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尼斯·普林格

在黎凡特大陆与塞浦路斯的拉丁定居点中，大大小小的建筑，从罗马风格到文艺复兴风格，代表着近五个世纪的建筑发展历程。虽然新迁到这片土地上的移民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且他们在东方本土所遇到的文化和建筑传统也非常多样，但令人意外的是，在这里涌现出来的建筑，不但风格独特，其发展脉络也有着十分清晰的条理与自洽的逻辑；这得归功于一个关键因素，即当地的建筑材料。

在整个中世纪，石料始终是黎凡特地区最传统的建筑材料。这里石灰岩与砂岩的开采非常便捷，大马士革南部的德鲁兹山、加利利东部以及霍姆斯峡谷（Homs Gap）还出产玄武岩。白垩与石灰岩能进一步生产出石灰，用于制造砂浆与灰泥。虽然品质更好的易切石需要从几千米外的地方运过来，但大部分采石场位于建筑附近。在加利利的贝尔沃地区（1168—1187年），大部分城堡是用当地采石场的玄武岩建成的，而教堂却是由一种从15英里（约24千米）外的赫尔蒙山（Little Mount Hermon）运来的白色石灰岩建造而成。

在叙利亚与巴勒斯坦，人们通常用一种质地更硬的石灰岩——称作narī——来建造墙壁，而一种质地稍软的——称作malikī——则属于易切石，一般都用在突角、门窗或雕塑装饰上面。在一些地方，如伯利恒，人们对石灰岩进行了大理石化处理，虽然这种处理方法并不彻底，但作为建筑材料，却可以用来替代大理石本身。而质量上乘的大理石一般都用于修建“圣墓”地区的王家墓穴，或是雕刻神殿群中那些精美的建筑雕像。这些石材几乎都源自古老的圆形石柱与石棺，它们是早先从罗马及拜占庭的其他城市被运输过来的。就像之前的法蒂玛人（Fatimids）一样，法兰克人也对那些古老的柱子底座——有的是大理石，有的是花岗岩——进行再次利用，加固了阿卡、阿斯卡隆、西顿、雅法与恺撒里亚的港口与围墙。

在7世纪穆斯林征服该地期间，森林砍伐已较为普遍，故到中世纪，适用于建筑的木材只能在有限的几个区域内才能找到。例如1184年，在为大教堂挑选梁木的时候，只有从黎巴嫩山的雪松林中，或是从贝鲁特以外著名的阿勒颇松林与石松林中采集的木材才能令主教满意。有些建筑——如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与圆顶清真寺，以及伯利恒的圣诞教堂——会建造木质穹顶，这些木材都是在拜占庭时期运送过来的。1480年左右，当伯利恒教堂的房顶需要维修的时候，人们则使用从威尼斯运来的木材。总体而言，虽然木材的使用非常广泛，如建设过程中使用的脚手架，以及穹顶与拱门的拱架，或者某些建筑也会使用很多木质结构，如红堡（Qal’at Yahmur）的塔楼与叙利亚北部图克拉（Tukla）的夹层楼，或加利利的吉丁堡（Qal’at Jiddin）流行的凸出阳台，但是对于地板、穹顶、阳台与台阶而言，更常见的建筑材料还是石材。这使黎凡特的“十字军”建筑具备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特点。一位在1172年前往耶路撒冷的德意志朝圣者对这个特点做出了准确的描述：“这里的建筑……和我们的建筑风格完全不同，它们并没有高耸的穹顶，个个都是等高、扁平的形状。”

木材还会用于制造房屋、城堡与教堂的内部配件，不过这些配件很少能够保存到今天。虽然在圣殿教堂周围原本有许多锻铁栅栏，这些栅栏如今有一部分还在教堂原址，另一些被保存在附近的伊斯兰博物馆（Islamic Museum）中，还有一部分则被开罗的清真寺重新利用，但是即便如此，建筑中的大部分金属制品已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不见了。

不论通过历史记录，还是偶尔从刻写的铭文当中，我们都时常可以得知建筑的赞助人是谁，但我们却很难从中查到建筑师的信息。在位于耶路撒冷与耶利哥（Jericho）之间的乔奇巴东正教修道院（Orthodox monastery of Choziba）里，有一段用希腊语与阿拉伯语写成的铭文，其中称那些在1179年修建这座修道院的人为叙利亚的基督徒：易卜拉欣（Ibrahim）和他的兄弟们、吉夫纳的穆萨（Musa of Jifna）的儿子们。事实上，在整个东部拉丁，技艺精湛的石匠群体中有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他们的标记出现在拿撒勒的报喜堂中），还有叙利亚的基督徒以及法兰克人。

耶路撒冷王国、的黎波里伯国与埃德萨伯国，以及安条克公国

穆斯林一方面限制新教堂与居住区的建设工程，另一方面又控制当地基督徒的资源。这也就意味着，当十字军抵达叙利亚与巴勒斯坦后，他们所接触到的教堂建筑不仅体积小，而且数量少。在哈里发哈基姆（alHakim， 996—1021年在位）统治时期，法蒂玛王朝境内的大部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教堂建筑遭到了破坏，其中就包括圣墓教堂。

1036年，拜占庭人许诺要重建“圣墓”。在这段历史时期，在耶路撒冷周边接受重建的东正教堂包括圣十字修道院（monastery of the Cross，修建时间约为1020—1038年），以及位于埃因-卡里姆（‘Ain Karim）与塞巴斯蒂亚的两座圣约翰教堂。雅各派信徒在1058年也重建了位于阿布德（Abud）的圣母教堂，意大利的本笃会信徒在耶路撒冷重建了天主教圣母教堂，另外为修女们重修了一座圣母教堂。

