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只有拉达能让他态度软化，把他从书桌旁拽走。在芝加哥，他会带她去进行他所谓的“公路旅行”。其实，那只是开车绕着街区转十分钟，直到她睡着。她六七岁时，他们搬到了剑桥。她会走进他的书房，抬起她的大眼睛盯着他，说：“公路旅行，爸爸？”他们会开车绕着东安格利亚乡村，进行更远的“公路旅行”。拉达坐在后座上，叽叽呱呱说个不停。
数年后，他决定告诉她一些生活事实。
“西方拥有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他说，“但消耗了世界百分之八十的资源。”
他怀疑他的话没有多大效果，直到整整三个星期后。他当时站在她的卧室外面。她正在和两个来过夜的朋友玩耍。
“你们知道吗？”他听见她说，“美国吃了世界百分之八十的粮食，凭借只有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
很接近了，他想。
拉达曾一直效仿钱德拉。在他的孩子中，她最具冒险精神，最为叛逆。十六岁的时候，她把她的头发理成了时髦的、直挺挺的发束，脖子上套着一个狗项圈。但是，即使在那时，他仍觉得，他理解她。然而，等到了十八岁，她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少了。每个人都让他放心，说这很正常。她正在为上大学、生活作准备。等准备好了，她就会回来。
问题是，拉达并没有直接上大学。在收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后不久，她就宣布，她打算在夏天一个人去印度。钱德拉象征性地反对了一下，但她的想法其实让他很激动。他经常批评他的孩子太西化，因为苏尼甚至连稍微辛辣的东西都不吃，拉达总是发错她的姓氏的音，贾斯敏根本讲不了钱德拉讲得很流利的四种印度语言。那不是他们的错，但他骨子里是个民族主义者，又不肯压抑他的情感，无法克服他对自己率先参与跨大西洋人才大流失而感到的内疚。他希望他们作为一家人能够多去印度看看，但这不仅对珍妮不公平，对孩子们也不公平，因为他们的朋友会去欧洲或夏威夷度假。
“我真的以为你没弄明白，查尔斯，”珍妮说，“她不是个寻根的印度女孩。她是个寻求行动的西方女孩，而那意味着毒品。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钱德拉听进去了，但确定不了。对他来说，拉达的确拥有印度的一面，因为她不顾社交礼节，说话直来直去，仿佛她没觉得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她的肢体接触也可以反映出这一点。她不等他提出来，就会帮他按摩额头。她接触孩子是通过触摸，而非通过英国那种不自然的模仿儿语。事实上，他急于看见经历对他女儿的影响。没错，他断定，拉达应该去印度。那不仅在文化上势在必行，甚至在道义上也是如此。
拉达带着一份他的朋友和亲戚的名单出发了。这份名单是从他的旧通信录中拍摄下来的。他的朋友和亲戚遍布印度各地，从特里凡德琅到大吉岭。她将孤身旅行六个星期，然后在八月份去德里见钱德拉，因为他要在那里参加一个会议。他将带她去看他过去常去的地方。说真的，他在德里经济学院太勤奋了，其实哪儿也不常去，但他可以瞎编乱造。到了那时，说不定她已发现自己喜欢的地方，还会说印度语，终于明白她的父亲来自哪里。她会搂住他说：“好吧，爸爸，我现在懂了。”他会弄乱她的头发，和她一起跳上一辆开着空调的大使车，前往阿格拉或杰普尔。他会给她解释，在全球化经济的背景下，人力资本密集出口促进策略为什么是唯一可行的发展之路。
如果不是因为普拉卡什，那么这一切原本都可能发生。
