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菲利普斯

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后，拉丁基督徒在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开始驻军，并延续了将近200年时间。这支十字军当中包含许多分遣队，它们来自欧洲各个地区，如佛兰德斯、诺曼底、朗格多克与洛林。虽然成分复杂，但驻扎在黎凡特的十字军被当时的穆斯林和东部的拉丁人统称为“法兰克人”。1191年，塞浦路斯被攻占。这进一步强化了这支队伍的凝聚力，这个岛屿遂长期成为基督教国家的前哨基地，甚至在大陆定居点沦陷以后依然履行着这项职责。1204年，君士坦丁堡遭遇洗劫，此后，十字军控制了拜占庭帝国的大部分领土。但希腊人很快收复了他们的部分土地，不包括由威尼斯人管辖的克里特岛与拉丁公国亚加亚（Achaea）。每个西方定居点都独具特点，本章将对这些特点及其对被征服土地所造成的影响进行考察。

东部拉丁：1098—1187年

1098—1109年，法兰克人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共发展了四个定居点：埃德萨伯国、安条克公国、耶路撒冷王国以及的黎波里伯国。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些地区看作西欧殖民主义的早期案例，这在学术界还是一个争论不断的话题。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在讨论十字军史的时候，使用“殖民主义”这个概念会激发出很多主观的情感联想，因为它会唤起人们对英国殖民北美或西班牙入侵美洲大陆的历史记忆。他们坚持认为对殖民主义的传统定义暗指以下含义：为了宗主国的利益，殖民地在政治上受到管控，在经济上遭到剥削，并臣服于大量移民的统治。而在1291年以前，这些特征并不适用于黎凡特的拉丁定居点。

1108年左右，诺让的吉伯特曾称呼这些法兰克定居者为“神圣基督教国家的新殖民者”。生活于13世纪，创作了《赫拉克勒斯的故事》（L’estoire de Eracles）的匿名作者声称：“这片土地并不是被一位君主征服，而是被一次远征活动、一次朝圣者的运动，以及集结在一起的人们征服。”之所以征服并占领这片土地，是为了恢复耶路撒冷“圣墓”的安全，使它免遭基督教以外的异教势力的侵害，因此，提出“宗教殖民”的概念也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殖民地”可以被定义为一片最初是出于宗教原因而被侵占的领土，由于享有同一信仰，同时在财政与军事方面有一定的援助需求，其居民原则上与宗主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攻占耶路撒冷之后，出于战略与经济方面的考量，法兰克人的首要任务是占领那些位于黎凡特地区的海滨城市。先是在1101年，阿苏夫（Arsuf）和恺撒里亚（Caesarea）沦陷，之后在1104年，海法（Haifa）与阿卡被十字军攻占，随后是1110年的贝鲁特（Beirut）与西顿（Sidon），最后是1124年的提尔（Tyre）。唯一一个逃脱了法兰克人掌控的主要港口城市是阿斯卡隆（Ascalon），这对法兰克人而言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阿斯卡隆是埃及战舰的基地，它们随时都可能对海滨发起突袭。与此同时，这座城市的地理优势使它成为向耶路撒冷王国南方地区发动进攻的起点。耶路撒冷王国国王富尔克（Falk， 1131—1143年在位）在阿斯卡隆周围建立了许多城堡，削弱了十字军的威胁。然而这座城市所遭受的压力却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了十字军1153年围城战的成功。法兰克人在内陆地区的势力扩张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基督教定居点在东方的蔓延有时会受到邻近的穆斯林力量的抑制与反抗。例如，在1110—1115年，安条克便常常受到塞尔柱人的进攻。法兰克人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便攻占了奇里乞亚（Cilicia）的部分地区，但在这些地方，他们很难巩固势力；这座城市还时常遭到拜占庭帝国的侵略，而本土的亚美尼亚大公们也来争夺这片土地的控制权，到12世纪30年代晚期，拉丁人的势力终于在这里占了上风。法兰克人的势力向死海东部及南部的扩张始于耶路撒冷王国国王鲍德温一世（Baldwin I， 1100—1118年在位），由此建立了以沙巴克城堡（castle of al-Shaubak）为基础的外约旦（Transjordan）的贵族权力网。

