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雷福斯审判案——初审1894年，一审1899年，复审1906年，法国
犹太人出身的法国军人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他背上了向德军泄露军事机密的罪名。
在报纸上披露德雷福斯无罪的小说家埃米尔·左拉。他是一个忠于真实、伸张正义的理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时间与法庭
·初审：1894年，法国巴黎军事法庭
·一审：1899年，法国雷恩军事法庭
·复审：1906年，法国上诉法院
案件当事人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Dreytus）
审判焦点
德雷福斯上尉真的是德国间谍吗？
审判结果
·初审判决：有罪，终身监禁（无期徒刑）
·一审判决：有期徒刑十年（即时特赦）
·复审判决：无罪
历史质问
·为了国家安保，真实和正义都可以牺牲吗？
·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管理是否可取？
·为什么刑事审判的误判难以纠正？
无法掩盖的真相，复审
2017年8月8日，韩国总检察长在韩国最高检察院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过去权威主义政府时期，处理类似“姜基勋遗书代写造假案”等事关时局的案件和经过复审证实误判的“益山市[1]药村五街杀人案”时，最高检察院在法定程序和人权保障方面未尽职责，对此总检察长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向国民表示深深的歉意并低头认错。9月，检察院利用职权向法院申请复审，用拷问和造假的方式将无辜的人打成罪犯的“太永浩被北扣留案”[2]“雅蓝生日宴案”“李穗根伪装间谍案”等案件，事实上都是在为谋求真相与和解而设立的“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委员会（以下简称‘历史问题委员会’）”的复审要求下已经由法院向所有被告人作出复审无罪判决的案件。可检察院以个别被告尚未请示复审为由向法院提出了复审要求。检察院向法院请求复审事关时局的案件，这在韩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1991年发生了大学生姜庆大在示威途中被警察挥动的钢管打死的事件。为抗议警察的暴行，金基卨在一所大学楼顶自焚，而法院认为金基卨的遗书是姜基勋代写的，于是以唆使他人自杀的嫌疑对姜基勋作出了有罪判决。这就是“姜基勋遗书代写造假事件”。这个案件从侦破初期开始就围绕着遗书的笔迹问题展开了争论，然而还是以国立科学侦查研究所（简称“国科所”）的笔迹鉴定结果为依据作出了有罪判决。到2007年，历史问题委员会对多份文件进行鉴定后劝告姜基勋请求复审，姜基勋便请求复审，经过2009年首尔高级法院复审启动决定、2012年最高法院驳回检方抗诉的决定、2014年首尔高级法院的无罪判决决定、2015年5月14日最高法院驳回检方抗诉的判决，时隔16年姜基勋的遗书代写嫌疑被确定为无罪。此案与法国军方以极其糟糕的笔迹鉴定将犹太人军官打成间谍的“德雷福斯案”很相似，所以又称“韩国版德雷福斯案”。
“益山市药村五街杀人案”是2000年在益山市药村五街一个出租车司机被人刺死的案件。警方在寻找行凶工具和目击者时遇上了自称目击过犯人的一个骑摩托送货的少年崔某（事发当年15岁），警方不仅对其进行殴打拷问，最终还把该少年认定为真凶。无辜的少年被判十年徒刑并服刑，后来经过复审宣告无罪。2003年真凶被捕但警方以证据不足为由将其释放，被告人崔某刑满出狱后于2013年提请复审，同时电视节目《我想知道的事情》也将这一案件的疑点曝光，于是经过2015年复审启动决定和2016年11月的无罪判决，崔某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真凶也于2018年3月被最高法院判处十五年徒刑。之前的“姜基勋遗书代写造假案”是公权力和市民、学生运动势力正面交锋的一个案例，因此当年有很多市民团体和法律界的人士参与进来，相比之下，“益山市药村五街杀人案”只由复审律师一人出面作了辩护。以这起案件为题材还曾拍过电影《复审》。
