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勒特雷尔

中世纪晚期：骑士团国家与国家骑士团

拉丁教会的骑士团成员，其地位自12世纪成立之初起至14世纪早期，没有发生太多变化，即便基督教会法规始终在不断演进，出台了许多新的条例，而其他的骑士团也经历了合法化过程。拉丁骑士团的兄弟们似乎不再受到宗教热情的动员，或是受到收复耶路撒冷所带来的愿景的影响，但他们依然会在加入骑士团的时候宣誓遵守朴素、贞洁与谦顺的誓言。人们也都认为，他们的言行会严格遵循骑士团的章程。每个骑士团都有自己的规矩，而这些要求都要经过教皇的同意。教皇有能力干涉骑士团的各项事务，甚至可以出手将其解散，正如克雷芒五世在1312年对圣殿骑士团的镇压，如今看来该事件颇具戏剧性。除了普鲁士与利沃尼亚以外，骑士团成员似乎很少遭遇异教徒敌人，他们更倾向于在当地的社会环境中寻求某种相对安全且平凡的存在方式。另外，在一个大型的宗教社群之中，他们若想过一种统一的宗教生活，也变得越发不可能了。虽然不同骑士团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总体而言，骑士团都会接收骑士、军士、神父与修女，而他们也都会将讨伐异教徒的事业放在首位。这些骑士团成员虽然并不会死板地做出十字军宣誓，但会自然参与到针对异教徒的十字军运动中。到了1312年，骑士团所从事的永久“圣战”以及由教皇发起的十字军运动之间的区分变得越来越明显。在前者当中，除某些特殊情况外，骑士团成员并不必要与同样信仰基督教的战士们针锋相对；而就后者而言，其目标则更多地指向了拉丁人以及其他基督徒，针对异教徒的情况反而相对较少。

发生在圣殿骑士团的事件，在人们心里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虽然如此，但骑士团所受到的直接冲击却很小，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骑士团的征兵人数因此而下降。骑士团的社会功能受到了普遍批评，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有的提议将各个骑士团合并为一，而有的甚至想要将其领土全部充公。1310年，在教皇的授意下，一场针对条顿骑士团的大规模调查展开了，这是为了回应人们抱怨该骑士团在利沃尼亚的种种行径。此前的1309年，条顿骑士团将其大本营从威尼斯迁至位于普鲁士的马林堡（Marienburg），而再之前的1306年，医院骑士团发起了征服罗德岛的军事行动。这种如同海盗一般的侵略行为，大概直到1309年才宣告结束，它发生在圣殿骑士团被剿灭（1307年）之前，因其持续时间过长，使得医院骑士团免于遭受同样的打击。这次军事行动虽然主要针对的是希腊基督徒中的裂教派分子，但却给了医院骑士团各种合理的存在理由，即履行讨伐异教徒的功能，另外，也让该骑士团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而这样的独立性此前在塞浦路斯是不曾享有的。医院骑士团随后所享有的声望被其狡猾的团长维拉雷的富尔克（Foulques of Villaret）利用。这位骑士团团长被请到西方，并与教皇联合发起了一场十字军运动。在富尔克的率领下，这支军队于1310年驱船驶离意大利，并在此后于小亚细亚大陆战胜了当地的土耳其人。在1312年以后，医院骑士团被整个西方所利用，为了确保圣殿骑士团遗留下来的大片领土不受到外敌的侵害，教皇将这些土地转让给了医院骑士团，而后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土地被一一吞并。另外，医院骑士团还面临着巨大的财务危机，这主要是由两方面引起的：一是罗德岛战役消耗巨大；二是维拉雷的富尔克的奢华本性，这不仅导致1317年他被罢免，还在随后造成了极具破坏性的内部纷争。伊比利亚的君主们很不情愿接受圣殿骑士团与医院骑士团结合的事实，这种结合不仅体现在财富方面，也展现在军事实力方面。他们始终认为，正是为了收复半岛（而非地中海地区），才牺牲了圣殿骑士团的利益。在卡斯蒂利亚，圣殿骑士团的财产被贵族们篡夺；而在巴伦西亚与葡萄牙，则诞生了新的国家骑士团。

教皇克雷芒五世没能挽救圣殿骑士团，但他的确没有让圣殿骑士团大部分的财产受到世俗统治者的侵害，由此守住了一条基本原则，即世俗势力不得插手宗教骑士团的事务。虽然骑士团所获得的收益往往与教皇的干预背道而驰，但在1312—1378年，阿维尼翁的教皇常常激励、鞭笞，有时甚至会恐吓这些骑士团。对于骑士团的兄弟而言，起到了上诉法庭的作用，他们平息骑士团的内部纷争，还时不时地为保护成员们的利益与特权而干预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事务。许多小型骑士团，如英国的圣托马斯修会（在塞浦路斯有一个小型基地），已经在14世纪放弃了所有形式的军事主张。在欧洲东北部地区，教皇试图在条顿骑士团与其他骑士团之间寻求某种利益的平衡，前者由于相隔的距离太过遥远，而很难予以有效的管控，后者则始终在尝试劝说信仰异教的立陶宛人、利沃尼亚人皈依基督教。骑士团成员常常会回避教皇的指令，尤其当他们同方济各会修士、里加大主教、波兰国王以及其他世俗统治者们发生争执的时候。1319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John XXII）通过选择埃利昂·德·维尔纳夫（Hélion de Villeneuve）作为医院骑士团团长，从而解决了骑士团内部因宪法而引起的争端。罗德岛逐渐发展成为一座抵抗土耳其人进攻的堡垒，进而在人们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阿维尼翁的几任教皇都急于推行改革政策。阿维尼翁的教皇们扩大了教廷在干预基督教事务时所起的作用，并试图在骑士团的人员委任方面施加一定的影响，尤其在意大利，他们指派许多医院骑士团的成员出任教区神父。然而，在处理与医院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相关的事务时，教皇还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只有格列高利十一世（Gregory XI），在1377年将一位长期受其提携的后进埃雷迪亚的胡安·费尔南德斯（Juan Fernández de Heredia）设立为罗德岛的骑士团团长，而这位教皇之前已经对医院骑士团的资产进行了全方位调查。对于所有的骑士团而言（除了条顿骑士团以外），局势在这之后变得越来越严峻，不论建立防御工事，还是人员选任，教皇的干预都越发频繁。他们有时还会通过教化法令，或是以偏袒另一方——如为自己的亲信提供资助——的方式，来疏离骑士团。

