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洛依德
克勒芒宗教会议与教皇的远征号召圆满结束之后，乌尔班二世在法国一直待到1096年9月。之所以延长逗留的时间，不仅是出于十字军东征计划本身，更重要的是，他需要领导这个刚刚处于形成阶段的活动，并提供相应的指导，毕竟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基本属于他个人的发明创造。他分别与勒皮主教阿希马尔和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四世（Raymond IV，即圣吉尔的雷蒙德）通信，委任前者为军队中的教廷使节，并想让后者担当在俗领导人的职位。在1096年，乌尔班二世与雷蒙德四世相互来往至少两次。他敦促法国各地的神父为十字军运动布道，同时，正如我们所知，在法国逗留的这几个月中，乌尔班二世本人也身先士卒，分别前往法国南部、中部和西部的各大中心城市宣传十字军运动。他还向法国境外地区派发信函与大使，都是为了管控人们对他布道的回应。
乌尔班二世计划十字军基本由骑士与普通士兵组成，后者在军事方面用处极大。然而，随着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为十字军布道的消息传遍整个西方，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与职业的男男女女纷纷要求加入十字军运动。在军队的人员方面，乌尔班二世完全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这直接导致了发生在法国北部与莱茵兰（Rhineland）地区的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这次冲突是针对犹太人的，它成为之后几个世纪以各种形式呈现的一系列反犹活动的始作俑者，这些反犹活动都与十字军运动息息相关。军队由许多不同的社会群体组成，其中有许多并不在乌尔班二世的设想之内，他更希望这些人待在国内，尤其是那些城市与乡村中的穷苦百姓。
这些人由隐修者彼得和沃尔特·桑斯-阿瓦尔（Walter Sans-Avoir）带领，他们是最早集结的一群人，并在1096年春天出发。一般传统上称他们为平民十字军（People’s Crusade），但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一些独立的团伙，由穷人组成。他们缺少基本的供给与装备，即使当中偶尔会出现骑士，甚至也有骑士领导他们的情况。从法国北部出发，沿途经过低地国家[1]（Low Countries），特别是莱茵兰与萨克森，他们试图抵达君士坦丁堡，但许多人没能坚持到那么远的地方。他们不得不四处寻觅食物，但由于缺乏纪律，且天性蛮横粗暴，这些人自然受到当地官方的警惕，其中，拜占庭人对他们格外戒备。暴力冲突不可避免，许多人因此丧命。经历千辛万苦到达君士坦丁堡的人，在1096年8月匆忙乘船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之后这群人被分为两组分头行动。一组企图夺取尼西亚（Nicaea），行动以失败告终，在突厥人的围攻下，这组人马基本被全部歼灭；同年10月，另一组在靠近西弗多托（Civetot）的地方遭遇埋伏与大规模屠杀；苟活下来的人逃回君士坦丁堡，加入了第二拨十字军中。
作为远征的支柱性力量，这支队伍由各自独立的小分队组成，由一个或几个领主率领，它代表着高效高能的军事力量，完全符合乌尔班二世和拜占庭皇帝阿列克塞一世的期望。分遣队中的主力军包括由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四世率领的队伍，它也是人数最庞大的一支；此外，还有由下洛林（Lower Lorraine）公爵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与布洛涅的鲍德温（Baldwin of Boulogne）两兄弟率领的队伍，由韦尔芒（Vermandois）伯爵于格（Hugh）率领的队伍，由诺曼底公爵罗贝尔二世（Robert of Normandy）、其堂兄佛兰德斯伯爵罗伯特二世及其小叔子布卢瓦伯爵艾蒂安二世率领的队伍；最后，还有由塔兰托的博希蒙德（Bohemond of Taranto）和他的侄子坦克雷德（Tancred）率领的队伍，主要由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构成。戈弗雷、博希蒙德、鲍德温与雷蒙德四世后分别成为耶路撒冷王国、安条克公国、埃德萨伯国以及的黎波里伯国最早的君主。他们在1096年夏末起程前往东方，并于年末及次年年初逐步在君士坦丁堡会合。当耶路撒冷在1099年7月15日被十字军成功攻陷，历时两年多的艰难旅程终于宣告结束。整个过程令人难以置信，在凶多吉少的情况下，尽管经历可怕的折磨，且物资匮乏，特别是在持续围攻安条克期间（1097—1098年），他们最终成功收复了“圣地”。难怪当时许多人把这次胜利视为奇迹。
