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女权主义者对待“国策女权主义”的态度各不相同：有人卷入其中，有人试图利用，也有人保持距离。各地还有很多在大学中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纷纷跑到各种审议会就任委员。“地方政府好不容易有意愿制定男女共同参画条例，那么至少得干出个样来！”大家抱着这种使命感加入其中。审议会的委员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职务，如果认为她们贪图名利而掺和到里面去，那就有点儿过分了。
不过事实上，她们确实成了政府的合作者。她们从批评者逐渐变成了反对案的提出者，乃至成为需要分担责任的市民参与行政代表……往往发生在地方行政工作中的变化，在男女共同参画行政实行过程中也不例外。
一些女权主义者把这种变化当作千载难逢的机遇，也有很多人希望进一步成为政府的合作者。由于政、商、官僚三界对少子化的危机感很强烈，因此有些人发表“如果女性还不生孩子的话就糟糕了”“如果不继续推进男女共同参画行政，事态会进一步恶化”之类的言论，进一步煽动危机感，以此胁迫地方当权者通过其主张。她们主张的根据是发达国家妇女就业率与生育率相关性的数据。
日本的出生率从1989年的“1.57冲击”开始持续下降，并在2005年达到1.26的史上最低水平，相信大家对此记忆犹新。和日本同属超低出生率社会的还有德国、意大利和亚洲的韩国。这些社会的共同点是女性的社会参与程度较低。换句话说，性别歧视和低生育率似乎存在相关关系。另一方面，保持着较高生育率水准的发达国家（虽说较高，也不过是指生育率保持在低于人口更替水平2.07的1.8以上）是瑞典、挪威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把这些国家的女性就业率和生育率数据比较来看，就可以发现其中的高度相关性，因此，她们提出了一个命题：女性参与劳动越多，生育的孩子就越多。
这一发现意味着，造成日本低生育率的罪魁祸首是较低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因此，从中推导出的政策建议就是解决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的问题。
例如，禁止企业“生育离职”的惯例，增加保育所数量以消除待机儿童问题，以及工作与育儿“两立支援”政策，也就是促进企业的“工作生活平衡”，使育儿更加容易。
消除待机儿童的呼声很久之前就有，并非这两天出现的新要求。有人想利用少子化的机会危机来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也是很合理的。但是，消除待机儿童问题，促进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对于已经生育的人来说，可能的确是有意义的政策，但对尚未生育的人来说是否有效，目前还无法确定。
比如，民主党政权倡导的孩童津贴（2012年改称儿童津贴）对于已经有孩子的人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但这个津贴真的可以激励更多人做出生育决定吗？这一点就很难说了。事实上，在海外各国的各种生育激励措施中，现金补贴政策在促进生育率提高方面没什么效果，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了。
“两立支援”政策如果真的实施，大概可以抑制在职母亲的离职倾向，女性的就业率也将得到提高。但是，这并不能使得“‘两立支援’政策提高出生率”这个命题成立。
社会学家赤川学[7]的著作《少子化有什么不好！》中对上述女权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女性越是参与劳动，出生率就越倾向于提高”这种观点是女权主义者误用数据的产物。他批评说，女权主义者出于无知或者故意滥用数据，从而诱导政策的决策。他认为，如果数据的范围扩大到OECD诸国之外，就会发现有很多国家呈现女性就业率低、生育率高的特征。
这幅育龄妇女（25～34岁）的劳动参与率作为X轴、总和生育率作为Y轴的散点图经常被引用（1995年）[8]（见图9-1）。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13个OECD国家（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瑞典、挪威、芬兰、美国、日本）数据点的分布呈现向右上倾斜的趋势，也就是说，可以推导出“女性劳动参与率高的国家生育率也高”的结论。
然而，赤川批评说，仅凭13个国家的数据就推导出相关关系，显然存在问题。OECD共有25个成员国（截至1995年）。如果加上新西兰、澳大利亚、丹麦、加拿大等其他加盟国，再观察其相关性的话，就会发现相关系数为负，也就是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换言之，应该得出“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越高，生育率越低”的结论。也就是说，“女性越是参与劳动，出生率就越高”是结论先行、操弄数据的结果，是把样本限定于出生率较低的发达国家，有意控制调查取样范围的产物。
