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男女自残自罚的背后，有着父母的期许。如果没有背负如此沉重的期望，他们就不必如此自责了。在达到这个年龄之前，他们都曾是从不辜负父母期许的生龙活虎的孩子。这种前所未有的期望和负担从何而来？由带给女孩前所未有的机会，扩充了女性人生选项的《均等法》而来。
然而，父母对女儿的期许多少有点儿扭曲。正如玛丽·杜鲁贝拉所指出的，女儿既属于劳动力市场，也属于婚姻市场。这一点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论述过。儿子只需在劳动力市场取得成就即可，但女儿则不然。就算事业有成，但如果不能结婚生子，得到“女人的幸福”，那么就永远不会被当成一个完整女人。另一方面，如果女性优先考虑“女人的幸福”而离开劳动力市场，那么父母又会念叨“好不容易供你上学……”换句话说，成为一个“成功”的女儿——从父母的角度看，“成功”地养育一个女儿——就是既要不让须眉，事业有成，又要相夫教子，获得“女人的幸福”，二者缺一不可。
我称之为女儿的“双重负担”。我之所以想对现在的女儿们道一声“辛苦了”，就是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两个目标之中不论达成哪一个都很厉害了——家庭、事业不可兼得，这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共识——不过这个说法现在已经失效了。
由于今天这种时代背景，母女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母亲对女儿前所未有的期待，女儿对母亲前所未有的背叛……这不能不成为女儿的“重荷”。
自从母亲开始对女儿“投资”，女儿就成了母亲的“作品”。在此之前，只有儿子称得上母亲引以为豪的作品，但现在女儿同样包括在内。母亲的“业绩”以孩子的“成就”来衡量，这种习惯至今没有消失。诺贝尔奖得主刚出炉，媒体马上跑去采访他的老母亲：“您是怎样培养出这么出色的儿子的？”这种问题的女儿版已经诞生了。我把这样的女儿称为“长着一张女人脸的儿子”。
母亲觉得自己与女儿参加了两人三足比赛，因此为女儿的成就感到自豪。众所周知，这一现象背后是“欲望代偿”的心理机制。而且，由女儿作为母亲的“代理人”，比儿子更容易同一化，更容易控制，这也是事实。母亲的另一个优势是，肩负着照料劳动的性别分工，她可以在家务和育儿方面支持女儿的社会成就。
在母亲的双重期待和“双重负担”的压力之下挣扎的女儿们，走进香山女士的诊室、信田女士的咨询室——也有一些人来到我的“上野保健室”——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她们清楚地知道母亲的牺牲和奉献，因此封印了对母亲的仇恨和愤怒；但在更深层的情绪中，她们无时无刻不呼吸着母亲的支配和占有所散发出的压抑空气，试图拼命逃出母亲的枷锁。这场母女冲突不是别的，正是这个“女儿成为母亲投资的对象”的时代造成的历史性产物。
如果真是这样，我想，如果女儿成了母亲的“作品”的话，就必然有“成功作”和“失败作”之分。如果是“成功作”，母亲是永远也不会放手的。但如果成了“失败作”，是不是可以摆脱她的控制呢？我带着这个疑问，咨询了信田女士。信田女士的回答比我预想的更可怕。
“妈妈其实一直在贬低女儿是‘失败作’，这样做是为了让女儿永远像自己的奴隶一样，做妈妈的可以永远不放手，永远支配女儿。”[12]
也就是说，无论是“成功作”还是“失败作”，母亲一生都不会放弃对女儿的控制。
于是，母亲和女儿两方心中各自怀揣着烦恼前往信田女士的咨询室。我日常接触的那些“普通女孩”，很可能是两者都不是的“半吊子作品”。正因为她们既非成功，也不能算失败，才会在胜间派和香山派之间摇摆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