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的骑士团：向国家管控转型

1487—1499年，卡斯蒂利亚的骑士团逐渐被王室国有化；1523年，医院骑士团从罗德岛撤离；1525年，条顿骑士团的普鲁士分支脱离了宗教控制，走向世俗化。当年德意志的骑士团兄弟们不得不在非常严酷的环境下作战。他们不仅拥有广袤的领土、丰厚的收益，而且具有良好的组织与沟通能力，因此其办事效率非常高，医院骑士团根本无法与其相比。然而，随着立陶宛人皈依基督教，对于条顿骑士团来说，1410年之后的十字军运动不断衰落，原本处于敌对状态的骑士团逐渐走向联合，并且雇佣兵盛行，这些均对骑士团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骑士团国家的高效也以各种方式削弱着骑士团的发展。普鲁士社会的丰富资源往往将骑士团成员及政权机构排斥在外，当地不再需要利用骑士团来开展军事行动，取而代之的是农民阶级，依赖后者而获得的租金与税收足以维持军队的运转。在1410年，骑士团为坦嫩贝格战役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而在折损了300名兄弟之后，骑士团依然能够在独裁的海因里希·冯·普劳恩（Heinrich von Plauen）的领导下，持续在马林堡前线作战。海因里希随后被推举为骑士团团长，但又在1413年遭到罢免。此后，连续不断的战乱对当地村庄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人口也在持续减少；1437—1454年出现了短暂的恢复期，但骑士团成员在普鲁士的人数始终都有意维持在相对较少的水平。在1429—1434年，一些条顿骑士团成员会偶尔同土耳其人作战。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以及其他某些统治者曾多次提出这样的动议，即通过在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半岛前线参与反对异教徒的运动，从而让骑士团为自己找到新的角色，以陆地为基础，并与医院骑士团形成互补。此类建议虽然被反反复复地提出，但均未收到卓有成效的结果。在1418年，有人甚至提议将骑士团迁至罗德岛或塞浦路斯。1440年，一群贵族在普鲁士组成联盟，并在此后掀起内战，波兰人也参与其中；而到了1454年，条顿骑士团则同自己的臣民展开了斗争。1457年，波兰人已经有能力从骑士团的雇佣军手中购买马林堡了，而就在这一时期，骑士团将总部迁至哥尼斯堡；另外，根据1466年的和约，骑士团兄弟们失去了更多的领土，并逐渐将军权交给了波兰王室。骑士团在波兰问题上从未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这使基督徒深受打击，骑士团很难对欧洲起到保护作用了。

不论是在巴尔干半岛定居，还是让当地民众皈依基督教，似乎都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人看不出任何可能实现的希望。在骑士团内部，普鲁士、德意志与利沃尼亚的团长之间存在许多分歧，而来自法兰克尼亚、莱茵兰以及其他地区的非正式成员之间，纷争也从未停歇。大约在1450年，利沃尼亚的所有骑士团成员中有60%来自威斯特伐利亚，30%来自莱茵兰，两地的语言差异似乎并不明显，双方会共同出任某一职位。不过，骑士团在招募新兵的时候一般并不会超出某一语言区域。因此，这里不会像罗德岛那样，为解决因职位与收入分配的矛盾而根据不同的语言成立分团。随着时间的流逝，骑士团变得越来越排外，在招收新兵的时候公然将贵族出身作为条件，与此同时，骑士团的腐败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在普鲁士，骑士团自1466年以后已经成为一个势力非常强大的寡头政体，他们能够左右“大首领”的政策。事实证明，这种故步自封的发展模式是十分危险的，很容易加快骑士团国家的世俗化进程。医院骑士团的骑士团国家，其面积相对较小，在防御工作中所消耗的资源也较少。在军事行动中，条顿骑士团变得比以往更加灵活，可供选择的行动方针也更多，因此，在其已经无力承担“圣战”职责的时候，他们依然扮演着重要的军事角色。1523年，马丁·路德出版了一本名为《论德意志十字军》（An die Herrn Deutschs Ordens）的小册子，1525年，普鲁士的最后一任团长勃兰登堡-安斯巴赫的阿尔布莱希特（Albrecht of Brandenburg-Ansbach）皈依了路德宗，并接受波兰国王的统治，普鲁士从此成为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公国。留在普鲁士的55名骑士团成员中，天主教徒已所剩无几。普鲁士的骑士团国家的政治作用已经远大于它的宗教作用，它只是抓着原有的寡头政体的残存势力不放，实际已经不具备任何坚实的道德基础，完全无法同周围的世俗国家一争高下。除了德意志（1561年以前）与利沃尼亚的分支外，条顿骑士团已经没有自己的团长了，也无法控制其领土的核心地带。宗教改革运动对医院骑士团的冲击也非常强烈，其修道院要么被世俗化，要么被信仰新教的统治者们解散。这种情况分别在1527年、1532年、1536年以及1540年发生在瑞典、挪威、丹麦与英国。

伊比利亚的骑士团，其国家化过程始于收复失地运动发生之前，终结于1492年。在征服了格拉纳达之后，卡斯蒂利亚王室的势力处于鼎盛时期，急于借势结束骑士团因团长的人选争议而导致的无政府状态。在1489—1494年，国王费尔南多二世相继接手了三个卡斯蒂利亚骑士团的行政工作。为了对骑士团进行有效控制，王室成立了行政委员会，而骑士团成员对此几乎没做任何抵抗。虽然如此，骑士团成员及其与生活、选举相关的方方面面似乎都未受到太大影响，一切照旧；卡拉特拉瓦骑士团、蒙特萨骑士团与阿维什骑士团也都隶属于西多会。1523年，教皇阿德里安六世（Adrian VI）宣布，将这三个骑士团永久合并，进而确保王室对它们的统治，同时还能从中获取巨额收入。王室年收入大约为11万达克特，而这三个骑士团就贡献了将近一半，其所获得的财富在1525年交给了富格尔（Fugger）家族的银行家们管理。蒙特萨骑士团则在1587年同阿拉贡王室合并。葡萄牙骑士团决绝国外势力的干预，也纷纷投入本国王室的怀抱，后者会利用前者对非洲与亚洲的异教徒进行讨伐，并对参与运动的军队予以嘉奖。这三个骑士团均摒弃了原有的军事特征，但骑士团成员会以个人身份参与到战争中。在1578年的摩洛哥十字军运动（Morocco crusade）中，有28名骑士团成员在阿尔卡萨尔（Alcazar）被杀，或者被俘获。

