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西贝里
在1699年的《卡尔洛维茨和约》之后，土耳其人直接向欧洲中心地带进攻的威胁便已不复存在。因此，人们可以用一种更加放松的心态来看待东部的伊斯兰世界。一个英国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出任大使，他的妻子玛丽·沃特利·蒙塔古（Mary Wortley Montagu， 1689—1762年）女士在信中描述了他们在土耳其生活的点点滴滴。当这本书信集在1763年出版的时候，读者反应热烈。对于像弗朗西斯·达什伍德（Francis Dashwood， 1708—1781年）爵士这样曾经去过奥斯曼帝国的绅士而言，有一个俱乐部专门为他这样的人而成立，即迪万俱乐部（Divan Club）。在一幅描绘弗朗西斯爵士宅邸，位于白金汉郡的西韦甘比庄园的画作中，这位爵士身着东方服饰，头戴包头巾，而画上的签名处则写着“El Faquir Dashwood Pasha”（托钵僧达什伍德帕夏）。这种东方风韵在莫扎特的《后宫诱逃》（Il Seraglio， 1782年）中，以及在对《一千零一夜》的译介中，均可窥豹一斑。这样的风气甚至延伸到花园的设计中，例如，位于萨里郡松山园（Painshill）中的那些建于18世纪的花园，其形状就与土耳其人的帐篷非常相似。拿破仑1798年在埃及开展的征服，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东方的兴趣。在他的军队中，有工程师与学者，他们的研究最后都得以出版；此后，陆陆续续有地质学者、艺术家以及作家前往那些出现在《圣经》中的著名地点，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记录下心中的感受。我们可以将这些人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其中就有法国诗人阿尔方斯·德·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与热拉尔·德·内瓦尔（Gerard de Neval）；英国小说家安东尼·特洛勒普（Anthony Trollope），他曾在1858年代表邮政部门的雇员，同埃及就条约问题进行协商；当然还有艺术家大卫·罗伯茨（David Roberts）、爱德华·利尔（Edward Lear）与让-莱昂·杰洛姆（Jean-Léon Gérme）。人们对穆斯林文化、历史与宗教的兴趣反映在大量的专著、文章中，自19世纪20年代开始，学术界成立了许多东方学会。进入19世纪，远程旅行也比从前更加便捷和安全，大批的旅行者在旅游指南的帮助下涌向东方，背包客的时代已然来临。
这种对近东与中东地区的热情，也成为其他学者的研究对象，然而其中却有一个方面没有得到细致的考察，即人们对作为历史现象与意象资源的认识。18世纪的历史学家似乎都带着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十字军运动，这与他们对待中世纪历史与“骑士精神”这一概念的态度是一致的。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作者爱德华·吉本曾评论十字军运动“仅仅是对欧洲成熟与否的检验，并没有推进其文明的发展”，这场运动所蕴含的能量，若是被用在欧洲自身，兴许收益会更大。伏尔泰与大卫·休谟同样对十字军运动不屑一顾，而苏格兰历史学家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将十字军运动描述为“人类愚行的丰碑”，虽然他也会承认其正面意义，如促进商贸活动，以及推动意大利城市的发展。19世纪的评论家对十字军运动在各个方面都有批评，但总的来说会以某种更加理想化的眼光看待事物，认为一场讨伐异国的穆斯林敌人的运动彰显了骑士精神。然而，从某个历史事件中提炼单一的主题，并强调其不恰当的重要性，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通过对19世纪与20世纪早期的十字军形象进行考察，展现这一主题为不同的目的而在各个方面的发展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工作能够说明现代人对中东以及中世纪的看法。
首先从那些与“圣地”有过直接接触的人入手，显然是合乎逻辑的。毫无疑问，人们的兴趣主要落在了那些在《圣经》中所提及的地点上，当然，还有很多旅行者对十字军遗迹也非常好奇。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十字军运动充满同情。因此，爱德华·丹尼尔·克拉克（Edward Daniel Clarke）在他出版于1812年的著作《游历欧亚非各国》（Travels in Various Countries of Europe, Asia and Africa）中就曾评价说：“就伊斯兰教徒而言，认为与他们有关的一切都是野蛮的，这是一个普遍的错误，这主要归因于当时的基督徒自认为更加文雅，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对历史投入应有的关注，我们会发现，萨拉森人比他们的入侵者要开明得多；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他们热衷于四处搞破坏的肮脏事业……基督徒在‘圣地’所从事的无耻行为，难有人能出其右。”总体而言，人们以更加肯定的态度看待十字军运动。法国作家与历史学家夏多布里昂（Fran?ois-René de Chatteaubriand）1806年7月从巴黎出发，9月到达君士坦丁堡，10月7日抵达终点站耶路撒冷。他回到法国之后，将自己的旅程写成一本名为《从巴黎到耶路撒冷》（Itinéraire de Paris 、 Jérusalem）的著作，并于1811年出版，这本书于19世纪早期在巴勒斯坦地区畅销，3年之内共再版了12次。