十字军获得的惊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人们组织“第三拨”军队，这也就是1101年的十字军东征。但在那个时候，没人能预料到乌尔班二世所设想的只不过是这“一次”远征，也不可能想到远征运动会被应用到除“圣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并用以反对非穆斯林的敌对势力。简言之，十字军运动已经成为中世纪晚期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与关键特征。
就前往东部拉丁的远征活动而言，1099年以后，定居者们所面临的政治环境愈加依赖十字军东征，人们希望远征活动能够再次得以召唤和委派。一种模式在12、13世纪逐渐建立起来，由于在东方所遇到的困难促使人们向西方寻求援助，这些请求经教皇同意，便可以通过十字军的形式兑现，虽然并非所有的援助都要这样解决，而且东方人也并不总是呼吁发起十字军运动。这个模式涵盖了大部分主要的十字军运动——也就是传统上被人编上序号的十字军活动（如第一次、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同时还包括大量次要的、不为人所熟知的十字军行动。经现代学者的考察研究，后者的规模并不亚于前者。这也让传统的编号命名方式显得陈旧过时。东方的局势不断恶化，使这一类远征布道的形式在整个12、13世纪盛行不衰（虽然所有的十字军布道都以号召战争为目的）：首先，布道中要提出改善拉丁定居点的状况，之后呼吁重新赢回对这些地方的控制。这种布道形式的出现主要源于历史上基督教世界的两次失守——1144年埃德萨伯国被穆斯林的赞吉王朝（Zangi dynasty）首领攻陷，以及1187年耶路撒冷王国沦陷于萨拉丁之手。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臭名昭著，正是它导致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在这之后，为援助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1204—1261年）而发起的十字军运动依然遵循这个模式。然而，这些十字军大体针对的是拜占庭人为挽回1204年的损失所建立的尼西亚帝国（Empire of Nicaea）。
还有一点需要着重强调，即十字军运动在方法与战略上的转变，尤其牵涉军事后勤方面。正如我们所知，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采取陆上路线前往巴勒斯坦地区，途经拜占庭帝国，而由法国国王路易七世与神圣罗马帝国康拉德三世领衔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1149年）照样重复了这条路线。神圣罗马帝国“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2年）是这类方法的最后一次尝试。之后的君主逐渐明白这个策略是行不通的，于是英格兰的理查一世与法国的腓力二世采取水路，穿越地中海到达“圣地”。此外，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起，十字军的目标开始变得多样化，除在东部拉丁开展宗教与政治运动外，埃及成为另一个被关注的焦点。不过，将埃及作为远征目标是很敏感的，由于埃及本身物阜民丰，而在萨拉丁所建立的阿尤布王朝的统治下具有极高的政治重要性，这意味着，如果埃及的势力被削弱，甚至被侵占，那么夺回东部拉丁就更易如反掌。第一个抱着这一目的而发起的远征活动便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1204年），但它最终还是将矛头转向了君士坦丁堡。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217—1229年）的第一站就是埃及的达米埃塔（Damietta），但当军队沿尼罗河朝开罗方向行进的时候，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发起的第一次征服（1248—1254年）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1270年，他发起了第二次征服，这被认为是1300年以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跨国远征。同年，路易九世死于突尼斯。
