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运动所造成的后果之一，便是使威尼斯在克里特岛以及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双子港口城市——科伦与莫顿获得了主权地位。与此同时，威尼斯还鼓励几个贵族家庭成员获取了爱琴海上的许多岛屿的控制权。这一政策的主要受益人是萨奴迪家族（Sanudi），该家族从13世纪早期开始，便以“纳克索斯公爵”或“半岛公爵”的身份，统治着基克拉泽斯群岛与斯波拉泽斯群岛。1383年，这些岛屿换由克里斯皮家族（Crispi）掌控。爱琴海上的其他一些岛屿多由威尼斯人独占，并视自己为纳克索斯公爵的附庸。理论上，萨奴迪家族当属亚加亚大公的封臣，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依赖于威尼斯；但从实际角度来看，为确保这些岛屿由自己人把持，从而与君士坦丁堡维持良好的沟通，威尼斯人对萨奴迪家族的态度始终非常谨慎。虽然萨奴迪家族成员一直采取相对积极的统治政策，但也不能保证其所领岛屿免受海盗侵袭，尤其一些小型岛屿常常会受到土耳其奴隶贩子的骚扰，导致人口锐减。岛屿的统治者们往往需要诱使其他地方的定居者来到此地，以弥补本土的损失。这些岛屿因变成海盗的避风港而臭名远扬，其政治与军事局势也不够稳定，进而使当地领主间长久的宿怨进一步恶化。到了15世纪20年代，纳克索斯公爵依然要向奥斯曼帝国纳贡，即便他们掌控公国的历史已经很长了。在爱琴海地区，最后一位公爵直至1566年才被废黜，而一些更小岛屿的残存的基督教领主一直坚持到1617年。这一年，几个小型岛屿最终落入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其中最具重要性的当数锡夫诺斯岛（Siphinos）。威尼斯则统治特纳斯岛（Tenos）与基西拉岛（Kythera）直至18世纪。

在13世纪早期，威尼斯人利用之前拜占庭帝国的领土所具备的优势，在通往君士坦丁堡与黑海的航道沿途设立了中转站，不论前往爱琴海地区还是黎凡特，位于希腊西南角、被誉为“共和国双眼”的科伦与莫顿，均是极为实用的停靠港口。距离君士坦丁堡更近的内格罗蓬特岛（或称优卑亚岛），已经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成了威尼斯领土的一部分，它们由三个伦巴第家族掌控，这些人手中的土地属于威尼斯人的封地。一位威尼斯“巴伊洛”（bailo）负责治理内格罗蓬特这个重要港口城市，而威尼斯是逐步开展对该岛其余地区的直接管控的，这一过程大致到14世纪80年代才完成。在1470年内格罗蓬特落入土耳其人手中之前，它始终是克里特岛与君士坦丁堡两地之间最重要的威尼斯领地。其他由威尼斯人掌控的通往君士坦丁堡的一系列港口城市，已经基本形成一个链条，而在这个链条上有两处断裂。一处位于亚得里亚海南端，自1204年起，威尼斯人便开始垂涎科孚岛，然而他们的愿望在当时并没有实现，至1386年，威尼斯人最终获得该岛，并在1797年共和国覆灭前，始终拥有该岛的控制权。链条上的另一个断裂之处，就位于通往君士坦丁堡的路途之上，威尼斯人想要得到的是特内多斯岛（Tenedos），该岛恰好位于与达达尼尔海峡入海口相对的位置。而作为威尼斯人的对手，热那亚人也有自己的打算，双方各怀野心，导致战争爆发。这场纷争从1376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381年，虽然热那亚人曾出人意料地封锁过威尼斯，但谁赢谁输终无定论，特内多斯岛上的希腊居民被驱逐出境，该岛从而成了无人之岛。

在特内多斯岛战役之后，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势力不断增强，而希腊南部的拉丁公国却处于弱势，当时那不勒斯的统治者们只要宣称自己是这些公国的领主便都能如愿，因此，这为威尼斯的领土扩张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与借口。除了科孚岛，威尼斯还在亚得里亚海的南部入海口，即今天的阿尔巴尼亚及周围地区，获得了其他几处立足点。朝更加往南的方向，威尼斯人则在1407年于科林斯海湾占据了勒班陀〔也称“纳夫帕克托斯”（Nafpaktos）〕，此后又在1417年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西海岸控制了纳瓦里诺（Navarino）。在爱琴海海岸，威尼斯人在1388年购置了阿尔戈斯与纳夫普利亚（Návplion），而在1462年，又将莫奈姆瓦夏（Monemvasia）纳入旗下。正如我们所见，仅仅几年，圣马可教堂的旗帜已经在雅典和塞萨罗尼卡（Thessalonica， 1423—1430年）的上空飘扬。但所有这些地方都一时之间屈服于奥斯曼帝国的强大压力，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陷落，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岛屿、港口城市以及堡垒都相继失去了重心。虽然如此，这却并不代表这些地方从此便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威尼斯的政治与商业利益同时在发生转向，从“罗马尼亚”逐渐转向其位于意大利北部的领土，致使该地在15世纪得以急剧扩张。威尼斯并不能遏制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为了保证商业活动的正常进行，威尼斯采取的是绥靖政策。而当这些方法并不奏效的时候，战争便随即爆发。在1463—1479年、1499—1503年以及1537—1540年的三场战争中，威尼斯分别失去了内格罗蓬特，莫顿、科伦与纳瓦里诺，莫奈姆瓦夏、纳夫普利亚以及包括埃伊纳岛（Aegina）在内的一些岛屿；而在1570—1573年的战役中，威尼斯更失去了对塞浦路斯的控制权。