夏多布里昂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母亲就为他读过很多骑士的故事，还提到了他的祖先——夏多布里昂家族的杰弗雷四世（Geoffrey IV of Chateaubriand），此人曾与路易九世一起参与十字军，他的日记中穿插着许多与十字军运动有关的信息：“我们在十字军旗的引领下来到了耶路撒冷。我也许会是最后一个离开自己的祖国，千里迢迢来到‘圣地’的法国人了。对于这次朝圣，我有着自己的想法、感受与目标。”夏多布里昂批评那些质疑十字军正义性的人，他似乎对穆斯林缺乏同情与理解。在耶路撒冷期间，他阅读了托尔夸托·塔索（Torquato Tasso）的《解放的耶路撒冷》（Gerusalemme Liberata），这是一部16世纪的史诗作品，描写的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运动。这本书似乎一度非常有名，经历了数版翻译与印刷，几乎被人当作十字军的一手资料。在夏多布里昂的朝圣之旅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当数他在“圣墓”地区被人错当作骑士的经历。当时，他站在耶稣墓前，手中拿着布永的戈弗雷的宝剑；或许也正因如此，他才向自己起誓要加入骑士的队伍，为了使“圣地”摆脱“异教徒的支配”，而将自己全副武装起来。通过类似对19世纪前往耶路撒冷的旅行者的记录进行判断，这样的仪式化行为已经几乎成为欧洲人东行的标配，仪式中的重要元素当数布永的戈弗雷的马刺、缰绳与宝剑；仪式之后，新“骑士”还要款待大家吃一顿盛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座穆斯林城市，显然不无讽刺之处。一位后代观察家曾评论说，这种感染力极强的仪式“都发生在穆斯林权贵的眼前，他们坐在门廊里，平静地抽着旱烟，或是喝着果汁，完全不在意这些欧洲旅人的誓言”。
十字军运动也吸引了未来的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注意。1831年，迪斯雷利27岁，距他被选进下议院还有6年时间。他在这一年出国进行游学，先后去了君士坦丁堡、开罗与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除了名胜古迹之外，他还参观了那些参与十字军的国王的坟墓。在回到英国之后，迪斯雷利依然对东方非常着迷，东方的历史与文化成为他几部著作的创作背景，其中就包括他本人比较偏爱的《坦克雷德》（Tancred， 1847年），即“年轻英格兰”三部曲（Young England trilogy）的最后一部，这本书的副标题为“新十字军”（The New Crusader）。《坦克雷德》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贵族，拥有财富与权力；然而，他却决定拒绝世俗的财富与地位的**。他更想前往“圣地”朝圣，就像他的一位祖先那样，不但参与过十字军运动，据说还救过“狮心王”理查一世的命。在这本小说中，十字军的功绩都展现在一系列高布林毛织挂毯（Gobelin tapestries）上，它们陈列在坦克雷德家族的会客室里，这里已经成了十字军博物馆。迪斯雷利哀叹道：“600多年以前，（英国）派出了它的国王、同辈人与民众，为的是将耶路撒冷从异教徒的手中拯救出来，而如今，英国人却将过剩的精力都放在建设铁路上了。”在他的其他小说中，我们也能看到十字军的影子。例如在《科宁斯比》（Coningsby）中，在伊顿（Eton）的蒙泰姆仪式（Montem ceremony）化装舞会上，就有人穿着“圣墓”英雄的服饰，而西多尼亚（Sidonia）侯爵则评论道：“激励十字军的原因，并不是惧怕来自沙漠的萨拉森人会征服世界……人只有在受到**的驱使而行事的时候，才是真正伟大的，当他受到想象力的吸引的时候，这股力量是无法抵抗的。”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圣地”旅行期间曾参观过哈丁战役的战场原址，从而写了《傻子出国记》（The Innocents Abroad， 1869年）。虽然马克·吐温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奇迹颇有微词，但却对著名的布永的戈弗雷之剑印象深刻：“基督教世界中，没有哪把利剑拥有这样的魅力——对于任何一个看到这把剑的人来说，它在脑海中唤起的浪漫联想，是欧洲的庙堂之中任何一把锈迹斑斑的宝剑所无法比拟的……它激起了人们心中对于‘圣战’的回忆，这些回忆，以及那些穿着锁子甲的形象，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沉睡了多年……它向人们诉说着有关鲍德温与坦克雷德的故事，当然也包括尊贵的萨拉丁和‘狮心王’理查一世。”
在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的安排下，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也曾于1898年游览过“圣地”、埃及与叙利亚。此行的目的是参加救世主教堂（church of the Redeemer）的落成典礼，该教堂是由德国新教徒建造完成的。然而在耶路撒冷，这位皇帝还参观了新成立的德国殖民地。他将自己设想成一名十字军战士，或至少是十字军的后裔，因此，他希望能够骑马进入这座古老的城市。从传统上来讲，这样的入城方式是为征服者所准备的，由于雅法城门附近的城墙早已倾倒，周围都是护城河，因此这位皇帝便可以为所欲为了。他骑马进城，但却不必通过城门。为了让自己的入城仪式显得更具戏剧性，他还穿了一件陆军元帅的白色礼服。在大马士革，威廉皇帝将一面绸缎的旗帜与一个铜制的月桂花环放在了萨拉丁的墓上，花环上写着“由一位皇帝致另一位皇帝”。这个花环后来被当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利品被T. E. 劳伦斯[1]（Thomas Edward Lawrence）带到了英国，现存于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