在殖民者所征服的地区，居民来自许多不同的种族与宗教团体，令人难以做出区分。其中有本土的犹太人、德鲁兹人、琐罗亚斯德教徒，以及基督徒——如亚美尼亚人、马龙派信徒、雅各派信徒与聂斯脱利派信徒，同时还包括人数庞大的希腊东正教团体。当然，还有穆斯林，包括逊尼派与什叶派。通过朝圣与贸易，一些欧洲人对地中海东部地区形成了一定了解，但由于十字军想要占领“圣地”，并在此定居，因此，不论双方此前有过何种交往，法兰克人与本地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大不如前了。

影响双方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开拓疆域的过程中拉丁人对待本土百姓的方式。早期的征服活动，其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接连不断的屠杀，大概是政策导向的原因，那些兼具宗教和战略意义的地点都已被基督徒占据。不过，不久之后，这个政策就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虽然法兰克人控制了大片土地，然而这片领土大到他们拿不出那么多人力进行管理，尤其在占领耶路撒冷之后，很多十字军成员又踏上了归国的旅程。1101年，在第二拨十字军浪潮之后，留在东部拉丁的人依然很少。虽然之后陆陆续续有西方人前往定居点，但法兰克人显然缺乏足够的人力来对占领城市地区进行充分的重建与守护。由此，他们对待本土人的方式发生了改变。1110年，在西顿，为了能够继续在自己的土地上居住和耕作，穆斯林与法兰克人进行了协商，条件是耕种所得利益归法兰克人所有。在北方，安条克摄政坦克雷德（Tancred）认为本土的劳工应当留在他的领土内，他对此感到非常忧虑，安排劳工们的妻子从阿勒颇（Aleppo）归来，回到她们的丈夫身边，她们原本是逃难去的阿勒颇。虽然从法兰克人对待本土百姓的方式出发，这种种改变并不能被视作转折点，但他们显然已经意识到与当地人和平共处的必要性。法兰克人与比邻的穆斯林之间逐渐滋长起某种务实的意识。如果双方不存在高频度的往来，像商务贸易这类重要的活动是不可能实现的。与此同时，双方陆续签署了大量的停战协定，毕竟，长时间作战也是不现实的。从一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联系也在逐步演进，在极个别情况下，双方甚至发展出非常亲密的关系。例如，当时的穆斯林评论家乌萨马·伊本·蒙基德（Usamah ibn Munqidh）就与一队圣殿骑士关系密切，这些骑士曾保护他免于一位过于狂热的西方人的侵扰。对于那些临时参战的十字军成员而言，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定居者在有些时候能够与穆斯林共同生活，而在另一些时候又能向他们宣战。

对于那些不遵循拉丁宗教仪式的人，将他们全部驱散或实施迫害显然并不现实，因此，对于其他宗教团体的信徒，如东方的基督徒、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法兰克人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态度，虽然会受到一些限制，但所有人都可以从事各自的宗教活动。例如，我们会看到，对伊斯兰教徒与犹太教徒而言，他们的地位类似于伊斯兰国家的基督徒与犹太教徒，他们可以前往耶路撒冷，但在理论上，他们不允许在“圣城”居住。穆斯林与犹太人在东部拉丁处于社会最底层，但起码他们的存在是有法律保障的。在他们之上是东方的东正教徒，而处于顶端的是法兰克的天主教徒。至于本土的基督徒，允许崇尚单一性灵论的雅各派信徒、亚美尼亚人以及马龙派信徒（在1181年其教会加入罗马以前）保留自己的宗教自治权。然而，即便作为基督徒，他们的异端信仰也使他们被排除在“圣墓”之外。尽管存在宗教差异，他们与法兰克人之间仍然时有通婚现象出现，尤其在亚美尼亚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埃德萨伯国；对于西方人而言，本土的贵族阶层成了绝佳的婚配对象，而这个伯国就变成了一块飞地，独属于法兰克人与亚美尼亚人。东部拉丁的其他地区则成了一个多语种混杂的社会，但人与人之间的交融却不及埃德萨伯国。