在西班牙，穆斯林的疆界已经在1312年被压缩至最南端，针对摩尔人的运动已很少发生了。骑士团虽然还在持续拓展海外领土，但西班牙君主却急于控制，甚至收复早年授予这些骑士团的土地及包括管辖权在内的其他种种特权。阿拉贡国王为圣殿骑士团与医院骑士团在巴伦西亚的领土提供保障，并成立了新的蒙特萨骑士团，驱使他们在穆尔西亚（Murcia）前线抵抗穆斯林的进攻。而在1317年，阿拉贡的医院骑士团首领在对当地实行管理之前，私下同意臣服于国王的统治。国王有能力防止人员与资金流向罗德岛，因此，在骑士团的人员选择上，国王掌握了一些可控制的因素，进而使他可以调用医院骑士团的部分收益与人力资源为己所用。这种做法所产生的后果在发生于1347—1348年的叛乱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当时所有的骑士团都站在国王这一边。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1356年后的卡斯蒂利亚战争中。之后王室试图在加泰罗尼亚海岸建立一个小型的骑士团，即阿尔法玛的圣乔治修会，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1378年，该骑士团团长及其妹妹在阿尔法玛被非洲海盗俘获，至1400年，这个骑士团与蒙特萨骑士团合并。两年后，国王马丁（Martí）提议，阿拉贡的所有骑士团，其中也包括医院骑士团，都要将管辖权交给王室控制；另外，他们还要参与海战，以抵抗非洲异教徒的进攻。1451年，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考虑发展蒙特萨骑士团，该骑士团在马耳他岛不具备任何军事功能。

卡斯蒂利亚的圣地亚哥骑士团、阿尔坎塔拉骑士团以及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在定居点内始终从事着原始活动，即守卫安达卢西亚的大片地产，以防摩尔人的入侵，即使战争前线已经从这些地方移至南方。到了15世纪，这些骑士团重新居住到了那些被穆斯林农民抛弃的村庄中，而此类新型基地在其他地方也能见到，如14世纪由医院骑士团管辖的朗格多克。这几个卡斯蒂利亚的骑士团还具有其他功能，例如，阿尔坎塔拉骑士团便在埃斯特雷马杜拉（Extremadura）守卫着葡萄牙前线。阿方索十一世希望利用圣殿骑士团原来在卡斯蒂利亚的领土基础上成立一个新的骑士团，但1331年教皇拒绝了这一迟来的请求。1340年，所有的西班牙骑士团都参与到了萨拉多河战役之中，基督徒获得了巨大胜利，进而导致1344年占领阿尔赫西拉斯的运动。从这些事实来看，教皇的决定似乎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在不久之后，由于卡斯蒂利亚发生了旷日持久的内战，所有骑士团都无一幸免地被牵扯进各种家族阴谋以及政治纷争之中，因此，收复格拉纳达这块多山飞地的军事行动陷入了僵局。正如蒙特萨骑士团的情况，这些卡斯蒂利亚的骑士团只在个别时候才会被用于同异教徒作战。1361年，三位卡斯蒂利亚的骑士团团长以及当时的医院骑士团团长，同皇家军队一同作战，在一场讨伐摩尔人的战役中获得胜利。然而好景不长，他们随后便在瓜迪斯（Guadix）城外遭到打击，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团长在这次溃败中被敌人俘获，成为阶下囚。

在卡斯蒂利亚，骑士团所面对的前线局势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在1350—1460年的110年中，官方的正式停战期有25年，其间只出现过几次小型的冲突。大约在1389年，卡拉特拉瓦骑士团与阿尔坎塔拉骑士团的两位团长率队向格拉纳达发起突袭，攻陷了城郊地区，并向穆斯林国王提出了战争挑战。1394年，阿尔坎塔拉骑士团团长巴布达的马丁·亚涅斯（Martín Yá?ez de la Barbuda）被“圣战”的热情冲昏了头脑，违反停战协定，发起了一场鲁莽的突袭行动，最后战死沙场。国王之前曾试图阻止亚涅斯的行动，最终不得不向摩尔人道歉。摄政王费尔南多（Fernando）在卡斯蒂利亚复兴了收复失地运动，他在骑士团的协助下，于1410年攻占了安特克拉（Antequera）。这些骑士团之后继续在城堡中驻守，同时也在前线征战，而在这些战役中，骑士团团长常常指挥皇家军队，他们的职位等同于皇家军队的首领，而在他们所带领的军队中却没有一个是骑士团成员。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在1455—1457年共参与了六次边境突袭行动，而骑士团团长则在1462年攻占了阿尔奇多纳（Archidona）。在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役中，我们都能看到各个骑士团兄弟的身影，而这种情况最终在1492年征服格拉纳达的运动中宣告结束。圣地亚哥骑士团与卡拉特拉瓦骑士团的两位团长均在1482年死于洛哈（Loja），而蒙特萨骑士团团长则在1488年于伯撒（Beza）遭到杀害。另外，骑士团还要提供资金、食物以及军事支援。在1491年于格拉纳达集结的10,000匹战马中，有962匹来自圣地亚哥骑士团（该团另外还提供了1915名步兵）， 266匹来自阿尔坎塔拉骑士团，62匹来自医院骑士团；卡拉特拉瓦骑士团的分遣队是否前去支援，虽没有历史记载，但它在1489年也曾向王室提供过400匹战马。