钱德拉和他哥哥的关系一直都不亲密。普拉卡什年长五岁，严肃，书呆子气，脾气大。钱德拉十二岁的时候，普拉卡什就离开了大学。自那时起，他们两个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然而，等到钱德拉三十多岁，情况明朗了：普拉卡什讨厌他。钱德拉不明白个中原因。普拉卡什从没想过离开印度，或做学问。他读了三年博士就不读了，成了一个职业政治激进分子。他先是在戒严时期短暂入狱，然后开始写作。
普拉卡什的第一本书比钱德拉自己的第一本书《第三世界何以重要》晚出一年，书名也相近：《不要给第三世界颁发铜牌》。但是，普拉卡什的书市场表现很差，不仅没有获得国际发售，在印度卖得也不好。钱德拉的书反响强烈，好评、差评无数。普拉卡什的书则被多数评论家完全忽视，要不就遭受冷落。
那时，两人都写了几本书。但是，普拉卡什从未赢得过钱德拉那样的名望。他在年轻人中比较吃香，他们喜欢他那种绝不妥协的态度、赤手空拳的辩论风格，但在他的同辈中，他被视为一个虽然性格鲜明但精神失常的人物，以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名义高举他自己的旗帜是他的主要目的。当他的同道中人发现，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通过为世界银行提供咨询挣了不少钱(这是钱德拉给他找的活儿，但他从来没有感激过)，他的名声更臭了。
普拉卡什从未去过美国或英国。他总是说：“我对资本主义国家不感兴趣。”但钱德拉怀疑他是怕自己能力不足，适应不了另一种文化的规范，怕他的反殖民愤怒会暴露为一种很深的自卑感，从而证明他根本不是和西方过不去，而是在和他自己过不去。
如果钱德拉去拜访哥哥，那么一般要不了十分钟，他们就会发生争执。随便说一句什么，都会被认为是含沙射影。要一杯茶，有可能引发一场关于孟山都公司和“大糖”的辩论。聊聊天气，有可能导致对京都议定书的伪善进行连篇累牍的指责。就算一言不发也不行，因为普拉卡什会抓住这个机会，解释钱德拉的世界观为什么有高级殖民洗脑之嫌；为纠正钱德拉的谬误，他接着会出于手足之情，一口气说上几个小时，对钱德拉进行无情的再教育。
在钱德拉的父母死后，普拉卡什成了他最近的亲属，但他们的“争吵”(珍妮的说法，钱德拉认为她这么措辞不公正)使所有拜访都成了痛苦、冗长乏味的事情。普拉卡什的妻子莫诃尼(医生，说真的，她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减轻了这种痛苦，但在他拜访期间，她一般话很少，就那么看着，脸上的表情同情多于不以为然。这一次，钱德拉希望拉达的在场能让普拉卡什显得比较有人情味一些，因为普拉卡什膝下无儿无女。有拉达在场，普拉卡什也许就不会“怒发冲冠”(他的头发已所剩无几)，而是会吃冰激凌，讲笑话，参观动物园。
等到钱德拉抵达时，拉达已经在德里待了三个星期。他原本计划下午到，但航班晚点，直到午夜后，他才抵达沙克德。
开门的是普拉卡什。他穿着在礼节上不够得体的晚装(印度土布长衫，不合身的牛仔裤)，手里端着一杯朗姆酒。说来新鲜，他留了大胡子(十八个月前，在钱德拉上次见到他时，他还在炫耀他斯大林式的小胡子)。不过，他依然精瘦，像个小青年。即使暴饮暴食，他也从来都没胖过。这也许是经久不息的怒火造成的。
“我给你带了一些威士忌。”钱德拉说。
“好的。”普拉卡什说。那是他表示感谢的方式。
“莫诃尼在哪儿？”
“**。她需要早起。”普拉卡什拍了拍钱德拉的肩膀，“来呀。你女儿在这儿。”
拉达坐在沙发上，穿着和普拉卡什一模一样。她不仅手里也端了一杯朗姆酒，还夹了一根香烟，看上去很扎眼。她在看放在她膝头的那本书，目不转睛。就连钱德拉站在她面前、盯着她，也是如此。但是，等到她抬起头来看时，他明白了。