在这些年里，教皇通过发布训谕，逐渐使西班牙的骑士团免于婚姻、财产、斋戒、住房以及祈祷仪式的限制。由于王室承接了骑士团领地上的畜牧业工作，许多骑士团成员变成了收租者。他们因荣誉、人品和事业而珍视骑士团成员的身份。但皇家常备军的建立却消解了骑士团作为军事力量存在的特殊价值，而骑士团也越来越依赖皇家的资助。有些成员在很小的时候便被纳入骑士团。1536年，查理五世分割骑士团的财产，并将其用于保卫基督教的运动之中。他变卖了卡拉特拉瓦骑士团51处地产中的14处、圣地亚哥骑士团98处房产中的13处以及阿尔坎塔拉骑士团38处房产中的3处，共筹集了大约170万达克特。王室甚至还会变卖骑士团成员的服装。让骑士团成员获得威望的，并不是财富，而是他们的领地，当然，从领地中获得的租金也为他们带来收益。为骑士团管理地产的指挥官往往都是缺席的，他们不会对这些土地做任何投资，显然，他们的管理在经济方面也没有任何成效，且效率极低，这些官员同寄生虫无异。

王室宣称，他们要继续在北非开展如同在格拉纳达那样的“圣战”，以开拓前往“圣地”耶路撒冷的通道，并促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王室之所以会这样老生常谈，实际上是为接管卡斯蒂利亚的骑士团，并动用这些骑士团的财产来寻找名正言顺的理由。1506年，国王费尔南多二世带领圣地亚哥骑士团的一个分支，试图在奥兰（Oran）为其建立大本营；另外，他还打算将卡拉特拉瓦骑士团与阿尔坎塔拉骑士团迁至布日伊（Bougie）与的黎波里。虽然王室在17世纪还在公开表达对这些计划的设想，但同条顿骑士团在巴尔干半岛作战的计划一样，这些涉及非洲的项目从未得到真正的实现。查理五世于1530年分别在的黎波里与马耳他建立了医院骑士团的分支，他的计划也符合这一逻辑，而与前面的案例相比，查理所收获的成果更为显著。卡斯蒂利亚的骑士团成员常常会掌管某个军事哨所，但作为一个整体的骑士团一般都不会这样做。在1518—1598年，在圣地亚哥骑士团的1291名成员中，只有50～60人为讨伐异教徒做出过重大贡献。1535年，至少有8位圣地亚哥骑士团成员参与到突尼斯的十字军运动中，1565年，其他骑士团兄弟也参与到保卫马耳他的军事行动中，他们当中有一位便是罗贝尔的梅尔基奥尔（Melchior de Robles），他在此次战役中牺牲，并由此获得了无上的荣誉。从1552年起，圣地亚哥骑士团每年要在三四艘战舰上花费约1.4万达克特，这几艘战舰活跃于地中海地区，而在1561年以后，它们已成为皇家舰队的一分子。按照骑士团法规的要求，入团前必须在海上服役6个月以上，然而这样的条件似乎并不奏效。这些战舰的价值有很大一部分是象征性的，但在卡斯蒂利亚总指挥官路易斯·德·雷克森斯（Luis de Requesens）的率领下，于1571年的勒班陀战役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骑士团的衰败并不总是导致不作为，例如，路易斯·德·雷克森斯在11岁时便加入了圣地亚哥骑士团，而阿尔瓦罗·巴赞（Alvaro Bazán）因其在马耳他与勒班陀的海军事业而闻名，而他在1528年才2岁时就已是一名骑士团成员。自1571年起，西班牙的骑士团便将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北部地区，进而缩小了“圣战”的波及范围。总而言之，大部分骑士团成员只是不再重视他们本该履行的义务。因此，当诗人路易斯·德·贡戈拉（Luis de G?ngora）在1614年违抗王室让他在非洲的马莫拉（Marmora）服役的命令时，遭到了严厉的批评。

伊比利亚半岛的骑士团与条顿骑士团正在发生基础性变化的同时，也在慢慢忘记自己的使命，而此时，医院骑士团仍然在前线奋战。几乎没有哪个统治者能够解散他们，而教皇与皇帝还在不断给予他们鼓励；事实上，教皇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I）在1523年即位的时候，任命医院骑士团团长为秘密会议的守卫者，而教皇本人也是一位骑士团成员。在1523年之后的8年里，医院骑士团的士气一直非常低落，利勒-亚当的腓力·维利埃（Philippe Villiers de l’Isle Adam）带领骑士团的剩余成员，一路从克里特岛辗转至墨西拿、奇维塔韦基亚、维泰博、维勒弗朗什、尼斯以及锡拉库萨，就是为了延续骑士团的香火，为其寻找一个新的基地。医院骑士团的成员大多是法国人，但最终却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马耳他这座贫瘠荒凉的小岛上为他们建立了根据地。马耳他岛毗邻戈佐岛（Gozo），原是西西里王室的封地，其主要职能是守卫一座新的内陆桥头堡（位于非洲的的黎波里），后于1510年被西班牙人攻占。骑士团成员依然希望能够回到罗德岛，或者重新占领希腊，因此，他们在那些来自罗德岛的拉丁居民与希腊臣民的陪同下，很不情愿地在1530年接受了这座海中的城堡，连同城堡周围的郊区毕尔古（Birgu）。毕竟，他们并没有其他可选择的余地。鉴于法国人同土耳其人的友好关系，骑士团迁至马耳他，在本质上属于医院骑士团的历史在西班牙的延续。事实上，在1536—1553年，骑士团团长是一位阿拉贡人——胡安·德·霍梅德斯（Juan de Homedes）。