希腊东正教团体在当地人口中，尤其是安条克公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乌尔班二世与十字军成员本身似乎打算让耶路撒冷与安条克的希腊东正教牧首继续保持他们的合法权威，然而，军事的必然性以及与希腊人日益恶化的关系，促使刚刚成立的定居点的首领——显然，他们对东正教不表示任何同情——任命了自己的拉丁牧首与主教。

莱茵兰大屠杀的消息使黎凡特的犹太人惊恐万分，他们害怕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力量波及他们这里。在入侵早期，许多犹太人选择同穆斯林并肩作战，对十字军进行殊死抵抗。然而，当局势趋于缓和后，大部分犹太人又选择居住在受法兰克人管控的城市地区。同所有的非天主教徒一样，他们没有封地，其中许多人是农民出身，此外则从事如织物染色或玻璃制造一类的行业。与西欧其他地区的犹太人相比，东部拉丁地区的犹太人在个别问题上能够得到更好的待遇。他们可以在相对自由的条件下从事宗教活动，在衣着方面，他们不会遭到严格的规范，例如强迫他们佩戴徽章或穿着特殊颜色的服饰——这些都是宗教信仰的标识，从而招致他人的恶意仇视与孤立。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的情况恰恰相反，东部拉丁没有发生过任何反犹屠杀。

法兰克定居点的发展模式受到人力缺乏的限制。然而，即便大量定居者生活在城市地区，但如果我们认为这些人大都安全地活动于城堡与城市之间，那这种刻板印象也是大错特错的。似乎有相当大比例的法兰克人居住在乡村地区和庄园宅第里。在“新城区”，当地的贵族会给那些自由的西方农民一块土地，并收取耕地收益的百分之十，这在当时是普遍现象。

黎凡特的沿海平原土壤特别肥沃，适于种植多种作物。内陆地区，如加利利海的周边地区，也能产生丰厚的收益。宜人的气候以及古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渡槽与灌溉渠，不仅能使当地农民输出主要的谷类作物，还能额外耕种生长周期很短的夏季作物，如黍类作物与玉蜀黍。葡萄园、橄榄园和果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些特殊产品，如糖类与棉花，主要出口到国外市场。小型的生产制造工场一般都集中在乡村地区，如埃德萨的铁矿开采业，它们对整体经济的贡献并不算太大。就当地农民而言，除领主阶层发生了一些变化外，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变化。虽然在一开始，为了征服这片土地，法兰克人使用了非常残暴的手段，但在这之后，他们对本地农民的态度有了很大改善，这基本上是因为农民在经济生产领域有着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根据伊斯兰卡拉吉土地税（kharaj）的传统，法兰克人要缴纳相当于可耕作物价值三分之一（或葡萄园与橄榄园产品的二分之一）的税。与西方明显不同，这里很少有领主的自留地产，每周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农民到领主的“家庭农场”中劳作。