13世纪，确实有一些远征活动是直接向“圣地”航行的，但是，正如之前所说，远征运动并非一定与这个地方绑定。事实上，必须强调的是，就在1096年，当十字军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时，乌尔班二世毫不含糊地准许，甚至是催促加泰兰（Catalan）贵族转向西班牙去践行他们的诺言，他们原本是起誓向东方远征的。为了让这些贵族回程去援助塔拉戈纳教堂（church of Tarragona），教会许诺他们在尘世的罪恶将会得到宽恕。十字军运动在其创始阶段，就已经被同一位教皇同时用作在地中海两岸抵抗穆斯林的手段。鉴于这一先例，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从1114年与1118年的十字军活动开始，西班牙迅速成了十字军活动的主战场之一，这当然不足为奇。正是由于这一阶段以及此后的十字军活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的本质与步调发生了根本改变。
同样不足为奇的是，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各大战场，十字军运动很快被用于抵抗外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十字军运动扩展到德意志北部与东部地区，涉及德意志本土人与斯拉夫异教徒之间的纷争。1147年，教皇尤金三世首次将萨克森人（Saxons）与文德人之间的战争升级为十字军的形式，虽然在这之前的1108年，官方就已经试图使用十字军布道的辞令来招募新兵了。随着德意志东进（Drang nach Osten）的持续推进，远征运动向越来越远的地方展开，越过易北河，沿途经过许多波罗的海国家，其中包括波美拉尼亚（Pomerania）、普鲁士、利沃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与芬兰。在南方，蒙古人在1241年突然对欧洲发起猛烈的入侵，非常不幸的是，波兰人与匈牙利人首当其冲地成为这次突袭的受害者，这在同年导致了一系列针对蒙古人的十字军运动。13世纪末期，人们对待远征的态度有所转变，这时，一种新的趋势慢慢浮现，即各国形成联盟，共同对抗穆斯林。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种十字军形式存在。这两种形式在当时就争议颇多，至今仍然如此。第一种形式发生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内部，用以阻挠教皇的政敌，力图肃清他们的支配力量。教皇英诺森二世（Innocent II）大概是采取这种远征形式的第一人，他与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Roger II）之间纠纷不断，并在1135年发起十字军运动。这里的证据并非确凿无疑，但却能标示出一种思路与政策方向。在11世纪晚期，改革派教皇向他们的对手——尤其是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发起“圣战”，而我们能在其中找到这种思路与政策方向的根源。无论如何，在1199年，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也发起了十字军运动，这次确信无疑可以作为此类远征形式的第一例。这次远征是为了抵制马克瓦尔德·德尔·安维乐（Markward of Anweiler）及其在西西里的同党，他们反对教皇在意大利的政策。先例一经确立，之后的“政治性远征”便陆续学样跟上。例如，在英格兰就发起了这类“政治性十字军”运动（Political Crusades， 1216—1217年），以抵抗两方势力——英格兰本土的造反派与他们的法国同盟，前者逼迫英格兰国王约翰一世承认《大宪章》的合法性，而后者则由法国大公路易职掌，1215年年末，法兰克的“狮子王”路易代替约翰一世成为英格兰国王。和西西里一样，英格兰当时已经成为教皇的封国，在1213年约翰一世归顺英诺森三世之后，国王便成了教皇的封臣，因此，当教皇动用武力将矛头指向封臣内部的反叛者时，这种行为可以得到正当的解释。在所有这一类型的远征之中，就其所造成的政治后果而言，最具影响力的是针对意大利与德意志的霍亨斯陶芬家族（Hohenstaufen）的十字军运动。腓特烈二世与教皇之间的争斗非常激烈，以至于在教皇看来，是腓特烈二世在1239年第一次向他们发起十字军运动的。腓特烈二世当时已经控制了西西里与意大利南部地区，并刚刚挫败教皇在意大利北部的同盟。1240年年初，他甚至向罗马提出挑衅。在1250年腓特烈二世死后，依然有进一步的十字军运动指向他的继承者们，霍亨斯陶芬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直到1268年，最后一代君主康拉丁（Conradin）被抓获，不久后便被处决。