显然，劳伦斯对十字军运动的过往相当敏感。他的大学毕业论文研究的便是十字军城堡。他的一位祖先，罗伯特·劳伦斯爵士曾陪同理查一世参与过阿卡围城战。在《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中，劳伦斯写道：“我觉得，只要再看叙利亚一眼，便可以导正我那被十字军东征与首次阿拉伯征服运动而影响的战略思想，并依两个新因素调整战略：铁路，以及在西奈的默里（Murray）。”在劳伦斯死后为他举办的悼念活动中，作家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也提及十字军运动。一个人只身离开自己的故土，来到另一个国家从事如此崇高的事业，对于当时身处阿拉伯半岛的劳伦斯而言，这样的想法在他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进而影响了其之后的空军生涯。
19世纪30—50年代，欧洲各国相继在“圣地”建立了领事馆，如英国（1838年）、法国（1843年）、撒丁王国（1843年）、普鲁士（1843年）、奥地利（1849年）和西班牙（1854年）。詹姆斯·芬恩（James Finn）在1845—1863年出任英国领事，他的回忆录对当地的敌对势力做了有趣的展现，其中有些敌对势力可以追溯到十字军运动时期。事实上，这些领事会利用其国家在十字军运动中的参与程度来提高自己的地位。相较于他国领事，法国领事认为自己的优越感更强，因为其王室领主曾是“东方基督徒的保护人”，而撒丁王国领事之所以能够穿着代表耶路撒冷国王的制服，也是因为法国君主与奥地利皇帝授予了他这样的头衔。芬恩对于法国人的说法有如下观察：“法国人在土耳其的确享有很高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人们一直认为他们是基督教在东方的守护者，还由于他们声称自己是十字军的后人。在他们看来，其他国家都因同他们一起被牵连到‘圣战’中而遭遇灾祸，如隐修者彼得是法国人；克勒芒宗教会议是在法国举办的会议，而布永的戈弗雷同他的兄弟鲍德温也都是法国人，而最后一次十字军活动则是由圣路易亲自率领的。”在19世纪中期，有大量欧洲王室成员前往耶路撒冷，在芬恩夫人的回忆中，威尔士王子爱德华，即后来的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 1862年时在一棵巨大的松树下面搭起了帐篷，据说1099年布永的戈弗雷也曾在这里安营扎寨，而“这位‘帕夏’对此一无所知”；值得一提的是，自爱德华一世在1270年参加十字军运动以后，爱德华七世是第一位踏入巴勒斯坦境内的英国王室成员。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深受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吸引，对于相关的思想与规范都很感兴趣；在凯尼姆·迪格比（Kenelm Digby）四卷本的骑士手册《荣誉之石》（The Broad Stone of Honour）中，有两本是以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运动的英雄命名的，即《戈德弗罗斯》（Godefridus）与《坦克雷德斯》（Tancredus）。为了回应18世纪的怀疑论者对于十字军的争论，迪格比在书中写道，十字军运动“并不能简单地依据每一条正义的原则与政策来进行解释”；十字军的罪行“被极度夸大了”；对于基督徒而言，强迫萨拉森人“不要破坏宗教的神圣性，就要通过劝导与公开的迫害才能实现”，而这么做是合情合理的。戈弗雷与坦克雷德是迪格比的十字军英雄，另外，他也歌颂那些普通的十字军战士。“德意志、法国与英国的十字军战士，将他们的青春热血与贵族气质挥洒在这片土地之上；他们并非受到了不道德的利益，或是自私的欲望的驱使，他们放弃了故土的祝福，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保护‘圣地’的事业上，从而使上主的仆人免遭冒犯与侵害。”
对于同代人而言，那些以骑士精神为最高理想的人，常常被人称作十字军战士。例如，在1837年，斯特兰福德勋爵乔治·斯迈思（George Smythe）就曾在致友人约翰·曼纳斯（John Manners）勋爵的信中，写下了如下文字：
亲爱的朋友，您本属于那个古老的时代
对于那些高尚且极富骑士精神的事业
人们会投以理解的目光
他们会因你的勇气而欣喜——也许，还会跳起回旋舞
吟游歌手的口中充满着颂扬
当然，这之后还要讲些普罗旺斯的古老故事
他们讲到了锡安山与十字军
以及您的芳名和许多光荣的事迹
里布尔斯代尔（Ribblesdale）勋爵的儿子查尔斯·李斯特（Charles List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他曾经与一群朋友参观君士坦丁堡，如同迪格比笔下的坦克雷德那样，感觉“受到了古老十字军的召唤”。
奥布里·赫伯特（Aubrey Herbert）曾在近东地区出任英国情报官员，作家约翰·布坎（John Buchan）将他描述为“十字军时代的幸存者”。赫伯特不但是劳伦斯的朋友，同时也拥有劳伦斯的气魄，因此，他成为布坎的汉内系列小说《绿斗篷》（Greenmantle）中一个角色——桑迪·阿巴斯诺特的原型人物。“要是能回到从前，他说不定会率领一支十字军，或是在印度群岛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而如今，他只能像一个游魂一样四处闲逛。”在这之后的小说《绵羊岛》（The Island of Sheep）中，阿巴斯诺特在上议院就近东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似乎《绿斗篷》的结尾原本设定在君士坦丁堡，德国人密谋煽动伊斯兰革命，进而导致与印度的陆路冲突，而主人公的任务便是发起一项类似十字军运动的行动，以阻止这个计划的实现。然而，在达达尼尔战役爆发之后，作者不得不修改这样的设定。在地球的另一极，挪威探险家阿蒙森（Roald Amundsen）称自己为“北极的十字军战士。我愿为这个事业奉献终生，它并不在耶路撒冷滚烫的沙漠之中，而在冰天雪地的北极”。