这几个卡斯蒂利亚的骑士团形成了一个以国家为背景的团体。它由权贵阶层领导，并在针对摩尔人的十字军运动中为皇家效力，这些骑士团甚至在各种民族战争与内战中也发挥着作用。其领导者之所以这么做，与宗教方面的考量没有半点关系，他们的军队以及各种军事资源通常都会融入王室的部队之中，并依据国王的倡议来从事军事活动。卡斯蒂利亚的三个主要骑士团，以及医院骑士团，都是通过大量的羊群等在游牧业中获得巨额利润的（医院骑士团在这方面所获得的利益相对次要）。随着医院骑士团成为阿拉贡地区最大的土地所有者，阿尔坎塔拉骑士团也占据了埃斯特雷马杜拉将近半数的土地，而圣地亚哥骑士团则控制了新卡斯蒂利亚（Castilla la Nueva）的大部分地区。虽然骑士团的许多成员具备很高的战斗热情以及高超的作战能力，但这些财富还是能为部分来自相对次要的贵族阶层、对“圣战”兴趣不大的成员提供支持与帮助。骑士团在王国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它们的势力在不断扩大，且享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性。虽然如此，它们却绝不可能像在罗德岛或普鲁士那样，建立起具有自治权的骑士团国家。相反，它们所获得的财富与影响力被王室牢牢掌控。在骑士团进行选举的时候，国王可以干预，并游说教皇在骑士团内安插某些职位，或是为那些未到团长选举年龄或非嫡系出身的候选人提供豁免权。有的时候，君主会拒绝接受选举出来的骑士团团长，并强迫他人将其罢免，甚至会密谋将其杀害。虽然遭到了骑士团一次又一次的抵抗与诉讼，国王以及王室的贵族成员们却始终都能确保骑士团团长是由他们所偏爱的人担当，尤其是他们的子嗣，不论他们是不是合法的继承人。如1409年，安特克拉的费尔南多动用了各种手段，使他的儿子们成为阿尔坎塔拉骑士团与圣地亚哥骑士团团长，从而保证了两个骑士团在格拉纳达战役中的财政支持。有些骑士团成员试图对这一制度进行严肃的改革，然而效果并不明显。教皇并不会对这种做法予以鼓励，因为逃避其权威的现象会由此出现。已婚的统治者并不能担任团长的职位，但教皇却可以给予他们管理权，如1456年，教皇卡列克斯特三世（Calixtus III）便提名恩里克四世（Enrique IV）为圣地亚哥骑士团与卡拉特拉瓦骑士团的管理者。骑士团团长深陷政治泥沼之中，妨碍了骑士团履行其本来的职责。他们或被卷入王室的阴谋、教会的分裂中，或被卷入种种自相残杀的暴力事件中。相比较之下，医院骑士团与条顿骑士团就避免了上述问题，因为他们将骑士团国家中大部分本土的贵族阶层人士排斥在了骑士团之外。

在葡萄牙，已经不存在讨伐异教徒的战争了。圣地亚哥骑士团的葡萄牙分支变得越来越具有独立性，它会自行选举团长；而阿维什骑士团同基督骑士团一样，属于国家骑士团，后者以圣殿骑士团的遗产为基础，于1319年成立。葡萄牙的骑士团以及医院骑士团，在1340年参与了在萨拉多河开展的讨伐摩尔人的军事活动。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些骑士团已经基本上被国家政策收编，他们都服从王室的管理。同卡斯蒂利亚的情况大致相同，国王可以强行安排王室贵族或其他人员出任骑士团团长的职位。到1375年，葡萄牙的医院骑士团已经有9年没有向罗德岛上缴贡金了。国王佩德罗一世（Pedro I）有一个私生子，由基督骑士团团长抚养长大，并在此后成为阿维什骑士团团长；在1375年，他作为摄政王，在面对卡斯蒂利亚人的进攻时，带领军队与其作战。这位佩德罗一世的私生子在此后登基成为若昂一世（JoCo I）。当葡萄牙人收复失地的运动蔓延至海外的时候，骑士团也基本上恢复了其开展“圣战”的职责。基督骑士团与医院骑士团团长于1415年攻占了摩洛哥的休达。大约在1418年，教皇马丁五世任命大公亨利[1]（Henrique）为基督骑士团的管理者，而亨利利用骑士团的人力与物资财富支援对于自己十分重要的探索之旅。1443年，教皇将基督骑士团未来在摩洛哥、大西洋群岛（Atlantic isles）以及其他海外地区所能征服的所有土地的所有权，全部授予该骑士团，基督骑士团由此先后在大西洋群岛、非洲海岸以及亚洲收获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与宗教特权。1457年，亨利将在几内亚所获得收益的二十分之一授予了基督骑士团。该骑士团在海外的巨额财富通过其在托马尔（Tomar）所建造的数量庞大且宏伟的修道院建筑便可窥豹一斑。以下几种情况在葡萄牙持续存在，几乎没有任何改善：一是王室对于几个骑士团的干预；二是这些骑士团本身与世俗政治之间的纠缠；三是骑士团内部的意见分歧；最后是王室成员频繁出任骑士团中的重要职位，从而对骑士团及其收益进行管控。虽然如此，这些骑士团却很少参与由教皇为抵抗摩洛哥异教徒而发起的十字军运动。葡萄牙三个骑士团的分遣队参与到1437年攻打丹吉尔的军事行动之中，但这次战争以失败告终；而葡萄牙的医院骑士团曾在1471年攻打了阿尔吉拉（Arzila）。1456年，教皇提议为这三个骑士团以及葡萄牙的医院骑士团建立军事前哨站，并试图在休达部署三分之一的骑士团成员，这一提议遭到了这些骑士团的全体否决。而在1467年，教廷甚至同意葡萄牙的骑士团不参与进攻性战争，这一决议在葡萄牙本土遭到了严重抗议。