那个他曾开车载着在芝加哥郊区转的女孩，那个后来佩戴狗项圈、听朋克摇滚乐的女孩，那个他唯一可以聊聊经济学、同事，有时候甚至自己妻子的女孩，不见了。那双他十分熟悉的栗色大眼睛流露出一种舍我其谁的眼神，仿佛她的脑子里装的全是他根本理解不了的东西。没错，拉达没成为一个瘾君子，也没有找到她的根。她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一个“普拉卡什主义者”。
次日傍晚，当钱德拉从研讨会上回来，争执便如火如荼地开始了。莫诃尼在家，他很高兴见到她。她在厨房里为所有人做晚饭，尽管刚倒过来十二个小时的时差，他还是过去帮忙了。他们把食物送进客厅，都抱怨说累得够呛。争吵就这样开始了。
“这是资产阶级的累，”普拉卡什说，“有些工人自昨天起就一直坐在机器旁边，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管他资产阶级不资产阶级，”莫诃尼说，“反正我累了。”
钱德拉笑了。这是来自房子里另一个出过力的人的同情的笑。
“就连共产主义者也累呀。”钱德拉说。
“那取决于你的定义。”普拉卡什一边说，一边把他的烙饼从中间撕开。
钱德拉知道他不应该上钩，但他也知道他的哥哥打算告诉他，某些国家的工人从不觉得累(普拉卡什以前提出过更令人惊讶的主张)。
“那就去朝鲜的一座工厂，”钱德拉说，“让我们看看。”
“为什么总是朝鲜？”拉达说，“为什么朝鲜总是房间里的纸板？”
“不是纸板，”普拉卡什说，“稻草。”
“完全正确，”拉达说，“稻草人。”
“没错。”钱德拉说，他闭着眼睛，脸上的表情像被诊断出得了一种名称让人记不住的疑难杂症，“我抽中了小稻草人[1]。”
虽然夜色渐深，但争执仍在继续。当普拉卡什和钱德拉在一起时，这很正常，只是现在钱德拉要对付的人多了，包括“普拉卡什1.0”和“普拉卡什2.0”。“普拉卡什2.0”是实验室制造出来的克隆人，更吓人的是，它长得很像钱德拉的女儿。
“那种说殖民主义已经‘终结’的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她说。她的唇角一直流露着那种“普拉卡什主义”的傻笑。“那是胡扯。世界贸易组织不过是以‘自由贸易’为掩盖的原始积累。”她在说“自由贸易”时，做了一个令人害怕的手势。
“比那要复杂。”钱德拉说。
“自由贸易有利于最强大的经济体。”拉达接着说，“那意味着……”她再次抬起她的手指，“西方。”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傻。”普拉卡什一边说，一边伸出胳膊抱住拉达。拉达点了点头，严肃得有些不可思议。莫诃尼把冰激凌舀进了钱德拉的碗里。
“普拉卡什，”钱德拉说，“你给她的脑袋里灌输了什么东西？”
普拉卡什拍了拍手：“我们就是聊聊!她是个很聪明的女孩子。”
“我自己有脑子，爸爸。”拉达说。普拉卡什点了点头。
钱德拉看着莫诃尼：“你怎么看？”
“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冰激凌。”莫诃尼说。他知道她这是在告诉他认输吧。他败了，一败涂地。
拉达回到英国后，她卡夫卡式的蜕变的真实程度才显现出来。钱德拉试图看到好的一面。晚餐现在变热闹了，充满辩论和巧妙的应对。他们的“决斗”很激烈，因为他们的立场差不多水火不容。但是，他很快就意识到，他面临着一个要严重得多的问题。普拉卡什还教会她如何去恨。
“帝国主义者”“西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者”……这些词像小小的“卍”符号那样从她嘴里流出来。她指关节发白，牙关紧咬，眼神就像西伯利亚鹤嘴锄那样犀利，就好像她判决世界大多数人犯有反意识形态罪行，要把他们送到劳改营。任何反驳都会遭到鄙视。这是她最近的自动反应。她会说：“涓滴效应!那是上流效应，看在上帝的份上!”或者：“你难道以为工人太愚蠢，管不了他们自己的工厂？”或者：“你对农民说过吗？”