法院刑事审判因虚假口供和伪证据以及实体性真相发现等原因往往作出错误的判决，考虑到这些因素，虽然设立了上诉制度，可到上一级法院也难免出现一些误判。复审指的是对已经确定判刑的案件重新进行审理的过程，然而复审必须具备证明原审判决存在明显错误的证据，只有具备这些前提才能打开复审之门。朴俊英律师为“益山市药村五街杀人案”和“三礼邑娜拉超市三人抢劫杀人案（1999年发生，2016年复审无罪）”进行复审辩护，终将原审有罪在复审中改为无罪。他在《我们的律师》一书中表明：“如果真的有蒙冤的人，就必须为他打开复审之门。这才是实现正义的道路。”这在理论上固然是无可争辩的观点，可在现实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查明真相的证据容易消失或被歪曲，如果是涉及政治、社会矛盾的案件，自然会有害怕真相被揭露从而百般阻挠的势力，因此刑事案件的复审是个非常复杂、棘手的问题。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
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爆发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以后，欧洲形成了以国民和民族为主结成民主国家的氛围。被分裂为几个邦国的德国也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开展了以普鲁士为中心的武力统一全国的活动。1870年普鲁士在与自己相连的国家法国（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的战争中获胜以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在凡尔赛宫登基称帝，而法国则经过“巴黎公社”成立了第三共和国。
法国与普鲁士签订屈辱的和约，法国割让整个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并支付巨额的赔偿金，经济上陷入了困境。在关乎民族命运和自尊心的战争中失败，且在国家的心脏地带由他国皇帝举行加冕仪式，法国人民愤怒之极，对德国产生了极大的敌意。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时席卷法国的民族主义在充满对德国的敌意和复仇心以及对捍卫祖国荣誉愿望的法国国民中像狂风一样传播开了。这种敌意和复仇心引发了法德之间激烈的谍报战，有不少情报人员被捕甚至被处以重刑。
1882年欧洲爆发金融危机，随着投资银行纷纷破产，以投资商为主的法国人对建立金融帝国的以罗斯柴尔德为首的犹太金融资本家乃至整个犹太民族产生了反感和憎恨。在犹太人中出现了很多通过从事长期的高利贷业成长为金融资本家的人，于是在以资本家和工人阶层为主的法国民众当中开始出现了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负面舆论。1882年随着巴拿马运河公司的破产发生了数千名投资商遭受巨大损失的事件。与此同时，在政府选择开发企业的时候，犹太人向政府官员和官僚阶层肆无忌惮地行贿。随着这些丑闻的败露，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便在法国全境蔓延开来。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政府以法律形式赋予犹太人与法国人同等的公民权，可现实却事与愿违，没有按照法律所期盼的方向发展。
在普法战争中失利的法国军方对普鲁士怀有极端的敌意和愤怒。当时在法国军队中军校出身的年轻军官和贵族或军人出身的高级将领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不少年轻军官倾向于共和主义，批判那些高级将领执迷于传统军事战术，主张公民参与政治，而高级将领中大部分倾向于保守主义，批评年轻的晚辈冒险推进改革，极力主张王政或贵族垄断政治。由于法国军队内部很多军官是基督教徒，因此军部对犹太人的偏见比社会各界更严重一些。
1894—1906年，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席卷法国。在这十二年间，法国国民陷入“德雷福斯派（Dreyfusard）”与“反德雷福斯派（Anti-Dreyfusard）”对立的旋涡和“精神上的内乱”状态，而导致这一局势的事件便是“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 Dreyfus）”。回顾这场事件的发生过程不禁令人生疑：“难道这就是口口声声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的真面目？”每当真实和虚伪为揭示真相、伸张正义而展开攻防战时，人们便渴望知识分子的勇气和作用，反思“德雷福斯事件”。