塞浦路斯与克里特岛是威尼斯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最重要的两块宝地。威尼斯人统辖塞浦路斯不足一个世纪，在此期间，塞浦路斯的政治局势相对和平，经济发展非常繁荣。而克里特岛是威尼斯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获得的，被其统辖了将近5个世纪之久。在这里，威尼斯人克服了接管之时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之后，便遇到了一系列由克里特岛本土的土地所有者所组织的叛乱活动，其中最严重的一次爆发于13世纪80年代，由亚列克西斯·卡莱尔吉斯（Alexis Kallergis）领导，持续时间长达16年；最终，威尼斯人不得不同意本土克里特岛人保留自己的财产与习俗，甚至还要在东正教会的等级制度问题上做出相应的妥协。1363年，克里特岛的威尼斯定居者们也对本国政府发动起义，引发这次暴乱的导火索来自岛内的威尼斯执政者对定居者们的过分要求。这场叛乱延续至1367年，遭到了当局极度残暴的镇压。这次事件发生之后，当地民众大体变得驯服起来。希腊人与拉丁人之间的文化交流效果显著，岛内的经济也逐步繁荣起来。然而，这样繁荣的景象却因土耳其人的入侵（尤其是发生于1538年、1562年以及1567年的突袭行动）而被拦腰斩断。为了建造防御工事，威尼斯人花费了大量财力，特别是伊拉克利翁与干地亚（Candia）的城堡与城墙，以及雷西姆农（Rethymnon）巨大的堡垒。然而，军事战略家却慢慢意识到，若想抵御土耳其人对克里特岛的进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动用海上军队拦截敌军。直到1645年，这场打击才算落下帷幕。土耳其人利用基督徒优柔寡断的特点，赢得了主动权。到了1648年，土耳其人已在除伊拉克利翁以外的整个克里特岛上自由来去。伊拉克利翁围城战又将战局拉长了21年，干地亚战役甚至被全欧洲视为一场史诗般的战斗。在此期间，威尼斯人赢得了几场主要海战的胜利，而当他们在1669年放弃伊拉克利翁的时候，却成功地挽回了克里特岛在苏达湾（Suda）、斯皮纳龙格（Spinalonga）以及格拉布萨（Grabusa）的海上基地，这些地方在1715年之前都由威尼斯人统辖。同样在1669年，威尼斯人还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回了特纳斯岛、基西拉岛和克罗地亚的一些区域。

伊拉克利翁的沦陷，并没有终结威尼斯人对“罗马尼亚”地区事务的干预。1684年，在教皇英诺森十一世（Innocent XI）的支持下，包括威尼斯、奥地利与波兰在内的神圣同盟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威尼斯人率先占领了希腊南部地区，这场雅典围城战之所以被后人铭记，是因为它致使帕特农神庙遭到严重破坏。1699年的《卡尔洛维茨和约》确立了威尼斯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合法性主权，但1715年奥斯曼帝国却重新征服该地，而没有受到和约国的反对。1718年，《帕萨罗维茨和约》最终导致了敌对状态的发生，威尼斯人依然占据着伊奥尼亚群岛（Ionian islands）以及附近大陆上的堡垒，其中包括布特林特（Butrinto）、帕尔加岛（Parga）、普雷韦扎以及沃尼察（Vonitza）。