普拉卡什似乎已使拉达相信，她的父亲不仅是她的敌人，也是世界上所有善良、正直的人的敌人，是死于营养不良的婴儿、南非黑人、广岛被烧成灰的孩子的敌人，是各地正派、谦卑、自我牺牲的左翼人士的敌人。这些左翼人士只想纠正他和皮诺切特[2]之流怀着无限恶意制造的罪孽。
珍妮和苏尼都没帮上什么忙。珍妮说：“上帝呀，你真是被洗脑了，拉达。”苏尼只在拉达面前挥舞了几张五十英镑的钞票。正是苏尼给拉达起了“激进分子拉德”这个绰号，不过那是后来的事了，在他的成功之年。他当时证明，他净工资超过了他的父亲。
“那你是个无产者，是吗，拉达？”苏尼曾这样问道。
“不是，傻瓜。”拉达说，那时候，她经常这样称呼她的哥哥(要不就称呼他“笨蛋”)，“那些洞悉体制本质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会自动和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那你干吗不和一座两上两下、厕所在外面的廉租房联合起来呢？”苏尼说，“要不要让我在布朗克斯给你找个漂亮的小地方？你可以住在毒品窟上面，脸上文个图案。那就是纽约无产阶级的渴望。”
“你什么脑子？我斗争可不是为了拉低我自己的境遇，而是为了提升他人的境遇。住在一个有裂缝的房子里对谁有好处？”
“苏尼想说的不过是……”钱德拉开口了，但由于他们俩正吵得不可开交，他几乎连一句话都没说完。
“我并没有要求生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那不是我能控制的。但是，我现在已经洞悉了秘密……”
“我已经身处应许之——之——之地，”苏尼说，“我已经看见了山巅之光，有一天我的人民都——都——都将自由。”
拉达此时已把她的手举到了她的前面，手掌向外，像一头摆出攻击架势的熊。
“好了，你懂什么，就凭你这个自私、抢钱的垃圾智商？是个人都能挣钱，苏尼。是个**犯都能玩转那种体制。要弄懂它，需要脑子。”
“是呀，的确。”坐在椅子上的钱德拉说。这是一句愚蠢的洋洋自得的话。幸运的是，他的女儿没有仔细想这句话。
“那你懂股市吗，懂吗，拉达？”苏尼问道，“懂黄金、原油、期权和保险吗？”
“懂失业、膨胀、货币供应吗？”钱德拉说。他知道，他该站在他儿子一边。
“我不想懂，”拉达说，“我想……”
她不说了，仿佛刚刚意识到她父亲在房间里。当她再次开口时，她的声音低沉多了，就好像她处在一个蜕变过程中，好似一轮满月照耀下的一个狼人。
“那么，从根本上说，爸爸，如果你没有获得理论经济学博士学位，那你就不应该投票，不应该有见解，不应该有孩子？是这样吗？”
“我要说的是，”钱德拉以一种非常温和、低沉的声音说，“如果不掌握丰富的经济学知识，很难懂经济。”
“我对经济学不够了解？”
苏尼不情愿地说出了“了解”这个词。
“我认为你做得很不错，拉达，”他说，“你在学习。你充满热情。挺好的。但是，你还有东西要学。仅此而已。”
“比如说……什么？”
“比如还有一些事实。”钱德拉说。
“噢……事实？”
“那是随阅历而来的东西。”
“那……现在？”拉达说，“年龄大的那个懂了，年龄更大的那个成了……比如说……你。”
情况总是这样。拉达和苏尼的论战不过是小问题，偏离了真正的万恶之源：P. R. 钱德拉塞卡教授，克利福德敳H. 道尔经济学名誉教授。直到那时，他都认为，他的女儿为他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当她去上大学时，他松了一口气。他深信，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将会让她明白，良好的教育将指引着她去作更为深入的思考。这样一来，随后的岁月里，他们就能够一起把她的“普拉卡什阶段”付之一笑。但是，他忘了，对一个盲信者来说，一知半解最为危险……除非知识渊博。在接下来的那些年里，拉达学到的正是一知半解的东西。