在十字军征服耶路撒冷之后，拉丁人由此启动了“圣地”的重建工作，抓住这次机会的不只有拉丁人，还有很多当地的基督徒。在12世纪60年代，亚美尼亚的圣詹姆斯大教堂（cathedral of St James）经历了翻修与扩建，增加了一个面朝南方的前廊。虽然这座教堂的整体规划显然是根据亚美尼亚人的礼拜仪式要求设计的，但柱顶与出入口的建筑工艺却与这一时期的法兰克人建筑类似。此外，前廊的砖石结构也与西方的建筑结构一脉相承。坐落于穆斯林社区（从前的犹太社区）的圣母教堂（雅各派的）可能也源自12世纪。

12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社会相对稳定，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科穆宁同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与阿马尔利克一世之间的关系较为热络，进而促进了大量东正教堂与修道院的重建工作，其中包括几座位于乔奇巴的教堂、离伯利恒不远的圣艾利斯城堡（St Elias）、约旦河旁的施洗约翰教堂以及在耶利哥附近的圣母教堂。在耶路撒冷，除了圣尼古拉（St Nicholas）大教堂与圣德克拉（St Thecla）教堂外，重建的东正教堂还包括有小型圆顶的圣米迦勒（St Michael）教堂与阿达斯女修道院。在伯利恒，东正教的圣诞教堂中的6世纪绘画与马赛克装饰也在王室的资助下得到了翻修，即便该教堂是由一位天主教主教管理。事实上，正如圣墓教堂与利达的圣乔治大教堂那样，在12世纪的伯利恒，东正教团体与拉丁的神职人员之间的关系处于相安无事的状态。

圣墓教堂不仅在耶路撒冷处于主宰地位，对所有其他“圣地”地区来说也是最神圣的一座，它是耶稣死亡、埋葬与复活的地方。在1042—1048年，拜占庭人把内有耶稣墓的圆形大厅作为一座教堂，对其进行了重建。他们在原有基础上加设了一个长廊与一座朝东的半圆形壁龛。在12世纪上半叶，拉丁人将半圆形壁龛拆除，并在东面建造了新的唱诗席与耳堂，由此扩大了教堂的占地面积，从而将在传统上与耶稣受难相关的地点——如耶稣之牢、骷髅地、受膏地（Place of Anointing）——都置于一个屋檐之下。在教堂东面的会堂——建于君士坦丁一世时期（335年），毁于哈基姆时期（1009年），拉丁人在里面建了一座隐修院，隐修院周围的建筑都是供持戒修士使用的。这座修道院的地下是圣海伦娜礼拜堂——这座礼拜堂是为了纪念重新发现真十字架而建造的。

对于与安条克大教堂相关的建筑信息，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然而，还是有许多拉丁大主教与主教教堂存留于世，我们能从中找到涉及这些大教堂的古文物学与考古学记录，其中最为宏伟的当数位于提尔与拿撒勒的大主教教堂，后者的占地面积约为2000平方米。这座教堂在1263年被埃及苏丹拜巴尔摧毁，在1959—1969年，人们在教堂原址上又修建了一座新的教堂。这座教堂可能有一个会堂，其中包含三条过道与七个隔间，三面墙壁上深嵌着半圆形壁龛，教堂正厅东面的隔间大概是正方形的，这意味着教堂顶端可能是圆形穹顶或塔式天窗。正厅的墙墩是十字架形状的，每面墙上都有一个附墙柱，每个过道的墙上都有许多壁柱。北面的过道里有一个小型建筑物，里面附有报喜石窟（或圣母马利亚居所）。提尔的大主教教堂规模与此相似，但多了凸出的耳堂。

相较而言，其他教堂就没有这么大的面积了。在恺撒里亚，人们在1960—1961年发掘出了大教堂的遗迹。这座建筑的总面积就小很多了，长55米，宽22米，有三个过道，东面有一个半圆形壁龛。与其他小型教堂类似，它的穹顶用方形墙墩支撑起来，每面墙壁都有附墙柱，教堂正厅显然盖有穹隆式拱顶，几个过道大概也是如此。地面用砌石工艺铺成，人们从中发现了被二次利用的马赛克嵌块与大理石碎块的痕迹。这座建筑大致建于12世纪中期，而建筑的东侧似乎经历了重建，可能是由于它在1191年（也可能是在1219—1220年）遭到破坏的缘故。新换的壁柱明显与旧的不同，并且没能与底座完美嵌合。在重建过程中，为了让宗教活动继续进行，当时的人们在圣殿前面建了一个临时壁龛。

在贝鲁特、朱拜勒、塔尔图斯、摩押（Moab）的卡拉克（Karak）、希伯伦（Hebron）与利达，我们都能找到12世纪类似规模与风格的教堂建筑，在希伯伦的是圣亚伯拉罕大教堂（St Abraham），而利达的则是圣乔治大教堂。希伯伦的教堂规划必须进行压缩，以适应麦比拉洞（Cave of Machpelah）上方希律党人（Herodians）的城围，麦比拉洞是用来埋葬教长与其妻子的。当前现存的这座建筑大概建于1120年，当时，一位奥斯定会的持戒修士偶然发现了麦比拉洞的入口，并在里面找到亚伯拉罕、以撒与雅各的圣髑遗物。

也许是为了替换之前的结构，位于朱拜勒的大教堂在建筑规划方面特别不同寻常。在1115年的规划图中，它原本涵盖了三个过道和六个隔间，东边是半圆形壁龛，正厅的拱廊由狭长的正方形墙墩支撑，东西两面墙上有附墙柱，正厅是筒状拱顶，而过道则是穹隆式拱顶。然而，这座教堂在1170年的地震中受损严重，只有建筑东面还有部分可以修复。在重建过程中，当时人们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建设南面的过道上，而和恺撒里亚的情况相同，原来的附墙柱被替换成长方形壁柱。与北面第三个隔间相连的是一座户外洗礼堂，三个“V”字形的拱门支撑着上面的斗拱。这座洗礼堂显然在地震之前就已存在。