医院骑士团此后也被人称作“马耳他骑士团”（Order of Malta），主要在希腊进行水陆两栖作战。骑士团成员分别在1531年、1535年和1559年攻占了莫顿、非洲的突尼斯以及杰尔巴岛。马耳他的港口位于西班牙王国的西西里与奥斯曼帝国的北非之间，不仅给予了医院骑士团必不可少的独立性，还为其提供了作战基地，骑士团可以从这里同异教徒的舰队以及海盗展开海上战争。医院骑士团成员与西西里进行协商，免去了谷物进口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在格兰德港（Grand Harbour）也尽量简化了防御工事的建设。骑士团成员来到马耳他的时候，只带了一些圣人遗物与档案材料，他们随后的表现充分证明了其强大的适应能力，并将他们的集体精神从一个骑士团国家转移到了一座岛屿上，另外，这也说明骑士团的存亡并不依赖某个固定的地点。1551年，由于防御工作准备不足，医院骑士团失去了的黎波里，戈佐岛也遭到严重破坏。在1565年奥斯曼帝国入侵期间，骑士团成员对防御工事的建设进行了强化，其中就包括圣安吉洛城堡（Saint Angelo）、埃索拉（Isola）新城和附近的森格莱阿（Senglea）以及位于港口处的圣埃尔莫城堡（fort of Saint Elmo）。土耳其人的战术策略相对笨拙，而医院骑士团团长让·德拉·瓦莱特（Jean de la Vallette），这位曾参加过1522年罗德岛围城战的老兵，凭借其坚定的意志与机智的谋略，奋勇抵抗土耳其人的大军，骑士团成员甚至还得到了马耳他岛民的帮助。让·德拉·瓦莱特在战术上的判断主要体现在营救行动的安排上。这次行动由加西亚·德·托莱多（Garcia de Toledo）率领，他是巴勒莫总督以及圣地亚哥骑士团的指挥官。事后证明，这次营救行动所起到的作用极为关键。从理论上来讲，医院骑士团所处的位置几乎是无法防守的，但他们在这场战役中展现出了顽强的毅力与莫大的勇气，并由此在当地赢得了威望和人们的尊重；而奥斯曼帝国却被阻击在前沿阵地以外。

6年后，当土耳其人在勒班陀遭到挫败的时候，一个新成立的骑士团为这次军事行动提供了5艘战舰和100名骑士，该骑士团由托斯卡纳公爵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Cosimo I de Medici）在1562年建立，因纪念圣斯特凡而得名，科西莫一世则成了该骑士团的“大首领”。科西莫一世以马耳他海军为模板，将原来羸弱的托斯卡纳海军打造成了一支强大的舰队，一方面为海港与船运提供保护，另一方面还将其政体周围的非佛罗伦萨臣民联合在一起，后者是通过创造一个新的贵族阶层而实现的。在与佛罗伦萨处于敌对关系的城镇中，如锡耶纳与卢卡，贵族阶层对马耳他大多非常忠诚，而在其他地方，圣斯特凡骑士团将许多家族从医院骑士团中吸引走，不过这些家族在马耳他本土并不享有多大的威望。骑士可以加入该骑士团，并通过为骑士团领土提供家族资助的方式获得贵族的地位；他们也可以结婚，就像圣地亚哥骑士团的成员那样；另外，他们还必须服满3年兵役，其中有一部分是海上兵役。成婚的骑士团指挥官，其子嗣可以继承由家族资助的骑士团领地；而母亲的贵族家庭若是犯下什么过错，也可以通过金钱进行弥补；此外，这些指挥官在活着的时候便会宣布放弃连任，从而让家族的其他成员以同样的方式迅速被封为贵族。不论禁欲还是在贵族制度方面，这一切都与马耳他医院骑士团如此不同。但无论如何，圣斯特凡骑士团能够在“圣战”中提供强有力的海军部队。

圣斯特凡骑士团的大本营位于比萨，那里还有由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为其设计的教堂。另外，圣斯特凡骑士团还拥有自己的海军学校；它在成立后不久就已经拥有上百名骑士，其中还有一些人来自托斯卡纳以外的地区。其领地多达695处，它们建立于1563—1737年。圣斯特凡骑士团的舰队具有良好的组织纪律性，它们从利沃诺（Livorno）的基地出发，守卫着托斯卡纳海岸，为当地的商业贸易活动提供保障，并同异教徒作战，这些战舰常常同医院骑士团的船只在海上并行；1565年，为营救马耳他，圣斯特凡骑士团派出了2艘战舰。这些托斯卡纳战舰在非洲海岸、爱琴海以及塞浦路斯周边，开展了大量极具攻击性的突袭行动，有时会一次出动10艘或更多的战舰，而其中大部分是由海军将官雅各布·英吉拉米（Jacopo Inghirami）率领的。它们以海军中队为单位航行，还会掠夺并瓜分战利品与赎金。与医院骑士团不同的是，圣斯特凡骑士团并不存在像“科索劫掠”这样的半私人化行为。在1584年以后，圣斯特凡骑士团将海盗行动的中心从地中海西部地区转移至收益更加丰富的黎凡特。自1610年起的8年间，圣斯特凡骑士团劫掠了24艘北非的轮船，在西方俘获了1409名奴隶；与此同时，他们还在黎凡特抢劫了49艘土耳其人与希腊人的船只，其中还包括1114名奴隶。与医院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一样，圣斯特凡骑士团在1645—1669年的克里特岛战役中同威尼斯人作战，此后，这样的军事行动就很少见了。海军将官的职位在1737年遭到废弃，而圣斯特凡骑士团也在1809年遭到拿破仑的镇压。同年，拿破仑也基本终结了条顿骑士团的历史，后者失去了其在德意志的领土；条顿骑士团将大本营迁至维也纳，其军事功能以及建立骑士团国家的目的便不复存在。