对“德国间谍”德雷福斯的军事审判
1894年9月，巴黎驻德国大使馆以女保姆身份从事间谍活动的法国情报员在德国武官施瓦茨·科芬的垃圾桶里发现了已经被撕毁的“备忘录（Bordereau）”，交给了法国军方总参谋部亨利少校。没有日期、没有签名的备忘录上记录着法国军方的一级秘密——法军火炮研发现状、炮兵部队整编及炮击目标一览表等内容，最下面的发信人栏目上写有“无赖汉D”的代号。法国情报部侦查人员推测这是暗藏在法军总参谋部的德国间谍发送的情报，于是在总参谋部军官人事档案中查寻了“D”字母打头的军官。结果人们的视线集中到了“Dreyfus”的名字上，而这个人就是实习参谋、炮兵上尉德雷福斯。
1859年德雷福斯出生于阿尔萨斯地区经营纺织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德雷福斯在普法战争期间德语公用区阿尔萨斯划归普鲁士的时候移居到巴黎，后来从军事专科学校毕业后被任命为炮兵军官。生性固执又诚实的德雷福斯以优异的成绩走进只收精英军官的总参谋部，暗下决心一定要成为一名有出息的军人。
具有反犹太主义倾向的情报局局长桑德斯上校断定间谍就是在总参谋部服役、会说德语的德雷福斯。从阿尔萨斯移居且是总参谋部里唯一的犹太裔军官，这一点也就成了有力的线索。虽然围绕德雷福斯平时起草的文件和备忘录中的笔迹鉴定，人们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但情报局侦查人员的眼里只映入了他们想要得到的文件。有一份备忘录上记录着间谍即将出征的字迹，而当年德雷福斯没有参加作战，根本不可能成为那份备忘录的起草人，可侦查人员不顾这些事实，还是按照自己的主观判断做出了结论。
10月15日，情报局杜帕蒂少校为了试探德雷福斯，把他叫过来让他按照自己的口述写一份上交总参谋部的信。杜帕蒂以德雷福斯在写字时手指发抖为由以反叛罪嫌疑逮捕了德雷福斯，并递给他一把手枪劝道：“一旦转入审判程序就会给军方带来耻辱，不如自杀了事。”德雷福斯强硬地反驳道：“我没有任何罪，我不会自杀的。我要活下去，我要活着证明我是无辜的。我一定会洗清罪名的。”侦查人员搜遍了德雷福斯的办公室和住所，可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证明其间谍嫌疑的证据。侦破工作进展不顺，当侦查人员还在秘密进行搜查的时候，有一家报社暗中收集情报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开了：“不久前有一个间谍被捕，军方对此还在保密，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求军方立即说明。”对德雷福斯捏造的各种嫌疑和毫无根据的猜测，还有人们编造出来的他的“间谍行为”连日登在报纸上。如果不能证明德雷福斯有罪，总参谋部的威信便一落千丈。最终法国政府还是接受了国防部部长梅尔西应该起诉德雷福斯的意见。
1894年12月19日，对“德国间谍”德雷福斯的军事审判在通过窗户缝能看到监狱的巴黎近郊一座改建的宫廷建筑物中开庭了。审判委员会由以莫雷尔上校为主的7名军官组成，辩护律师由德芒日负责。法庭不顾辩护律师的反对，以国家安保为由进行了非公开审理。被告人德雷福斯用平静的口吻反驳道：“我不图富裕，不图安逸，主动选择当兵并开始走上成功之路，现在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有什么理由做出叛国行为呢？”提出那份备忘录字迹鉴定意见的字迹专家贝蒂永使用专业术语作了冗长的解释。他主张备忘录中的有些笔迹与德雷福斯起草的其他文件有所不同，是为了掩人耳目故意改换字体的。他的这一逻辑实在是牵强附会。对德雷福斯来说，除了笔迹以外，人品、金钱、女人等方面上根本没有与间谍挂上边的证据。负责侦破的军官亨利证实“一位可靠的人曾经向我举报说总参谋部确有间谍，现在来看那个间谍正是德雷福斯”。
德芒日律师：这太荒谬了。请证人公开一下那个举报人的身份。
亨利：每个参谋部军官的心里都有一个绝对不能泄露的秘密。
审判长：证人没有向法庭提供举报人姓名的义务。只要以证人的名义证明那个间谍就是德雷福斯就可以。
亨利：我向十字架保证，我说的全是事实。[61]
