料想的那样，奥巴马提及1967年的边界根本就是在点燃导火索。
奥巴马总统发表演讲的第二天，内塔尼亚胡亲自飞抵华盛顿，准备“大干”一场。在椭圆办公室的壁炉前，内塔尼亚胡坐在奥巴马身边发表了意想不到的公开“斥责”。他说，以色列“不可能恢复1967年的边界，因为这些边界根本就不能防卫。”他还提醒奥巴马说，1967年前的以色列面积只有华盛顿环形公路内面积的一半，采用当地坐标作为参考标准反而让他的演讲有一种“主动认输”的感觉。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自己不会与一个“巴勒斯坦式基地组织支持的政府”谈判，这里暗指“哈马斯”（哈马斯（HAMAS）：阿拉伯词语，伊斯兰抵抗运动的缩写。——译者注。）。此外，他还对巴勒斯坦的另一项长期诉求直接予以驳斥，即以色列应当接收流离至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这是不可能的事，”他表示：“所有人都知道这不现实。”
奥巴马面无表情地看着内塔尼亚胡。摄影机范围外的奥巴马助手则气得七窍生烟。白宫幕僚长比尔·戴利（Bill Daley）问内塔尼亚胡的顾问，后成为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的罗恩·德默尔（Ron Dermer）说，他的上司是不是喜欢跑到别人家对主人说教？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内塔尼亚胡离开白宫之前，以色列代表团那班焦急的成员将他拖到了街对面的布莱尔宾馆（Blair House，美国用于外国元首下榻的宾馆）的中庭。他们恳求内塔尼亚胡言辞温和一些，少针对奥巴马，主要以巴勒斯坦为主。
虽然遭受了这么多冷落，但以色列官员坚持内塔尼亚胡与奥巴马的问题本质上并非针对个人。两人在2007年初次见面时非常融洽，尽管当时的会晤非常匆忙，由双方助手在罗纳德·里根华盛顿国家机场的一间守卫室安排了两人的会谈。当时，奥巴马刚刚在与希拉里的最重要挑战上获得些许支持，自称关注美国政坛观察者的内塔尼亚胡对这位年轻的参议院印象非常深刻。后来他跟助手说：“他能行。应该可以打败希拉里。”但一系列毁了这段关系的事件，从强烈要求以色列停止犹太人定居点建设到与以色列的主要敌人伊朗达成核协议等，都是奥巴马的决定。以色列的一名高级官员说：“奥巴马对‘比比’有着强烈的个人敌意，但‘比比’对奥巴马没有任何敌意。”不过他又表示：“‘比比’非常鄙视奥巴马的世界观。他厌恶自由主义和左派主义。完全不能容忍任何与之有关的事物。”奥巴马认为内塔尼亚胡只会侃大山，从来都不会采取实际行动。2010年7月的一次私人通话中，这位以色列领导人跟奥巴马总统说，如果以色列的安全有保障，他就同意与巴勒斯坦签署和平协议。奥巴马立即派出罗斯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詹姆斯·“胡斯”·卡特赖特（James“Hoss”Cartwright）前往耶路撒冷，跟他详细介绍如何促成此事。两个月后，当内塔尼亚胡到白宫与阿巴斯面对面会谈时，他却什么都没准备。奥巴马感觉自己被内塔尼亚胡出卖了，他一直以为这位有着坚实联合党背景和极高政治地位的以色列领导人，可以带领以色列人民与巴勒斯坦达成来之不易的和平协议。内塔尼亚胡的拒绝让奥巴马觉得他是个胆小鬼。
内塔尼亚胡的怯懦还体现在与伊朗的纷争中。他经常威胁称，如果以色列受到威胁，一定会在军事上对伊朗进行打击。以色列曾在2007年炸毁叙利亚的核反应堆，考虑到这种过往的记录，美国严肃地对待了内塔尼亚胡的威胁。但内塔尼亚胡本人大喊大叫了一番，却比任何以色列领导人都忌讳军事行动。到了2014年秋天，奥巴马的助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内塔尼亚胡失去了先发制人和打击伊朗核设施的机会，原因就是他没有胆量。一篇分析两人关系危机的文章中，一名未被提及名字的政府官员告诉《大西洋月刊》记者杰弗里·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比比'就是个懦夫。”内塔尼亚胡被这句诋毁的话惹毛了。人们纷纷猜测到底是哪位神秘的美国官员说出了这句话，一名高级以色列官员甩出了巴拉克·奥巴马的名字，双方互相猜疑的关系程度可见一斑。
2012年11月30日，以色列当局宣布在战略敏感东耶路撒冷E1地区推进犹太人定居点建设计划。即便以以色列的标准来衡量，此举也非常具有煽动性，因为在该地区建设住房将会限制拉姆安拉和伯利恒等城市的出入，敲碎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的梦想。前美国驻以色列和埃及大使丹尼尔·库尔策当时告诉我：“这可不是在耶路撒冷或者约旦河西岸的小山顶建几处住宅那么简单。那是这个区域内最敏感的地方，希望美国能出面干预此事。”
那天晚上，希拉里·克林顿是布鲁金斯研究所主办的萨班年度论坛会议（Saban Forum）的主讲人，该会议由拥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娱乐大亨哈伊姆·萨班（Haim Saban）出资设立。虽然她还有两个月才离开奥巴马政府回归私人生活，但在会议开始时，她已经有一种释然的感觉，成为一名准备捡回独立政治人物身份的内阁成员。希拉里走上威拉德酒店的指挥台之前，播放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埃胡德·巴拉克、齐皮·利夫尼等人为她外交生涯献词的致敬视频。画面激动人心，看起来就像是为她2016年参加总统竞选所做的第一个广告，让人感觉她的前途一片光明。“我有一种直觉，未来一定会更美好”，托尼·布莱尔趁着现场情绪飘飘然的时候说道。当希拉里上台开始演讲，她说：“我本来准备了一番话想说，不过我现在觉得，还是多看几遍视频吧。”
她倒还不如真的就这么做。接下来的演讲内容以亲以色列为主，采用了让这位总统候选人在AIPAC年度会议上获得了长时间起立鼓掌的文案模板。“美国鼎力支持以色列”，她重复着那些陈词滥调。接着又说：“美国和以色列同心协力。”她为巴勒斯坦当局在联合国寻求认可付出的努力深表遗憾，并承诺永远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弹。那关于E1地区的犹太人新定居点建设呢？这位曾经宣传“不是某些定居点，不是前哨，也不会有自然增长的例外”的国务卿，只说“这些举措阻挠了和平谈判的进程。”这也许是最不动声色的回应，不考虑任何风险。尽管希拉里当时还没有离开国务院，但已然是在从国家政局的角度来看待以色列了。
2015年3月，希拉里宣布参选总统的几个礼拜前，她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来自美国主要犹太人组织主席会议领导人马尔科姆·霍恩莱因（Malcolm Hoenlein），他在六年前曾问过奥巴马。“是否愿意看到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产生裂痕？”他说。希拉里向他保证，她想“让美以关系重新回到特殊的有利基础”。
换句话说，就是美以关系不再有“裂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