1199—1240年，在十字军史上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因为在涉及利用十字军作为反抗政敌的手段方面，教皇权力内部已不存在任何禁忌与顾虑。这一时期还见证了远征的另一种形式的分支，即对抗异教徒的远征活动。这种行动同样具有清晰的预兆，尤其在英诺森三世时期。在外人的鼓动下，这位教皇终于在1208年发动针对清洁派（Cathar heresy）的十字军运动。该教派拥有众多拥趸，主要分布在法国南部，在当地教众心目中地位稳固。阿尔比十字军在历史上臭名昭著，它断断续续地开展了20年之久，都没能根除异教，反而对朗格多克当地的文化、社会与政治造成了严重破坏。与前一种形式相似的是，一旦开了先河，之后利用十字军对付异教徒的模式就容易许多。例如，1232年讨伐德意志斯特丁根异教徒（Stedinger heretics），或1227年和1234年讨伐波斯尼亚异教徒（Bosnian heretics）的十字军行动。
总而言之，就如何利用十字军而言，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我们能够为远征运动确认并勾勒出一个清晰的演进过程。乌尔班二世认为，将被穆斯林压迫的地方与人民拯救出来，不论在西班牙还是在黎凡特，两者都没有太大区别，都是基督教价值的体现，而他认为在这两个战场，远征都是最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式。乌尔班二世的继承者们提炼出这个逻辑，并把它扩展到其他反对教会的势力头上。随着远征实践的演进，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规模就已说明这一趋势，这在西方战争前线的地图上清晰可见：运动分别在西班牙、葡萄牙、欧洲东北部以及叙利亚同时进行。在教皇英诺森三世时期，还出现了另一个突破——远征第一次被用于对抗异端以及教会的政敌。这两类人均被视作压迫基督徒与“母教会”（Mother Church）的势力，双方所动用的机制、情感与意象几近相同，且逻辑自洽，都用于教皇通谕，从而发起十字军运动，不论是针对穆斯林、斯拉夫人或蒙古人，还是用于反对霍亨斯陶芬家族或清洁派。内部敌人所造成的威胁一点都不亚于外部的，事实上，正如教皇时常强调的，他们也许更加危险。因此，面向这些敌人展开的运动，要比前往“圣地”的十字军运动重要得多。十字军作为教皇军火库中最致命的武器，被越来越频繁地投入使用，不论火力朝向什么人或什么地方，只要教皇觉得合适即可。到了13世纪中期，这种情况无疑已成为现实，但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十字军的这种发展趋势，当时的人们早已怨声载道。教皇的政策与民众的意见是两码事，要分开来看。
如果我们将远征运动视作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移动靶，在这个过程中，与其密切相关的是它所针对的目标（地点与人物）；那么，同样地，如果将其看成一种社会制度，在内容、物质基础与组织结构方面，情况依然如此，即它处于流变之中。这一点在十字军战士所享有的特权方面清晰可见，其中包括宗教与世俗两方面，从中我们能看到一个总体的变化趋势。例如，以何种方式激励人们对十字军的热情，如何宣传与布道，怎样合理组织远征，以及怎样得到资助。在这一历史阶段的末期，远征运动已经演变成一项复杂的生意，正如当时的人们对它的描述——“十字军生意”。以下将分几个层面对其进行探讨。
宣传与布道
教皇要对原本尚存疑问的十字军运动计划发出声明，这是十字军运动宣传的核心，因为只有教皇具备必要的权威来宣告开启十字军运动，并向十字军提供精神与物质方面的特权。然而，单单发出声明不足以调动人们参与远征，还需要采取其他的措施。根据一份克勒芒宗教会议的报告显示，乌尔班二世事先将所有的高级教士聚集在一起，指示他们在各自的教区为十字军运动布道，他自己则在法国逗留期间巡回布道，他还委托专人在特定地点讲道。证据显示，乌尔班二世的期望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彻底落实，因为高级教士在他们的教区并不具备宣传十字军运动的便捷途径——基督教会的管理结构还很原始，并且缺乏一份正规的十字军运动通谕。布道本身正处在萌芽阶段，大部分神职人员对此不太熟练。不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还是提供了一个模板，虽然尚未成熟，但通过传播教皇的声明与地方神职人员的布道，可以将呼吁远征的效果最大化。因此，这个模式得以在12世纪和13世纪逐步发展，慢慢细化。下文将对这些问题逐一展开论述。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并没有正式的教皇通谕。