初审四天后的12月22日，当法庭宣布休庭的时候杜帕蒂递上了国防部部长的一封印有封印的信。信封里还有一个小信封，小信封外面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审理期间将小信封里的内容念给法官们听，然后重新封印交还传达此封信的军官。”信封里装有德国武官施瓦茨·科芬和意大利大使馆武官之间相互传递过的信件，信件里出现一个打头字母为“D”的法国军官，看两个长官书信的内容，“D”正是指德雷福斯。一小时后法庭宣布继续开庭。继检察官的陈述和律师的辩护之后，德雷福斯简短地说了一句：“我是无辜的。”
法官退庭，德雷福斯也被押送出去了，这是因为宣读判决书的时候一般要求被告人退席。军事法院作了如下的判决：“法庭认定被告人的反叛罪。法庭判决开除德雷福斯军籍，驱逐出境，终身流放。”在牢房里听到判决内容的德雷福斯向墙壁猛然撞头，好在身旁的狱警和妻子一再劝说，他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总参谋部诱导德雷福斯说：“我们会让你过个舒适的流放生活，你就承认因一时疏忽犯了反叛罪。”然而，却遭到了德雷福斯的断然拒绝。德雷福斯提出上诉，要求得到公正的判决，可12月31日他的上诉被驳回。反犹太主义倾向浓厚的一些报纸称“德雷福斯是毁灭法国国民、妄图占领法国领土的国际犹太人组织的间谍”，呼吁法院将他处以死刑。总参谋部也火上浇油，声称“为了国家安保，虽然不能公开涉及国家重大秘密的证据，但是大逆不道的罪人还是受到了终身流放判决”，并宣扬耸人听闻的话语：“如果公开这些秘密，将会导致与德国之间的一场战争。”
图29一位诚实的军人被开除军籍：1894年12月19日，德雷福斯在军事法庭被判处终身流放，翌年1月5日被开除了军籍。德雷福斯不得不接受被上司撕下肩章、折断佩剑的屈辱的降级仪式。《法国画报》（Le Petit Journal，1895）
1895年1月5日，巴黎，法国军事学院练兵场，德雷福斯被开除军籍仪式在4000多人的围观下举行。德雷福斯身穿军装以立正姿势站在达拉将军面前，将军宣布德雷福斯已经失去拿起武器的资格，剥夺其军职军籍。德雷福斯虽然喊了一声“士兵们，无辜的人正在遭受开除军籍的污辱”，可他的喊声却被围观群众“杀死犹太人”的叫喊声淹没了。德雷福斯的上司走过来撕下他的肩章，揭下象征总参谋部军官的红色肩带，折断了德雷福斯的佩剑。2月下旬，德雷福斯被流放到了臭名昭著的法属几内亚的“恶魔岛”。其间，德雷福斯的家人呼吁其无罪，再三要求复审，可各大报纸和国民已经将他认定为犯有叛国罪的罪人，军方和政府内阁更没有开庭复审的打算。
对真正间谍的荒唐审判与埃米尔·左拉划世纪的指控
审判结束15个月后的1896年3月，情报局局长乔治·皮卡尔（Georges Picquart）中校秘密截获了德国武官施瓦茨·科芬向法国炮兵少校费迪南·埃斯特拉齐要求一份秘密情报的“蓝色明信片（le petit bleu）”。当年，皮卡尔作为国防部部长的情报员从头到尾见证了德雷福斯审判。当时他虽然也认为德雷福斯有罪，可总觉得有难以释怀之处。皮卡尔在检查埃斯特拉齐的资料时发现他的一份申请书上的笔迹与法庭认定是德雷福斯写的那份备忘录上的笔迹十分相似。这次笔迹鉴定专家贝蒂永也认同两份文件上的笔迹是相同的。接着，皮卡尔又了解到了埃斯特拉齐平时的诸多疑点，如1894年的时候，埃斯特拉齐出于业务关系经常出入总参谋部，因此他完全可以知道包括那份备忘录在内的各种文件的摆放位置；平时埃斯特拉齐总是抱怨上层没有提拔匈牙利贵族出身的自己；他又是一个因赌博和奢侈浪费而负债累累的人，因此很容易被金钱收买。
皮卡尔确认埃斯特拉齐就是真凶，于9月份向总参谋长布瓦代弗尔将军和副总参谋长孔斯将军建议查明事件的真相，可他们并没有表示重新侦查的意向。当皮卡尔问他们如果德雷福斯无罪的真相被披露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时，将军的回答是只要他闭上嘴，真相就永远无人知晓。对此，皮卡尔表示决不会将真相带到坟墓里去。视军方威信比国家安全更为重要的军方高层给出的理由是，国家机密一旦泄露将会引发把整个欧洲夷为平地的一场战争，然而其真正的理由是由于总参谋部的高层已经介入间谍战，因此如果判德雷福斯无罪就意味着总参谋部将毁于一旦。
1896年11月，皮卡尔退出情报局到法属突尼斯任闲职。他在那里利用闲暇时间写了一封揭露间谍案真相的信。上议院副议长让·凯斯特内尔通过律师路易·莱布鲁瓦（Louis Leblois）了解事件的始末之后便向权威人士奔走呼吁，发起了对德雷福斯案件的复审运动。与此同时，德雷福斯的家属邀请作家编写有关德雷福斯案件的文章散发到市民之中。一家报社在《这就是证据》的报道中介绍了那份备忘录。有一个读者看到那篇报道以后说，备忘录的笔迹很像埃斯特拉齐的笔迹，并出示了从埃斯特拉齐那里得到的一封信。于是，德雷福斯的兄弟马蒂厄·德雷福斯在凯斯特内尔的帮助下起诉了埃斯特拉齐。