她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毕业后，他们的关系似乎改善了。她又去了一次印度，回来时对普拉卡什已大失所望，谈到了“小暴君”和“专制家长”。但是，她的政治观点依然如故，尤其是在她搬到哈克尼区一座摇摇欲坠的房子里之后。她和其他六个堕落的家伙住在一起。这些家伙白天做着最低工资的工作，晚上就袭扰富人。
但是，这一切都发生在新自由主义的鼎盛时期。当时的反对派大多是中产阶级那些反戈一击、忘恩负义的家伙。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还是能挣钱的(他们通常也是这么做)，而这都要归功于钱德拉教授这样的人的努力。那时经济学家和政治制定者是受人尊敬的专家，是让经济正常运转的人。假如没有他们，整个体制就会分崩离析。没错，他们都知道，体制不完美，但即使有再多的愤怒，丢再多的鸡蛋，也不会使局面改观。
经济崩溃接踵而至。
每位经济学家及其跟班如今都声称，他们都知道它要到来。但是，就钱德拉的记忆来说，情况不是这样。他的问题是，在一定程度上，他从不认为金融是一种正当学科，因此直到2008年，他才知道信用违约交换为何物。不幸的是，那些不懂行的人却被银行和外国国债收买了。钱德拉认为这种做法很粗俗，不过直到最近他才获悉不懂行的人薪酬几何，发现非终身任教讲师仅凭单篇文章挣的钱就能达到六位数。
2009年，以一个忧国忧民的公民志愿参军的方式，钱德拉开始为英国财政部提供咨询。在美国，数百万人失去了他们的房子。钱德拉只能推测印度将来的命运。他一如既往地为此而自责。他没向珍妮透露这种想法，否则她就会说他是极端利己主义者。
一个星期天，在汉克敳鲍尔森的救助法案出台后，拉达过来吃午饭。她、钱德拉、珍妮、十岁的贾斯敏围坐在餐桌旁，吃着牧羊人馅儿饼。
“我希望你小心，拉达，”珍妮说，“在我认识的住在哈克尼的人里，每个都至少被抢劫过一次。”
“哈克尼和过去不一样了，妈妈，”拉达说，“总之，抢劫不是最糟糕的事情。”
“噢？”
“他们就是抢了你的包就跑。再说了，我包里东西不多。”
“要不他们捅了你就跑。”珍妮说。
贾斯敏面露恐惧之色。钱德拉想改变话题，但就是想不起一个安全的领域。
“你被抢劫过吗，爸爸？”拉达问道。
“还没呢，”钱德拉说，“但愿好运继续。”
“不，你被抢过。我们都被抢了。一群衣冠楚楚的银行家拔出刀对着我们，从我们的后口袋里抢走了一万亿美元。”
“啊，上帝呀。”珍妮说。贾斯敏把一团番茄酱挤到了她的盘子上：“不，他们没有，拉达。”
“不，他们抢了。”
“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吗？”钱德拉说，“让银行破产？那就乱了。”
“那就乱吧，”拉达说，“受够了。”
“长大吧，拉达，”钱德拉说，“长大就明白了。”
“你究竟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钱德拉说，“如果没有资本注入，世界上的银行都会受到波及。这意味着关键产业会衰退，进而意味着没有食物、全国断电、街头骚乱、无家可归、自杀、饥饿。我认为救助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代价。”
“扯淡，爸爸，”拉达一边说，一边把她的叉子丢在她的盘子上，“窃贼掌权，他们在堂而皇之地操我们，而你们都不在乎!”