1568年，科西莫·德·美第奇试图将圣拉撒路骑士团（Order of St Lazarus）与圣斯特凡骑士团合并，然而，在1572年，教皇却将一部分圣拉撒路骑士团成员同圣莫里斯骑士团（Order of St Maurice）联合在一起，将萨伏依公爵埃曼努埃莱·菲利伯托（Emanuele Filiberto）及其继任者任命为永久的“大首领”，并要求他管理2艘军舰。1574年，的确有2艘军舰在突尼斯服役，但自1583年起，这个合并的骑士团就不再开展任何军事行动了。新的军队骑士团一直在陆续建立。教皇庇护二世曾整合了许多小型的、受到镇压的骑士团资源，并在1459年成立了伯利恒骑士团（Order of Bethlehem）。这个骑士团的成员并不多，团长为丹波托·德·阿莫罗萨（Daimberto de Amorosa）。它试图为爱琴海的利姆诺斯岛提供保护，但最终却被土耳其人打败，余下的骑士团成员只得迁至锡罗斯岛，并于1464年在那里建造了一家安养院。在威尼斯人征服了利姆诺斯岛之后，这些骑士团兄弟又于同年回到了利姆诺斯岛，但土耳其人又在1479年夺回了该岛。至此，这个骑士团真算是名存实亡了。在很久之后的1619年，作为法国人讨伐土耳其人与德意志新教徒的作战计划的一部分，曼图亚（Mantua）与讷维尔公爵贡扎加的卡洛（Charles of Gonzaga）帮助教皇建立了基督骑士团；1623年，教皇乌尔班八世（Urban VIII）对这支骑士团进行了重新打造，骑士团成员需宣誓遵守夫妻贞操，意大利与德意志的分支也加入其中，贵族阶层为此投入了大量资金，并建造了船只，然而，该骑士团却没有开展任何军事行动。

现代时期：骑士团国家的残余

在1561年之后，马耳他骑士团依然是一支很有军事作为且独立的骑士团。这支骑士团由一群勇士管理着，他们对自己的职责深信不疑，毫无动摇之心。骑士团团长让·德拉·瓦莱特在1540年被穆斯林俘获，并作为囚徒被关押了一年之久。1565年的围城战让医院骑士团信心倍增，并为他们树立了新的目标。骑士团成员立即在瓦莱塔建立了新的大本营，吉罗拉莫·卡萨尔（Girolamo Cassar）对这个大本营进行了美化工作；而在格兰德港周围，巨大的防御工程平地而起。从埃及到突尼斯、阿尔及尔与摩洛哥，这些伊斯兰前线都很依赖伊斯坦布尔与亚历山大城之间的战略沟通，而瓦莱塔则对这一交通要道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在医院骑士团的宣传中，不断强调穆斯林的团结精神，这是为了让人们自始至终对异教徒抱有恐惧心理，进而为骑士团的地位及所开展的“圣战”找到合理的理由。在意识形态层面，骑士团对这种宣传手段的依赖是非常强烈的。由于马耳他的防御工事都是用巨大的石块建造而成，从未受到过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打击，这本身足以证明其防御的有效性，因此，这常常使人产生错觉，感觉这里的政权对于外敌进攻具有某种恐惧心理。实际上，一方面，某些危险因素确实存在；另一方面，这些防御工事常常需要维修与升级，因此它们便在全岛的大部分地区蔓延开来。在如此持续不断的建设过程中，最后一项重要工程蒂涅堡（Fort Tigné）直到1704年才竣工。这些防御工事的建造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并收缴地方税，但也为当地岛民提供了保护与就业的机会。岛上的造船厂与兵工厂为海战的有序开展提供了大量的支持；随着港口城市与新兴城镇、医院与卫生检疫所，以及贸易转运口岸的迅速发展，当地的经济形态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马耳他与戈佐岛的人口在100多年间翻了一倍，1680年大约为49,500人，而到了1788年，则为91,000人；虽然会有人对政府表示种种不满，但马耳他人同之前的罗德岛人一样，基本上受到了相对公正的待遇，这种情况同西欧的局势非常类似。这些进展之所以能够实现，也要归功于各国法庭的外交干涉，其中就包括教廷，以及法国与威尼斯等地的法庭，医院骑士团成员也常常出席其中。与此同时，瓦莱塔还是培养卓越海军指挥官的摇篮，有些人在法国舰队中担任要职，然而，到18世纪，除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以外，海上战争已经越来越少了。