这看上去有些反常，因为其他大部分远征是通过教皇通谕才得以发起。1145年，教皇为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发出了一封名为《吾等之前辈》（Quantum praedecessores）的通谕，由此，教皇通谕这一形式最终得以确立。通谕需要解释发起远征的理由，宣告对信众加入十字军运动的规劝，以及说明十字军可以得到的一系列特权。克莱尔沃的圣伯尔纳铎（St Bernard of Clairvaux）曾受命为十字军布道，从他的往来信件以及其他证据中我们能够看到，显然，教士需要全面贯彻教皇通谕，但在具体操作方面，传播可能相对无序，并缺少周密的计划。直到在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期间才第一次尝试在地方层面系统性地传播十字军通谕，特别是向地方高级神职人员直接授权。1181年，教皇下令要求所有高级神职人员确保其通谕在各地教堂中散布，同时要向信徒布道，尤其是他们参军后可以获得的特权。这大概要通过在本地教会法庭大量誊抄通谕才能实现，之后还要下发到各个相应教区的教堂。不论怎样，这个流程在13世纪已经成为常规，在一些例子中，我们能够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它呈现出各级行政措施的成果，从教会法庭到地方主教，再到副主教，最后下至教区神父。这一方面表明教会管理结构的精密化在不断提高（这大概与管理技巧越来越依靠书面文字有关），另一方面也展现出在教皇的统治下，教会中央集权的发展过程。在涉及远征的事务上，地方高级神职人员的行为现已得到官方授权；在其他问题上，相比1095年第一次东征时，他们的行动也变得更加高效，目标更加明确。在十字军布道方面，情况同样如此。
根据场合、受众与目的的不同，十字军布道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布道是在教会与政府的信众面前，克勒芒宗教会议是这种类型的最初形态，之后的例子还包括1215年英诺森三世在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Fourth Lateran Council）上的布道，以及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与格列高利十世（Gregory X）分别在1245年与1274年的第一次与第二次里昂大公会议上，在众多达官显贵面前所做的布道。在信徒面前进行的布道有两个著名的例子，一个是1146年圣伯尔纳铎在法国弗泽莱（Vézelay）为路易七世与政府显要所做的布道，另一个是同年圣诞节，他为德意志的康拉德三世所做的布道，据说给现场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实上，为远征布道的神职人员会合理运用这种场合，甚至在一些类似于骑马比武的娱乐性场所，试图调动人们参与十字军的热情，尤其是那些出席活动的重要人士；或是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布道，并当众展示某个贵族发誓参与远征时的情景，以此来激励群众。从第二次十字军东征起，这样的布道策略已经很常见了。多数布道都是表演，经过了精心的舞台设计，一般都会提前几周甚至几个月开始准备，基本不会出现什么纰漏。1267年3月在巴黎召开的会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这次会议上，路易九世第二次宣誓参与十字军，他的三个儿子和他的扈从随后立即宣誓，而他的耶稣受难“圣物”也特意在这个场合展示出来，但在会议召开之前，路易九世在9月就已向教皇透露了自己的意图。
这种类型的布道针对的都是社会高层显要，与民间相对乏味的布道相比，反差强烈，但正是在这类布道中，我们能够看到自克勒芒宗教会议之后实实在在的进步。直到12世纪晚期，各种迹象表明，民间布道是非常无序且不成体系的，缺少来自中央的协调。到了英诺森三世时期，情况出现了一次质的飞跃。在1198年，为了筹备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教皇特意为十字军事务设立了一个新的行政机构，指派人员到各地推广远征运动。这些专员与特约神父合作，其中便包括著名的讷伊的富尔克（Fulk of Neuilly）。到了1213年，教会为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引入更加详尽的制度，几乎每一个省都开设了行政委员会，在十字军事务上，委员会成员可以作为教皇的使节行使相应的权力，从而贯彻推行远征的政策。与他们对接的是在各个教区委任的代表。十字军布道具备了一套系统的指导方针，这在十字军史上也是头一次。但这个制度并没有继续施行，虽然在后世它已经成为一些地区远征宣传的典范，例如在英格兰。事实上，英诺森的后继者们更加务实，会根据情况随机应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当时西方政治环境的制约。然而，毫无疑问，在英诺森三世之后，地方性的十字军布道与此前相比，整体上变得更加规范与具体。