确实，如果只考虑就业率和出生率之间的相关性就会发现，在日本，女性就业率越高的地方，出生率也就越高。顺便说一句，按照女性就业率从高到低排序，前三名是福井县、石川县、富山县；女性就业率和出生率都处在高位的是富山县、山形县和石川县。如果这样对全日本各都道府县排个序，就会发现一个规律：人均所得较低的地区，女性地位也较低。与此相对，在已经实现高度城市化的地区，比如东京、京都、神奈川、奈良等大都市圈，女性就业率较低，生育率也较低。如果按照上述观察进行推理，似乎能够得出一个极端的结论：如果想要提高生育率，最好不要推动城市化和现代化，而是应该让女性拿着低工资辛苦工作。另外，有人观察到出生率随着女性就业率的提高而降低，便搬出了人力资源理论，主张为了提高出生率，应该加强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因此“为了提高女性就业率，应该推行男女共同参画政策”这个因果关系不能成立。
图9-1 育龄女性（25～34岁）的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1995年）
出处：赤川学著《少子化有什么不好！》
资料来源：女性劳动参与率来自OECD：劳动力统计1996（OECD Labour Force Statistic，1996），出生率来自欧洲理事会：欧洲最近人口发展（1997）（Recent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in Europe，1997），转引自阿藤诚《现代人口学》。
但是，仅从经历了低生育率的发达国家来看，如果加上数据的长期变化，我们就会发现，一度下降的女性就业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上升的同时，生育率也有所回升。并且，如果我们观察育儿假、保育所之类“两立支援”政策因素的影响，就会发现：一度被少子化困扰的发达国家中，有些国家曾经直面出生率低下的问题，但此后政府接连出台干预政策，扭转了就业率下跌的颓势，从而使得生育率转而回升。这么看来，虽说不能全盘接受赤川先生的批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上述政策在提高出生率方面的效果方面确实存疑。这是因为在同一时段生育率趋势相似的国家中，瑞典和芬兰曾实施过慷慨的“两立支援”政策，而法国和英国没有出台类似的措施，但最后的结果却没什么不同。
无论家庭政策实施与否，结果都相同的情况称为“趋同效应”。众所周知，生育率相对较高（生育很多孩子）的移民群体往往会在一两代人之间与移民东道国社会的生育率趋势保持一致，不过这一现象的原因尚不清楚。由此看来，人口现象是个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复杂效应，很难彻底解明，政策干预的效果也就无法准确度量了。
顺便一提，赤川先生在同一本书中对几个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其一，“为什么少子化来势汹汹？有可能阻止它吗？”赤川先生的回答是“不可能”。其二，“如果说‘男女共同参画社会’作为少子化对策来说并没有效果，那么男女共同参画政策也就没必要推行下去了吧？”赤川先生的回答是否定的。其三，“为应对少子化不断加剧，人口即将减少的未来社会，应当出台怎样的政策？”赤川先生的回答是“应当设计以少子化为既定前提的政策”。也就是说，赤川先生主张，虽然我们无法用政策手段阻止少子化，但是男女共同参画作为独立政策而非少子化对策，依然有其存在的意义。
“如果想要提高出生率，那就请采取‘两立支援’政策吧！”这个说法确实站不住脚。因此，确如赤川先生所说，这是女权主义者的“阴谋”：她们表面似乎是为了解决少子化问题，实则把少子化当成“人质”，胁迫政府实行女性友好政策。用“两立支援”政策提高出生率的主张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正如他所主张的，无论是否能够增加出生率，对于已出生的孩子来说，家庭友好和儿童友好的政策是绝对必要的。
说到儿童友好，就让人想起满员电车上婴儿车造成的困扰，最近在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带着孩子、推着婴儿车外出的女性，会遭遇到与残疾人相同级别的困难。我曾听一位正在育儿期的年轻朋友说，带着孩子乘坐电车时往往能感受到周围乘客投来不友好的目光。年轻的母亲在这种压迫感之下往往紧张不已。一些年轻女性觉得日本根本算不上儿童友好型社会，在这种地方完全不想生养孩子。听了上面年轻母亲的苦衷，大家应该可以理解这些女青年的想法吧。
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希望女性多工作，女权主义者同样希望女性多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似乎有着共同的目标。在旁人看来，二者似乎结成同盟，并肩作战。比如保守逆流派就持这种观点。