家族中若是有参与过十字军运动的祖先，那显然是非常自豪的事，即便是通过纹章侧面追溯到某些联系，也是很值得炫耀的。例如，班戈（Bangor）子爵家族沃德（Ward）家族的箴言是“sub cruce salus”（在十字架下获得救赎），他们的纹章图形是一个身着盔甲的骑士，胸前有一个红色的十字架，他旁边则是一位手上戴着镣铐的土耳其大公。德威尔（De Vere）家族的纹章上有一个五角星，他们相信这足以作为十字军的凭证。1824年，在塔索的《解放的耶路撒冷》的一个翻译版本中，列出了“曾经参与过十字军运动的英国贵族与绅士阶层”名单，其中就包括罗杰·德·克林顿（Roger de Clinton）和英格拉姆·德·费因斯（Ingelram de Fiennes），前者是林肯伯爵以及现在的纽卡斯尔公爵的祖先，战死于安条克战役，后者则是塞伊与塞勒勋爵的祖先。有些家族保留着水晶石，以及许多与十字军有关的神秘的传家之宝，一到有贵客光临，他们就会拿出来向人们展示。例如，克吕尼的麦克弗森（Macphersons of Cluny）就有一条红色的摩洛哥山羊皮皮带，据说是由一位十字军战士从“圣地”带回来的，这位十字军战士曾帮助过许多妇女接生。
在19世纪的法国，情况同样如此。国王路易·菲利普在回忆录中写道，十字军纹章已经如同“继承来的封地”。在19世纪30年代，为能够让家族传下来的军服进入凡尔赛宫的十字军展厅，法国几个家族间展开了非常激烈的竞争，这个展厅是国王为了保留法国的十字军荣光而特设的。事实上，有些家族为了证明十字军家史，甚至伪造特许状，而这些特许状都是从一个州库图瓦（Courtois）的人那里购来的。然而，他们的申请还是受到了茹安维尔亲王[2]（Prince de Joinville）的审阅。小说中的主人公也会提及十字军运动的祖先。在G. A. 劳伦斯（George Alfred Lawrence）的小说《盖伊·利文斯通》（Guy Livingstone）中，其主人公不但“有一张十字军战士的脸，会在圆形教堂中的长榻上抬头望向我们”，而且还是“铁拳”爵士马利兹·利文斯通的后人，曾参加过第三次十字军运动，同英国的理查一世一同征战于阿斯卡隆。在小说《盖伊·曼纳林》（Guy Mannering）中，沃尔特·司各特爵士让一位加洛韦地主对一个访客说道：“但愿你已经听说我父亲那些古老的故事，与迈克丁加维家族的战争有关……他们是如何驶向‘圣地’的——也就是耶路撒冷和耶利哥……还有他们是如何把那些圣人遗物带回来的，那些遗物和天主教徒的没什么两样，当然，还有竖在阁楼上头的那面旗。”
在19世纪的英国，有许多人试图复兴骑士团，甚至还要再次发起十字军运动，鉴于上文提到的背景，这样的做法也就不足为奇了。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如今常被称为“马耳他骑士团”，其大本营在1798年拿破仑发起的征战中幸免于难。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1827年之后，人们试图复兴骑士团的英国分支，其中包括一群维多利亚时代的古怪人士。至于圣殿骑士团，在英国对于其复兴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包括西德尼·史密斯爵士（Sir Sidney Smith），以及查尔斯·丁尼生·德·英考特（Charles Tennyson d’Eyncourt）。前者曾在1799年参与过守卫阿卡的抵抗运动，他显然将自己视作后世的十字军战士；后者则是大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gson）的叔叔。史密斯与法国共济会的新圣殿骑士团关系密切，并被后者委任为英国分支的大团长。他将这个头衔让给了乔治三世的儿子萨塞克斯公爵，以此来提升骑士团的地位；然而申请加入骑士团的人却并不多，英国分支的寿命甚至都没有超过它的创建者们的寿命。近代十字军运动的主要推手是爵士威廉·希拉里（William Hillary），他曾是骑士团英国分支的一名骑士，还是英国皇家救生艇协会的创始人。1840年，阿卡落入土耳其苏丹的手中。听闻这个消息之后，希拉里写了一本名为《关于基督徒收复作为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主权国家的圣地的几点建议》（Suggestions for the Christian reoccupation of the Holy Land as a sovereign state by the Order of St. John of Jerusalem）的小册子。他在书中写道：“基督徒占领‘圣地’，这在几个世纪以来都是吸引人类注意的最伟大的功绩。”他设想建立某种保护关系，以确保阿卡处于基督徒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能让圣约翰骑士团享有其最初的荣光。在1841年4月，他又出版了《致占领圣地的圣约翰骑士团成员》（Address to the Knights of St. John on 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the Holy Land），这本书再次使用了中世纪十字军宣传性的口吻：“对我而言，剩下的事只有以我的崇敬之心，向我的骑士团兄弟们祈求……发起一场全新的十字军运动，这并不同于很久以前的十字军，要将‘圣地’变为杀戮与血染的战场，而是一场和平的运动。”骑士团的英国分支按照希拉里的规划，尽其所能地推行十字军运动，然而，由于骑士团本身还要争取人们对它的认知，而当时的政治局势又相对动**，因此，这些努力都付诸东流。