农业生活持续运转，基本没有受到什么阻碍，而黎凡特的城市中心，尤其是那些沿海城市，则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东部拉丁的各大港口变成了繁华的金融中心，与世界各地的商人都有贸易往来。提尔与阿卡成为联结东西方贸易的交会处，法兰克人定居点从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这样的商业城市中获取了巨额利益。为了征服沿海地带，定居者需要海上力量的援助，而意大利人看到了这方面的需求，因此，他们通过提供军事支持来获得收益。为了回报他们在提尔围城战中提供的军事援助，经协商，威尼斯人出让了提尔城三分之一的领土以及大量特权，其中涉及财政与司法豁免权。由于与其他城市缔结过通商协议，商人群体之间通常存在着清晰的区域界线。例如，阿卡的热那亚人居住区内包含一个中心广场，它以圣劳伦斯教堂（圣劳伦斯是热那亚的主保圣人）和一座豪华宫殿（其中包含一座法庭）为界。该居住区入口有自己的防御工事，里面有面包房和商店，还可以为来访的商人提供住宿。意大利人经商的天性有时会凌驾于族群的宗教隶属关系之上，例如，他们不顾教会禁令，坚持与穆斯林通商，倒卖战争原材料。然而，意大利人的航运对于拉丁定居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通往西方的命脉。占领耶路撒冷之后，意图前往东方的欧洲人剧增。通过把朝圣者运往黎凡特，意大利人使大批西方人真正感受到了“圣地”的魅力。朝圣者本身也对经济增长贡献颇多，他们不但要支出大量生活开销，还会向当地的基督教机构捐款。

从商贸的角度来看，意大利商人为定居者们提供了最多的利益和好处。大量货物在黎凡特港口流通，这使法兰克人得到了可观的收益，尤其是在13世纪上半叶，虽然西方商人大范围享受税收减免政策，但意大利人所带来的大量的商业贸易机会足够弥补法兰克人为他们提供的好处与特权。而来自拜占庭、北非、叙利亚以及伊拉克的商人，就不像意大利商人那样享有同样的税收政策，他们要上缴销售税以及货物运输税。这些税收制度源于伊斯兰世界，这表明定居者们入乡随俗，习得了当地人的行为习惯，更何况，这么做还能为他们带来经济收益。阿卡成为东部拉丁最繁忙的港口城市。西班牙穆斯林作家伊本·朱巴依尔（Ibn Jubayr）在1185年曾这样描述：“作为一座港口城市，阿卡……聚集了五湖四海的商船。这里是船只与大篷货车的集散中心，来自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不同地区的商人在这里会面。大街小巷，人们摩肩接踵，似乎双脚都没有办法着地。四处肮脏不堪，臭气熏天，垃圾和粪便堆积如山。”

海运货物在登陆以后会被运往主港口中众多贸易市场中的一家。较小的市场主营日常消耗品，如鱼类、蔬菜类，以及某些特殊的出口商品，如糖类产品。香料贸易是其中最繁荣的一项：大批货物从亚洲商道运来，途经法兰克人定居点，最终销往拜占庭与西欧地区。布料一般从西方进口。官方对货物进行称重，并根据每项货物的价值对其征收税款。就散装产品而言，如葡萄酒、食用油和谷物产品，则以量为标准征税。税款的浮动区间为4%～25%。国王或大臣有的时候会从税款中抽取一部分用于奖励个人，通常采取金钱-采邑[1]的形式。当市场或相关港务局将这些拨款扣除之后，余下的钱则进入地方或中央金库。

在政治方面，法兰克人一方面携带着自身所固有的西方传统，另一方面还必须适应客观的东方环境。而耶路撒冷王国的政治发展正是两者相互协调的结果。地位显赫的贵族领主都是一套欧洲做派，像司法管理与外交政策这类事务，他们都有相对独立的行事权力。因此，生活在巴拉丁领地（palatinates）的居民不受王权的控制。除了拥有地产，许多领主还持有金钱-采邑，这在西方并不常见。如果土地受到了侵害，这也能保证他们渡过财政难关。作为封臣，这些贵族有为国王服役的义务，而在西方，国王可能要付出金钱的代价。那些最富足、最具声望的地区，如提尔与阿卡这样的港口城市，以及耶路撒冷城，当然都在国王的掌控之下。虽然在12世纪国王丢失了很多权力，如制造钱币与打捞沉船的财富等，但通过受膏仪式，国王的地位是得到认证的。同时，他还具有强大的经济基础，这也就意味着，只要国王胜任其职责，封臣就很难挑战他的权威地位。