在中世纪晚期，多样性与碎片化趋势是东部拉丁局势最明显的两个特征。初看我们就会发现西方的许多前哨基地都贴在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地带，而这种贴附状态很不稳定。其中，法国与意大利的土地所有者控制着希腊的农民，不论在哪儿，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水手与商人都会因贸易问题起争执。但若更近距离观察，一种更加复杂的关系结构便展现在我们面前。东征的原始目标指向的是伊斯兰世界，但那些如今由拉丁人统治的土地却都是从信仰基督教的希腊人手中夺来的。在13世纪，拜占庭帝国在收复领土的运动中赢得过几次胜利，然而，除了伯罗奔尼撒半岛（来自摩里亚半岛的专制君主[2]在1430年消灭了亚加亚公国）以外，拜占庭帝国对拉丁领土的威胁大约在1300年便烟消云散了。在14世纪，当罗德岛、开俄斯以及莱斯博斯岛从拜占庭帝国流失并逐步落入西方人手中的时候，拉丁人以牺牲拜占庭人的利益为代价，为自己赚取了暴利。威尼斯与热那亚则在拜占庭各王朝间的冲突中获利，甚至还会火上浇油，因此，拜占庭帝国的势力自14世纪30年代便开始慢慢变弱。14世纪50年代，威尼斯积极地为皇帝约翰六世·坎塔库尊提供支持，而热那亚则为他的对手约翰五世·巴列奥略（John V Palaeologus）撑腰。此后到70年代，威尼斯依赖约翰五世，指望这位统治者能够将其垂涎已久的特内多斯岛赠予他们；与此同时，热那亚为约翰的儿子安德罗尼库斯（Andronicus）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可以先发制人，获得该岛的控制权。在14世纪以及15世纪早期，意大利人有深入支配君士坦丁堡经济生活的能力，并通过剥削拜占庭帝国的剩余价值来养肥自己的胃口。热那亚人在佩拉的殖民统治越来越兴盛，而君士坦丁堡却在慢慢衰落下去。自1343年起，拜占庭皇帝皇冠上的珠宝都被拿到威尼斯进行抵押，没有一颗被赎回。

皇帝虽然偶尔会从西方的十字军运动中获益，然而，在面对奥斯曼帝国的入侵时，立足于爱琴海的拉丁人不能也不会为他们提供任何帮助，甚至是罗德岛的医院骑士团，实际上也无心扭转帝国的命运。无论如何，在面对土耳其人的时候，希腊人与拉丁人的态度都显得十分矛盾。14世纪40年代拜占庭帝国正处于内战期间，约翰六世·坎塔库尊与奥斯曼首领奥尔汗联手，前者在1346年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后者。之后，在1352年，与坎塔库尊势不两立的热那亚人，却也同奥尔汗缔结了正式的联盟关系。这几年的政治局势的确令人感到困惑不已，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奥斯曼帝国首次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了欧洲的领土之上。1387年，摩里亚半岛的专制君主利用土耳其军队来对付亚加亚公国；在1388年，由于协助土耳其人攻打威尼斯人的领土，科林斯领主聂里奥·阿奇艾尤奥利遭到了威尼斯人的鞭笞；而在1394—1395年，土耳其人又与亚加亚统治者圣苏佩拉诺的彼得协力向这位暴君发起战争。各方势力的分分合合如同万花筒一般千变万化，而在这一阶段，不论希腊人还是拉丁人都表现出愿意同土耳其人并肩作战的意愿，以讨伐那些同样信仰基督教的人。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做，一方面是出于对土耳其人的恐惧，如果拒绝土耳其人的援助请求，他们不确定接下来迎接他们的命运将是什么；另一方面，这些人也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企图借用奥斯曼帝国的势力来挫败那些与自己信仰相同的人。因此，在1399年，安东尼奥·阿奇艾尤奥利便与土耳其人一同威胁要攻占雅典，雅典从前属于安东尼奥的父亲，之后被威尼斯人占领。在“罗马尼亚”的基督教统治者之中，只有威尼斯人与医院骑士团会尽量避免同土耳其人联盟，相比之下，从14世纪中期到15世纪中期的近100年间，热那亚人则通过与土耳其人合作而获得了不少利益。事实上，热那亚人甚至常常被卷入土耳其王朝的纷争中，而这些纷争对奥斯曼帝国苏丹造成了一次次打击。例如，在1421年穆拉德二世与他的兄弟穆斯塔法（Mustafa）之间的争端中，热那亚人便为前者提供船只与军队支持。奥斯曼人与热那亚人的联盟终结于1450年，当时土耳其人无端地攻打了莱斯博斯岛。在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陷落后不久的几年内，热那亚人在爱琴海与黑海地区的领土，除开俄斯以外，均被土耳其人占领。