埃斯特拉齐立刻与总参谋部一起找对策，在总参谋部的压力下，笔迹鉴定专家判定备忘录里的笔迹不是埃斯特拉齐的。1898年1月11日，军事法院对亨利伪造的文件只进行了短短5分钟的研究，就宣布埃斯特拉齐无罪并将其释放，围观的人们还为军事法院的判决报以掌声。而皮卡尔却以“为把埃斯特拉齐逼上绝路伪造‘蓝色明信片’，从而泄露军事机密”为由被捕入狱了。上回军事法院以“非公开文件”等违法程序宣判无辜的德雷福斯为反叛罪，这次他们又根据“上头的命令”隐瞒真相给真正的间谍作出了无罪判决。
事已至此，“德雷福斯事件”已经不是某一个人或军方内部的事情了。围绕着谁是真正间谍的问题，法国国民和舆论分成了两大派别，反对共和主义和大革命理念的王政复古主义者、贵族、军方、军国主义者、陷入反犹太主义的激进基督教分子以及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多家报社组成反对复审一方，而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法律界人士、共和主义者、一些进步的政界人士以及少数支持他们的报社则组成主张复审一方。后来社会主义者和工人也加入到了主张复审一方的行列。55家报社中有48家报社不仅不想查明真相反而强词夺理地支持了原审判决，他们声称复审要求是妄想毁灭军方乃至整个法国的犹太组织的国际阴谋，因此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给军方的威信和信誉抹黑，哪怕德雷福斯的叛国罪不能成立也应该维护具有严格纪律性的军方命令体系。一些有良知的报社和知识分子曾提出过诸多质疑，然而“为了一个犹太人进行再侦查，会严重影响法军的名誉和士气，削弱军方防御能力，最终侵害法国的安全”的舆论铺天盖地地袭来。在嘲讽和蔑视下，那些有良知的报社和知识分子根本发不出正义的声音。但随着军方首脑妨碍皮卡尔的再侦查，伪造证据，最后无罪释放真凶埃斯特拉齐的真相一一曝光，出现了不少敢于站出来查明真相的知识分子。
宣判埃斯特拉齐无罪两天后的1898年1月13日，《震旦报》（L'Aurore）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大文豪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用写给费利斯·福尔总统的公开信这一形式写成的文章《我控诉》（J' Accuse）：
真相，我要讲真相。因为我和正式负责审判的司法部有个约定，如果司法部不揭示真相，那就由我来揭示。我的义务就是说实话、说真话。我不想成为历史的共犯。如果我成为共犯，那么我今后的每一个夜晚都将是在他们的严刑拷打下对莫须有的罪名赎罪的那个无辜者的幽灵飘舞的夜晚。
真相离我们越来越近，谁都不能阻拦真相靠近的步伐。我觉得今天才是“事件”真正开始的日子，因为直到今天各方的立场才变得明确了。一方是不想看见阳光的犯罪者，一方是直到阳光照射为止豁出命来捍卫正义的卫士。前面已经说过，可现在再说一遍，如果真相被埋在地下，它早晚会爆炸，而当它一旦在地下爆炸就会毁掉整个世界的。[62]
图30我控诉：看似是一句简单的谎言，可谎言永远不能掩盖真相。再大的国家暴力也不能阻止左拉向着真相迈进的英勇的步伐。
以优雅和富有感染力的文笔，左拉一一列举德雷福斯的清白和埃斯特拉齐是真凶的原因、具体事实，揭露了事件的真相。他实名举报将德雷福斯打成罪人以掩盖军方错误的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的将军和军官，也斥责了笔迹鉴定专家的乱作为和审判法官的误判。当天的《震旦报》印刷了比平时发行量多10倍的30万份，可还是被抢购一空。《震旦报》轰动了整个巴黎。高中生、师范学校学生、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教授等有识之士给予大量的支持，阿纳托尔·法朗士、埃米尔·杜尔凯姆、马塞尔·普鲁斯特、克劳德·莫奈等3000名知识分子在请愿书上签名，重新点燃了德雷福斯复审运动的火种。可在注重社会和谐、注重社会团结的人们的眼里，“知识分子”不过是一群质疑军事法院的判决、无视军方的权威、看重个人、损害国家的人。
反对复审一方提出的“法国归法国人，死亡归犹太人”的煽动性口号使大批群众一哄而起，在法国全境洗劫犹太人商店，向犹太人施以暴力，焚烧刊登左拉文章的报纸，将左拉的肖像吊了起来。一个多月来，法国人分成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那些凭理性和真相主张德雷福斯无罪的人遭受了暴民的污辱和诅咒，有些人甚至遭受了人身攻击。军方和内阁在极力掩盖“德雷福斯事件”真相的同时考虑到政府的面子，他们对左拉的公开信断章取义地选择他对军事法院根据上级的命令作出无罪判决部分的描写说成是以虚伪事实编出的谣言，最终以诽谤罪控告了左拉。