虽然王国的主要司法部门是高等法院，参与法院事务的都是国王的封臣，但真正讨论政治走势的却是“议会”，这个“议会”虽只是偶尔举办一次，却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与会的人包括贵族领主、高级神职人员以及军事团体的领袖，偶尔还会有当地地位显赫的城市居民参加。为了支付战争开销，“议会”可以通过决策来征收特别国税，例如1166年和1183年出台的税收政策。有时，“议会”还会讨论为某个重要的女继承人选定一位合适的丈夫——通常都是西方人。“议员们”还要考虑外交的问题，1171年，他们就该向西方的哪位人士寻求军事援助的问题召开会议：贵族想向欧洲派送使团，但国王阿马尔利克一世（Amalric I， 1163—1174年在位）却试图亲自前往君士坦丁堡以获得希腊人的帮助，这使贵族阶层大为震惊，他们强烈抵制这一做法，然而，国王有足够的权威来执行他的计划。

在“麻风王”鲍德温四世（Baldwin IV， 1174—1185年在位）于1174年即位以前，耶路撒冷王国的统治者在与贵族阶层接触时往往能够占据上风。统治者们只能通过立法来强制管控，或是以滥用王权的方式来处理土地问题。前者的例子是阿马尔利克一世国王的《效忠法》（assise sur la ligece，约1166年），它规定直属封臣以下的所有家臣——一般被称为次级封臣——也应当向国王效忠。这导致王室与大部分封地持有者之间产生了直接的联系，而越过了中间的大领主。这部法律自然对国王有益，因为在与领主产生分歧时，他可以寻求次级封臣的支持；对于次级封臣而言，向国王宣誓效忠则意味着他们可以直接向国王表达自己对大领主的不满。而在这之前，由于大领主掌控着大片封地，这使他们可以对次级封臣任意妄为，而不受到任何惩罚。

国王并不想让贵族的权力变得过于强大，因此他通过各种方法来阻止贵族势力的增长。如果一位贵族死后没有留下任何子嗣，那么他的财产与权力就会被王室收走。鉴于“圣地”的死亡率居高不下，贵族无后是很常见的现象。国王有时会考虑将领土分割成许多更小的部分，这在理论上也减小了贵族带来的威胁。另一种削弱贵族权力的方法是，将那些分散在其他贵族领土边界的土地赐给他们，这使反对派在领土方面很难形成权力基础。从巩固王权的角度来看，这些举措也许是成功的，但从12世纪40年代开始，不论花费在围城筑墙上的沉重开支，还是穆斯林突袭所造成的损失，都迫使贵族将自己的土地与城堡出让给修道院和军事集团。

在12世纪的拉丁定居点中，统治家族都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即女性具有突出的地位。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二世（1118—1131年在位）的女儿们就是一群鲜活的例子。国王死后，他的大女儿梅丽桑德（Melisende）和她的丈夫富尔克（前安茹伯爵）以及他们的儿子小鲍德温（当时还只是一个婴儿），这三个人作为统治者一同治理这个国家。富尔克虽然有独立治国的想法，但他却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来取代梅丽桑德的地位，因此他不得不与这位女王一起统治国家。富尔克于1143年去世，当时，他年仅13岁的儿子鲍德温三世（Baldwin III， 1143—1163年在位）即位，梅丽桑德成了摄政王。1145年，鲍德温已经成年，但他的母亲拒绝交出权力，并继续执政了七年之久。在12世纪的社会环境下，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位女性，凭一己之力治理国家已经极其罕见，正如英格兰的玛蒂尔达（Matilda）在即位时所遭到的强烈反对那样；而在东部拉丁以外堪与梅丽桑德相媲美的大概只有卡斯蒂利亚与莱昂王国的王后乌拉卡（Urraca）了。随着耶路撒冷王国内部的纷争不断加剧，母亲与儿子形成了各自的行政部门，分别以自己的名义颁布法令。通常在这个时候，统治者会采取军事行动，以武力的形式将女性排除在权力之外，然而在耶路撒冷王国——这大概是整个拉丁基督教世界最易受到外部势力攻击的地区——真正的掌权者却是梅丽桑德。她任命了自己的军事指挥官，并以她在耶路撒冷所独具的统治权威来满足当地达官显贵的需求，而她的儿子鲍德温三世却得不到足够的支持来取代他母亲的地位，直到1152年他才独立执政。但即便他已经确保了自己的控制权，梅丽桑德依然在耶路撒冷政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有这些与她的妹妹爱丽丝公主（Princess Alice）造成的社会动**相比，实在不算什么。1130年爱丽丝在丈夫死后想要独自统治安条克公国，这一想法遭到了当地显贵的反对。为了达成目标，爱丽丝分别向希腊人、阿勒颇的穆斯林以及来自的黎波里、埃德萨和安条克公国的伯爵贵族寻求帮助，致使国内局势严重分化。七年之后，爱丽丝被迫将权力让位给普瓦提埃的雷蒙（Raymond of Poitiers）——一位由当地贵族请来的，将与爱丽丝的女儿结婚的西方人。