在塞巴斯蒂亚的教堂建筑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风格上的演变。这座教堂大致建于12世纪70年代，在原始的规划图中该建筑呈长方形，长54米，宽26米，中央是一个凸出的半圆形壁龛，同贝鲁特的教堂一样，壁龛外侧用圆形壁柱加以装饰。中间的正厅带有四个隔间，其中有三个隔间大概都属于六分肋骨拱（sexpartite rib-vault），而东面的第二个隔间似乎是一个刻有铭文的耳堂，顶端盖有圆顶或塔顶。两种类型的墙墩交替支撑着正厅的拱形结构，一种是成对的自立式柱子，它们承载着顶端的高侧窗；另一种是正厅周围的过道，它们由四分肋骨拱（quadripartite ribvaulting）支撑着。根据努里斯·凯南-基达（Nurith Kenaan-Kedar）近期的研究，设计并建造这座建筑的人很可能对桑斯大教堂非常熟悉，因为桑斯大教堂的大主教威廉在12世纪70年代曾是塞巴斯蒂亚教堂的赞助人。附近位于雅各布之井（Jacob’s Well）的教堂，在风格上也与这座教堂类似，只是在设计规划上有所不同。

虽然塔尔图斯的大教堂大概始建于12世纪30年代，但直到13世纪才完工。因此，从正厅的柱顶中，我们能够发现建筑风格的演变与发展，正厅东面属于罗马建筑风格，而西面则是哥特式风格。在整个12世纪，当面临穆斯林进攻的时候，雅法、利达与拿撒勒等地的法兰克居民往往会选择教堂作为他们的避难所。塔尔图斯的大教堂似乎是唯一一个能够说明拉丁教堂防御工事的证据。在教堂的东北角与东南角，各有一个形似塔楼的圣器室，显然可以成为人们的避难所，而与南墙与北墙相连的支墩，原来大概用于支撑堞口，也能起到祈祷庇护的作用。13世纪晚期位于卡马尔格（Camargue）海滨圣玛丽（Saintes-Maries-de-la-Mer）的教堂也有类似的构造和功能。卡米尔·恩拉特（Camille Enlart）在西面隔间上面的双塔中也找到了类似的证据。教堂向小型城堡的转化，大概可以追溯到13世纪60年代，当时塔尔图斯正面临来自埃及马穆鲁克人的威胁。

我们从拉丁教区的教堂分布中可以看出法兰克人的人口分布情况。在耶路撒冷与阿卡的大部分乡村地区，有大量的法兰克人定居者。除了这些较为特殊的地区以外，总体而言，西方人大多选择聚集在城市，当然其中也有少部分人定居在村镇、城堡与乡下的修道院里。在加沙、拉姆拉与纳布卢斯（Nablus），郊区教堂的大小堪比大教堂，即便在加沙这样的地方，也让人很怀疑当地的居民能否填满这座建筑。我们在阿米恩（Amiun）、比拉（al-Bira）、屈拜巴（al-Qubaiba）、伊卜纳（Ibelin/Yibna）、贝特·努巴（Bait Nuba）、塞佛里亚（Saffuriya）、提比里亚（Tiberias）与凯门（Qaimun）等地能够找到更小的教区教堂，它们一般只有三个过道。乡镇的教堂则更为简单，大多是盒状建筑，由一个筒状拱顶或穹隆式拱顶的正厅与一个半圆形壁龛组成，如在法玛（Fahma）、辛吉勒（Sinjil）、贝丁（Baitin）、达布里亚（Dabburiya）、齐林（Zir‘in）与伊姆瓦斯（‘Amwas）等地的乡镇地区教堂，在提比里亚与贝鲁特这样的城市中也有这样的教堂。

在东方的拉丁宗教建筑中，另一个重要的元素则是通过宗教团体呈现的。在12世纪，奥斯定会的持戒修士对橄榄山上的基督升天大教堂（Church of the Ascension）进行了重新规划，并将其重建为八边形，而同样由他们任职的圆顶清真寺也是八边形设计。在约沙法山谷，人们在拜占庭教堂的地下室上面建了一座新的教堂，地下室里有圣母墓，而几座本笃会修道院的建筑则围绕这座教堂的西面展开。一进入约沙法城门，我们就能看到圣安妮教堂，它属于本笃会的修女们。在耶路撒冷，锡安山上的圣马利亚大教堂在规模上仅次于圣墓教堂，它建于“圣母之死”的原址（Dormition of the Virgin）之上。这座教堂如今只剩下南边的一个楼座分堂，俯瞰着教堂的圣殿，并与上方的晚餐室（room of the Last Supper）相连。大概在14世纪晚期，当这个分堂由方济各会修士掌管后，教堂早期具有哥特式风格的肋式拱顶结构经历了一次修改，但学界对翻修的具体时间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这次工程发生在1187年之前的几年，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拉丁人收复耶路撒冷的1229—1244年。

在耶路撒冷以外，本笃会信徒占据了他泊山（Mount Tabor）上一个巨大的教堂，它成了耶稣变相（Trans?guration）的场所。1143年，在耶路撒冷国王富尔克与女王梅丽桑德的资助下，本笃会的修女们在伯大尼修建了圣拉撒路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将原有老旧的拜占庭教堂与新的圣拉撒路教堂（这座教堂就建在圣拉撒路的墓上）结合在一起，并将新建的回廊与女修道院囊括在内。那座拜占庭教堂现用于纪念圣马利亚与圣玛尔达（St Martha）。