十字军的意象也被应用在近代的军事冲突中。如克里米亚战争就常常被人视作拯救“圣地”的十字军运动，即便在这场战争中参与所谓十字军的国家实际上是与穆斯林的土耳其人形成了同盟关系；耶路撒冷的英国领事在战争期间评论道：“伴随着‘神意欲此’的欢呼声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战士们同‘圣墓’的穆斯林持有者展开了战斗；那些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征战的国家，如今也同样宣扬着这场如火如荼的战役。然而，他们现在却站在了穆斯林这边，保卫的财富也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运动相同，而他们的共同敌人是俄国，后者直到十字军时期才彻底皈依东正教，而它对‘圣墓’也同样垂涎已久。”
19世纪还见证了十字军运动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开端。1806年，法兰西学院举办了一场论文竞赛，主题为十字军运动对欧洲自由、文明、经贸与工业的影响。赢得这次比赛的是哥廷根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希伦（Arnold Hermann Ludwig Heeren），他在论文中引用的原始材料有邦加（Jacques Bongars）在1611年出版于汉诺威的著作《法兰克人事迹》（Gesta Dei per Francos）。在19世纪早期，有关十字军运动资料的搜集、编辑与翻译工作尚处于萌芽阶段。这项工作最初都是由本笃会信徒完成的，后因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而中断，最终由法兰西文学院完成。该学院在1841—1906年相继出版了18卷本的《十字军史汇编》（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ades），其中有16卷由西方的、阿拉伯的、希腊的以及亚美尼亚的历史学家共同完成，另两卷则与法律内容相关。1875年，伯爵保罗·里昂（Paul Riant）成立了东部拉丁协会，其主要学术成果为两卷本的《东部拉丁档案》（Archives de 1'Orient Latin），以及《东部拉丁月刊》（Revue de l'Orient Latin）。除了希伦以外，19世纪其他优秀的十字军历史学家还包括威尔肯（Friedrich Wilken）、罗里希特（Reinhold R?hricht）、哈根梅耶（Heinrich Hagenmeyer）与米肖（Joseph Michaud）。
约瑟夫·米肖（1767—1839年）的学术生涯极具19世纪十字军史编纂的色彩，值得特别关注。米肖三卷本的《十字军史》（Histoire des Croisades）以及四卷本的《十字军丛书》（Biblioth?que des Croisades）在1829年出版，后者属于国外十字军著作译选。在1830—1831年，米肖游历了君士坦丁堡、叙利亚、耶路撒冷与埃及。他带领两位工程师重走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路线，就像夏多布里昂那样，米肖也让自己成了“圣墓”骑士。在回到故土之后，米肖根据自己的游历经验，改写了《十字军史》。虽然对十字军的残暴行为颇有微词，但他却将十字军运动描述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阶段之一，它不仅极具启示性，且十分卓越，为政治家、哲人、诗人、小说家以及普通公民提供了无尽的养分。”
但这种基于一手史料的研究分析工作却并没有激发大众文化与艺术的想象力。在19世纪的音乐、艺术与文学中，与十字军运动稍有瓜葛的似乎更多的是出自托尔夸托·塔索讲述的十字军故事，或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对十字军的惊鸿一瞥，而非来自米肖的历史巨著，或是与沙特尔的富歇、茹安维尔的约翰、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相关的一手史料。
塔索的《解放的耶路撒冷》出版于1581年，主要讲述的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故事，其中穿插着三段情节，有一个故事涉及一段受挫的爱恋。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基督教骑士里纳尔多（Rinaldo）与迷人的女子阿米达（Armida）对于故事情节起到了极大的烘托作用。这些元素对作曲家与艺术家而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最早在17世纪早期就有对塔索故事的改编。在19世纪，与塔索的故事相关的戏剧，其中较为著名的包括罗西尼首演于1817年的《阿米达》以及勃拉姆斯的清唱剧《里纳尔多》。19世纪还有大量表现这一主题的绘画作品，在位于罗马的卡西诺美术馆中，奥地利艺术家J. H. 富里希（Joseph von F?hrich）至少创作了一个房间的画作，都与塔索的故事相关。司各特、华兹华斯、骚塞（Robert Southey）与德·昆西（Thomas De Qaincey）都曾阅读过《解放的耶路撒冷》的译本，而在《荣誉之石》中，迪格比也引用了这本书中的文字，仿佛它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原始资料一样。