至于法兰克人定居点几位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倒是相对融洽，只是偶尔会出现一些摩擦。东部拉丁主要由四部分领土组成。虽然他们会出于共同的利益联合起来共抗外敌，但每个定居点都有各自鲜明的特点，且相互独立。耶路撒冷与北方的小邻居的黎波里伯国之间关系密切，的黎波里伯爵是耶路撒冷国王的封臣。埃德萨伯爵们也效忠于耶路撒冷王国，到12世纪30年代，他们也成了安条克亲王的封臣。安条克亲王非但不对耶路撒冷国王履行任何正式义务，相反，还在理论上臣服于拜占庭皇帝；尽管如此，安条克人在南方却需要与耶路撒冷王国这个强有力的盟友维持关系，因为他们常常需要从那里寻求军事援助。在1110—1137年，耶路撒冷共15次出手帮助这位北方盟友，而在这些年中，耶路撒冷国王也曾13次出任该公国的摄政王。而这并不是单边的关系，在1113年、1129年和1137年，安条克也出兵为耶路撒冷而战，不过，安条克显然是定居点当中更加需要帮助的那一个。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我们可以看到这四个定居点之间存在着清晰的竞争关系。提尔的威廉（William of Tyre）是一位生活在12世纪的耶路撒冷王国的历史学家，他曾写道，当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在1148年3月抵达安条克的时候，各个拉丁定居点的代表都前去拜访他，劝他把大本营设立在自己的领土上，这时他们并不顾及其他人的利益。

在12世纪40年代，军事局势变得更加恶劣。拉丁定居者遇到的第一次挫折发生在1144年12月，当时摩苏尔的穆斯林统治者赞吉侵占了埃德萨。分别由路易七世和德意志的康拉德三世率领的第二次十字军分两路横跨小亚细亚，这次行动虽然是一场灾难，但十字军与拉丁定居者联合起来，在1148年7月攻打了大马士革，并在一周之内攻破城池。而此时，对穆斯林解困力量的恐惧似乎让基督徒做出了严重的战略错判，然而不论对十字军战士还是对定居者，这样的解释都不能让双方感到满意，他们相互指责对方是叛徒。在这之后，西方人打道回府，留下法兰克人独自保卫“家园”。

北方定居者所遭受的来自穆斯林的攻击往往是最猛烈的，因此对他们而言，局势开始逐渐恶化。基督徒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提尔的威廉形容他们如同被夹在两块磨盘之间研磨。赞吉的继任者，阿勒颇的努尔丁（Nur al-Din of Aleppo）试图将叙利亚北部的贵族阶层聚拢在一起。在1149年的伊纳卜（Inab）战役中，他杀死了安条克亲王雷蒙德，并把雷蒙德的人头送给了巴格达的哈里发，这颗人头象征着努尔丁作为逊尼派穆斯林的武士首领的地位。随后，他的影响范围逐渐向南方延伸，1156年，努尔丁攻占了大马士革。这意味着基督徒将首次面对一个统一的穆斯林力量——叙利亚。在这段历史时期，政治局势恰好处于微妙的平衡状态：穆斯林对法兰克人的威胁正在慢慢加强，而在耶路撒冷，已经有两任国王——鲍德温三世（1143—1163年在位）和他的继任者阿马尔利克一世（1163—1174年在位）——做好了时刻应战敌军的准备。