在无数其他具有重要意义的环节中，我们也能看出马耳他的军事成就，例如，医院骑士团成员对从突尼斯至卡拉布里亚的海域进行有效的巡查，但目的却并不是要击沉某艘航船，进而得到战利品、赎金与奴隶。命运女神虽不会总是眷顾他们，但医院骑士团还是能够承受得住损失的，例如，骑士团在1570年就折损了3艘军舰，因此，在次年的勒班陀战役中，骑士团只能拿出3艘战舰应战。在这次战役之后，骑士团的海上势力就再未回到原来的高度，毕竟，海军的资金消耗过于巨大。取而代之的是，医院骑士团利用其在地中海地区的海上势力，为自己找到了平衡。勒班陀战役并没有破坏奥斯曼帝国的实力，事实上，土耳其人分别在1571年与1574年征服了塞浦路斯与突尼斯。医院骑士团也没有一刻放松警惕，始终采取进攻策略。例如，在1611年，他们攻打了希腊的科林斯，以及突尼斯海湾外的克肯纳群岛（Kerkenna）；而在另一边，则有少量土耳其人在1614年登陆克里特岛。在一场因医院骑士团攻打埃及舰队所引发的战争中，为了保卫克里特岛，医院骑士团与威尼斯人在1645—1669年结成联盟，一同抗敌。为抵抗奥斯曼帝国的入侵，马耳他与托斯卡纳的舰队一直在海上航行，但随着土耳其战争在1718年结束，这也成了它们在黎凡特海域的最后一次大型战役。1705年，医院骑士团不得不引进重型船只——战列舰，作为对桨式战舰的补充。一些特殊的基金会为这些战舰提供资金；骑士团成员要在战列舰上服役满6个月（共分四个阶段）之后，才能真正投入海战。海战的数量不断减少，这当然要归功于医院骑士团，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局势就此便有所缓和。例如，奥兰就曾在1749年遭到敌人的攻打。俄国人虽然在1770年破坏了奥斯曼帝国的海上势力，但危险依然存在。1798年4月，当突尼斯人在戈佐岛附近被击败时，医院骑士团的舰队最终还剩下4艘桨式战舰、2艘战列舰以及2艘护卫舰。

“科索劫掠”对罗德岛的经济与就业具有很大的贡献，马耳他也存在类似的劫掠活动，然而与“科索劫掠”不同的是，马耳他的劫掠既不属于残酷的海盗行为，也不能算作经官方认可的、在法律范围内的、毫无宗教差异的商船掳掠行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圣战”，其攻击目标是异教徒的船只，不过这种说法只存在于理论之中，实际操作往往并非如此。马耳他劫掠需经骑士团团长（他会得到战利品的10%）的授权，并受到特别法庭的严格管制，骑士团成员能够参与到荷枪实弹的海战之中，并得以从战利品与赎金中获得大量收益。随着劫掠活动从的黎波里向伯罗奔尼撒半岛、罗德岛以及塞浦路斯推进，骑士团在爱琴海与黎凡特获得了大量的战利品。攻打威尼斯人的船队不仅会引发外交冲突，还会将医院骑士团的收益强制扣押在威尼斯的修道院中。医院骑士团在16世纪参与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战役中，包括1645—1718年威尼斯人与土耳其人的战争。然而，自1580年起，他们却将重心转移至劫掠行动中来。同北非的情况非常相似，马耳他也变成了一个海盗之国，其船只活动于马格里布海岸沿线。在那里，他们遭遇到北非伊斯兰教地区的反劫掠势力，后者的影响力一直扩张至大西洋海域。马耳他的水手与投机者都参与到劫掠活动中，而医院骑士团的成员们不但为这些船只提供资助，有的还在船上服役。在18世纪，已知的劫掠行动共483起，其中有183起由医院骑士团指挥，大约占总数的38%。由于黎凡特地区的法国人越来越多，而他们与土耳其人的关系非常友好，进而限制了医院骑士团的行动，他们不得不在当地减少行动的频率，这也使其收益下降了不少。在1675年，仍然有20～30支海盗活跃于此，到1740年，已降至十几支，此后的人数越来越少，他们也没有任何官方的许可。只有在1792年的危机过后，劫掠行动才有所复苏。此时，医院骑士团主要负责巡查海域，平息事端，而不再从事任何具有道德正义性的宗教战争了。虽然如此，骑士团依然在帮助西方的贸易活动方面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尤其当骑士团逼迫奥斯曼帝国的臣民乘坐基督徒的船只去寻找安全落脚点的时候。

医院骑士团作为一个机构，其行政活动始终都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它所管理的领土已经远远超出了这座骑士团岛国，这些领土大多由团长掌控。在1526—1612年，骑士团的官员们每6个月定期会一次面，但从1631年开始，直至1776年为止，当财政危机已无法挽回的时候，这样的会面便不再召集。由于从未经历过任何严格意义上的改革，医院骑士团由此变得越来越独断专行，骑士团团长甚至寻求某种独立自主的状态。在法国南部地区，骑士团一直对新兵入团实行垄断，这一局势在1374年被打破，而在此后，便出现了来自伊比利亚半岛、意大利以及法国的骑士团团长；在18世纪，医院骑士团曾由两个葡萄牙人——安东尼奥·马诺埃尔·德·维列纳（Antonio Manoel de Vilhena）与马诺埃尔·平托·德·丰塞卡（Manoel Pinto de Fonseca）——管理，共46年，其中平托就统治了32年。终生统治者的选拔，不仅确保了骑士团治理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而且能够避免儿童与女性继承人的出现，但这样的体制也会使骑士团变得僵化，并且还在整个上层管理中鼓励老人统治的状态。骑士团团长收入颇丰，而他所获得的资助还能使他增加影响力、组建委员会，或是以其王室般的恩典来推选骑士团成员，因此，骑士团的种种作为使得骑士团显得过度贵族化。这样的做法也使骑士团团长在1581年遭到罢免，这位团长便是让·雷瓦克·德拉·卡西埃（Jean I’évêque de la Cassi?re），他曾试图以极端笨拙的方式对骑士团成员的非法行为进行限制。这位团长后因社会动**而暂时恢复了原职，并在此期间出访罗马。