在19世纪塔索著作的几部英译本当中，有一部出自沃本修道院的图书管理员维芬（J. H. Wiffen）之手。他在译文序中援引了查尔斯·米尔斯（Charles Mills）的《十字军史》（History of the Crusades， 1820年），但又写道：“米尔斯先生……虽然用非常自然的笔调为我们描绘了每一场十字军运动，可是又有谁希望终结这样的幻觉呢？不论它是来自早期吟游诗人的诗歌，还是塔索的故事，这种幻觉让十字军战士充满了忠诚、慷慨与仁爱的品质。”塔索的仰慕者中，并非所有人都会以同样理想化的眼光来看待十字军运动。有一位评论家就曾宣称：“塔索诗歌的最大缺陷，便是它通过对十字军成就的歌颂，为人们灌输了错误的观念……我们不得不忘记十字军战士的种种残忍行径，以及他们消灭穆斯林的狂热心态，我们还要努力让自己相信，拯救耶路撒冷是一项值得追求的事业，值得有智慧的人参与进来。”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显然是19世纪最知名的历史小说家，他的作品中有四部与十字军运动有关，有的是把它当作小说的背景，有的就是小说的主题。这四部小说是《艾凡赫》（Ivanhoe， 1819年）、《魔符》（The Talisman）、《约婚夫妇》（The Betrothed）以及《巴黎的罗伯特伯爵》（Count Robert of Paris， 1831年），中间两部作为《十字军故事系列》（Tales of the Crusaders， 1825年）在同年出版。这些作品中当数《艾凡赫》最受欢迎，这部小说也为许多作曲家、艺术家与剧作家带来了灵感。司各特曾在1826年10月出席了罗西尼改编的歌剧版《艾凡赫》在巴黎的演出，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晚上，我在音乐厅观看了《艾凡赫》。这出戏的表演非常雄浑，令人十分振奋。诺曼战士头戴尖头头盔，穿着类似锁子甲的戏服，看上去都很不错……这毕竟是一出戏剧，故事情节显然遭到了极大毁坏，很多台词言之无物。”《艾凡赫》同时也是阿瑟·沙利文爵士（Sir Arthur Sullivan）改编的主题，他曾与吉尔伯特（William Schwenck Gilbert）一起以该小说为蓝本，合写了一出轻歌剧。同样的主题也出现在绘画中，其中就包括莱昂·科涅（Leon Cogniet）创作的《丽贝卡与布莱恩·德·波伊思·吉尔伯特爵士》（Rebecca and Sir Brian de Bois Guilbert），这幅作品现存于伦敦的华莱士收藏馆。《魔符》的故事发生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其中心人物是“狮心王”理查一世与萨拉丁，而这部小说也曾被改编成歌剧，或是出现在绘画作品中。然而，司各特也并非一位不置可否的观察者，事实上，他在为出版于1818年的《大英百科全书》所撰写的文章《论骑士精神》中，对十字军运动的价值提出了质疑；但总体而言，他为十字军运动添加了不少浪漫主义色彩。
十字军运动为人们的浪漫想象提供了很多发挥的空间，许多人会对那些基本的历史事件做出非常奇特的个人解读。三幅风格迥异的画作刚好展现了十字军意象的广度。德意志画家卡尔·弗里德里希·莱辛（Carl Friedrich Lessing）的《十字军值夜》创作于1836年，描绘的是一位孤独的十字军战士，他之前大概受到过很多打击，状态让人想到被人抛弃在贫瘠荒野的李尔王。事实上，十字军运动似乎已经成为莱辛与杜塞尔多夫学派最为偏爱的创作主题，而莱辛间接受到了沃尔特·司各特的影响。美国艺术家乔治·因尼斯（George Inness）对于十字军的展现就截然不同了。他的画作《十字军行军》现藏于离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不远的果园公社博物馆。这幅画展示了一群十字军战士，外套上的红色十字架标明了他们的身份；他们正在过一座桥，身后的背景做了浪漫化处理。拉斐尔前派的画家威廉·贝尔·司各特（William bell Scott）是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的朋友，他试图以十字军战士与家人团圆为主题创作一幅画作。在《十字军荣归》中，他画了一位战士在经历了十字军的漫长磨难之后，回到家里同妻子与孩子团聚时的场景。惊讶的妻子几乎认不出他来，她可能认为自己的丈夫早已客死他乡；他的儿子躲在母亲身后，对这位衣着奇怪的陌生人备感恐惧。在20世纪30年代，理查德·霍林斯·默里（Richard Hollins Murray），这位猫眼道路安全装置的发明人购置了赫里福德郡的丁默尔庄园，这块土地原本属于医院骑士团。默里在庄园中建了一个音乐室和几条回廊，事实上，这是为了纪念十字军运动与医院骑士团而设的。建筑中包括展现医院骑士团与圣殿骑士团成员的彩色玻璃窗、雕塑与绘画，以及一系列战士打仗时穿的军服，这些服装都来自那些曾经有家人参与过十字军运动的赫里福德郡家庭。回廊中的壁画描绘了一位年轻人离开故土前去参加十字军时的场景，以及布永的戈弗雷来到耶路撒冷时的场面。音乐室中的彩色玻璃窗所表现的主题是一位骑士在十字军运动时期的日常生活。在音乐方面，还有罗西尼在1828年首演的歌剧《奥利伯爵》（Count Ory）。歌剧的情节大致是：一位加法蒙泰尔的（Fourmoutiers）伯爵因参加十字军东征而常年不在家中，其间奥利伯爵和他的朋友瑞姆保德试图勾引伯爵年轻的妹妹。女主人公不得不先将自己假扮成隐士，后又装扮成修女；而在奥利与瑞姆保德即将得逞的时候，她的哥哥回到了家中。另外，还有威尔第首演于1857年的《阿罗尔多》（Aroldo）。这出歌剧讲述了一位刚刚从巴勒斯坦回来的十字军战士阿罗尔多与他的妻子麦娜之间的故事，阿罗尔多在巴勒斯坦为理查一世效力的时候，他的妻子却在家同别的男人通奸；故事难免要经历几番周折，最终，以在罗蒙德湖岸边的和解收场。十字军运动同样也为浪漫主义剧作家、诗人与小说家带来了许多灵感。上文我们已经介绍过司各特的十字军小说了。在戏剧领域，一个以十字军为创作主题的例子便是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圣人悲歌》（The Saint匀s Tragedy），这出戏是为了颂扬十字军战士图林根伯爵路易四世的妻子、匈牙利的圣丽莎（St Elizabeth of Hungary）而作。金斯利写道：“我们坚毅的十字军先祖，一个个战死沙场，为的是上帝的利益，而非个人的私利。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让他们的热情、他们的信念以及他们初生牛犊般的胆量，化解时间与空间上的距离，让旧日的荣光再次照耀在我们身上。”在这对王室夫妇分别的时候，十字军大军合唱道：