相对而言，塞浦路斯的政治局势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是附近唯一的一个基督教王国，而塞浦路斯国王与这里的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却并不融洽。双方的纠葛始于14世纪的第一个10年。提尔的阿马尔利克在1306年篡夺了塞浦路斯王位，并与亚美尼亚国王的妹妹成婚，他们的后裔与吕西尼昂王朝统治阶层的关系相对疏离，但在亚美尼亚王国却始终保持着统治地位。在1342—1344年以及14世纪70年代，即王国的命运行将走到尽头的时候，阿马尔利克的后裔再次坐上了亚美尼亚的王位。塞浦路斯国王与亚美尼亚同辈之间的敌对状态很可能因法马古斯塔与阿亚斯这两个港口城市的商业竞争而进一步恶化，这也一定会导致派往奇里乞亚的军事援助会比其他地方少许多。另外，塞浦路斯的统治者们从不认为他们有必要同穆斯林结成联盟，以抵抗其他基督徒，但15世纪40年代，其宗主国——埃及的苏丹坚持让塞浦路斯人的舰队承担运载供给的任务，为他们突袭罗德岛的行动提供支持。事实上，确实有些基督教势力曾一度认真考虑过与穆斯林联手来对抗塞浦路斯。1383年，热那亚人试图将自己的候选人詹姆斯一世推向塞浦路斯王位的宝座，当他们的计划遇到阻碍时，有人建议他们应当从附近埃米尔的管辖地卡拉马尼亚（Karamania）借来土耳其的军队帮助实现这个愿望；事实最终证明这样的做法并没有多大必要，对于塞浦路斯人而言，是否有土耳其人的参与并没有多大区别。

我们常常倾向于认为，中世纪晚期生活在东部拉丁的人们会自然而然地看重基督徒之间的团结，并将其置于其他利益之上，同时拒绝与穆斯林邻邦建立友爱互助的关系，但从上文的讨论中能够看出，这样的假设显然是错误的。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与土耳其人的斗争几乎构成了整个东部拉丁地区的历史，而处于敌对关系的基督教势力为了抵抗土耳其人的进攻，有形成军事联盟的能力，且在个别情况下也的确这么做过。但这样的合作很容易刺激土耳其人再次扩展领土，反而使基督徒的利益遭到更大的损失。另外，有人会认为，基督教内部势力间的冲突会使穆斯林的军事行动变得更加容易，这样的看法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基督教势力的内讧的确十分常见，其中包括爱琴海地区小型岛屿领主间的宿怨，包括一些海盗行为以及欧洲基督教大国之间纷争的影响。14世纪上半叶，法国人与阿拉贡人之间的斗争就为东部拉丁蒙上了一层阴影：自13世纪80年代起，阿拉贡王朝与安茹王朝（后者属于法国王室的一个军事分支）之间矛盾的焦点，主要体现在争夺意大利南部地区的控制权。亚加亚是安茹王朝的属国；雅典则由加泰罗尼亚佣兵团统治，该地长期依赖阿拉贡王室的财政资助。双方不可能存在和解或合作，因此，下面提到的这个例子，看上去也就不足为奇了：觊觎雅典王位的法国人布里埃纳的沃尔特，在14世纪30年代向安茹人求助，从而取代了加泰罗尼亚政体。自13世纪70年代起，安茹人与塞浦路斯的吕西尼昂家族因耶路撒冷的王位问题而争论不休；在14世纪早期，法国国王试图率先组织一次十字军运动，以赢回“圣地”，但正如我们所见，法国人发起的十字军运动在塞浦路斯当地却没有多大的吸引力：吕西尼昂家族深知，他们不会成为耶路撒冷国王，而若是这次十字军行动失败了，塞浦路斯倒很有可能会首当其冲受到穆斯林的报复。在14世纪的第一个10年，塞浦路斯国王亨利二世，因无后裔继承人，所以打算将王国移交给阿拉贡王室。如果没有这次十字军运动，且若是阿拉贡王国没有得到亨利的馈赠，局势可能会是另一番面貌。安茹家族也另有其他打算，例如推翻君士坦丁堡的希腊政体，或是复辟拉丁帝国。毫无疑问，正是由于这种摇摆不定且越发不现实的方案，在14世纪的前25年里，阻碍了教皇为拜占庭人提供援助的尝试。然而，到了14世纪中期，安茹家族在意大利的势力逐渐减弱，而法国也忙着同英格兰作战，无暇顾及其他事务。与此同时，阿拉贡王室发现，他们并不能有效地参与到东部拉丁的局势之中：热那亚人与威尼斯人的支配地位是如此强大，以至于阿拉贡人逐渐发觉，他们的商人只能跟在前两者的屁股后面转，而随着加泰罗尼亚佣兵团在雅典的统治的覆灭，阿拉贡王国的影响力也进一步萎缩。