在医院骑士团的7个行政区中，法国人就占据了其中的3个。他们一向认为对自己生死存亡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是土地、骑士团的领地以及收入。王室对法国修道院的干预是可耻的，但同时也是无法抵挡的。总体而言，骑士团内部的晋升机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复杂的、官僚色彩极强的竞技场，它使多元主义、旷工以及其他职权滥用的情况成为可能。教皇干涉的范围非常广泛，尤其在人员选派的问题上。教皇没能顶住统治者以及其他人所施加的压力，这些人在削弱骑士团士气方面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裙带关系的力量非常强大，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医院骑士团团长阿德林·德·威格纳考特（Adrien de Wignacourt）的侄孙在1692年3岁的时候就获得了拉尼莱塞克（Lagny-le-Sec）这块骑士团领地的管理权，并一直掌管至他82岁去世。马诺埃尔·平托·德·丰塞卡在2岁的时候便已加入骑士团，后成为骑士团团长，并在92岁时去世。然而，医院骑士团从来都不是一个贪图享乐的机构。在阿拉贡、波希米亚、德意志的部分地区，以及意大利（尤其是在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医院骑士团的势力始终都非常强大。到1583年，在骑士团的大约2000名成员中，只有150名军士及150名教士，其余都是骑士，这说明骑士阶层已经在医院骑士团中占据了绝大多数。到1700年，医院骑士团仍然在法国、伊比利亚半岛以及意大利拥有560处领地。

在马耳他，骑士团的服饰上装饰着带有八个尖角的十字架，这样的服饰不论出现在哪里，都会被视作最高等级贵族的象征。在意大利，由于国内政治四分五裂，医院骑士团试图维持一种泛意大利的贵族阶层。这个阶层中的贵族们拥有同样的出身背景与风俗习惯，并且都在马耳他的骑士团大本营有过受教育经历，这些人将彼此视为一个大的国际组织的成员。想要成为这个组织中的一分子并非易事。首先，该组织因接受了几个家族的赞助，而在准入标准方面受到这些家族的限制；其次，在准入条件中，如何证明其属于贵族阶层也非常严格。但随着作战工具从马匹逐渐向军舰转变，作战人员在总体上越来越趋向于无产阶级化，以及在皇室中非贵族阶层服务官僚的出现，这些因素都使古老的贵族阶级越来越边缘化，它所奉行的骑士精神与崇高的荣誉感，都体现在如同古董一般的刀剑之上。社会中对于贵族阶层的讨论也非常激烈，这反而重新定义了“贵族阶层”这一概念，欧洲的贵族不但要利用骑士团来定义自身地位，还要依赖骑士团为其社会地位提供保障，他们将新兴贵族阶层挡在骑士团之外，进而将他们排除在骑士团领地与有俸圣职之外。在条顿骑士团与医院骑士团中，这种贵族的社团主义也在骑士团国家外部的修道院与管辖区内发挥着作用，但在马耳他，以及更早的罗德岛与普鲁士，封闭的寡头政治制度（这种制度起源于骑士团国家以外）也会拒绝大量的本土精英进入骑士团，以防他们成为骑士团政权内部的不安定因素。

医院骑士团成员在西方享有很大威望，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自极具影响力的大家族，并在其家乡的领地内，与王室统治者有着密切的政治来往。教皇对于骑士团管辖权的干预不仅仅存在于理论层面，来自罗马的干涉有时是支持，有时是毁灭性的打击，都对医院骑士团的政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18世纪，人们指控骑士团成员生活奢华、道德沦丧且毫无作为，这些指控并非总是不公正的。这种批评与14世纪，甚至更早期所听到的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虽然医院骑士团存在许多制度缺陷，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推断它是堕落的中世纪理想的化身，而这个理想作为一个时代的错误，却依然被人实践着。事实上，骑士团成员的人数始终在不断增长，从1635年的1715人增长至1740年的2240人。近代早期的贵族一般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医院骑士团所吸引来的新成员来自社会许多不同的领域，其中包括军事、外交、科学与艺术领域。他们都是当时的尖端人才，这些人博览群书，活跃于西欧大陆，有的甚至去过俄国与美洲。位于瓦莱塔的图书馆便能反映出骑士团成员在文化方面的广度，这不单单体现在实践方面，也展现在理论层面。一个较早的例子便是人文主义者萨巴·迪·卡斯蒂利奥内（Sabba di Castiglione），在驻派罗德岛期间，他收集了大量古典雕塑，还曾出任驻罗马大使，退休后居住在他自己的骑士团领地法恩莎（Faenza），并在那里为穷人家的孩子建立了一所学校。

同所有其他骑士团一样，医院骑士团成员越来越背离曾经许下的誓言，而在骑士团领地内所奉行的礼拜仪式也慢慢被人废弃。骑士团指挥官常常出现旷工的情况，却在其领土以外的地区从事畜牧业，从而获得大量的经济收益。他们会积累丰厚的个人财产，而这些财富在他们去世后也不属于骑士团。医院骑士团也派出代表参加了塔兰托公会议，然而，与骑士团有关的议题却并不涉及其内部改革的相关问题，而是为骑士团成员免交税款，以及为那些来自主教辖区且受到骑士团抚养的非骑士团成员做了成功的辩护。在骑士团成员内部，有关宗教方面的考量依然占有较重的地位，尤其在17世纪的法国，骑士团会同耶稣会会士合作，并与其他经塔兰托公会议发起的近代宗教运动联系密切。一些骑士团成员会积极投入到慈善事业、社会福利工作或传教工作中去；他们还会为那些被穆斯林掳走的基督徒开展赎罪活动；当然，其成员也会参与到其他宗教活动中。他们希望那些并不从事圣职的信徒能够追求医院骑士团的事业，这不仅是神圣的，还属于军事活动。所有这一切都与骑士团成员在马耳他所维持的功能相互重叠。在马耳他，出现了修道院与骑士团大本营互换的情况，当然，这种互换只是象征性的，只是为了使骑士团能够跟上时代的思潮。