另一项进步与布道者有关。任何一位神职人员、教皇或教士都可能被委以宣传的任务，虽然普通的教区神父很少会得到这样的机会。这种情况在12世纪和13世纪非常普遍，但有两点重要的区别。首先，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之后，教廷使节、高级神职人员与其他要人的布道开始变得非常有限，基本局限在之前提到的那种安排周密的场合，或者在某个单一省份或教区展开的布道活动。相反，布道的重担越来越多地由托钵修会（Mendicant Orders）承担，如方济各会（Franciscan Order）与多明我会（Dominican Order），它们分别在13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发展起来，遍布整个基督教世界。此后，这些修会的修士率先肩负起在各地布道的使命。他们对这项任务得心应手，应付裕如，长期的传教工作使他们个个都成为专业的传道者，显然，定期在普通百姓面前布道与传统的、封闭式的修道院生活完全不同；他们精通布道的艺术；他们的居所遍布整个西方，彼此之间联系紧密，从而形成了强大的关系网络，这使他们在各地的布道覆盖面更广，也更便捷。
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在各地方开展的布道活动联系紧密，并提前做好安排，以达到最广泛的传播效果，这样不仅可以充分利用资源，还能避免重复性工作。有时，一些政治问题会使事情复杂化，但布道活动很少出现毫无章法的无序状态。经教会授权，神职人员可以在指定地点或区域为十字军布道。为了能够系统地进行布道工作，传道者会事先计划好巡回日程，最早的完整记录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福德的鲍德温（Baldwin of Ford）在1188年前往威尔士的布道日程。到了13世纪，类似的巡回布道已经不常见了，一方面缘于英诺森三世的整顿，另一方面原因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神职人员加入布道，特别是托钵修会的修士们，原来将一地指派给一人进行传教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少。尤其在13世纪末期，一个修士就能负责一到两个辖区，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需要提前布置行程，才能确保工作系统有序地进行。修士的布道基本集中在城市中心，即使在乡村地区，也是在较大的村庄。考虑到人口稠密程度以及有限的神职人员，这样做是很合理的。他们难免期望去这些地方布道，毕竟出席的人数特别可观。修士们会得到当地神职人员的帮助，他们会提前通知这些本地神父布道的具体时间与地点。如果当地教区的神父以及相关神职人员不配合，会受到基督教会的责难。如果将这一措施称作“大棒”，起着威逼的作用，那么为参与布道的人赦免部分罪恶就是“胡萝卜”，起到利诱的作用。英诺森三世是实行这个举措的第一人。在13世纪末期，赦免补赎的天数达到了历史峰值——一年零四十天。
强化各地布道效果的因素还包括十字军运动布道技术本身的发展。克勒芒会议之后，不论教皇、主教还是修士，他们布道的主旨基本相同，这一点不足为奇。但从12世纪末期开始，布道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强调布道的大众化趋势。与这个变化相伴而生的是，不断向那些常年定期为普通百姓布道的神职人员增设辅助材料——布道范例集锦、各类主题手册以及手抄本讲稿，等等。远征布道也深受影响，例如，布道范例与专门定制的手册为神父提供了许多帮助，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多明我会修士罗曼的胡贝尔（Humbert of Romans）大约在1266—1268年间编纂的布道概况，内容全面详尽。胡贝尔曾有过大量的远征布道经验，他将自己认为有用的材料与论据收集起来并整理成书。在这些材料的武装下，13世纪的十字军布道者要比他们的前辈更具优势，也正是在这一方面，十字军的宣传工作变得更加专业化。