在爱琴海以及毗邻的地中海区域，海上交流往往要比陆上沟通更加重要，海军在当地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像医院骑士团团长或是塞浦路斯国王这样的首脑都拥有自己的船队，用以在海上开展巡逻活动，并抑制海盗活动的发生。然而，最大的海上势力都掌握在热那亚人与威尼斯人手中。此时的商船同样可以起到战舰的作用，它们统领着欧洲与地中海东部之间的贸易，这也意味着，这些商船同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它们可以利用海军的力量来保障贸易的顺利进行，而通过海上贸易的建立，海军可以扩充战舰的配置。就威尼斯的情况而言，政府全方位地管理航运事业，为了在通往君士坦丁堡与东方的贸易航道上建立停靠港口，威尼斯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政策，涉及港口建立的方方面面。热那亚则不存在此类中央管控机制，在寻求贸易中心的时候，其做法也没有那么强势，不是非要占为己有才肯罢休。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海上势力为争夺贸易市场与商业利益而变得势均力敌，双方均会动用各自的军事力量为商人保驾护航，从而使利益最大化，并尽量减少可能遇到的阻碍。

至于这样的模式如何在实践中运作，热那亚人同塞浦路斯之间的关系为此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自13世纪早期开始，热那亚人便在该岛享有各种商务特权。然而到了1300年，双方的关系却没那么融洽了。这一局面的出现主要归结于两方面原因：一是从热那亚人的角度出发，塞浦路斯人对他们的对手，也就是威尼斯人表现出太多的同情心；二是由于塞浦路斯人也在试图限制热那亚人所享有的商业特权，并强化教皇在马穆鲁克港口城市所推行的贸易禁运政策。热那亚人显然不能接受自己的商业活动被限制，不论对贸易地点的选择，还是从事交易的时机，他们当然希望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这些因素，同时还要将运营的成本降到最低。在14世纪的头10年，双方的关系急剧恶化，以致热那亚人采取报复性行为，向塞浦路斯发起多次突袭。塞浦路斯的统治者当然希望能够通过贸易渠道为自己的金库积累尽可能多的财富，但他们也并不打算为了吸引外商而牺牲自己的政治主权；事实上，塞浦路斯若是想要维持岛内的商业繁荣，也离不开热那亚商人。因此，尽管与分歧丛生的历史洪流相悖，但双方的贸易行为始终没有停止过，虽然规模比以往要小得多。1364年，法马古斯塔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大量热那亚公民在此次事件中遭到屠杀。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彼得一世答应了热那亚人所有的赔偿要求，这位国王当时正在筹备发起一次十字军运动，对热那亚人之所以如此爽快，也是因为担心他们会干扰十字军的筹备工作。然而，在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之后，塞浦路斯政府在1372年拒绝了热那亚人的赔偿要求，战争由此爆发。1373年，热那亚舰队攻打了法马古斯塔，并对该岛造成了严重破坏。他们此后依然占据着法马古斯塔，并以该岛作为基地，强迫吕西尼昂家族向这里进贡，不过这种尝试并不总是那么成功。可以明显看出，这场灾祸完全是塞浦路斯人咎由自取、引火上身的结果，即便从事实的角度出发，先行动武的一方是热那亚人，他们为了维系和扩张自己的商业利益，动用了海上势力，并在这一过程中大肆破坏了基督教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前哨基地。

贸易活动能够为人们带来大量的经济收益，因此威尼斯与热那亚常常会因为利益问题而发生纷争。在13世纪50年代至1381年，双方共发生了四次主要战争。在这四次战争中，1256年圣萨巴斯战争的爆发是因阿卡的财产争议，而其他三次战争（分别发生于1294—1299年、1350—1355年，以及1376—1381年）则都是因双方在“罗马尼亚”的敌对状态而起。虽然大多军事行动发生在西方，但交战的理由却是君士坦丁堡与黑海地区的贸易争端。军事上的胜利并不必然导致商业上的霸权，也就是说，战事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曾因赢得一次战役而足以阻断另一方的贸易活动。由于热那亚在特内多斯岛战役中战败，而这次失败又是在热那亚入侵塞浦路斯之后没多久发生的，因此这段时期的政治局势开始变得不再明朗，自此之后，热那亚人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利益就逐渐减少了。在15世纪，威尼斯在同埃及与叙利亚的贸易往来中始终占据着最大的份额，因此他们首当其冲，要承担起奥斯曼帝国在爱琴海地区的海上军事活动所造成的影响，相较而言，热那亚就没有建立海上霸权的志向。克里特岛与塞浦路斯（自15世纪70年代开始）已经成为威尼斯人的两块宝地，热那亚人的开俄斯显然无法与其相提并论。