波罗的海地区的普鲁士与利沃尼亚因无休止的领土竞争而长期处于隔绝的状态，而两地的德意志人所面对的问题与上面提到的非常不同，这些纷争基本发生在内陆地区。相较于13世纪的情况，这一局势虽没有那么严重——尤其是对于那些更加和平的普鲁士西部港口城市而言，但它依然是持续不断的、冷酷的，充满血腥。条顿骑士团在地中海地区依然保有自己的领土，在法兰克尼亚、图林根、莱茵河沿岸地区以及其他德意志地区，拥有广阔的骑士团领地与招募基地，此外，在西西里与阿普利亚也有很多领土。虽然骑士团非常依赖德意志地区所提供的人力资源，但它并不像伊比利亚半岛的骑士团那样，受到任何王国的限制。普鲁士与利沃尼亚地处拜占庭帝国的统辖范围之外，但却以一种模棱两可且有争议的方式受到皇帝与教皇的保护。至于骑士团所要履行的义务，人们之间的分歧也很大：波罗的海地区的骑士团成员主张将总部向北迁移，从而卸下它在普鲁士与东方的双重负担，将注意力集中于讨伐立陶宛人的军事行动上，而另有一些人则希望骑士团继续将耶路撒冷作为其事业的重心。最终，在1309年，骑士团团长（称“大首领”）齐格弗里德·冯·福伊希特旺根（Siegfried von Feuchtwangen）在未征得其成员同意的情况下，将总部从威尼斯转移到了普鲁士。1317年，齐格弗里德的继位者卡尔·冯·特里尔（Karl von Trier）被逐出普鲁士。同年，医院骑士团总部将其罢免。下一任团长沃纳·冯·奥尔森（Werner von Orseln）在1324年经选举在普鲁士上任。此后，历任团长都在马林堡一座壮观的宫殿中管理着骑士团的各类事务。这座华而不实的建筑位于河边，内含砖质住宅、座堂会议厅以及小礼拜堂。

1310年，条顿骑士团在利沃尼亚屠杀了大量基督徒，残忍地破坏了当地的教堂，袭击了里加大主教，并与异教徒勾结，从而阻止他们皈依基督教，甚至还迫使许多已经皈依基督教的信徒叛教。条顿骑士团由此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指控，骑士团处于危险之中，很有可能就此解散。另一方面，这项指控又逐渐涉及与立陶宛人纠缠不清的外交政策，后者狡猾地伪装成皈依基督教的样子。这不仅使条顿骑士团颜面扫地，还令其丧失了信誉。虽然遭遇到波兰人的武力对抗，但条顿骑士团依然取得了不少进展，其领土也在不断扩张。1308年骑士团占领了但泽以及波美拉尼亚东部地区，1346年从丹麦人手中购买了利沃尼亚北部的爱沙尼亚。虽然如此，立陶宛异教徒的势力始终都非常顽强，在同骑士团交战时，其抵抗能力也十分强大；另外，骑士团也有获取战利品的需求，以及迫使立陶宛人皈依的义务。从这两方面来看，战争的频仍已成为必然的结果。在团长翁里希·冯·科尼普罗德（Winrich von Kniprode， 1352—1382年在位）的领导下，立陶宛人遭到了极为沉重的打击。这一功绩也是在西方贵族的协助下达成的，他们之所以会出手相助，是因为被骑士团的战斗声望吸引，后来任法国军事总管的布西考的约翰（John of Boucicaut）于青年时期就曾在普鲁士服役过三次，尚未登基成为英国国王的亨利四世（Henry IV）也曾去过那里两次。在普鲁士，平均每年会发生两次军事运动，而在利沃尼亚，则平均每年发生一次。这些战争致使大量人员伤亡，并对当地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骑士团兄弟们所遭受到的损失，其形式与规模是在罗德岛或西班牙不曾遇见过的。矛盾的是，德意志人的胜利恰巧归功于他们的衰落：1386年，实力强大的立陶宛人与波兰人形成联盟关系，1389年，立陶宛人正式皈依基督教，这些因素逐渐削弱了条顿骑士团开展“圣战”的正当性。通过持续开展战争的方式，骑士团试图强调其动机不仅是政治的，同时也是宗教的，前者是从德意志人的角度出发，而后者则属于基督徒的立场。这导致条顿骑士团的敌人们下定决心要夺回土地。1410年，包括波兰人在内的许多联军同立陶宛人一起，在坦嫩贝格大败条顿骑士团。

在其殖民化过程中，条顿骑士团不仅给当地带来了大量德意志定居者，还让很多本土异教徒成功皈依基督教。相较于卡斯蒂利亚的几个骑士团（主要活动于安达卢西亚）所做的努力，条顿骑士团的影响显然更为广泛。不论高效的管理，还是统一的官僚体制，条顿骑士团都堪称树立了典型，并建立了一个最为有效的骑士团国家。普鲁士当时的人口大约有35万人，骑士团并不寻求位于德意志的骑士团分支提供资助，但新兵征募却主要仰赖从德意志其他地区前来的骑士团兄弟。普鲁士的骑士团领地也并不像医院骑士团那样，会定期将得到的收益上缴，而骑士团的德意志分支也不向普鲁士一方提供任何资金支持。在普鲁士本土，骑士团的收益主要来自商业贸易、地租、战利品，以及骑士团成员所上缴的税款。到15世纪，骑士团开始向民众征收税款。这些不同名目的收入会被作为专款分配下去，这种情况同蒙特萨骑士团与卡斯蒂利亚的骑士团相同。有些骑士还要上缴入团费，这些钱会被送往骑士团的德意志分支。那些在德意志未能应征入伍的人，要携带武器、3匹马以及60弗罗林（?orins）前往普鲁士或利沃尼亚，才可以入团。那些前往普鲁士的人，大多来自法兰克尼亚，而他们当中很少有回来的。神父与骑士团成员大多是从定居在普鲁士的德意志人中选拔出来的。