“我不想听这种话!”珍妮说，“这是不被接受的。你听见了吗，拉达？”
“我不在乎那种话，”钱德拉说，扔掉他的餐巾，“可我没时间扯这个。我们中的一些人没有权利责怪老爸。我们中的一些人真的在努力解决问题。”
“是呀，你们靠骗人活着，把他们挣的每个便士都骗走，然后要求他们偿还你们的赌债。问题解决了。”
“你究竟想说什么？”钱德拉问道。
“你，”拉达说，“你和你那号人——巴不得吸血的银行家制造全球问题，只要他们喊你们‘教授’，让你们坐飞机头等舱，支付你们高薪。”
钱德拉站起来，把他的盘子举过头顶，然后摔到地板上。这是一种夸张得近乎荒唐的姿态，把贾斯敏吓哭了。珍妮说：“看在基督的份上，查尔斯。”拉达洋洋得意地笑了，和她在德里学会的那种笑一模一样。
钱德拉上了楼，锁了门，直到拉达离开才下来。此后几个星期，他拒绝接她打的电话，屏蔽了他的答录机。如果她给系里打电话，走到他的秘书的办公室，他就会高喊：“告诉她我不在。”
他之所以终于回心转意，是因为他意识到，他怀念他们的吵架。他的学生没一个敢像她那样和他说话，和同事的辩论仅限于系里的勾心斗角，而那意味着职业嫉妒。和某个有话直说的人聊聊，和一个真的在乎什么的人聊聊，有好处。
2010年，拉达获得了第一份真正的工作，成了一个团体的运动组织者。这个团体名叫“家庭纠纷”，为可能受到虐待的妇女和儿童提供保护。拉达的职责是向政府请愿，以促成政策改变。
“太好了!”当她把这一消息告诉钱德拉时，他说，“听起来很值得称道。”
他知道他说话的口气有屈尊俯就之嫌，但他由衷地感到高兴。这是正儿八经的世界中的正儿八经的工作。
但是，拉达并没有变得明白事理，讲求实际，而是暴露出一种新的政治愚蠢，一种“身份政治”，藐视一切理性解释。
在身份政治的保护下，所有的陈述都很自恋地从“我反对”转化成了“我是”。拉达的咆哮变了，总是加一个开头：例如，“从一个女人的立场上讲……我发现那太令人讨厌了”；或者，“作为一个有色人种……我可以向你保证，那不是真的”。
她以前怀着一种正义的愤怒。现在倒好，她怀着一种自以为正义的愤怒。她完全从《旧约》转向了《新约》，从暴民煽动者转向了行刑队。为了维护“存在”的至高无上，她甚至根除了辩论的可能性。
钱德拉更希望他的女儿只是一个左翼分子，非常希望，因为左翼分子的问题毕竟多半是情绪问题。他们愤怒，并且想愤怒下去，甚至在有利于他们的时候也拒绝妥协。有时候，钱德拉甚至欣赏这一点。数年前，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组织的一次峰会上，一位左翼分子把一个奶油馅儿饼扔到了他的脸上。在他舔嘴唇时，她亮出她的牙齿，摆出一种既讨厌又尊敬的姿态，宛如一只肌肉发达的豹子在冲一头大象咆哮。他们就那样对峙了几秒，直到警察赶到。钱德拉眨了眨眼，对警察说，袭击他的人已经溜了。
到目前为止，他就是这样看待他和拉达的辩论赛的。他们只是观点不同。他甚至能接受她拿他出气的需要，但他忍受不了的是这种反智主义，这种认为他的观点错误、无关紧要而加以摒弃的固执。
他试图告诉她，他的目标始终和那些藐视他的左翼分子的目标是一样的：减少贫困，把食物放进那些没有食物的人嘴里，甚至减少贫富差距。但是，拉达似乎根本不在乎这些目标。她只在乎谴责。有加害者，有受害者，而他的女儿似乎是法官，是陪审团，并且如果她得逞了，她还会成为刽子手。至于他属于哪个阵营，几乎无须多言。
与他们过去就经济政策(或拉达简单地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进行辩论不同，钱德拉在这些新辩论中简直摸不着头脑。拉达经常怒斥一些电影和书籍。虽说闻所未闻，但钱德拉无论如何都会为它们辩护。然而，导致他们关系破裂的是一件小事。后来，他总是把它称作“噗噗门”。
拉达当时在他那里。她已走进他的房间，想用他的打印机。她坐在沙发上，正在把一些传单(为一次示威准备的；他没有询问详情)分成堆，突然看见了钱德拉通常放在书架上的那个小噗噗熊维尼。那是她小时候的，她曾经很喜欢它(钱德拉之所以保存着，原因就在于此)，但她现在盯着它乌黑的珠子一般的眼睛，说：“我讨厌噗噗熊维尼。”
“什么？”钱德拉问道。
“所有角色都是男的，爸爸，”拉达说，“你连这都没注意到吗？除了坎加。她之所以被界定为女的，完全是因为她的母性。”
“好吧，她碰巧是个母亲。”钱德拉说。
“可为什么唯一的女性还是个母亲？”
“因为男人不可能成为母亲!”钱德拉说。他希望没人听见他们说话。
“她别的什么也没干，”拉达说，“什么也没干!她只是坐在那里，责怪男孩子们傻，粗心大意。因为男孩子将成为男孩子，女孩子将成为母亲，对吧，爸爸？”
钱德拉讨厌她说“对吧，爸爸”。他习惯于点头。他甚至没有意识到，在拉达看来，他的点头相当于在公元七世纪的决斗中削掉一根手指。
“可她就是母亲啊，”钱德拉说，“你想让她做什么？当个父亲？”
“那猫头鹰为什么不是个女人？”拉达问道，“为什么兔子不是？”
“因为它不是!”钱德拉说，随着他们的对话越过神志健全的界限，他的声音变得嘶哑了，“再说了，它只是个兔子!甚至连个真兔子都不是!”