1157年，毛立蒙（Morimond）的西多会（Cistercian order）修士在距离的黎波里不远的贝尔蒙特（Belmont）修建了一座闺房（daughter house）。1161年，在耶路撒冷附近另建造了一座闺房，名叫“救恩”（Salvation）。而1169年，在埃因-卡里姆修建的闺房则叫“林中的圣约翰”（St John in the Woods）。这三座闺房的设计都非常朴素，很有家庭氛围，教堂被分成一个个单间隔室，女修道院的房子围绕着一个小型的长方形庭院或回廊建立而成。这些西多会修士的闺房设计同西方的相比，几乎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先知萨姆尔（prophet Samuel）的墓位于耶路撒冷西北部的乔伊山（Mount Joy）上，普雷蒙特雷修会在这座墓上修建了一座十字形的教堂建筑，而我们能够从这座建筑中看到一个更为经典的西多会教堂设计。大约在1220—1283年，圣衣会（Carmelites）在瓦迪-西亚（Wadi alSiyah）迦密山（Mount Carmel）的西边建造了一座带有回廊的小型教堂。

骑士团的教堂建筑在这里也值得单独提一下。在西方，现存圣殿骑士团与医院骑士团的大量教堂都是圆形或多边形设计，显然，这是在模仿圣墓教堂的圆形建筑形式（学界对此存在争论，有人认为圣殿骑士团的教堂更多的是在模仿圣殿教堂的形式）。虽然如此，他们在东部拉丁建造的教堂更多的却遵循着传统的长方形设计。这样的例子包括医院骑士团在骑士堡、马尔加特堡与贝尔沃城堡内的教堂，以及他们在贝特·吉布林（Bait Jibrin）的教堂。除此之外，还包括德意志医院骑士团在耶路撒冷与阿布高什的教堂——前者如德意志人的圣玛丽大教堂，后者如以马忤斯城堡（Castellun Emmaus）。以马忤斯城堡大致建于1140年，是为了纪念耶稣复活，并现身于通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而建造，而它刚好成为12世纪朝圣旅程的一个中间站。同样地，圣殿骑士团在塔尔图斯与勃朗堡的教堂也是长方形设计，勃朗堡的萨菲塔（Safitha）采用了城堡主楼的设计形式，而位于阿特利特（Atlit）佩勒兰堡（Chastel P?lerin）中的教堂（大概建于1218年后的某年）却是一座十二边形建筑，萨法德（Safad）的教堂（建于1240—1260年）也可能是多边形建筑。

法兰克人在定居黎凡特期间，除建造了许多宗教建筑外，还开展了大量世俗建筑工程的建设。但这些建筑除了城堡以外，几乎都未引起学界的兴趣，一方面是因为当中很多项目并未归入建筑学领域，而被视为城市改造工程；另一方面是由于缺少可供判断的建筑特征，如独特的雕塑与砖石结构等，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很难确定某个建筑是出自法兰克人还是穆斯林之手。

在东部拉丁，大部分乡镇与城市在十字军征服以前便已存在，城墙也早就建立起来了。因此，我们很难找到提及12世纪城墙建设的资料。1187年以后，法兰克人的势力逐渐衰落，最后只剩下一条狭窄的沿海区域还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不得不花费更大的力气在阿斯卡隆、贝鲁特、提尔、西顿、阿卡、恺撒里亚、雅法与塔尔图斯建造防御工事，这些工程通常都是在西方的协助下完成的。

至于供水问题，大部分乡镇要依赖贮水箱与水井，而在提尔、安条克、恺撒里亚与耶路撒冷，则有古老的渡槽作为补充。12世纪的商品市场在耶路撒冷得以保留，商铺门脸上都画有“SCA ANNA”的字样，意思是这些商家属于圣安妮修道院。在阿卡，皇家海关如今有一部分存留了下来，后成为奥斯曼人的柱子客栈（Khan al- 'Umdan）。十字军对阿拔斯王朝与法蒂玛王朝遗留下来的港口进行了翻修，这些港口现存于西顿、提尔、恺撒里亚、阿苏夫与阿卡。人们还在与佩勒兰堡毗邻的乡镇中挖掘出一个13世纪的浴场。

各种文字与考古材料证明，在城市地区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房屋。原始类型的房屋大多临街而建，几个主要房间的大门都向着中央庭院敞开，院子里有一个贮水箱，用来接从房顶上流下来的雨水，这些情况都可以在保存于耶路撒冷的文字材料中得到证实，也可以通过在恺撒里亚的发掘中得到确认。第二种类型显然是建于11世纪，在12世纪，新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法兰克人对这些建筑进行了扩建，并将其沿用为住宅，它们类似于西方与地中海国家毗邻地区的房屋，底层面向街道的一侧一般都是商铺、货栈或凉廊（loggia），上面的几层用于居住。我们在耶路撒冷、阿卡、恺撒里亚与纳布卢斯都找到了这类房屋的实例。

虽然在多数情况下，城市在十字军到来之前就已经有完备的基础设施了，但新的建设工程还是在不断开展。阿卡建设了新的郊区蒙特米萨德（Montmusard），并在1212年建起了城墙。阿卡城的面积因此增加了一半。这个郊区与圣殿骑士团的佩勒兰堡相连，大概是当法兰克人被苏丹拜巴尔击溃后，才在13世纪20年代至1265年间被人建起。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法兰克人“新城镇”，虽然这些地方还处于原始的农业阶段，但居民中已经有法庭审判员与专业的手艺人存在，这说明这些城镇正处于发展过程中。屈拜巴、比拉与济卜（al-Zib）的法兰克人“新城镇”分别是古拜卜（Parva Mahumeria）、麦格纳·玛哈梅里亚（Magna Mahumeria）与因贝特城堡（Casal Imbert），这些定居点的房屋整齐划一，临街的房屋都背朝主街，房屋后面是一排排民宅。在外约旦的沙巴克城堡与加利利的米伊勒亚（Mi‘iliya），定居点被设置在皇家城堡圆形的城墙内。