在马林堡总部，大概有100名骑士团兄弟，而在各个骑士团领地则有数百人；个别骑士团分支不足10人，其他的则有80人之多，有的甚至更多。骑士团官员的人数比例变得越来越小，其印章所起到的作用也无法与医院骑士团的相比。虽然如此，其高级官员具有广泛的管理经验，可以像医院骑士团的寡头政体那样，对其团长形成制约作用。骑士团团长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必须与高级官员和指挥官进行商议；他可能遭到威胁或罢免，曾有一位团长就遭到了谋杀。有些高级官员就居住在马林堡，他们可以控制那里的金库，其他的官员也都有自己的领地与宅第，如哥尼斯堡的军事总管。骑士团成员中，人数最多的是骑士阶层，他们大多由从事军事活动的贵族构成。然而，这样的人员构成会使骑士团与定居在这里的德意志臣民越来越疏离，后者只能以神父或普通士兵的身份加入骑士团，且政府中也没有他们的代表。条顿骑士团虽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军部队，但陆军装备却非常精良。大约在1380年以后，他们的火炮与堡垒的建设都是一流的。然而在1410年以后，骑士团也需要斥巨资聘请雇佣兵，这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财政压力。

在更加往北的利沃尼亚，条顿骑士团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开展“圣战”。骑士团在这里发展出一种半独立式的政体，它符合独立的骑士团国家的特征，拥有自己的组织形式与方针政策。骑士团在利沃尼亚拥有自己独立的团长，他是由普鲁士的骑士团“大首领”从利沃尼亚的两位候选人中推举出来的。1438年以后，利沃尼亚的骑士团成员已经有权自行决定团长人选了。利沃尼亚并没有像普鲁士那样形成一个中央集权制的骑士团国家，这是因为有三位主教控制着这里广袤的土地，而在爱沙尼亚，骑士阶层又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世俗政府的角色。利沃尼亚的骑士团成员大多来自德意志北方以及莱茵兰地区，有些神父与普通士兵则是从利沃尼亚本土征召而来的。这里的服役条件要比普鲁士更加恶劣，在林区循环的突袭行动、对当地的大肆破坏、间或出现的停战期，以及复杂的联盟关系中，人员损耗非常严重。骑士团对利沃尼亚当地的剥削更加显著，在人口占少数的德意志定居者与本土百姓之间，通婚的现象非常罕见。由于利沃尼亚的骑士团成员并未参与到1410年发生于坦嫩贝格的灾难性事件之中，因此他们所受到的影响不大。他们的义务相对明确且极具进攻性，即自始至终扮演着反对异教徒的角色，并与俄国裂教派分子作战。然而在普鲁士，骑士团内部的纷争却非常严重，争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人们对财富的掌控上。1471年，利沃尼亚骑士团成员罢免了团长约翰·乌尔瑟斯（Johann Wolthuss）。这位团长受到各种腐败行径的指控，其中大概涉及两点：一是在所有人反对的情况下，筹备讨伐俄国人的战争；二是试图吞并大量骑士团领土，以及这些领土所附带的财富。与俄国人的战争还在继续，1501年，俄国人大肆破坏了利沃尼亚的东部地区，但次年他们被骑士团团长沃尔特·冯·普利登堡（Wolter von Plettenberg）率领的军队击败。为稳定利沃尼亚的局势，沃尔特做出了艰苦的努力。

在遥远的罗德岛，医院骑士团具备两项功能：一是为拉丁船运维护治安，并提供相应的保护；二是同外敌作战。他们的敌人一开始是小亚细亚半岛沿海地带的土耳其埃米尔，后来则变成在北部迅速扩张的奥斯曼帝国。条顿骑士团与伊比利亚半岛的几个骑士团都属于国家骑士团，而医院骑士团则当之无愧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单单在一个王国内部与其开展斗争是不可能彻底消灭它的。医院骑士团的活动目标不会像条顿骑士团那样如此集中，其军事行动的持续性不强，激烈程度也没有那么大，但这并不代表它的军事实力就更弱。骑士团岛国的模式使这个骑士团存活了几个世纪，骑士团团长虽然在罗德岛享有大量的权力，但不仅宪法能够制约团长，其权威在骑士团内部也受到有效的限制。这股力量包括由国际骑士团的高级官员构成的寡头政体、临时组建的地方官员，以及各种法令的限制，例如对团长印章使用的监管。医院骑士团还会为说不同语言的分团提供各自的住宿，虽然不同地区的骑士团兄弟之间常常发生摩擦与冲突，但这些安排对缓解紧张的局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虽然罗德岛的面积相对较小且岛内资源有限，但却可以用石头搭造防御工事，并利用最少的人力资源进行防御抵抗。军事冲突持续的时间都不算长，而骑士团会在必要的时候雇用军舰与雇佣军。罗德岛上的医院骑士团人数大概有250～450人。与普鲁士的情况不同的是，罗德岛所需要的并不是人力的支持，而是更多的资金援助，用以进口必要的食物供给。其部分资金来自港口城市与岛内经济的发展；其余的则来自西方修道院的资助，但条件是骑士团要保证开展“圣战”。这个骑士团岛国不论是建立海上作战传统，还是发展本土经济，甚或是安排政府管理，都是以支持其防御措施为前提而展开的。海港能够吸引来船只、朝圣者、海盗、商贸活动，以及税收；而岛内的人口也在稳步增长，他们不仅可以保证食物供给，还可以构成预备部队。岛内盛产用于造船的木材，而这里的居民不但会建造塔楼与城堡，还会作为战舰桨手参与服役。按照之前商议好的条件，罗德岛最终选择屈服，1522年时岛上大约有20,000个希腊人，他们受到了合理的保护，而作为合并教派的信徒，他们承认罗马教皇的统治，但依然实行希腊的礼拜仪式。整体而言，岛上的居民都感到他们受到了合理的待遇，并准备摆出合作的姿态。