前方是上帝之墓，
身后是先父的故土，
战舰在陡峭的波涛中翻滚，
四周刮起了狂乱的风。
身着红色十字架的骑士
与自由的民众，遍及圣城，
心怀信仰，身藏力量，
终将把异教徒踩在脚下。
对于十字军运动的浪漫化处理，在华兹华斯的《教会十四行诗》（ecclesiastical Sonnets）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在为教会的历史进行概述的时候，华兹华斯献上了四首与十字军运动相关的十四行诗，其中有一首就叫作《十字军》（Crusaders），原文如下：
我们卷起风帆，扬起迟缓的船桨
穿越这些光明的地域，向那些如梦似幻的事物
投去留恋的目光——那些传奇故事
命运女神在十字军的生命力
浇灌了无限的色彩，直至遥远的海岸
他们将使命完成；或是回到故土，
他们履行了誓言，如今已成为圣人的雕像
虔诚地在祭坛的地板上一字排开
这一切都是真的吗？还是他们的追思弥撒
一直都在传颂，从未停止，
当天堂编织起最真挚、最柔和、最亲切的和声
大地以坚定的声音，升起了安魂曲，
她将告诉世人，他们的英勇、善良与才智
他们得到了渴望已久的报酬
另一个例子是科尔沃男爵弗雷德里克·罗尔夫（Frederick Rolfe）的十字军小说《休伯特的亚瑟》（Hubert匀s Arthur）。在这本小说中，罗尔夫编织了一个复杂的故事网，其中涉及布列塔尼公爵亚瑟，他曾航行去往阿卡，参与阿卡围城战，打败了萨拉森人，并最终攻占耶路撒冷。
十字军运动也为许多宏大的场面提供了素材，相应的例子出现在19世纪的英国，伦敦的阿斯特利（Astley）圆形露天剧场。1810年，阿斯特利剧场上演了一场名为《血红骑士》（The Blood Red Knight）的演出，演出极为轰动，连演了175场，为剧场的经营者赚得了18,000英镑的收益。故事的剧情大致为血红骑士试图勾引十字军战士阿方索的妻子伊莎贝拉，阿方索战败而归，但随后却成功招来援军，因为此刻——按照戏剧海报上的宣传语来讲——“城堡已经被风暴席卷，周围的河上到处都是满载勇士的战舰，城垛四周，战马与步兵虎视眈眈。最终，城内外尸横遍野，有的战士与马匹沉入了河里，这一景象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未曾见过，但这一切都以血红骑士的死作为结局。”
另一出以十字军为主题的戏剧是1835年的《耶路撒冷围城战》（The Siege of Jerusalem），它吸引观众的关键手段，是史实与幻想的结合，其中包括萨拉丁占领“圣地”、对死海的展现、法国与奥地利军舰的援助、燃烧的沙漠、萨拉丁的白色公牛科拉乔（Coraccio）、具有亚洲风格的芭蕾舞与歌剧插曲、金豹骑士（Leopard Knight）与圣殿骑士的相遇（该情节源自司各特的小说《魔符》），以及萨拉丁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最后一天举行的盛宴（持续了整晚的狂欢娱乐）。另一出新戏名为《理查与萨拉丁》——或称《耶路撒冷十字军》（The Crusaders of Jerusalem）——在1843年推出，内容主要涉及第三次十字军运动。虽然有大量的歌剧唱词是以像奥古斯特·冯·科策布（August von Kotzebue）的《十字军》（Die Kreuzfahrer）这样的戏剧作品为创作蓝本，但总体而言，19世纪的歌剧对十字军运动的展现似乎都乏善可陈。科策布的剧作讲述的是一个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有关的故事。这启发了路易·施波尔（Louis Sp?hr）的同名戏剧。亨利·亚瑟·琼斯（Henry Arthur Jones）的《十字军》（The Crusaders）则与19世纪的社会改革相关：“社会变革的旗帜将当今世界中最昂贵的、最卑劣的、最智慧的与最愚蠢的元素汇集在一起……这场运动在19世纪的日常生活中，其戏剧程度不亚于13世纪的十字军运动。”
对十字军运动的浪漫化与奇观化解读虽然已经在社会中风行起来，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作家、画家与作曲家对他们作品中所处理的历史背景没有任何认识。我很难看出发生在近东的历史事件，如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与他的儿子易卜拉欣（Ibrahim）的崛起与战败（这进而导致了威廉·希拉里爵士在1840年呼吁发起一次十字军运动）与19世纪人们对于十字军意象的使用存在什么关联。毫无疑问，中世纪——尤其是十字军运动时期——已经成为十字军意象的采石场，人们利用这些意象来表达某种特殊的思想与野心。例如，我们应当结合特殊的历史背景来阅读迪斯雷利的《坦克雷德》，即大英帝国在东方的扩张，以及对通往印度的商业航道的控制。十字军运动作为一类表现的主题，其中另一个变体涉及对十字军民族英雄与传统的歌颂。
因此，在英国，十字军英雄当数“狮心王”理查一世，这位国王成为许多画作与雕塑的主题，尤其是马罗凯蒂（Carlo Marochetti）男爵的作品，由他所创作的理查一世雕像现坐落于议会大厦的外面。法国的十字军英雄当然就是上文提到的圣路易了。凡尔赛宫的十字军展厅以视觉形式向人们展现了法国参与十字军运动的历史，其中涉及著名的战争场景、围城战的样貌以及十字军民族英雄的画像。另一个例子则是德拉克洛瓦（Eug?ne Delacroix）的画作《十字军进入君士坦丁堡》，画中描绘的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的一个场景。这幅画现在收藏于卢浮宫，画中君士坦丁堡的贵族征服者们骑在马背上，对这座城市进行勘察，并接受当地居民的宽恕请求；至于维尔阿杜安的杰弗里能否认出这些十字军成员就很难说了。在比利时，十字军的民族英雄是布永的戈弗雷，西蒙尼斯（Eug?ne Simonis）曾为他创作过一座雕像，1851年在水晶宫中展出，如今则坐落于布鲁塞尔大广场，这个雕像展现了一个骑在马背上的贵族领导人的形象。在布永本地，有一座更加年轻的戈弗雷雕像，该雕像伤感地望着家乡的溪谷。在更加世俗的层面，伦敦在1883年曾出版过一本《家具与生活必需品目录》（Catalogue of Furniture and Household Requisites），其中就有“狮心王”理查一世、圣路易和布永的戈弗雷的铜制骑马雕像，人们可以通过邮政下单购买。