经过考古发掘，学者发现在乡村地区也曾存在大量的世俗建筑。从功能的角度对它们进行划分，可发现以下几类：由领主或骑士团把持的城堡；小型城堡或有一定防御工事的庄园宅第，这样的建筑一般由小领主、骑士与战士控制；私人庄园或法庭建筑，主要由官员、管家或乡绅占据；普通的法兰克人与本土人居住的民宅。将这些类别同现存的建筑之间建立关联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很多建筑已经成为废墟，也没有任何记录可供参考。

虽然有部分民宅在考古过程中被挖掘出来，但我们几乎找不到现存的例子。在屈拜巴的法兰克人“新城镇”里，有些民宅具备一定的城市建筑特征，这些建筑更加稳固，底层是手工作坊，上面则是居住室。现存的建筑中还有几座厅式房屋（hall-houses），其中较完整的房屋现保存在基尔巴特布尔杰（Khirbat al-Burj）、基德纳（Kidna）与拜特伊塔卜（Bait 'Itab）。拜特伊塔卜的这座厅式房屋原本是一座独立的二层建筑，长29米，宽13.3米，门上有堞口，可发挥防御作用，墙内前有楼梯，可直通底楼的大厅。之后这座厅式房屋与一个庭院式建筑结合为一体，这个庭院式建筑原本包含四个房间，它们围着中间的庭院，建筑南侧有一个入口。通过外接的楼梯，如今从大厅可以直接到达庭院。在1161年，为了向穆斯林交付赎金，骑士约翰·戈斯曼（John Gothman）将拜特伊塔卜卖给了“圣墓”地区。似乎正是这个缘故，这座厅式建筑才成为其贵族权力的中心。

我们还能看到其他类似的庭院式建筑，其中有些可能是领主的权力核心地。在耶路撒冷西部阿卡贝拉（Aqua Bella）的乡镇地区有一座庭院式建筑。它似乎是一座基督教建筑，大概是一座医院，属于医院骑士团。因为在12世纪60年代这个乡镇归他们所有。另一座庭院式建筑建在耶路撒冷以北的拉姆（al-Ram），它是围绕着一个塔楼建成的，可能是“圣墓”地区的法院大楼，当地的住户有义务到这里缴纳租金。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某一类型的建筑并不能与某个功能画等号，尤其当存留下来的例子少之又少的时候。

城堡是领主权力的中心，这样的功能同样适用于厅式房屋与庭院式建筑，它们之间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各自的防御能力上。事实上，有些城堡是在从未设防御工事或建设了部分防御工事的建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泰伊巴（al-Taiyiba）的圣艾利斯修道院以及苏巴（Suba）的贝尔蒙特城堡，分别位于耶路撒冷的东北部与西部，它们原本都属于内庭院，均包含一座庭院式建筑，并配备一些小型的防御装置。这两座建筑，之后都在外边围上了多边形城郭，城墙外侧呈斜面状。

塔楼显然更具防御功能。在耶路撒冷，现存登记在册的塔楼建筑共有75座，有些相对孤立，有些外围建有围墙，还有些则发展成为设备健全的城堡，如在的黎波里、拉特伦（Latrun）、米拉贝尔（Mirabel/Majdal Yaba）与博福堡（Beaufort / Qal‘at al-Shaqif Arnun）的塔楼建筑。许多塔楼结构甚至为人们日常居住留有余地。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大型塔楼建筑中，如伯利恒的主教塔楼，拉姆与比拉的执事塔楼，以及伊比林（‘Ibillin）、基尔巴特·吉丁（Qal’at Jiddin）、卡坤（Qaqun）、迈代（Madd al-Dair）、红塔与乌姆泰伊巴（’Umm al-Taiyiba）的城堡建筑。就这些塔楼的构造而言，一般底层为居住区，居住区的下面是带有拱顶的地下室，上面是露天平台屋顶。事实上，它们不仅在布局上与厅式房屋非常类似，而且根据内部结构分析，这些塔楼的实用面积也非常可观。面积相对较小的塔楼——内部实用面积小于60平方米——所包含的建筑功能非常广泛，例如可作为避难所或瞭望塔。即便是位于杰巴阿（Jaba）的塔楼，虽然其实用面积相对较小，但也能在底层容纳一个采光良好的房间。这座塔楼后来被骑士弗朗克利厄的阿马尔利克（Amalric of Franclieu）卖给了锡安山的圣玛丽修道院。

其他的城堡在建设之初就是出于军事目的，而非出于居住的考量。我们能够找到的例子包括位于白丘（Blanchegarde / Tall al-Sa?）、伊卜纳、贝特·吉布林与加沙的几座城堡，这些城堡各自包含四座塔楼，它们在12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将阿斯卡隆包围起来，这些内容在提尔的威廉的文字中有所记载。1136年，贝特·吉布林由医院骑士团掌控，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该地的守备部队应当由一队骑士组成，他们居住在当地的社区之中，居住条件包括寝室、食堂、厨房、教堂，以及其他围绕着中央庭院所建立起来的修道院建筑。我们在医院骑士团在贝尔沃的城堡中也能看到类似的设计。这座城堡兴建于1168年，晚于贝特·吉布林的城堡建筑。在原有的四塔楼结构内部还包含了第五座塔楼，而它的入口不及一人高；城堡的外围都是功能性建筑，以及为守备部队中的平信徒所提供的居住区。然而，这类建筑并非独属于骑士团，白丘与伊卜纳的城堡主就属于在俗人士，而代尔巴拉（Darum / Dair al-Balah）与米伊勒亚在1160年以前也都有城堡建筑存在，它们均属于王室城堡。我们可以推测出这些建筑的组成，包括一个大厅、若干房间、教堂与厨房，这是一个领主或城堡主的起码配备。13世纪早期，条顿骑士团在加利利建造了蒙福特城堡与吉丁堡，这些建筑采用了典型的莱茵兰地区的城堡设计理念——主塔与住房相连，外部则被幕墙团团围住，这也说明骑士团在规划城堡的结构时，为了实现某些功能需求，也会借鉴世俗城堡的样式。