从人口的角度来看，在拉丁人所占据的东方领土中，西欧人不曾在任何一地的人口构成中占据大多数。在乡村地区，居民大部分是希腊人；而在港口城市，人口的构成更是一个大杂烩。例如，法马古斯塔拥有一大群讲阿拉伯语的叙利亚人，同希腊人、法兰克人、意大利人、犹太人以及亚美尼亚人混居在一起。许多人的家中有奴隶，甚至在一些相对贫穷的家庭中。通过现存的史料我们得知，这些奴隶可能是斯拉夫人、亚洲人或非洲黑人。有些人只在当地短期居住一段时间，他们一般都是商人或水手；而在长期居民当中，很多人自称是威尼斯人或热那亚人，即便他们从未去过这两类人的原生城市。来自15世纪早期的历史资料显示，人们在相互沟通时，会使用一种通用语，这种语言从当地各种语言中兼收并蓄了许多单词与短语，并将它们放在一起混用。大部分生活在东方的欧洲人会用某种意大利方言交流。在塞浦路斯、亚加亚以及雅典，本土的封建领主一开始都是法国人，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逐渐被意大利人与加泰罗尼亚人取代。就雅典的情况而言，这种转变因加泰罗尼亚佣兵团在1311年的到来而突然降临。在亚加亚，这一转变发生于14世纪，在此期间，法国贵族逐渐被意大利人取代。在塞浦路斯，14世纪晚期，一位前往该岛的西方旅人对于国王满口“流利的法语”感到惊奇不已，确实，这里的人口结构方面的变化是一个颇为缓慢的过程，直到海梅二世的继位者统治时期，以及塞浦路斯的内战时期（1460—1464年），意大利人与西班牙人的名字才在贵族阶层中占据大多数。

在统治东部拉丁的早期阶段，西方的征服者们与当地居民基本没有过多接触。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双方之间出现了通婚，关系也变得越来越亲近，彼此之间的藩篱被逐渐冲破了，不同文化元素的融合现象也在不断地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宗教成为决定性因素。西方政体要么引入拉丁的主教与神职人员，并试图减少希腊神职人员的数量，要么将他们放置在相对次要的位置。其中自然会牵涉财政资助的转移，进而更多地偏向拉丁人这一边，而希腊主教的职位则会受到很大影响。希腊的神职人员不得不对其拉丁上级以及教皇的管辖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因此，希腊神职人员的下列反应都不足为奇：有的提出了异议，有的则默默承受，还有的甚至向罗马教廷发起诉讼。面对这样的情况，拉丁统治者们深知需谨慎处理。若是给予这些神职人员过多的独立性，那他们将来一定会成为某种隐患——在表达各种不满时，会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而手腕如果过于强硬，很有可能会引起群体性暴力事件。在14世纪以前，塞浦路斯的每位拉丁主教都会配有一个希腊人作为副主教，他要承担起管理希腊神职人员与教区教堂的义务。刚刚从西欧来到塞浦路斯的神职人员，可能会强迫希腊人履行拉丁宗教仪式，这很有可能会导致社会动**。为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塞浦路斯统治者在14世纪至少有两次对此进行正面干预。而在实际操作层面，希腊人与拉丁人之间的妥协方式也在逐步发展。这样的做法虽然与神学家的思想或传教士的抱负格格不入，但似乎满足了大众的需求。在14世纪，由于拉丁高级神职人员旷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双方的紧张局势也因此得到缓解。不管是政治危机或黑死病的肆虐，还是1378年的大裂教，这些因素均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削弱了拉丁教堂在东部的建立，这一衰落的过程在整个15世纪依然持续着。

通过对以上历史背景的了解，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拉丁人会参与到希腊式的宗教仪式当中，而这招致了当时许多人的批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拉丁神父的缺席；另一方面则常常是出于人们的偏好：通婚以及这两种语言在社会中的盛行，想必对人们的宗教态度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我们偶尔也能找到相反的例子，即希腊人或生活在东方的其他基督徒会转而参与拉丁人的宗教仪式。15世纪塞浦路斯的奥德斯家族（Audeth）为传统宗教情感的衰落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奥德斯家族原本是叙利亚的雅各派信徒，但在15世纪50年代，有一位家族成员成了尼科西亚大教堂的持戒修士，并随后担任塔尔图斯的拉丁主教，虽然这一职位只是名义上的。在大约同一时期，家族的另一位成员在其遗嘱中将大量财产捐献给雅各派、科普特人、马龙派、希腊人以及亚美尼亚人的教堂，当然还包括尼科西亚的拉丁大教堂。我们很难说清这样的转变在当时有多么常见，也很难对引发这一现象的因素做出令人满意的分析。宗教门派的融合反映在当时的艺术与建筑形式上。例如，现存的圣像显然出自希腊艺术家之手，但上面却题有拉丁语铭文，而一些带有希腊语铭文的作品，却是受拉丁赞助人的委托完成的；塞浦路斯国王成立了一个由拉丁人组成的行政部门，专门负责处理与希腊圣人——伊拉里翁（Hilarion）——的节日有关的事宜；在法马古斯塔，希腊大教堂在14世纪经历了翻修，而该教堂完全遵循了意大利哥特式的建筑风格；在其他地区，出现了西方与东正教传统相融合的建筑形式。有些教堂建筑违反了传统的规划，为拉丁与希腊教士分设了不同的讲坛。而正是在克里特岛，这类艺术传统的杂交现象，在绘画中得到了最明显的展现，这一流派最著名的画家当数埃尔·格列柯（El Greco）。在16世纪与17世纪，克里特岛人将大量通俗文学引入希腊，这些作品大多以意大利的原型故事作为创作基础。西方的旅行家往往会用怀疑的眼光审视这些定居在东方的拉丁人，不论从衣着还是从谈吐来看，这些人都同他们的希腊邻居没什么两样。这样的变化足以说明，双方的融合已经非常深入，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各自保持独立的状态，彼此之间毫无交流。