在意大利，托马索·格罗西（Tomasso Grossi）的长诗《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伦巴第人》（I Lombardi alla prima crociata）激起了意大利人对本国十字军成就的骄傲之情。这首诗为许多以历史题材为绘画主题的画家提供了灵感，也成为威尔第的创作素材，他的歌剧《伦巴第人》于1843年在米兰首演。音乐似乎拨动了意大利人的民族主义心弦；米兰人似乎觉得自己是伦巴第人，他们所保卫的“圣地”变成了意大利，而奥地利人却同萨拉森人没什么两样。歌剧中那些大型的上演固定套路的场景，如十字军看到耶路撒冷时的景象，成为创作者任意发挥他们对中世纪各种浪漫化想象的试验田。威尔第甚至还为这出歌剧改编了一个法语版本，并将其命名为《耶路撒冷》。这个歌剧曾在杜伊勒利宫上演——国王路易·菲利普也列席观看，并为作曲家颁发了一枚荣誉勋章。
在20世纪，十字军意象最早被应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不仅应用于对战争的描述，也应用于文学作品之中。当时，对于严重的伤亡人数以及战壕中的极端现实，并非所有人都会那么关注。一些人可能不愿看到血淋淋的现实，反而会选择自我蒙蔽，以一种浪漫化的眼光看待战争，将其视为高尚的十字军运动，是一场保卫自由的战争，以免普鲁士军国主义支配整个欧洲，也使“圣地”免于穆斯林的统治。
在英国，这类“圣战”的思想在圣公会牧师的布道中得到了发展，其中两个关键性人物是伦敦的温宁顿-英格拉姆（Arthur WinningtonIngram）与巴兹尔·布奇（Basil Bourchier），他们就是所谓的“战地主教”。布奇是汉普斯特圣犹达教堂的牧师，后出任军方的特派牧师。他曾写道：“这不但是场‘圣战’，而且是到目前为止所开展的最神圣的‘圣战’……奥丁神与基督作战。柏林正试图证明，它比伯利恒的地位还高。每一声枪响、每一个命中的枪刺、每一条牺牲的生命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名声。”布奇将达达尼尔战役视为一次最新的十字军运动，这场运动最终会拯救“圣地”，使其“免于异教徒的玷污”。
这样的十字军意象不单单被用于教会。在一场发表于1916年5月名为《赢得战争》的演讲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声称“来自这个国家各个角落的年轻人都蜂拥而至，试图行使他们的国际权利，即加入一场伟大的十字军运动”。他在1915—1918年的演讲稿被汇总为册，得以出版，书名为《伟大十字军》（The Great Crusade）。
奥德·沃德（F. W. Orde Ward）在1917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最后的十字军》的诗集，他将这些诗作称为爱国诗歌；凯瑟琳·泰南（Katharine Tynan）的两个儿子都在军中服役，她写道：
你的孩子与我的孩子，纯洁如刚磨好的剑。
你的子民与我的子民，现在都是上帝的子民。
你的孩子与我的孩子为了这场伟大的十字军，
已成为新一代的骑士——上帝的旗帜在他们头顶飘扬。
一些“一战”纪念碑也能够反映出人们对十字军主题的应用。位于约克郡斯莱德米尔（Sledmere）——这里也是马克·赛克斯爵士（Sir Mark Sykes）的故居，这位爵士因《赛克斯-皮科协定》而闻名于世——的纪念碑便采用了埃莉诺十字（Eleanor Cross）的形式。当马克爵士在1919年去世的时候，纪念碑上恰巧还有一片嵌板没有被填满。纪念碑上有用黄铜制作的纹章，而马克爵士则身穿戎装，佩带宝剑，脚下踩着一个穆斯林，头上则是一个卷轴，写着“Laetare Jerusalem”（“赞美耶路撒冷”），在他的身后，是耶路撒冷的地形轮廓。雕塑家格特鲁德·爱丽丝·梅瑞狄斯·威廉姆斯（Gertrude Alice Meredith Williams）设计了一座名为《十字军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rusaders）的雕塑，这是在佩斯利举办的战争纪念雕塑比赛的参赛作品。该雕塑现藏于加的夫的威尔士国家博物馆，雕塑刻画了一位中世纪骑士身披盔甲，骑着战马，周围是四位穿着“一战”军服的士兵。
在19世纪与20世纪早期，人们对十字军形象的展现是多种多样的。虽然19世纪学术界开始了对十字军运动的研究，但十字军的大众形象却是高度浪漫化的，它与十字军亲历者对这场运动的现实呈现几乎没什么关系。作曲家、艺术家与作家让这种想象力得到了自由的驰骋，他们创作的主要来源并非中世纪的编年史学者，而是托尔夸托·塔索与沃尔特·司各特。这倒也不足为奇，毕竟他们要取悦观众，而这些观众对中世纪生活以及宗教骑士团的功绩都抱有浪漫幻想，常常被旅行者们口中那些极具东方异域色彩的故事吸引。人们对参加十字军的民族英雄都充满了骄傲之情，如英国的理查与比利时的布永的戈弗雷。十字军意象也被应用在当代的军事冲突中，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尤其与发生在巴勒斯坦的阿伦比战役相关。最惊人的例子当数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对于十字军意象的误用，在这场战役中，西欧的军事势力同穆斯林的土耳其人形成同盟，而人们称这支盟军为十字军。
[2] 路易·菲利普的第三子。——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