在12世纪与13世纪，东部拉丁的建筑防御工事在各个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具体发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入口的设计越来越巧妙，大门、吊闸门与城垛结合在一起，起到了很好的防御作用，像在贝尔沃、提尔、塞赫云（Sahyun）、塔尔图斯、耶路撒冷与恺撒里亚这样的地方，入口的通道会做曲折的设计，有的入口则不足一人高。其次，为防止进攻者接近城堡内的大本营，成行的箭孔高高低低地密布在幕墙的不同地方，墙顶端的堞口也能起到防御作用。最后，是最为重要的防御工事的外部设计，它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是能够有效地将敌人、攻城塔与投石的炮兵部队抵挡在外，并使之与主墙体保持安全距离。当法兰克人围困耶路撒冷（1099年）、阿卡（1103年）、提尔（1124年）与阿斯卡隆（1153年）的时候，他们已经见识过这种“同心圆”式的防御设计了。因此，虽然防御工事在西欧也有发展，但相较于东部拉丁，前者在时间上明显滞后。就城堡而言，防御工事的同心圆设计，在1187年以前就在贝尔沃与贝尔蒙特出现了，在代尔巴拉，则是在1192年以前。更加宏伟的同心圆设计最终出现在13世纪，其中包括医院骑士团的骑士堡与马尔加特堡，以及圣殿骑士团的佩勒兰堡与塔尔图斯城堡，其中后者从未被攻破过。

对于拉丁人占领时期的其他建筑形式，我们依然能在乡下找到相关遗迹，其中包括水力磨坊、拦河坝、贮水箱、桥梁、街道、马房、厨房，以及生产糖、盐、橄榄油、红酒、铁制品、玻璃制品与石灰的工业加工设施。

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1100或1102—1375年

从11世纪中叶开始，在拜占庭皇帝的保护下，越来越多流离失所的亚美尼亚人前往奇里乞亚定居。鲁本（Rubenid）男爵利奥（Leo）同拥护拜占庭帝国的敌手赫特兀米德（Het 'umids）联合，并在1199年1月加冕登基。虽然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只持续到1375年，但在文化上却一直非常多元。突厥人已经在拜占庭王国的部分地区定居，而自1097年起，奇里乞亚南部与东部沿海地区也被法兰克人占据。从12世纪90年代开始，威尼斯人、热那亚人以及骑士团也都在当地得到了承认。虽然国王海图姆一世（Hethum I）同蒙古人在13世纪40年代达成和解，但真正对亚美尼亚造成最大威胁的是埃及的马穆鲁克人，1375年王国正是亡于他们之手。

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经历了动**的历史，而它的文化又非常多样，这两个特点都能在建筑中体现出来。给这里的风景地貌留下最明显印记的建筑类型就是堡垒建筑。多亏了罗伯特·爱德华兹（Robert Edwards）的研究，让关于这些建筑的年代与文化分布的学说直到最近才站稳脚跟。亚美尼亚的堡垒建筑独树一帜的风格有以下几个特点：不规则的平面设计，一般都是依照具体地点的轮廓而定，堡垒内部有许多堡场（bailey）；建筑外角为圆形，塔楼也大多采取圆形或马掌形结构；墙基的形状是分叉的；堡垒内没有主塔楼；城垛上面带有圆形的城齿，并被互嵌的塔楼分为几个部分；没有沟渠；有曲折的入口设计，侧门设有牵拉杆与堞口；门楼要么有一个不及一人高的入口，要么安有两扇被拱道分开的门，拱道上有城垛；不论斜面门洞，还是平开窗，都是凿穿一整块石头制作而成，底部为马镫形基座，顶部为圆形洞沿；更偏爱尖形拱门和拱顶。与此同时，大部分城堡内还包含一个礼拜堂和一个贮水箱。

学界一度推测，奇里乞亚的城堡建筑大多建于利奥一世加冕之后，虽然如此，但现在的研究似乎倾向于认为有大量城堡建于更早的时期，即政敌赫特兀米德与鲁本家族在本土发展各自势力的时候。同时，还有许多城堡是各个历史阶段融合的结果。例如在阿纳瓦扎（Anavarza），参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人们就在原有城堡的基础上加盖了新的塔楼结构；最终能够体现亚美尼亚人建筑成果的部分是之后对城堡的整体改造，通过铭文，我们可以将他们的工程追溯到1187—1188年。科律克索（Korykos）的一座位于岛中的城堡原是12世纪早期的拜占庭建筑，之后在利奥一世与海图姆一世时期，经历过几次翻修。其他像巴格拉斯（Baghras）与锡利夫凯（Silifke）这样的城堡建筑，在本质上都属于法兰克人的劳动成果。