在塞浦路斯，国王常常会任用信仰东正教的希腊人，例如让他们在中央财政部门任职。等到了15世纪60年代，这些希腊人已经能够按照需求，自如地切换法语、意大利语或希腊语。在14世纪与15世纪，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似乎在政府的从业人员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些人主要由几个信仰东正教的家族组成，他们构成了政府的行政部门。14世纪早期的塞浦路斯史学家利昂提奥斯·玛奇拉斯（Leontios Makhairas）便是这些家族的成员之一，他的编年史著作深受当时的希腊俗语影响。通过这一珍贵史料，我们得以一窥西方的外来词汇被本土知识阶层吸纳的程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阶级成员的宗教态度：一方面，他们对于自己所信仰的东正教感到骄傲，具有强烈的保护欲，这种情感也许源自久远的帝国时代；另一方面，他们对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东正教徒感到诧异，但却忠于吕西尼昂家族的统治者，并对他们充满崇敬之情。

在很大程度上，东部拉丁的统治者们很乐于让臣民按照原有的习惯继续生活。在克里特岛以及希腊南部地区，有一个希腊地主阶层在统治者强行接管当地之后，依然被保留了下来。等到了1300年，经过一系列的游说，他们被统治阶级承认，并由此成为社会阶层体系中的一部分。乡村社群大体保留了被征服前的组织形式，最主要的不同便是收缴税款的统治者与地主，由原来的希腊人变成了如今的拉丁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假设，拉丁政体在对待农民阶层的时候要比从前的统治者更加严酷，事实上，“外国居民”（Paroikoi），以及没有自由权利的农奴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除了农业财富，大部分统治者希望能够从商业贸易的收益中分一杯羹。威尼斯会指派官员管理海外的领土，对于这些官员而言，其首要任务是为威尼斯商人提供便利。事实上，拓展威尼斯人的商业利益是许多海外领土之所以存在的主要理由，而所有的统治者都可以通过征收贸易通行费等方式，从繁荣的商业活动中获得收益。

在某些情况下，统治者或地主会投资工农事业。一个绝佳的例子便是在克里特岛与塞浦路斯崛起的糖类生产。由于甘蔗的种植与培育需要大量的水分供给，因此，制糖工业便会涉及土地使用方式的转变，即从之前惯常的混合作物栽培，改为耕种单一的经济作物。考古学家在塞浦路斯的库克利亚（Kouklia）与埃皮斯科皮挖掘出来的糖场，可以看出当年需要花费大量的建造成本，而运营也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因此，场主需要拥有大量的资本，还要雇用许多奴隶在工场里干活儿。只有非常富有的个人或团体才有从事炼糖业的能力，其中就包括活动于库克利亚的国王、科洛西的医院骑士团以及埃皮斯科皮的科纳罗家族，这也可以想见。工场生产出来的产品几乎全部向西欧出口，而就医院骑士团与科纳罗家族的情况而言，获得的收益也会被输向国外——将在塞浦路斯赚的金钱，部分送往罗德岛或威尼斯，从而扩充某个贵族家庭的资产。这是一个将农业与工业合二为一的例子，它自然会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即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拉丁政体距离盛行于后世的殖民事业还有多远，而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殖民活动事业。塞浦路斯的糖业生产在某些方面预兆了加勒比海（Caribbean）种植园的出现，但其形式尚不完整。