对于阿马尔利克一世而言，掌控埃及是他的政策基础。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实力较弱，他们同努尔丁一起统治着阿勒颇与大马士革，阿马尔利克一世一定要守住埃及以防努尔丁的侵占，否则在地势上定居者将会被团团包围。在1163—1169年，阿尔马利克一世向埃及进攻不下五次。一方面要抵御穆斯林的威胁，另一方面又要实施攻占埃及的计划，定居者们显然需要更充沛的军事资源，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向西欧寻求援助。法兰克人定居点之所以存在，是以拉丁基督教世界保护“圣地”的名义，真正与定居者们关系密切的是那些与他们分享同一宗教信仰的欧洲人。所以定居者们认为这些人理应帮助他们一同保卫耶稣的遗产，毕竟从理论上讲，“圣战”关系到所有基督徒的福祉。定居者们还竭尽全力动员与家族有关系的西方贵族，鼓励他们加入远征。

从1160年起，定居者们陆续向西欧的领袖们发出信函和派出使节，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教会对此做出积极响应，把这些信件公之于众，呼吁人们加入东征。一些资金援助已经发往黎凡特，更为重要的是，许多中等规模的东征活动也在着手准备，有的是由佛兰德斯与讷维尔（Nevers）公爵率领。这类短期的军事援助当然会受到定居者们的欢迎，但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大规模的远征援助。定居者们尤其将希望寄托于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和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身上，但两位统治者之间的政治分歧使他们的努力遭到挫败。

对于军事援助的需求从未停止，然而，定居者们还能指望谁呢？一个答案是拜占庭。希腊人从一开始就卷入了与东部拉丁有关的事务中，他们因《德沃尔条约》（Treaty of Devol， 1108年）同塔兰托的博希蒙德产生了矛盾，博希蒙德曾宣誓效忠皇帝，希腊人将他视作安条克的封君。在叙利亚北部有数目庞大的东正教徒，这也促使希腊人参与到当地事务之中。国王鲍德温三世决定同君士坦丁堡建立更加稳固的关系；为了让希腊人在叙利亚北部站稳脚跟，1150年年末，鲍德温三世同意他们购买法兰克人在埃德萨的遗留土地。希腊人与拉丁人之间的关系逐步升温。1158年，鲍德温三世与一位希腊皇室家族成员成婚，九年之后，他的继位者阿马尔利克一世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在此期间，皇帝曼努埃尔·科穆宁娶了安条克的玛利亚（Maria）为妻。这些联姻进一步强化了两地间军事合作的前景。法兰克人与希腊人的联盟，其最初的目的是针对埃及的，但在1169年年初，努尔丁先这些基督徒一步攻占了埃及。这场胜利使穆斯林对耶路撒冷王国的威胁更加逼近，同时，由于西方一直都不能提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阿马尔利克一世只能坚守亲近希腊人的政策。1171年，他来到君士坦丁堡，此行的目的很可能是表达他对曼努埃尔的敬意。对于一位耶路撒冷国王而言，这样充满戏剧性的举动算是史无前例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有多么绝望。1177年，希腊人再次为黎凡特提供援助，而在1180年曼努埃尔死后，两国间和谐的蜜月期也就结束了。总的来说，这次联盟并不算成功，即便在个别情况下希腊人的介入的确影响了穆斯林对定居者的战略决策，例如，在1164年，当努尔丁已经在叙利亚北部挫败了一支法兰克人的军队以后，他的副将建议继续向安条克公国挺进，并歼灭法兰克人的剩余部队，但努尔丁却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他认为，如果占领太多基督徒的土地，必定会招致希腊人的报复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