对左拉的刑事审判在凡尔赛宫重罪法庭开庭了，出席法庭的众多证人和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舌战。左拉说站在法庭的既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德雷福斯，而是法国的命运，法庭判的是法国的命运。他最后陈述道：
我以我的生命和名誉保证德雷福斯是清白的。在这严肃的时刻，我面对在这个法庭上代表国家的你们和各位陪审员，面对我的祖国法兰西重申德雷福斯是清白的。我以四十年的作家生活和用毕生的努力获得的所有荣誉宣告德雷福斯的清白。我以我所获得的一切、我所获得的名誉、我对法国文学的发展所做出的功绩发誓德雷福斯是清白的。上帝啊！如果德雷福斯真的不清白，你就让这一切毁灭，让我所有的作品被人遗忘吧！德雷福斯是清白的。[63]
追随军方、深陷反犹太主义思潮的群众天天冲进法院大楼示威，要求杀死犹太人和左拉，左拉遭受了无尽的折磨和威胁。7月18日审理结束，陪审团以8∶4的表决结果作出了有罪评议，法院判处左拉一年徒刑和三千法郎的罚金，宣判当日，左拉前往伦敦，走上了不情愿的流亡之路。
对德雷福斯的复审和无罪判决
左拉的《我控诉》发表以后，众多学生和知识分子撰文主张德雷福斯无罪，要求对德雷福斯进行复审。新当选的国防部部长卡维纳克指示重新审查被提到军事法院的证据，结果发现了亨利为把德雷福斯打成罪犯而制造假证据的事实。1889年8月30日，亨利在拘禁中神秘自杀，被左拉控告的一位将军反省自己的过错，由此，德雷福斯案的真相开始浮出水面。“备忘录”的真凶埃斯特拉齐深夜携女友逃往英国，后来又出版了一本书，书中描述自己作为双重间谍根据上级的命令为刺探德国机密而有意接近德国军官的事实。杜帕蒂因伪造文件被捕，左拉结束十一个月的亡命生活回到祖国，首次披露造假事实的皮卡尔被无罪释放。
内阁会议于1898年9月按照德雷福斯夫人的复审请求，将有关材料送到最高法院——上诉法院，上诉法院于1898年10月向巴黎高级法院发送了对德雷福斯案复审的文件。巴黎高级法院刑事部向德雷福斯发出复审通知，并开始听取了以皮卡尔为主的诸多证人的证词。对刑事部的积极态度感到惊讶的反复审派恶意猜测诽谤了刑事部法官们的倾向，议会以全国已陷入重度危机为由通过了由巴黎高级法院全权负责复审案件的特别法。经过长时期的审理，巴黎高级法院全员合议部于1899年6月3日判定“无赖汉D”并非德雷福斯，“备忘录”也非德雷福斯所写，据此判决对德雷福斯的军事审判无效，并择日将在雷恩（Rennes）重新进行军事审判。
1899年8月，复审军事法庭终于在雷恩中学讲堂开庭，在“恶魔岛”被监禁5年的39岁的德雷福斯身穿军装站在了法庭上。他没有丝毫的感情波动，用平静的口气说自己从未背叛过祖国。然而，当一位支持者述说本次审判的世界性意义时，德雷福斯便哽咽着抗辩道：
不是，不是的。我不过是一名炮兵军官，只是因为悲剧性的错误被剥夺军籍而已。你们说我德雷福斯是什么正义的象征，不，我不是正义的象征。象征正义的德雷福斯是大家创造的。[64]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复审赞成派都认定德雷福斯无罪，可复审反对派叫嚣“法庭必须在梅尔西将军和德雷福斯当中选一个”来给军事法庭的军官们施压。在指控德雷福斯时曾起过主导作用的梅尔西以证人的身份出庭，对所有的事实一一作了反驳，并对德雷福斯“已经到了揭开真相的时候”的一句话作了如下的陈述：
我并不那么想。自1894年以来我的想法丝毫没变。查阅过案卷并亲眼见过那么多人为证实上尉的无罪而作出努力，我的想法更加坚定了。他们为证明德雷福斯上尉的无罪花了几百万法郎的钱，可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65]
以国家安保为由非公开审理的军事法院于9月9日经过两个小时的合议后判定：“以法国国民的名义根据5∶2的表决结果宣告被告人有罪。不过多数法官认为此案有酌情考虑的余地，据此判德雷福斯十年徒刑。”德雷福斯为获得特赦放弃了上诉，总统于9月19日签发了对他的特赦令。然而认为应判德雷福斯无罪的左拉和克里孟梭等多数人决定将此次寻求真相和正义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左拉失望地说道：“河水似乎改变了流向。”克里孟梭也批判道：“军事法院的法官们不是对被告酌情处理，而是对他们自己酌情处理。这只是他们在纪律和良心之间作了妥协而已，其他的等于什么也没说。”法国政府于1900年12月颁布赦免令，赦免所有与德雷福斯案相关的人。复审赞成派谴责赦免令妄图草草地了结此事件，是对市民的一种反叛行为。然而，谴责归谴责，结果已经不能改变了。