上文提到的各种各样的发展导致在13世纪晚期教会能够成功地动员西方各部分力量来响应远征的号召，通过系统地发布教皇通谕以及所能享有的相关特权，或是调动本地的传道者，这些神职人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资格。因此，与十字军政策相关的任何因素都不容忽视。远征运动的发展使其内部的复杂结构得以突显，这个精密的结构由13世纪的教会一手打造，是教皇权威力量的生动写照。然而，即使远征运动在英诺森三世时期已经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也并非一切都在教皇的掌握之中。例如，从1095年开始，陆续有未经教会授权的神父对十字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那些有千禧年主义倾向的神职人员。这造成的后果便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大量穷苦百姓的出现，或是1212年所谓的儿童十字军与1251年的牧羊人十字军的出现。教皇的权威力量在实践中的局限，也体现在他们为西方寻求和平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与阻碍，而和平的局势是远征招募的必要条件。例如，自12世纪70年代起，连续几任教皇都试图在英格兰和法国之间维持和平，然而，两国国王在面对东部拉丁的利益时，均露出了尚武的獠牙，因此，教皇的努力收效甚微。教皇只有在时机成熟时才会发起十字军运动。
人员构成与招募
根据人们对克勒芒宗教会议的描述，乌尔班二世主动劝阻老人、病弱者、妇女、神职人员以及教士宣誓加入十字军，这个观点在他现存的信件中得到了证实。乌尔班二世知道，要想为东方的基督徒提供有效的援助，那一定非战斗人员不可，不论他们多么热情，都必须来自社会中的军事阶层。战场是为战士准备的，“圣战”也不例外，而社会组织中的其他成员应当远离战争。此外，这些人应当首先担负起各自的社会任务与职责，而非加入十字军。例如，如果一位神父参与远征，那么其教区的居民就很难得到灵魂的治愈，更何况，对于神职人员来说，他们的“战场”是人的精神领域，而不是世俗世界，况且他们是被禁止使用武力的。在整个12世纪，教皇们都秉持着这一态度，但结果并不成功。大量平民百姓背井离乡，参与远征，尤其是那些前往“圣地”的活动，这造成了巨大的问题。尤其是他们给食物供应造成了极大的压力，队伍在行进过程中饥荒状况加剧，人们不得不实行禁食措施，而食物的价格却在缓慢上涨。另外，他们对军队的组织纪律造成巨大挑战，同时，他们还导致了与拜占庭人之间的摩擦，而拜占庭军队本该与十字军结盟的。平民一直在消耗资源，这些资源应该用于更需要它们的人。
这样的情况在第一次与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非常明显，到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发起者不得不采取措施防止平民加入远征，但效果并不理想，之后的远征领导者也没能改善这一问题——十字军可以得到的特权以及“圣地”本身的**如此强大，在百姓心目中远征始终具有巨大的号召力，起码人们对远征东部拉丁一直热情不减。这再一次印证了教皇权力在实践层面所遭遇的局限，尤其当我们将英诺森三世的努力考虑在内的时候——在十字军宣誓问题上，他做出了很多剧烈的政策调整。
在整个12世纪，在个人履行誓言的问题上，教皇总体上是比较严格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体弱、病患或贫穷时，才允许罪恶的惩罚得到推迟、减轻或者救赎。相反，体格健壮的信徒若受到基督教会的责难，教会期望他们能够妥当地履行自己的誓言。然而，在1213年，在为呼吁发起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英诺森三世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政策转向。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平民的压力会造成许多问题，英诺森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因此他决定，除了教士以外，任何人都可以宣誓加入十字军，但这些誓言似乎并不适用于推迟、减轻和救赎罪恶。英诺森的继任者试图利用这种做法并从中获利，到了13世纪中期，教会实行一套金钱兑换救赎的制度，其本质是以赦免十字军罪恶的方式谋取金钱上的回报。不论男女，也不论是否具备作战价值，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远征。然而，很多人并非自发参加，大多数是在被催促下，有些甚至是在被逼迫下宣誓加入十字军的。筹集的钱财用于支持那些合格的战士。只有当教会的管理能力在效率和执行力方面达到一定层次的时候，这种情况才会出现，当然，另一个关键因素同样不可或缺，即在欧洲经济持续增长期间，货币的流通总体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最有资格驰骋在远征战场上的是那些来自西方的军事阶层的人——他们起码享有骑士称号，或是出自王室阶层（只从军事角度来看，这些人是指重型装甲兵），以及围绕这些人的辅助力量，其中包括骑兵、步兵、弓箭手、围城工程师等。