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自由职业者”（Freeter）和“啃老族”（NEET）这两个词逐渐流行起来。“Freeter”是“Freearbiter”（从事兼职工作的人）的缩写，而“NEET”是“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未处在就业、求学或职业培训状态的人）的缩写。在青年失业率不断上升的英国，二者成了社会问题。顺便说一句，自由职业者和啃老族都是指“既没在上学，也没有固定工作的15～34岁年轻人”。
这个定义巧妙地包含着年龄歧视和性别歧视。如果一个人到了35岁，如本书前文提过的，那他就不是什么自由职业者，而只是一个失业者或非正规劳动者。此外，还有帮忙做家务的未婚女性——“家务助手”（カジテツ）也不属于自由职业者。因为有人认为，无业未婚女性毕业后到嫁人之前在家帮忙做家务的这段时间，属于“新娘培训”的一部分，所以她们也不被计入失业人数。在职业女性社会地位极低的年代，家务助手是“良家女子”的标志，不用上班，地位还是很高的。随着晚婚化的推进，本来不长的“待字闺中”越来越久，如何度过这段时期也成为未婚女性的一大难题。20世纪80年代某大企业总裁的千金被绑架，但报道中说她的身份是“公司员工”，举世震惊。不过，这个案子表明，即使贵为总裁千金，婚前有过被称为“社会学习”的办公室经历而不是单纯“待字闺中”，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从常识来看，待字闺中的无业或非正规就业的女性结婚的意愿似乎更强，而作为正式员工的女性则拥有能够推迟结婚的财力。可为什么数据中的结果与常识正好相反？
上一节提到的《女性的平成萧条》根据调查结果指出：“与已婚者相比，更多尚未结婚者将‘经济上可靠的人’作为他们寻找结婚对象的条件。”（第17页）那么反过来说，那些不准备从对象那里寻求经济支持的人会倾向于早早结婚，而那些认为婚姻是生活保障的人，往往会推迟结婚时间。事实上，很多未婚女性在“理想伴侣条件”调查中的回答是“经济可靠的人”和“生活、育儿理念一致的人”；而已婚受访者的回答以“能够称为心灵支柱的人”“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人”居多（同上书，第100页）。
针对这一事实，该书的作者给出了如下的评论：
“（关于理想的结婚对象——引用者注）现实主义的回答者离结婚越来越远，而理想主义的回答者却纷纷结婚了。是不是应该这样解释：越是不懂现实生活、不懂油盐酱醋，才越能早早结婚？真是有趣的现象。”（同上书，第100页）
而我的解释恰恰相反。现在，想要在经济上依靠丈夫，建立家庭的保守主义的女性的婚姻愿望，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把性格和相处融洽与否放在第一位，不重视经济实力的结婚愿望，才是低门槛的现实主义选择。我的解释也得到了山田昌弘[11]等人调查结果的印证。通过对推迟结婚的“单身寄生虫”女性，也就是毕业未婚、住在父母家中的女性的调查，山田先生得出结论：结婚的欲望越强，结婚对象要求的条件越高，晚婚的倾向就越强。
事实上，根据近几年的平均初婚年龄数据，我们会发现初婚夫妇的年龄差距越来越小，同龄夫妇的数量在增加。与年龄相差较大的婚姻不同，女性不能指望同龄的男人有什么经济实力。或者，应该这样解释：比起“不能指望”对方经济实力——那些“本来就没指望”对方，而着力提高自身经济实力的女性正式员工结婚的概率反倒更高。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女性结婚的前提当然是对方同样是正式员工且有稳定的收入。而男性自由职业者很少能够被她们选中的原因，已经一目了然地体现在表4-1的男性结婚概率数据中了。
该调查还显示了一些不言而喻、一目了然的结论，也就是正式员工、无业和非正规劳动者三类女性的丈夫年收入差别。结论是：“泡沫经济刚刚崩溃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及经济变得更加严峻的90年代后半期，自由职业女性丈夫的平均年收入和正式员工丈夫平均年收入发生了逆转。”（同上书，第80页）更简单易懂地说，在泡沫经济余温尚存的时候，结婚前（25岁时）干自由职业的女性能够比正式员工找到更有钱的丈夫，但当经济衰退严重时，女性正式员工找到的丈夫比自由职业的更有钱。换句话说，正式员工（或曾经是正式员工）的女性更有可能与同为正式员工的男性结婚，而其余女性与男性正式员工接触的机会几乎消失了。或者说，是不是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男性正式员工也产生了依赖妻子收入的动机呢？再者说，女性自由职业者选择同样身份的丈夫的可能性不大，这样一来，男性自由职业者结婚的概率就更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