最终，德雷福斯为恢复名誉拒绝赦免，于1900年11月26日申请复审。在舆论的压力下，国防部开展了自我侦查，经过长时间的侦查，终于查明了以亨利少校为主的多名军官伪造有关文件的事实。1904年3月，新任国防部部长向上诉法院提交了德雷福斯的复审请求书和新发现的证据。1904年3月5日，上诉法院为消除审理中遗漏的问题决定重新进行证人讯问。
在德雷福斯两次审判和埃斯特拉齐、左拉审判中提供过证词的人全部到庭对10多年前的事情做了详细的证言。经过两年的审理，上诉法院于1906年7月2日宣布雷恩军事法庭的有罪判决为误判，因而予以撤销，因没有有效的证据证明德雷福斯有罪，所以至今所有的有罪判决均为无效。德雷福斯终于被判无罪，军方也给他下达了复职命令。第二天，下议院给德雷福斯授予法国最高勋章“法国荣誉军团勋章（Légion d'honneur）”，下议院还通过了恢复皮卡尔军籍、将于1902年9月去世的左拉的遗骸移葬到国立先贤祠公墓的法案。
1906年7月22日，曾经举行过开除德雷福斯军籍仪式的军校练兵场再次举行了德雷福斯授勋仪式。当军校将军和德雷福斯并肩站在检阅台检阅列兵式的时候，德雷福斯的儿子皮埃尔跑过来抱住了自己的爸爸，顿时德雷福斯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德雷福斯与家族成员一起乘坐敞篷车离开校园的时候，20多万名官兵挥动着帽子向德雷福斯致敬：“德雷福斯万岁！正义万岁！”
在历史的法庭上
法国虽然通过1789年的大革命推翻了封建旧制度，可在政治、社会未完全安定的情况下反复实行帝制和共和制，到了第三共和国政局仍然动**不定，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在民众中盛行。围绕着被军方指认为德国间谍的“德雷福斯事件”，法国国民分为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主张德雷福斯有罪的一方认为，为了安全保障和社会秩序可以无视所谓的真相和人权。而主张德雷福斯无罪的一方则强调，只有坚守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保障的革命和共和政权的精神，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最终还是主张真相、人权和正义的一方获得胜利，而妄图回到革命前的保皇派和极端保守派，以及把军队这一手段和国家安保这一目的混为一谈的军方、助长反犹太主义的基督教会，则失去了信誉和影响力。由此来看，“德雷福斯事件”为法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消除封建残余，发展共和主义、民主主义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德雷福斯案对法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与自己拥有不同的思想和原则的人也可以表明自己的看法并据此生活，即在国民之间相互接受异样性和多样性的“包容（tolerance）”成了社会的共识。随着1905年国家和宗教分离的《政教分离法》出台，法国不存在国家意义上的正式宗教，国家也不资助任何一个宗教，所有宗教建筑物都归属于国家建筑物。还有，随着“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都通过媒体向公众发表自己的主张或反驳对方的主张，整个法国社会重新认识到针对封建传统的舆论力量和新闻媒体的重要性。此前，犹太人一直认为法国是文明国家，但面对反犹太主义狂潮他们感到恐惧，于是树立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开展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Zionism），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了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以色列。