上面提到的城堡，大多是王室与贵族的居所，或是被当作守备部队的哨所使用。但就筑有防御工事的建筑形式而言，除了这些大型的城堡建筑外，还有许多其他类型，警戒哨所就属于其中一类。它包含一个小型围场，通常用于查看道路，还能通过烽火信号或信使的方式，使守备部队与邻近的居民中心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另一类是庄园式房屋（estate houses），它在功能上同厅式房屋与塔楼类似，一般属于地位较低的领主与拥有封地的封臣，多见于由法兰克人治理的巴勒斯坦与叙利亚地区，贝伦凯利斯克城堡（Belen Keslik Kalesi）便是一个例子。它是一座双层建筑，总占地长为18米，宽为8.5米，底层长边一侧的中央有一个入口，整个城堡都是通过堞口来开展防御工作的。筒状拱顶的地下室一角有楼梯，可以通往上面的居住区，斜开窗使居住区采光良好。在戈斯内（G?sne）以及两个均叫作锡纳普（Sinap）的地方——一个靠近兰普伦（Lampron），另一个靠近恰德尔（?andir），庄园式建筑都有圆形角楼或扣在墙角的支墩。

为了安全起见，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似乎大体上是以城堡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中很多建在陶鲁斯山脉上。在沿海或平原设立定居点的情况非常稀有，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虽然像在西斯（1266年毁于穆斯林之手）、塔尔苏斯（Tarsus）、阿达纳与米西西（Misis）是有教堂的，但城市定居点依然很罕见。事实上，塔尔苏斯的圣保罗大教堂是现在唯一存留下来的城市教堂建筑，这座教堂属于西方的建筑风格，大致建于12世纪最初10年，它有三个过道，都是筒状拱顶，并由柱廊支撑起来。

现存的亚美尼亚教堂大多建在城堡里面，其中最著名的便是1111年王公托罗斯一世（Toros I，约1100—1129年在位）为其祖先兴建的教堂，它坐落于阿纳瓦扎城堡南面的堡场上。不幸的是，这座教堂遭到严重损毁，但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在1905年用照相机将它记录了下来。它是用方石灌注碎石混凝土建造而成的，长方形设计，内有三个过道，都是筒状拱顶，教堂一端有一个半圆形壁龛，上面刻有铭文。拱廊分隔为三部分，都是由简单的长方形墙墩与模具浇灌而成的拱墩支撑起来的。教堂内部原来是由湿壁画作为装饰的。教堂的西门与南门都有门楣和刻有浮雕的门拱，这些都是从前建筑上古老的装饰构件。阳光从西面墙上的窗子透过，能够照亮所有的过道，山墙上也挖有天孔。装饰性的壁柱让突角也显得拔高了不少；檐口下面刻有铭文，上面记录着建造者的信息。在教堂修建的第二阶段，人们在建筑北侧后加了一个壁龛室。

在恰德尔，由“治安官”国王辛巴德（constable Smbat）发起兴建的教堂于1251年完工。这座建筑的整体设计同托罗斯一世兴建的教堂非常接近，但并没有得到妥善的保护。虽然教堂的拱顶早已倒塌，但学界推断大厅上方的拱顶可能是圆顶，而非筒状顶。半圆形壁龛同教堂的过道和正厅是分开的，从而形成了一个小房间，房间的上方是筒状拱顶，很像一间圣器室。教堂的南侧还有一个前廊，也可能是一个半圆形分堂。

塞浦路斯：1191—1571年

法兰克人统治塞浦路斯将近4个世纪，因此，相较于东部拉丁的其他地区，塞浦路斯在建筑方面的发展要显得更加广泛——从早期的哥特式建筑，如尼科西亚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再到法马古斯塔的普罗维德多尔宫（Palazzo del Provveditore， 1552年）极具文艺复兴风格的正面设计。在这两座城市中，尼科西亚是塞浦路斯的皇家行政中心与宗教中心，而东海岸的法马古斯塔则接替了阿卡的位置，从1291年起成了黎凡特最主要的西方贸易集散地。虽然在19世纪中叶为了建造塞得港，人们从这些建筑中盗取石料，但城墙还是将大部分建筑围拢并保护起来，使许多耶路撒冷以外的拉丁教堂建筑存留至今。

尼科西亚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之所以得以兴建，要归功于大主教蒙塔古的尤斯托吉（Eustorge of Montaigu， 1217—1249年在位）。即便有证据显示建筑工程在更早的时候便已开展，然而，直到1319年，教堂的正厅与前廊才由尤斯托吉的后继者乔瓦尼·德尔·孔特（Giovanni del Conte）完成，最终在1326年祝圣。该建筑属于13世纪的法国教堂风格，不同的地方在于拱顶并非木质结构，而是梯田式结构，这是依照黎凡特的传统建造的，此外，教堂西面的塔楼从未完工。这座教堂有一个正厅和带有五个隔间的过道，尽头是带有回廊的圆形唱诗席。正厅的墙墩是圆柱形的，回廊上方的拱形结构由四根经二次利用的古柱支撑起来。五个分堂与教堂相连，其中包括一个圣母礼拜堂（Lady chapel， 1270年，位于教堂南侧的耳堂）、一个圣尼古拉礼拜堂（位于教堂北面的耳堂）以及一个圣托马斯·阿奎那礼拜堂（也在南面），后者在15世纪被人绘有“圣医传奇”的字样。

法马古斯塔的圣尼古拉大教堂大致始建于1300年。根据教堂南门西侧的铭文记载，我们得知这项建筑工程在1311年重新启动，指导重启工作的是大主教鲍德温·兰伯特（Baldwin Lambert）。通过建筑本身自信且统一的法式哥特风格，我们似乎可以判断，该建筑的主体结构在14世纪上半叶便已完成。在教堂的西面，有三个带有三角墙篷顶的巨大入口、六扇圆顶侧高窗以及几座著名的钟楼，第一眼看到这些元素，很容易使人想起兰斯大教堂。事实上，两者之间的联系也许并非巧合，毕竟吕西尼昂家族的历代塞浦路斯国王也都被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对于大部分位于东方的拉丁建筑而言，西方的影响并不仅局限于一个源头，从1262年起，建筑内部的装饰细节与辐射式哥特建筑越来越相似，如特鲁瓦的圣乌尔巴因大教堂（St Urbain）。