但二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劳动方式。新自由主义者逼迫女性进行二选一：要么与男人激烈竞争“一决雌雄”，要么甘做一次性劳动力。与此相对，女权主义者同时拒绝这两种选择。结果如您所见。在市场重组和劳动灵活化的过程中，劳方被迫在资方面前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可谓节节败退。如此也就如上所述，导致了过度的少子化。
如果女权主义者有什么不甘心的话，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进行有效的反抗。不仅是女权主义，包括劳工运动在内的所有反抗力量都逐渐被抽筋剥皮，失去了抵抗能力。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在“劳动大爆炸”的雇佣管制宽松过程中，作为全国性工会组织的“联合”都投下了赞成票，工会显然从未关心过非正规劳动者。在其中，为非正规劳动者组织化而东奔西走的全国社区工会联合会会长鸭桃代，在2005年的“联合”会长选举中对阵时任会长高木刚。当时高木会长似乎是众望所归，而鸭桃代对其领导提出了异议，并且抱定了必败的觉悟，毅然参选。所谓社区工会是一种地区性工会组织。与在各个企业中组织的工会不同，中小企业的劳动者可以以个人名义自愿加入这种社区工会。不仅是鸭桃代女士，很多这种社区工会的组织者都是女性。
女权主义为什么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斗争呢？
这个问题无时无刻不在逼我做出回答。全球化之下不断加剧国际竞争、泡沫经济崩溃后的长期衰退和日元升值、高龄少子化和人口减少带来的暗淡前景，还有似乎要把可悲未来坐实的大地震和核事故。这些理由要多少有多少。右倾化的政治气候、媒体的不理解、保守逆流派的攻击……这一类“敌对势力”也能举出不少。但是我认为，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女性分裂，以及女性无法在关键时刻团结起来的状况，才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没听说过也没了解过女权主义的年轻女性，不用自己的力量与其他女性团结起来，而是用这种力量把其他女性排挤下去，才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
作者注
[1] 支持“兼职歧视”的政治势力长期以来都在利用“兼职劳动者不希望转为正式员工”这个意愿调查结果。当然，只希望短时间劳动和主动忍受低工资者除外。大泽真理的著作《超越以企业为中心的社会——在〈性别〉中阅读当代日本》（『企業中心社会を超えて―現代日本を〈ジェンダー〉で読む』，時事通信社，1993年）指出，兼职劳动与正规就业之间的工资差别只能被解释为“身份歧视”，也就是一种不公正的工资歧视。当然，有些人为了家庭责任，不想长时间工作或加班。这些人不应受到工资歧视，“同工同酬”的原则应当在此适用。
[2] 结婚离职制度（結婚退職制）就是要求女性员工一旦结婚，就要离职的制度。生育离职制度（出産退職制）就是女性员工一旦生育，就要离职的制度。30岁离职制度（若年退職制）就是企业用各种方法都无法逼女员工离职的状况下，强行规定一个“青年退休年龄”（比如30岁），让女员工离职的制度。
[3] G饐sta Esping-Andersen (2009). The Incomplete Revolution: Adapting Welfare States to Women’s New Rol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日文版为《平等与效率的福利革命：女性的新角色》，由大泽真理监译（『平等と効率の福祉革命―新しい女性の役割』，岩波書店，2011年）。
[4] Osawa, et al. ed. (2007). Gendering the Knowledge Econom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an.（《性别化知识经济：比较视角》，暂无中、日文版）
[5] “非常勤”也就是劳动时间较短的兼职劳动，与全职工作（常勤）相对。需要注意的是，本书中出现的“兼职”全部是“パート”和“アルバイト”的翻译，特指服务业、体力劳动或其他门槛较低的兼职工作。而“非常勤”全部保留原汉字表记，特指有一定门槛的兼职工作。如大学的非常勤讲师、政府的非常勤职员等。
[6] 樋口惠子在2003年石原政权争取东京都知事第二任期连任的竞选中参选，成为石原的政敌。樋口惠子（樋口 恵子，1932— ），日本评论家、东京家政大学名誉教授、改善高龄社会女性联合会理事长，著有多部女性学著作。
[7] 赤川学（赤川 学，1967— ），日本社会学家，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代表作即《少子化有什么不好！》（『子どもが減って何が悪いか！』，ちくま新書，2004年）。
[8] 赤川举出了以下两个例子：阿藤诚《现代人口学》（『現代人口学』，日本評論社，2000年），第202页；大泽真理《缔造男女共同参画社会》（『男女共同参画社会をつくる』， NHKブックス，2002年），第15页。正如赤川指出的那样，这些数据被政府的政策宣传杂志和女性研究人员的论文反复引用（赤川，同上书，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