这种交流的必然结果便是启蒙，甚至是共济会制（freemasonry）的到来，而在马耳他的骑士团成员内部，则体现为对陈旧政体的不满情绪愈演愈烈。骑士团团长常常与主教、宗教裁判、神职人员代表以及马耳他的群众代表发生争执。法国人的三个管辖区，因其庄园治理良好，森林资源丰富，从而为骑士团在海外带来了大约半数的收益，并确保法国人在骑士团中身居要职。由于军事功能逐渐减弱，收入不断缩水，骑士团不得不涉足某些孤注一掷的项目，例如同俄国、英国与美国进行联盟，创建了一家埃塞俄比亚公司，修建了一所波兰修道院，在加拿大购买庄园，以及购置科西嘉岛。医院骑士团于1651年在加勒比海地区购买了3座岛屿，但又不得不在1665年将其出售。1792年，法国国民公会将医院骑士团在全法国的财物充公，这对骑士团的财政收入造成了毁灭性打击。1798年，面对拿破仑的进攻，医院骑士团几乎未做任何抵抗。优柔寡断的骑士团团长、德意志人斐迪南·冯·霍姆菲什（Ferdinand von Hompesch）同骑士团成员一起，从原本坚不可摧的马耳他岛撤离。330名骑士团成员中大约有200名是法国人。虽然骑士团士气低落，且未做好作战准备，但大部分法国人已经做好了抵抗的打算。果断的领导以及更加出色的战略战术，都有可能让骑士团挽回马耳他岛，但消极的失败主义倾向，以及危言耸听的言论最终占了上风，骑士团不得不投降。在骑士团成员中，有少数西班牙人拒绝参战。近期的一些史料显示，当时的一些本土居民对骑士团就颇有不满；一些马耳他军队战败了，而在瓦莱塔，恐慌与疑惑四起，偶尔会有暴动与蓄意破坏的情况发生。一群马耳他贵族极力要求妥协，而骑士团团长似乎会错意了，他担心民众会发起暴动。

法国和西班牙是骑士团最大的赞助者，但它们后来也都与骑士团处于敌对状态，只有两个非天主教的国家还愿意为骑士团提供援助，即俄国与英国。除掉骑士团，使自己失去对马耳他岛的控制，从而让敌人渔翁得利，这显然不符合法国的利益，然而事实就是如此。骑士团成员在地中海中心地带的巡逻工作，以及对马耳他港口的使用，使法国人在经济上获益良多，但有些法国的骑士团成员却是坚定的保皇主义者，而巴黎的革命者有的却又过于教条。1792年的充公事件不久之后便蔓延开来，在瑞士、意大利以及其他一些地区，都出现了将骑士团财产充公的现象。骑士团为地中海地区提供了有效的保护，甚至在1798年以后当欧洲的各方势力（甚至也包括美国）在北非发起了长达数十年的军事冲突的时候，骑士团更是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对于许多观察家而言，这个有时非常傲慢的贵族宗教群体，已经与这个变革的时代格格不入了。这并不能够完全归因于马耳他的治理不善或毫无抵抗能力，而是因为骑士团国家的根本基础，连同其在西方所享有的大片领地与各种特权，已经不再能够为人所接受了。

现代时期：军事职能的衰落

马耳他在1798年沦陷后，条顿骑士团依然保留着一小部分军事功能。虽然它在1525年失去了普鲁士，但却保住了其在许多天主教国家，甚至某些新教国家（德意志部分地区）的财产与收益。1525年之后，德意志骑士团的大本营在法兰克尼亚的梅尔根海姆（Mergentheim），几个世纪之中，骑士团大团长都在这里的一个小型巴洛克式宫廷中进行统治，其身份相当于德意志大公。与此同时，在利沃尼亚，骑士团依然掌控着许多城镇与堡垒，其成员大多已经成为路德教派信徒，但信仰天主教的骑士团兄弟还在继续同异教徒战斗，尤其是信仰东正教的俄国人，另外，他们也会同利沃尼亚民众的抵抗活动做斗争。1558年，沙皇伊凡四世再次向利沃尼亚发起进攻，两年后，骑士团失去了费林（Fellin）。在此后的1561年，利沃尼亚最后一任团长戈特哈德·凯特勒（Gotthard Ketteler）也皈依了新教，并将自己的骑士团国家世俗化——利沃尼亚部分地区归波兰所有，而前骑士团团长成为库尔兰（Curland）与瑟米加利亚（Semigallen）的世俗公爵。到1577年，整个条顿骑士团只剩下171名成员。

梅尔根海姆并不属于骑士团国家，但它享有德意志公国般的独立性。梅尔根海姆由骑士团团长治理，其中较为著名的是哈布斯堡家族的马克西米利安三世。他从1595年开始成为治理梅尔根海姆的骑士团团长，同时还是奥地利统治阶层的一员。条顿骑士团依然固守着古老的官员体制，在征召新兵时，证明贵族身份的条件依然非常严格。人们对领土的归属争论不休，甚至在普鲁士，骑士团也要同新教徒妥协，后者占领了许多骑士团领地。骑士团非常强调古老的德意志贵族传统。德意志贵族在马耳他岛曾有过出色的表现，面对这些德意志同人，想必条顿骑士团的骑士们一定羞愧难当，因此，他们不断地开展各种保卫堡垒的行动，有时甚至整个骑士团都前往匈牙利前线同异教徒作战，这同15世纪条顿骑士团类似。有些骑士团成员会提到某些古老的中世纪传统，如托伦的“树堡”，据说当年骑士团兄弟们要横跨维斯瓦河，而那片地区却没有他们自己的堡垒，在同普鲁士异教徒作战时只得用一棵巨大的树作为堡垒。从1595年起，马克西米利安三世成功派出少量战士，以拦截土耳其人的军事行动，不过他们却是以皇家军队的身份执行这次任务的，而非以骑士团成员的身份。在17世纪与18世纪，条顿骑士团获得了32个贵族领地，而其成员始终恪守着禁欲的誓言。自1606年起，所有条顿骑士团成员都应当服满3年兵役，然而事实上，他们却把大量精力放在了领地的管理工作、梅尔根海姆官僚体制的行政工作方面，或者只是充当常备军而已。从1648年开始，路德教派信徒与加尔文教派信徒逐渐在骑士团内掌握权力，从而使骑士团成为一个三种宗教派别同时存在的独特机构。