西方的建筑风格在这两个主要城市占据主导地位，甚至东正教堂以及聂斯脱利派信徒与亚美尼亚人的教堂，情况也是如此；然而在乡村地区，拜占庭风格却更为流行。一些乡镇教堂会在原有建筑基础上，修建专供拉丁移民使用的礼拜堂，例如吉布莱特家族（Gibelets）位于基蒂（Kiti）的家庭礼拜堂，以及卡拉帕纳约蒂斯（Kalapanayiotis）的圣约翰兰帕迪提斯（St John Lampadistes）礼拜堂。在1421年建于皮尔加（Pyrga）的皇家宅邸的小型教堂里，不但在南门的铭文上刻有石匠“巴索日”（Basoges）的名字，还有许多壁画装饰在教堂的内部，其中就包括十字架苦像。在这幅壁画中，国王雅努斯（Janus）与他的妻子波旁的夏洛特（Charlotte of Bourbon）就跪在受难的耶稣面前。在其他建筑中，我们能够看到法国与拜占庭建筑风格的融合，例如位于莫尔富（Morphou）的希腊教堂，其圆顶就结合了哥特式的拱形结构与叶形的装饰。

在乡下，很少有修道院建筑能够存留下来，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贝拉派瑟修道院（Bellapais），这座位于凯里尼亚（Kyrenia）东部的修道院修建在悬崖石壁之上，俯瞰着北方的海岸。它原属于奥斯定会，由国王艾默里（Aimery， 1194—1205年在位）组织建造，由大主教尼科西亚的蒂耶里（Thierry of Nicosia， 1206—1211年在位）接管后，便遵循普雷蒙特雷修会的规矩进行修建。由于国王于格三世（1267—1284年在位）及其继位者的慷慨资助，这座修道院变得越来越富裕，且具有非凡的影响力。修道院的各个建筑都是围绕着一个长方形大厅进行设计布局的，在14世纪，人们又修建了一个带有肋式拱顶的回廊与这个大厅相连。位于南面的教堂可追溯到13世纪早期，这座教堂有一个正厅（分隔为两部分）、各处两侧的过道、带有耳堂的十字形通道（耳堂中刻有铭文），以及凸出的长方形祭坛。修道院的东侧是寝室，上面是修士的房间，下面则是带有筒状拱顶的地下室。修道院的北面是餐厅，西面是食品贮藏室与厨房。在修道院西侧，有几间可能是供皇家使用的客房，大概是国王于格四世（1324—1359年在位）为他自己修建的。

在拉丁人的统治下，甘蔗曾是塞浦路斯西南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医院骑士团的科洛西城堡（castle of Kolossi）由首领雅克·德·米利（Jacques de Milly）于1454年兴建，这座城堡坐落在一片产糖的土地中央，紧挨着一家制糖工场。在库克利亚（Kouklia，旧时的帕福斯），学者在皇家宅邸附近挖掘出两家精炼工场，其中有碾碎甘蔗用的水磨坊、用于煮沸糖浆的窑炉遗迹以及用于糖分结晶的陶制模具。还有一家工场可追溯到16世纪中叶，它属于威尼斯的科纳罗（Cornaro）家族，现位于埃皮斯科皮（Episkopi）。

在拉丁塞浦路斯，除了那些属于骑士团的城堡外，其他所有的城堡建筑都是由皇家直接控制的。在凯里尼亚，吕西尼昂家族就住在一座拜占庭式的城堡建筑中，这座城堡是一座边长约80米的正方形建筑，似乎带有圆柱形的城角塔，在南面可能有外墙或外堡，由分水角形的塔楼守卫着。在13世纪，吕西尼昂家族重建了东面和北面朝海的城墙，并在朝向陆地的西侧与南侧加盖了新的外墙，外墙上有堞道，堞道上有箭孔。这座城堡原来大概是有城角塔的，但如今只有一个“D”字形的塔楼存留下来，它位于城堡的东北角。城堡的西侧是皇家宅邸，它们控制着入口处，这里还有一座小型礼拜堂。最后一段拉丁统治时期是1544—1560年，在这段时期，威尼斯人将这座城堡改造为火炮台——他们重新修建了西墙，填满了双层墙之间的空隙，并在城堡的西北角与东南角加盖了圆形的堡垒，在西南角加盖了一座角堡。

那些13—14世纪位于凯里尼亚的皇家城堡，在拜占庭时期也都被当作防御性堡垒使用，如圣伊拉里翁城堡（St Hilarion）、坎塔拉城堡（Kantara）与布法文托城堡（Buffavento）。这些城堡的设计都是不规则的形状，许多堡场都与天然的地形条件相适应。更加规范的城堡建筑是詹姆斯一世（James I）的西古里城堡（Sigouri， 1391年），这座城堡为长方形，带有常规的城角塔，四周被沟渠围绕。当然，类似的例子还有尼科西亚的拉卡瓦城堡（La Cava）。

1372年，彼得二世（Peter II）为尼科西亚组织建造了圆形的城墙，城墙上有圆形的塔楼，八扇城门，城墙外环绕着沟渠。当时的威尼斯工程师认为城墙设计得太长，不能有效地起到防御作用，因此，这项防御工事连同城墙外部的建筑被一并拆毁，取而代之的是一道更小的圆形城墙，只将城市的中心区域囊括在内。这项工程是在朱利奥·萨沃尼昂（Giulio Savorgnano）的指导下完成的，城墙上有3道门和11座角堡，每座角堡上都带有圆形的城角，内部能容纳200人与4架火炮。1570年9月9日，当土耳其人攻陷尼科西亚的时候，城墙外包括沟渠在内的修建工作依然没有完成。尽管如此，尼科西亚的城墙始终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在意大利以外的最佳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