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的学校

为什么女性会做出如此“非理性的选择”？

因为女生脑子笨，不考虑未来，是不理智的生物……这样的原因能找出一箩筐。

有一位学者用“理性选择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她就是法国社会学家玛丽·杜鲁-贝拉[6]，她的老师就是以“文化资本”理论而闻名的皮埃尔·布迪厄。

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与日本一样，大学教育中也存在专业性别隔离。在《女儿的学校》（L’ǐcole des files，藤原书店，1993年）一书中，杜鲁-贝拉指出“大学专业性别隔离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并且用数据证明了这一论点。

用在男性身上的教育投资，是对未来劳动力市场之中人力资本的投资。然而，对女性教育的投资却并非如此。与男性不同，女性处在两个市场之中：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虽说男性也在这两个市场之中，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劳动力市场的评价标准和婚姻市场的评价标准往往是一致的；而对于女性来说，这两个市场的评价标准并不相同。因此，对女性进行教育投资之时，必须审时度势，同时考虑两个市场的动向。

婚姻是女性重新选择出身阶层的最大机会。结婚之时，不论是父母还是女儿都会选择利益最大化的家庭战略。杜鲁-贝拉发现，对于女性来说，在婚姻市场进行投资，比在劳动力市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更有效。换言之，女儿未来通过择偶在婚姻市场上实现阶层上升的可能性，比在劳动力市场上实现阶层上升的可能性更高。我们不妨把话说得更明白一些：比起自己苦哈哈地奋斗，以求赚来地位和收入，傍上一个大款就能轻松获得这些东西。这就是**裸的现实。因此，杜鲁-贝拉的结论是，在婚姻市场上投资女性的“性资源”是比在劳动力市场上投资人力资源更“理性”的选择。

这就是理性——现金的理性、功利主义的理性。即使在法国，人们也不会仅凭“丘比特之箭”来选择婚姻对象。

当然，这一现象是以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距为前提的。即使女性具有相同的教育背景，也无法达到与男性相同的职业地位。在这种性别歧视下，身处高经济阶层的男性选择配偶时，更偏好拥有文化资本而不是经济实力的女性。比如，掌握几门外语，或者会弹钢琴，虽然没什么用处，但是在婚姻市场中，拥有这种文化资本的女性，与拥有药剂师资格证的女性相比要有利得多。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兴趣、爱好、举止、教养之类不能换算为货币价值的，但代表某种社会阶层的指标。简言之，文化资本就是一种非经济的地位象征。比方说，婚宴上媒人喜气洋洋地宣布：“新娘是名门女子大学英语文学系毕业的才女！”这种话起的就是文化资本的作用。

虽然文化资本很难转化为经济资本（爱好和教养很难转化为金钱），但如果愿意的话，经济资本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花钱培养爱好和教养）。因此，既然文化资本也是经济资本的一个指标，那么可以说，男人选择拥有文化资本的女儿，其实就是选择了有钱的老丈人。毋庸置疑，比起那些催着女儿考资格证的父亲，在看似无用的教养方面培养女儿的父亲显然更有经济实力。对于男性而言，婚姻同样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家庭战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