其他一些则来自社会的非军事阶层，他们被用于某一特殊领域，例如主持圣事的神职人员，由于他们读写能力较强，也承担起许多管理方面的琐事；此外，军队中还有商人，以保证军队供给。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更多的是以领主随从的身份参与远征的，其中还包括外科医生、马夫等。当远征活动需要动用海上力量时，水手也是必不可少的。不论目的地是东方还是其他地方，在这一时期，十字军的火力核心还是集中在骑士身上，其他人员围绕骑士进行配置，都是为了保证他们在战场上的战斗力得到有效发挥。考虑到当时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现实，情况依然如此——不论王室贵族带队去哪儿，其他人员都要陆续跟上，因此讨论这些人应征加入十字军运动是很有必要的。
这里有必要区分一下动机与意识形态的力量，以及应征入伍的具体过程。十字军运动迅速融入西方骑士群体的文化价值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骑士参与其中，人们越发觉得，充满骑士精神的行为与十字军是密不可分的。这一标准适用于这个阶层中的所有成员，但在各个世代中，只有少部分骑士参与远征。先不谈个人的远征热情或这种情感缺席的原因，有分析表明，在各方势力中，参与十字军的人员大多是由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运作所决定的，这个结构是远征号召赖以传播的渠道。贵族阶级间的纽带格外重要，因为由上到下的社会权力与财富的等级制度是通过这一纽带组织起来的。如果一位国王或大公宣誓加入远征，那么拥护在他周围的贵族们便会效法，因为上层可以向下层施加压力，引诱他们参与十字军。茹安维尔的约翰（John of Joinville）记录了一段发生在两位骑士之间的讨论，时间是1267年，法王路易九世即将再次发起十字军东征，对于当时人们可能遭遇的两难境地，这段讨论大概是最鲜明的展现。一位骑士说：“如果我们不宣誓远征，我们就会失去国王的宠幸；反过来，我们将失去上帝的宠幸，因为我们并非出于信仰上帝的缘故参与远征，而是怕国王不悦。”而在记录中，茹安维尔的约翰坦言他本人也是被迫宣誓参与远征的。地位较低的领主对身边人的影响可能较小，但同样会向他们施加压力。某个伯爵、主教或领主一旦宣誓加入十字军，他的扈从便要立即跟上。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这样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同样地，如果一位领主要求某人待在家中履行仆人的义务，即便这个人对远征充满热情，也不得不停下脚步。甚至在刚一开始号召的时候，领主就会公开拒绝他前去宣誓。贝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Bury St Edmunds）院长萨姆森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1188年，鉴于国王与国家的利益，亨利二世剥夺了这位院长参与远征的愿望。
在整个十字军史中，亲戚关系也起着非常大的作用，部分缘于当时人们更倾向于向他们的亲属寻求帮助。我们在所有的十字军运动中都能看到这种倾向，即父与子、兄与弟、叔与侄一同相伴远征。然而，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这一模式。不过很显然，如果远征即将到来，一家人会共同面对，大家会商量家庭中的哪些成员前去远征，哪些人应该留下来。例如，在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的子嗣中，只有一个儿子陪同他参与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与此同时，帝国政府却被托付给了另一位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国王亨利六世，这么安排并不稀奇。就法王路易九世的两次远征而言，出发前一定要举办家庭会议，来决定哪位兄弟、子嗣或侄子陪国王一同踏上征途。在有些例子中，类似的决定会导致家庭不和，一个有名的案例发生在英王亨利二世身上，当时他的大儿子和他的王位继承者幼王亨利在1183年宣誓加入十字军，而此后三子理查也在1187年宣誓参与十字军，这两次宣誓事先都未征询过亨利二世的意见，他为此大发雷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