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反动势力”有很多共通点。
首先是“攻击女性”中体现出来的性别歧视：本应坐在“副驾驶”的女人们，现在却一副君临天下的德行，实在令人反感。“女人别抛头露面”“不要牝鸡司晨”之类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的避难所里也不少见。樋口惠子女士把这种石头脑袋称作“草根封建老爹”。战后出生的新保守派与旧式的传统男尊女卑意识一脉相承，因此虽然封建制早已烟消云散，对于新保守派，樋口惠子女士的命名仍不可谓不准确。再者说，“封建老爹”绝不仅限于老年人。攻击“男女共同参画行政”的急先锋里既有40多岁的新生代领袖，也有地方青年会议所的会长，因此世代和年龄都说明不了什么。在这些政客中，还有一些人曾经出国留学。一般而言，在国外见过世面的人，思想往往不那么僵化，但事实正相反，这些人反倒是热爱日之丸旗的国家主义者。不过这也并非费解之事。很多出国留学的日本人因为语言不过关而在海外伤尽自尊，回国后变成了排外主义者。一想便知，“新历史教科书筹备会”的藤冈信胜就是在海湾战争期间留美并灰头土脸回国的研究者之一。
其次，大家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类性别歧视往往与种族歧视、民族歧视相联系。网络上“丑女闭嘴”之类的言论，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不爽就滚”这种对在日韩国人、在日朝鲜人、在日中国人的攻击。此外，每次在中国或韩国发生反日游行或行动时，反华、反韩言论就在互联网上满天飞。看着网上气势汹汹的言论，似乎东亚大战在即。这种现象的背后正是夜郎自大的大国意识和国家主义。他们被自己本来看不起的人激怒，因此到处发表“牛什么牛”“吃我铁拳”之类的言论。网民这一代没人经历过战争。不过不管有没有经历过战争，不，应该说正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鼓吹战争。随随便便就能提出核武装论，也是这一代人的特点。
再次，这些人只在自己的圈子内自说自话，既缺乏公共性，又缺乏国际意识。“《马可·波罗》杂志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该杂志刊登了西冈昌纪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否认纳粹毒气室的存在。《马可·波罗》杂志因此于1995年停刊。这帮人能够大言不惭地声称“纳粹毒气室不存在”，一是暴露了他们对历史的无知和缺乏教养；二是暴露了他们闭关锁国的封闭意识，以为日本人之外就没人阅读日语论文。实际上，这篇论文引起了一个美国犹太人团体的注意，他们向《马可·波罗》杂志的出版商文艺春秋社发出了严正抗议。受此影响，文艺春秋社旗下的所有杂志都陷入了无人投放广告的危机。为了进行危机管理，文艺春秋社只得对《马可·波罗》杂志做出了停刊处分，以“精明强干”著称的主编花田纪凯因此失势。“外国人大概不会看到吧”，事件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这种自我封闭的新闻意识。在德国，发表有违大屠杀历史事实的言论是违法行为。日本编辑虽说“精明强干”，但是他们缺乏国际常识，发表的东西难登国际舞台，只能在日本国内通用罢了。可以说，他们背叛了“马可·波罗”这个跨越国界的杂志名称。
类似的无知、缺乏教养还体现在目前甚嚣尘上的“男系天皇说”中。这些保守派公众人物强烈反对“女性天皇”，毫无根据地主张天皇的灵性只能通过父系DNA遗传，也就是说只与XY染色体中的Y染色体有关。且不说古代皇族根本不知道什么遗传基因，众所周知，日本历史上也出现过强大的女皇。现在的研究已经充分说明，女皇是“过渡天皇”的说法，是战前御用历史学家为了使“万世一系”的“男系天皇说”正当化，迫不得已编出来的遮掩之辞。这帮保守派越是出于“天皇尊崇”信念提倡“男系天皇说”，越是使得皇室继承人的选项减少，越是不利于皇室的存续。这帮人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就是不忠不敬之辈。
最后，具有强烈的危机感和作为少数派的身份认同也是他们的共通点。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原本应该是道德多数派，却拥有少数派那种被逼得走投无路般的自我意识。对这些人来说，“男女共同参画”成为国策，《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基本法》的颁布是国家默许女性胡作非为的证据，让人忍无可忍。这种强烈的危机感导致了极端的言论。不仅如此，行动派右翼还批评只会发表过激言论却不行动的“言论右翼”。从那时起，行动派右翼分子四处干扰女权集会：右翼宣传车集结出动，强行将他们觉得有问题的演讲者拉下台并在会场发表右翼言论。2001年，由政府主办的辛淑玉女士和松井耶依女士的演讲在开始之前突然取消了。这是因为积极参与制定《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基本法》的性别研究者大泽真理在这次演讲前收到了“我们要狙击你”的匿名威胁，主办方出于安全考虑取消了演讲。我也是这些事件的受害者之一[15]。
这些活动到底能够在社会上造成多大影响？保守派媒体上出现的人物总是那些老面孔，来来回回说的也都是“女性天皇”“保卫家庭”“反韩反华”之类相同的话题，可以说，这些人的圈子只有这么大。此外，网络言论虽然能够在网上无限繁殖，但其背后的实体令人摸不着头脑。人们想申请多少账号，就可以申请多少账号，但是能够接触到这些网络言论的实际人数还是有限的，无论这些信息来来回回、多么激进，最终都难以越出屏幕，跑到现实世界来。我们虽然必须注意不要高估网络保守逆流言论的影响力，但也必须意识到，像“对富士电视台的抗议示威”[16]那样由网络影响到现实的街头运动同样存在，线上言论能够对线下活动发挥充分的动员效果，因此，同样不能忽视“网右”的影响力。
一些学者在网络言论研究中发现了有趣的现象。媒体研究者北田晓大[17]指出，网络言论中存在“一种犬儒主义的姿态和浪漫主义的讽刺风格”。就像小林善范讽刺坚持“政治正确”的人是“纯粹、正直的正义君”，网右们也会拐弯抹角地造梗来讽刺、嘲笑他人，这种行为正是他们犬儒主义态度的体现。他们讽刺的对象还包括高喊“女性被压迫”的女权主义者、批判殖民统治的在日外国人，以及要求日本承担战争责任的中国人。一些因新自由主义改革而饱受差距之苦，心存不满的“小愤青”（正是这一时期，人们发现重度网络用户一般是30岁以下的青年男性）本来没有右翼思想，但他们对少数群体的正义报以冷笑，和国家主义者结成了同盟。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不仅如此，国家主义还为这些人提供了自豪感和认同感，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工具。这样一来，这些从更弱者立场抨击“少数群体的正义”的人，在网络上反倒和社会赢家共进退，成了慕强者。结果造成了一个悖论：那些被社会遗弃的人站在最保守的道德多数派一边。北田先生的研究发现了更有趣的事情。“你讨厌女权主义吗？”面对这个问题，很多人既不讨厌，也不喜欢。这是因为大多数人根本没听说过“女权主义”这个词，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因此根本谈不上好恶。北田换了一个问题：“你想与女上司一起工作吗？”而此时大多数受访者的回答是“不想”。也就是说，这些人虽然对“女权主义”一无所知，却有着“朴素”的性别歧视意识。在受访者中，高收入者对“与女上司一起工作”的态度较为宽容。换句话说，充分的自信可以使人认可和接受女性的权力，而自信的缺乏使人无法容忍“高高在上的女人”。我们通过这个研究可以发现，男人的器量大小和经济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