在将大本营从塞浦路斯迁至罗德岛之后，医院骑士团就放弃了从前以征服耶路撒冷为目的的十字军运动，即便它偶尔会为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的基督徒提供援助，并始终维持着盛产糖产品的塞浦路斯骑士团领土。1306年之后，医院骑士团的功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一是有效遏制了土耳其人（来自门特瑟）的海上突袭；二是将土耳其人的领土挤压至北部的艾丁，以及骑士团的海上基地士麦那。为了抵抗艾丁的乌穆尔的进攻，医院骑士团在1334年加入了拉丁人的海上联盟，其时，骑士团的财政状况已经恢复了元气，然而，1335—1336年的十字军提议却被教皇本笃十二世（Benedict XII）驳回，这么做可能是为了防止骑士团从教皇的佛罗伦萨银行家那里将存款挪走。因此，在1343—1345年，当巴尔迪（Bardi）、阿奇艾尤奥利与佩鲁齐（Peruzzi）相继破产之后，医院骑士团损失了超过36万弗罗林。此后，不论是像英法战争这样的大大小小的战争，还是1347年的黑死病，或是西方的经济下滑与人口数量减少，都对骑士团的新兵招募、资源流通以及军事活动造成了很大影响。医院骑士团之所以能够获得累累战绩，主要依靠其高效的行动、丰富的经验以及充沛的资源供给。守卫罗德岛的战舰只有一两艘，骑士团成员与后备部队加起来也只有50～100人，这样的军事配备所起到的作用却是非同小可的。医院骑士团还参与到1344年攻占士麦那的十字军行动中，并随后协助十字军进行防御工作——在1374年至1402年士麦那沦陷以前，医院骑士团都担当着守卫士麦那的职责。1359年，50位医院骑士团兄弟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兰普萨库斯（Lampsakos）同奥斯曼人作战；而在1361—1367年，医院骑士团的势力在与塞浦路斯遥相对望的小亚细亚海岸与土耳其人兵戎相见。在1365年攻占亚历山大城的十字军运动中，有100多名骑士团成员参与其中，另外还有4艘由海军上将艾拉斯卡的费里诺（Ferlino d’Airasca）指挥的战舰。到1373年，医院骑士团已经成为唯一一支有能力按照教皇的要求守卫拜占庭的军事力量。然而，教皇在1374年要求骑士团为拜占庭的几座城市（包括帖撒罗尼迦或加里波利等）提供保护，最终却不了了之。格列高利十一世提出了“征战”的概念，骑士团由此在1378年向伊庇鲁斯的沃尼察起航，这次行动的规模非常小，但却在阿尔塔遭到信仰基督教的阿尔巴尼亚人的挫败，骑士团团长埃雷迪亚的胡安·费尔南德斯也被他们俘获了。

下一任团长奈利亚克的菲利贝尔（Philibert of Naillac）与少数几名骑士团成员参与了1396年的尼科波利斯十字军，并在战败后负责营救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在阿维尼翁与罗德岛有一个医院骑士团的分支，骑士团成员大约自1356年起便试图寻求一个更加广阔的经济基础，并想要通过将医院骑士团的势力引向希腊南部地区，从而获得遏制奥斯曼帝国扩张的契机。这个组织的规模几乎等同于利沃尼亚的条顿骑士团。大约在1377年，该骑士团在拉丁公国亚加亚拥有5年租约，但由于沃尼察附近地区的沦陷，骑士团成员不得不将其放弃；然而，在1383—1389年，这些人又试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重建医院骑士团；而在尼科波利斯的灾难过去之后，骑士团成员租借了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地区的拜占庭君主国。在这几年的租期之中，他们守卫着科林斯地峡，以抵抗奥斯曼帝国对半岛的进攻。在西方，与土耳其异教徒的战争遭遇了失败，医院骑士团的军事行动由此受到很大限制。虽然如此，但不论作为一个独立的军事组织，还是作为十字军运动的一部分，医院骑士团在为欧洲大陆提供保护方面，始终都是最为可靠且有效的。

1378年的大裂教将医院骑士团分隔在了两个辖区，进而导致秩序的混乱，本该向罗德岛缴纳的资金也停止支付了，这主要是因为骑士团成员中大多是法国人，他们此时效忠阿维尼翁。英格兰支持罗马教皇，但却允许英格兰的人力与资金流向罗德岛。据说在1398年，在西方的21座修道院中，只有9座修道院为罗德岛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在1410年，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骑士团官员们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他们在骑士团内部终结了自己组织内的分裂状态，这比教皇之间的关系弥合早了7年。不幸的是，站在敌对一方的教皇们迫于财政压力，逼着这些官员去剥削那些担任有俸圣职的人。骑士团成员原本希望通过在罗德岛服役来提高自己的地位，这一愿景化为了泡影。1413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将骑士团在塞浦路斯的大片领土卖给了仅有5岁的国王雅努斯，骑士团成员因此受到了撤离罗德岛的威胁。1417年，康斯坦茨大公会议结束了教会的分裂，在此次闭门会议中，医院骑士团团长充当了会议的守护者。这次会议见证了一场针锋相对的纷争。在这场纷争中，条顿骑士团声称立陶宛人不是基督徒，而波兰人则是他们的同盟，但波兰人反驳说，骑士团成员甚至都没能使普鲁士人皈依基督教。