通过“德雷福斯事件”，知识分子重新为自己定位，提出了“参与社会（engagement）”的口号。支持德雷福斯的文人和学者以及媒体人为了与虚假的煽动斗争，以语言和文字为武器形成与传统观念截然不同的新的舆论阵地，组成了思想活动（思维领域）和社会活动（实践领域）相结合的社会集团——“知识分子团体”。知识分子虽不是社会、政治领域的专家，可他们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造就的心智活动为基础，以社会共识对重大的社会问题自由提出各种主张、实施各种行动的人。自“德雷福斯事件”后，基于良知的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有了明显提高，参与社会活动成了他们的一种社会义务。以哲学家让-保罗·萨特为代表的法国知识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展了对德抵抗运动，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为解放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又进行了对抗祖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在印度支那战争中抨击法国和美国的侵略行径，在苏联入侵捷克时又谴责了苏联的侵略行径。1961年当掌权者提出逮捕萨特这颗眼中钉的时候，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说了一句名言：“不要把伏尔泰关进巴士底狱。”
无辜的德雷福斯是如何被打成德国间谍并判定为罪犯的呢？在侦查初始阶段已经对犹太人抱有偏见的侦查官们对笔迹之类的证据侦查并不客观，就是对明显矛盾之处也故意视而不见；一些媒体在尚未把握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有意刺激军国主义爱国心和反犹太情绪，进行了煽动性的宣传报道；军方和政治精英们只强调军方的颜面和威信，刻意隐瞒真相，对有意误导的舆论听之任之；侦查官们不顾真相大白、真凶已现，仍然热衷于捏造证据、搜集虚假证词。首次军事审判谁都没有指出笔迹鉴定的真伪，也没有召唤意见不同的鉴定专家，不仅没有确认向亨利举报的人，反而唆使亨利拒绝回答举报人到底是谁的提问。他们没有按法定程序提示被告方的相关文件，偏信了长官那封秘密信件的内容。就这样，他们首先是以侦查机关的操纵和法庭对现实的妥协，其次是以国家安保与军方威信重于个人名义与个人正义的荒唐逻辑，给犹太人德雷福斯上尉打上了叛国者的烙印。
德雷福斯的无罪判决为什么拖了12年之久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刑事案件一旦被确定为有罪，要想以复审方式予以平反则需要艰难复杂的过程。德雷福斯案甚至使整个法国国民一分为二，在这样的情况下推翻原审则有可能导致难以想象的政治、社会矛盾，因此这是一个并非仅靠法律程序来解决的问题。在德雷福斯案的处置过程中，随着复审赞成派和复审反对派激烈对立，议会和政府不知所措、乱作一团，内阁频繁更迭，因此负责复审的高级法院和上诉法院陷入深刻的矛盾之中。最终国防部在舆论的压力下查明了证据被伪造的事实，上诉法院则在重新侦查所有证人之后并没有将案件退回军事法院而直接宣判无罪，从而履行了历史的职责。在刑事案件中复审请求能否变得可能，一般取决于如何解释和判断能够推翻有罪判决的“新证据”，但是找出“新证据”也很重要。对此，朴俊永律师解释如下：
要想对一个案件进行复审，关键的因素就是侦查权限和侦查能力。历史问题委员会之所以能够进行很多有关时局案件的复审，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利用权限和人力进行系统性的侦查。财政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复审需要有专门辩护人，而有几个律师愿意承接挣不到几个钱的复审辩护呢？这就需要有一个救助被害人的专门机构。我认为为了司法的发展也需要设立一个专门救助机构。[66]
历时12年之久的审判，所查明的只是德雷福斯上尉并非背叛祖国的间谍的事实。叛徒埃斯特拉齐、伪造证据做出假证词的亨利以及总参谋部军官、使军方蒙受屈辱的以梅尔西为主的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的将军等人，根据1900年的赦免令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如果没有赦免令，这些人也许会得到严厉的侦查和严正的审判。
[2]太永浩被朝鲜人民军扣留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