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领域的性别歧视在日本社会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变得更加严重，对于这一点我早有论述。男女收入差距不会轻易缩小，女性正式员工比例会持续下降。在另一方面，科长级以上女性管理人员不会增加，生育离职也不会有所改变。不仅如此，好不容易制定出台的劳动相关法律和制度根本没有保护女性，反而为放宽劳动管制铺平了道路，引发了一次“劳动大爆炸”。
2012年10月13日，日本学术会议主办了一次主题为“雇佣崩溃与性别”的公开论坛。日本学术会议号称“学者的国会”，不过就像盲肠一样没什么存在感。但经过十年的改革，该会将女性成员的比例提高到了20%。由此，四个与性别研究相关的专业委员会应运而生，也才终于有了四个委员会共办的这次论坛。
在筹备的过程中，大家关于主题应定为“雇佣崩溃”还是“雇佣破坏”有过一番犹豫。前者的“崩溃”听上去像一种稀里哗啦四分五裂的自然现象，而后者的“破坏”使人感觉背后一定有犯人在搞破坏。没错，雇佣崩溃的背后确实有犯人。我们在上文已经说过，本案的主犯除了政界、商界和官僚界的政策制定者之外，还有工会组织的大老爷。在当天的座谈会上，大部分发言者在以下几点上达成了一致：造成当今女性困境的元凶，除了20世纪90年代后的全球化之外，还有早已牢牢嵌入职场内部结构的性别歧视。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劳动管制被一步一步地放宽，最终使得女性劳动者彻底成为一次性劳动力。性别法学家浅仓睦子女士作为会场评论者之一，进行了自我反省，指出学界同样是共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劳动法学不是别的，就是“宽松管制法学”。
在这一系列表象背后，有一种牢固的意识在起作用：女性仅仅是“家庭经济辅助型劳动力”，女性劳动的作用只是补贴家用。可以说，这就是现代家庭的神话。我在“毫无根据的信念集合”这个意义上使用“神话”一词。“丈夫来养家，工资低也无所谓；随时能回家，不稳定就业也无所谓。”这就是“家庭经济辅助型劳动力”的全部预设。因此，企业以“面向（已婚）女性的劳动”为名，创造了兼职劳动。英国女权主义社会学家西尔维亚·沃尔比[1]指出，不是女性倾向于寻找低工资的兼职劳动，而是因为这些劳动方式一开始就是以“面向女性”为名被设计出来，因此工资才被压低。大泽真理一针见血地指出：明明在进行同样的劳动，兼职劳动者却拿着比全职员工低得多的工资。除了“身份歧视”，没有任何理由能够合理解释这一现象[2]。
实际上，女性劳动者中有已婚女性，也有未婚女性。很多已婚女性丈夫身患疾病，或者失业在家。即使曾经有过丈夫，女性也可能经历丧偶或者离婚。不仅如此，随着晚婚化的推进，未婚女性越来越多，终生不婚的女性也在逐步增加。但是，不管现实中有多少女性早已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承担者”，也就是顶梁柱，“女人要靠男人养活”这个所谓的社会观念却依然根深蒂固。不，与其说是这个社会观念根深蒂固，不如说是企业利用这种所谓的社会观念，对女性实施性别歧视。
并且，被婚姻排除在外的女性，尤其是单亲妈妈的贫困问题最为严重。她们不仅需要养活自己，而且还承担着育儿的重负。有人说，不想过苦日子的话，未婚女性努力结婚即可，离异和丧偶的女性到“再婚市场”重组家庭不就好了？其实不然。如果丧偶女性再婚，寡妇退税和遗属年金[3]都将终止。如果离异妇女再婚，前夫将停止支付子女抚养费。因为新丈夫应该养活她和她的孩子。不仅正式婚姻如此，事实婚姻也是如此[4]。因此，政府相关部门的职员会到单亲妈妈的家中进行上门检查，检查门口有没有男鞋。这些女性不得不忍受隐私被人翻个底朝天的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