医院骑士团偶尔还会参与到罗德岛以外的战役中，然而，虽然有骑士团的保护，海岛还是遭到了敌人的进攻。1402年，士麦那被帖木儿攻陷，而在此之后，骑士团从摩里亚半岛全部撤离。为了与土耳其人在陆地战场应战，必须有一座桥头堡。1407年（或1408年），一座内陆堡垒——博德鲁姆城堡——取代士麦那承担了这样的角色，这座城堡与科斯岛相对。这为骑士团带来了威望，通过救赎券所获得的资金以及免税的特权，这座堡垒变成了一项收益颇丰的投资，而非某种战略上的优势。1440年，骑士团在罗德岛建立了一所新的医院。这座建筑非常宏伟，给当时的朝圣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而成为骑士团进行宣传的材料。在此期间，也断断续续地出现过几次停战，但常常被敌我双方的各种摩擦打破。在1440—1444年，骑士团成功地抵御了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入侵，但1480年又遭到了奥斯曼帝国的进攻。骑士团团长奥布松的皮埃尔（Pierre d’Aubusson）在这次城市防御战中展现出了高超的作战技巧与势在必得的决心，日后成了枢机主教。在此之后，骑士团建造了大规模的火药防御工事，来抵抗土耳其人的火炮。在1482年苏丹的兄弟杰姆继位之后，奥斯曼人在医院骑士团的领土上就显得很小心了，这么做是非常明智的。虽然在奥斯曼帝国逐渐向巴尔干半岛扩张的时候，罗德岛的处境越来越孤立，但该岛还是因向黎凡特地区进行的海盗活动以及与拉丁人开展贸易活动而逐渐繁荣起来。尤其是前者，医院骑士团通过“科索劫掠”（corso）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从本质上讲，作为一种公开的、受到官方认可的、半私人式的海盗活动，“科索劫掠”被认为与“圣战”没什么差别，并由此获得了正当性，而它不论对马穆鲁克人、奥斯曼人还是威尼斯人，都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由于非常依赖海上势力（即便其海上力量十分有限），以及与土耳其大陆之间的贸易活动，医院骑士团只能开展小型战役。虽然如此，骑士团也在1510年打败了马穆鲁克王朝的舰队。在奥斯曼帝国征服埃及之后，罗德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刚好位于土耳其人前往埃及的途中）导致了另一场围城战的发生；而在此期间，克里特岛的威尼斯人以及其他拉丁势力没有向他们提供任何重大的援助。医院骑士团未能动员其他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势力与其形成联盟，因此，它最终只能投降，并在1523年1月撤离罗德岛。

骑士团的结构

所有的骑士团都需要有收益，才能维持其有序运行。这些收益主要来自农业与畜牧业，这两项产业都在骑士团自己的领地上进行，有的由骑士团成员自行耕牧，有的则将土地向外租借。管辖权、司法制度、封建领土的权力、城市地租、抚恤金交易、基建投资、救赎券、商业贸易等都是收入来源。生活在德意志以外的条顿骑士团成员以普鲁士与利沃尼亚的土地为生，总体而言，骑士团的各个分支与其他宗教组织不同，这些分支中的成员不但要自谋生路，还要将多余的收益上缴，以维持大本营的运转。按照传统的做法，骑士团会将其领土分成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都由许多骑士团管理地构成，这些管理地也被称为骑士团地方分支，或称“多姆斯”（domus），并划定征税区（encomiendas）等。骑士团中的指挥官们掌管自己的地产，或是将它们向外出租，他们会将这些地产收益的一部分上缴给上级（或是财产管理人），之后再由上级官员汇总到骑士团金库。这些地产的收益通常都是留给骑士团团长使用的。在1319年以后，蒙特萨骑士团不再采取将几处地产的收益联合上缴的模式，而是以单一地产作为征收单位，其中包含什一税与收入所得税，并依据不同的目的发放给各级官员。因此，有些经费会交给团长，而有些款项则直接流向了防御穆斯林的战争前线。卡斯蒂利亚的三个骑士团同条顿骑士团一样，也会将来自不同地区的收益直接交给各自的骑士团团长。医院骑士团团长的收益大多来自罗德岛，1530年之后，则来自马耳他地区。

虽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会计与审查体系，但在骑士团的统治阶层，官员们对他们的总收入以及人力资源的认知却非常模糊且不完整，其中有多少可供调配，他们也不是很清楚。他们所记录的数据往往是不准确、不全面的。在有些骑士团分支中，骑士的人数实际上非常少，其中还有很多由于年岁太大而无法参战；而在有些地方，骑士团成员中根本没有军士，却有大量神父。在1374年或1375年，来自西方的医院骑士团分团长们大概为罗德岛的财产管理人上交了4.6万弗罗林；大约在1478年，罗德岛的骑士团总部从西方收到了8.05万弗罗林，从东方收到了1.155万弗罗林，加在一起约9.2万弗罗林。这些钱据说大部分用于维持450名骑士团兄弟的生活起居，以及支付在罗德岛与博德鲁姆大批的雇佣军，而另外还有7000弗罗林被分给了一家医院。据说在1519年，医院骑士团通过“科索劫掠”每年可获得4.7万达克特的收益。正如上文提到过的，15世纪活动于东方的骑士团成员，在250～450人上下浮动，其中大部分由骑士组成。而在普鲁士一地，条顿骑士团成员的人数在1379年、1450年、1513年与1525年，分别有700人、400人、160人和55人。成员人数的急剧下降，主要是领土流失造成的，尤其是在1466年以后。在1410年之前，条顿骑士团从普鲁士所获得的收益一直稳步上升；此后便开始下降，1435—1450年又逐渐趋于稳定。在1565年保卫马耳他的运动中，有大约540名医院骑士团骑士与军士参与其中，而在1631年参与到马耳他战役中的成员有1755名骑士、148名教士以及155名军士，共2058人，其中有将近一半（995人）来自法国的三个省，而马耳他本土的骑士团成员只有226人。西班牙的几个骑士团均人数庞大，其得到的收入也相当可观，仅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在1500年的收入就高达6.1万达克特，这大概是卡斯蒂利亚王室年收入的十二分之一，这些收益的一大半要交给团长，却很少被用于军事上。在近代，医院骑士团的经济实力已远超其他骑士团，到1776年，马耳他的棉花作物为该岛所带来的收入已远超骑士团；1787年或1788年的年出口额达到历史最高，有2,816,610斯库多（scudi），骑士团团长每年能够从该岛得到大约20万斯库多的收益，而当时骑士团金库的年收益大约维持在131.5万斯库多，这些财富大多来自海外。另外，骑士团成员年上缴数约100万斯库多，大多用于他们的开销。医院骑士团的大都会瓦莱塔也依赖其殖民地所提供的资金。