“文本在效果上是真实的。”拉达说，展开了一种让钱德拉倍感困惑的陈述，“小女孩读噗噗熊维尼，长大后认为，她们就擅长生孩子。这就叫作性别覆灭。”
“不，”钱德拉说，“小女孩读讲动物的书是为了消遣。然后，她们长大了!希望如此。”
他看着坐在沙发上的那个穿红色运动衫、黄脸庞的人，她也在哀怨地看着他。
“什么让你这么肯定，爸爸？”拉达问道。
“因为噗噗熊维尼不重要!”钱德拉说，“看在上帝的份上，世界上还有人挨饿，你却在扯什么毛绒玩具!”
“那对你不重要，”拉达说，“你是个原性别的、非同性恋的中产阶级男人。”
“好吧，”钱德拉说，“我是个男性娘娘腔。你呢？你就是个该死的屹耳!”
“屹耳是男的!”拉达说。
“你疯了!”钱德拉说。
但是，拉达已经要走了。她啪地关上了门。在此之前，她发出了她特有的致命一击：
“自从男人把女人绑在柱子上烧死以来，他们就一直这么说女人!”
拉达在2014年辞了工作，要和三个朋友一起环游欧洲。当钱德拉问她为什么这么做时，她对他说，她被“烧没了”，需要时间“重新考虑”。他想给她的账户里存几百英镑，但他知道，如果他这么做了，她就会冲他喊叫。于是，他带她去了梅菲尔一家新开的印度餐馆吃晚餐。
吃饭时，他们很长时间都默不作声。他们很清楚，无论他们聊什么话题，到头来都几乎难免同归于尽。他希望他们可以聊聊体育，但就像苏尼那样，拉达对此不感兴趣。能聊的只剩下了健康和天气，但聊健康有可能引出国民医疗服务私有化问题，天气有可能引出自由市场下全球变暖之不可避免的问题。终于，钱德拉再也管不住自己的舌头，问道：
“顺便问一下，你最近见过谁吗？”
拉达点了一块上面什么都不放的奶豆腐当主食。她抬起头，盯着他。她还没动她的奶豆腐。
“什么？”她问道，“你见过吗？”
他摇了摇头：“不，我没有。”
“那你的问题是，”拉达说，“我见过谁吗？”
“我的意思是，”钱德拉一边说，一边尽量漫不经心地啜饮着他的梅乐酒，“你有男友吗？”
“为什么一定是男友？”
“什么？”
“你为什么认为那是……一个……男孩？”
“啊，上帝呀。”钱德拉说，把头埋进了手里。
“这么说，我可以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想法让你受不了，是吧，爸爸？”
“不，”钱德拉一边说，一边坐直了，整了整他戴校徽的夹克，“不，我受不了的是你非得这么对我。我不过是想和我的女儿吃一顿文明的晚餐，你却非得把它弄得这么……可怕。”
“可怕？”
“你就没个消停的时候!”钱德拉说，“一直都这样，拉达，一直都这么荒唐。”
“那我过着荒唐的生活，是吗？”
“是呀，”他说，用拳头捶着大腿，“他、她、概念验证对所有这一切着魔。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严重问题。你受过良好教育，有着良好的教养，可你就知道抱怨。”
“荒唐的是，”拉达说，“你甚至不屑于考虑我可以有我自己的思想和原则。你考虑过吗，爸爸？”
“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他说，放下他的酒杯，“我哪里得罪你了？”
拉达死死地盯着他。她又开始大量涂抹眼部化妆品了，就像她十几岁时那样。她的眼影向外延伸，到了她的脸上。他认为那就是人们所说的“猫眼”。
“你能理解我吗，爸爸？”
“能。”他说。他的火气有些大，在公共场合不合适。
“你究竟什么时候理解过我，爸爸？你究竟什么时候理解过我们？”
“胡扯，”他说，“这是胡扯。”
“你什么时候理解过妈妈？”
“什么？”
“你觉得她为什么离开你，爸爸？”
“你居然敢说这种话!”