在东部拉丁的各个地方，其统治精英均是外国人，他们是当地社会中的闯入者，其语言、社会组织形式以及宗教都与当地不甚相同。这种现象非常平常：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们都是以入侵的手段成为当地的政治精英的，至少在欧洲情况如此；而埃及的马穆鲁克统治者们，在各个方面都与本土的居民存在很大差异，并与他们保持着一定距离。相对而言，拉丁政体就截然不同了。威尼斯会指派本地的官员治理其在海外的领土，这些官员的工作均有固定的任期，而其行为也要符合共和国的要求。而塞浦路斯的国王们则不对任何人负责，他们依据个人的利益对王国进行治理。因此，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威尼斯的领地，不论是港口城市还是岛屿，都可被称为殖民地，而由吕西尼昂家族统治的塞浦路斯却不是。相较于威尼斯人的治理模式，热那亚人在自己的领土上享有更多的自主权；而由安茹人或阿拉贡人统治的亚加亚或雅典，则在这两个极端中间游走。

然而，若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东部拉丁是否属于殖民主义呢？威尼斯与热那亚都要依靠各自的海外领土来保证食物与原材料的供应：红酒、橄榄油、干果、白矾、糖以及棉花，其中白矾来自热那亚人治下的福西亚，而棉花则产自克里特岛与塞浦路斯。威尼斯人对往返于威尼斯本土与东方市场之间的商人和船主具有极大的依赖性，他们会竭尽全力确保贸易的有序进行；相对而言，热那亚人就显得随意很多，运载货物的热那亚商船没有那么强烈的责任感，它们不一定非要在本国的港口城市卸货。因此，虽然东部拉丁的确向欧洲运送了许多原始产品，但在双方的经济关系中，只有威尼斯的情况能够被称作“殖民主义”。除此之外，东部拉丁的产品也被销往地中海世界的其他港口城市。越是珍贵的商品，如来自底比斯的丝绸、产自开俄斯的乳香树脂以及糖类产品，越要在贸易中投入更多资金，而其发展程度永远不可能企及单一作物的贸易量，后者的经济模式则是以加那利群岛、加勒比海地区以及后来的美国南部为典型代表。因此，东方没有哪个地方敢于只经营一种产品，因为若是该产品的市场垮了，当地将面临巨大的灾难。有人会认为，本土的经济完全是为了满足遥远的统治阶层的需求而存在的，这样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对于意大利的海上共和国而言，其大量财富都来自奢侈品的长途贸易。而从东部拉丁的角度出发，过境贸易也在其收益中占据了很大的份额。君士坦丁堡、法马古斯塔、阿亚斯以及黑海的港口城市，都因海上贸易而逐渐繁荣起来。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东方转运口岸的香料贸易之所以如此繁荣，在很大程度上都应归功于西方商人。不过这些商人虽然在商业领域起着重大的作用，并不能为他们在当地的政治建设提供支配性力量。

在乡村地区，地主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支配土地与农民，并从中获得利益。许多地主居住在当地，甚至那些生活在由威尼斯人统治的克里特岛的地主也是如此。其他地主则不住在乡下，这也就意味着土地的收益将要从当地的经济收入中剔除。因此，例如在塞浦路斯的埃皮斯科皮，糖类种植园与加工场属于科纳罗家族，它们所产生的财富则会离开该岛，养肥了这个生活于威尼斯的家族。显然，科纳罗家族的投资模式预示了后世殖民企业的出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从前的土地所有者没什么两样，后者即拜占庭帝国时代，通过榨取属于帝国各省份的农业利益，来为统治者阶层以及君士坦丁堡的皇室家族提供资金。

在本书前几章中，学者们已经指出，在中世纪中期，巴勒斯坦与叙利亚地区是受到宗教殖民的支配的。本土人并没有失去自己的土地，因此，将中世纪晚期统治东部拉丁的西方社会贴上“殖民社会”的标签，其实是相当笼统的。不论统治者、定居者还是商人，他们首要考虑的都是赚足够多的钱，以维持起码的生计。就某些方面而言，他们的确扮演了种植园主以及殖民地管理者的角色。然而，我们若是将眼光只局限在这几点上，势必会扭曲中世纪晚期的现实情况。相较于以往，此时西方人的统治并没有什么不同，拉丁人并不打算改变社会的现状，而本土的居民相较于之前也没有发生太多变化。12世纪十字军的理想主义情怀虽然已经不再那么明显，但除了获取利益与保护财产外，不论遏制伊斯兰势力，还是守卫基督教世界，拉丁人的热情都依然旺盛，毫不逊色于从前。塞浦路斯的统治者、罗德岛的医院骑士团，以及同土耳其人交战了几个世纪的威尼斯人都认为，当他们在面对穆斯林的进攻的时候，需要履行某种宗教义务；如果我们将这些人的动机，同自我保护与维持生计这类单调的需求混为一谈，那么他们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身处这样处境的人。

[1]西西里人反对安茹统治的暴动，并于1302年迎请伊比利亚半岛阿拉贡国王前来统治。——编者注

[2]指拜占庭帝国的皇室成员托马斯·巴列奥略。——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