1658年，条顿骑士团计划同威尼斯与马耳他形成联盟关系，这样的计划在1662年再次被人提起，这次是为了条顿骑士团在多瑙河流域组建舰队。1664年，骑士团团长约翰·卡斯帕·冯·阿姆普林根（Johann Kaspar von Ampringen）率领一支分遣队，同土耳其人在匈牙利作战，而在1668年，他又带领一支小型部队攻打克里特岛上的土耳其人，不过这次行动并不成功。一些成员在奥斯曼帝国边境那些由军队驻守的城镇中履行着自己的军事职责，但有少部分兄弟却牺牲在土耳其战争中。自1696年开始，骑士团团长出资赞助了一支军团。这支军团是作为皇家军队的一部分进行服役的，其成员可以享受双份收益，分别来自其骑士团领地和奥地利官方。在1740年，作为德意志公国的代表，而非骑士团的代表，这支军团参与到奥地利与普鲁士的战争中。条顿骑士团的军事行动所起到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到1699年，骑士团只剩下94名骑士与58名神职人员；在1618—1809年间，已知的骑士共有717人，其中有184人来自法兰克尼亚，至少有362人或大约一半的骑士曾担任过军职，其中有89人最后荣升将军。骑士团在梅尔根海姆服役，直至1809年为止，随后他们便转移至维也纳的奥地利领土内。虽然在程度上不如圣斯特凡骑士团与西班牙的几个骑士团，但条顿骑士团也被世俗军队收编。在德意志公国，由于其资源与人力均在奥地利以外的地区，因此在这里能够确保相对的独立性。

西班牙的骑士团已经不再具备多少军事功能了。在1625年，三个骑士团共1452名成员，圣地亚哥骑士团就占据了其中的三分之二。在1637—1645年，面对与法国的战争，西班牙的腓力四世曾屡次召集骑士团成员，希望他们能够履行其军事职责，然而，贵族阶层早已抛弃其尚武的习性，又由于王室之前在人员委任方面选择不当，因此遭到了大规模的逃避征兵与抗议以及找理由拒绝服兵役的现象。在1640年，1543名骑士团成员组成了一个营，其中就包括蒙特萨骑士团，但其中只有169名骑士，占总人数的11%，其余的骑士团成员要么太年轻、太年迈、太虚弱，要么不愿意为保卫国家而效力。他们有的自己花钱找人替代，有的交付罚款，有的干脆直接逃避征兵。最后，这支军队被派往西班牙边境，同谋反的加泰罗尼亚人作战。此后，军事服役逐渐演变为有偿行动。骑士团的军事行动也不全都出于宗教目的，正如条顿骑士团的骑士会同奥地利王室的敌人作战那样，为世俗统治者的领土提供保护已经成为一种义务。1775年，阿尔坎塔拉骑士团、圣地亚哥骑士团与蒙特萨骑士团，只为阿尔及尔围城战提供了468名作战人员。卡斯蒂利亚的骑士团之所以能侥幸存活，是因为他们能够为王室提供重要的资助与收益来源。这些骑士团不仅为王室中大量的侍从提供了生计，还让社会对于贵族阶层形成了固定认识，后者甚至是以机构的形式达成的，骑士团皇家委员会（Royal Council of the Orders）颁布了一套严格的证明贵族身份的体系，对于贵族新成员的出生及所享受的荣誉具有垄断性的定义权。西班牙的骑士团已经慢慢成为过去时，其组织形式已经与当下人们需要其履行的功能不符。葡萄牙骑士团在1820—1834年逐渐消亡，而三个卡斯蒂利亚骑士团的财产也最终在1835年被充公。

虽然圣斯特凡骑士团充分地展现出了一个地方骑士团是如何以其卓越的才智与坚定的决心，将十字军传统与贵族的敏感性成功地应用于各种军事行动的，但在16世纪，只有医院骑士团始终保持着积极的军事策略，这是由其自身的统治阶层所决定的。在1312—1798年，只有医院骑士团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其他骑士团都或多或少地为当地统治者提供过小型的或是简洁的军事帮助。这些骑士团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以贵族团体的形式继续存活下去，而这最终演变成了为存活而存活的机构。纯粹的国家骑士团，以及某些国家的修道院，或是其他国际骑士团的地方分支，都受到了地方世俗统治者的威慑，进而被后者收编，即便条顿骑士团同西班牙与葡萄牙的骑士团，也通过加入国家军队而做出了贡献，也许这种贡献十分有限。面对这样的局势，医院骑士团的解决方案是以海军以及一个骑士团岛国为基础，这种做法显然是十分成功的，但也需要依赖西方修道院的支持。其实在1413年就已经很明显了，当时骑士团成员威胁要放弃罗德岛，除非他们能够得到财政支援（在收到了来自英国的款项之后，他们又反悔了），而在1792年充公事件发生之后，骑士团的命运就更加清晰了。

[1]“航海家”亨利。——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