“没错。你甚至从来不认为那和你有什么关系，是吧？”
“你以为你是谁呀？”钱德拉说，“你个小**!”
“是呀，你就这点儿能耐。廉价的泼妇骂大街。然后你会掏出你的信用卡，把你该死的钱啪地甩下，万事大吉。男人挣钱。那就是你需要做的，对吧，爸爸？上帝居然禁止你关注别人的存在，或聆听别人说的话。你心里谁都没装，除了你自己和你所谓的无比重要的事业。继续，爸爸，接着来呀。买单。”
“你买。”他说。他把他的餐巾朝她扔过去，然后走出了餐馆。
他不知道拉达是否买了单。那肯定远远超过一百英镑(他点了一瓶非常好的葡萄酒)。他一直希望自己回头看看。不，他希望他回去，买单，道别。但是，他没有。他回了剑桥。在动身去欧洲时，拉达也没有道别。他觉得，等她回来，他们会像往常那样和解，假装谁都不记得吵过架，一切又从原点开始(尽管从原点开始的基础已不复存在)。
但是，拉达没有回来，也没有发电子邮件。最后，珍妮告诉他，他的女儿不想让他知道她在哪儿。
“荒唐!”他说。
“她让我作了承诺，查尔斯。”
“她不能这么做。”
“她说是你说的。”
“什么？”
“她说你说过，她属于你。我觉得，她想用这种方法证明她不属于你。”
“那她想让我做什么？”
“让她证明吧。你只能这么做，查尔斯。等等吧。”
“告诉我她在哪儿，珍妮。我不会和她联系。告诉我她在哪儿就行。”
“我很抱歉，查尔斯。我不能。我答应过。”
他怒气冲冲地给苏尼打电话，但苏尼说的和珍妮一样。钱德拉不愿相信贾斯敏参与了这场阴谋，所以他从没问过她。不过，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在这方面，他几乎是在自欺欺人。他发疯地用谷歌搜索“拉达敳钱德拉塞卡”，但只搜到了她消失之前的信息，就好像她给国家安全局付了钱，让它抹去了她的所有痕迹。在脸书上也找不到任何信息。她连一张像样的照片都没上传，只引用了奥德丽敳洛德说的一句话：根本不存在单一问题斗争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们没有单一问题的生活。他看不到她的主页或她的好友，只能看到下面这几个词：来自阿拉斯加，北极。
他每两天就发一封电子邮件，然后是每天一封，发的信息越来越绝望，其中包括这样的句子：
你在哪儿？担心。请回复。
七个月没有片言只语了。这是要干什么？不好呀。
爸爸
以及：
回复!
最爱你的钱德拉
一年过去了，他开始一次就写三四封邮件。他对她说，他有多么抱歉，他有多么爱她；他们怎么就不能聊聊；他就是个傻了吧唧的老傻瓜，太把自己当回事；就算她只回一句话，告诉他她没事，他夜里也就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因为对他来说，唯一要紧的是她的健康和快乐。
只是他没有发送这些邮件，一封也没发。它们就那么躺在他的草稿箱里，宛如他凋零的心绪。拉达还在欧洲吗？现在有没有可能在印度？
在他最黑暗的时刻，他想起了他在餐馆里说的所有那些恶毒的话语，想起他的女儿用阿努比斯[3]那样亮闪闪的、满怀仇恨的眼睛盯着他。某个时刻，他做了一件错得离谱儿的事情，这是他能得出的唯一结论。他真希望他能知道，他错在了哪儿。
[1] 原文为“I have drawn the short strawman”，意思大约为“算我倒霉”。为照顾上下文，故将其直译。
[2] 皮诺切特(1915—2006)，智利军人，总统。
[3] 阿努比斯为古埃及神话中的死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