骑士团的领地不只限于提供人力与金钱这两方面的功能。这些领地不仅是新兵征募与训练的中心，同时兼为养老院与教士居住地，另外还起到了与公众进行有效交流的作用。所有骑士团成员都要公开表达自己的宗教热情，祷告是他们的主要活动之一。虽然无法做出准确的衡量，但祷告的精神价值却是十分重要的，而它也能为骑士团带来财富，因为信众会为骑士团的兄弟们捐款，或是提供资金上的帮助。除了女性成员外，有许多骑士团成员是神职人员，他们可能在某一区域或是某个骑士团分支中占据大多数比例，甚至在某些领地起着领导者或管理者的作用。在某些地方，即便骑士团中没有本地的封建领主，该骑士团在当地依然会建有自己的安养院、医院、公墓、教区、学校，以及许多独立的教堂与小型修道院。骑士团修建了许多建筑，其中以教堂居多，这些建筑矗立了几百年，越发显得宏伟而奢华。骑士团拥有自己的礼拜仪式、主保圣人、绘画艺术与圣物，这些元素均是为了维系骑士团的集体精神并吸引大众的注意而存在的。在条顿骑士团中，有一个特殊的职位，即读经员（lector），他负责在兄弟们进餐的时候，用方言给他们（当然，有些成员是识字的）大声朗读《圣经》。有些骑士团拥有自己的主保圣人，在16世纪，医院骑士团对外推广了许多专属于他们自己的主保圣人，其中有许多甚至是编造出来的。大部分骑士团存有卷帙浩繁的行政档案，这显然出于以下两个目的：一是便于它们为自己著书立传；二是便于开展宣传工作。

在大部分骑士团中，有一部分成员是专门从事军事活动的，这些参与战争的兄弟一般是出身较低的军士，而不是骑士。虽然会有宗教派别上的差异，但在14世纪，许多骑士实际上来自资产阶级、上流社会，或是地位较低的贵族阶层。当然，也有贵族中较高阶层的人成为骑士，但这种情况相对较少。14世纪的经济危机使骑士团的收益逐渐减少，骑士团之间为争夺财富所展开的竞争进而愈演愈烈。在医院骑士团，指挥官手中同时掌握两个或两个以上骑士团分支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而为了避免竞争，骑士团在征召新兵时会设立入团标准，这在西方已逐渐形成趋势。这些入团条件变得越来越严格，骑士需要出示自己贵族出身的证据；到了1427年，加泰罗尼亚的医院骑士团甚至要求申请人不仅要有宣誓见证人，还要出示书面证明。1500年以前，在条顿骑士团以及其他一些骑士团中，申请者要提供足以证明自己贵族身份的官方证据，这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标准；贵族的利益由此得到了保障，而免受资产阶级与社会上层人士的侵害；在卡斯蒂利亚，入团条件之所以如此苛刻，还有个说法，是为了避免犹太血统的“污染”。在15世纪末之前，条顿骑士团已经基本避免私人印章及墓碑的出现，但除了条顿骑士团以外，贫困证明以及限制私人财产的入团要求，却因包括私人房产、私家坟墓、私人军队所使用的印章以及其他与家族或社会阶层相关的事务而变得不再重要。

理论家们向骑士团提出了各种建议，涉及骑士团内外的方方面面，有的相对零散，关系到对骑士团滥用职权的改革；有的反复谈及立法问题，如对礼拜仪式、收益上缴、领土中的非住宅区以及未能在骑士团中履行相应职责等问题进行立法。虽然如此，在这些博学的知识分子中却很少有人就中世纪晚期的骑士团进行详尽的讨论。在这个时期的骑士团中，没有任何一个像方济各会修士，或是奥斯定会修士那样，连续不断地开展基础性的改革运动。从14世纪起，骑士团严格的入团标准正在逐渐弱化，但这种情况在医院骑士团与条顿骑士团中还不太明显。骑士团所奉行的价值与纪律也在逐步减弱，这主要是由以下几点造成的：首先，骑士团成员逃避兵役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其次，他们不再过集体生活，而是各自拥有居所或房间；再次，骑士团成员的私人财产也在不断增长，他们获得财政收益的机会越来越多；最后，一些如同苦行一般的纪律要求被逐渐废除。这些因素使骑士团兄弟们原本享有的道德制高点被慢慢削弱。不论是出租骑士团领土，还是同一般信徒进行抚恤金交易，均反映出他们对物质与金钱的重视在不断增长。例如，在条顿骑士团中，入团的团费以及领土租金都是由骑士团成员个人享有的。在当时，如果一个人加入骑士团，那就意味着他将获得一份闲职，享受贵族般的特权待遇，终身都会拥有舒适且优越的生活条件。1449年，阿尔滕比森（Altenbiesen）本土的贵族向条顿骑士团的指挥官表达了如下抗议：“如果骑士团不是贵族阶层的安养院，那它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