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马丁·盖尔归来》（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1982）
时间与法庭
1560年，法国图卢兹高级法院
案件当事人
马丁·盖尔（MartinGuerre）
审判焦点
冒充“马丁·盖尔”的人是假丈夫吗？
审判结果
有罪，死刑
历史质问
一个人的人性是如何形成的？
被电影化的审判故事
2011年9月在韩国上映的《熔炉》是根据以从2000年起4年间在韩国全罗南道光州一所聋哑学校里发生的性暴力事件以及后来对加害者的刑事审判为题材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包括校长在内的学校职员长期以来对9名残障学生实施了性暴力。其中4人被起诉受到刑事审判，然而法院对他们的判决非常轻，只是几年徒刑和缓期徒刑，受到了社会各界“棉花棒惩罚”的指责。随着原著小说的畅销和电影观众的增多，该事件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整个社会像熔炉一样沸腾起来了。在舆论的压力下侦查机关不得不重新进行侦查，有关部门制定和实施了严惩以残障人员为对象的性暴力犯罪的特别法（又名“熔炉法”）。
提起以刑事案件和刑事审判为题材的电影，除了《熔炉》以外，人们还会想起《杀人回忆》《七号房间的礼物》等。刑事审判案件由于起承转合比较清楚，经常被用来编故事或写电影剧本，只是故事内容较单调，有可能陷入简单的惩恶扬善的循环之中。在诉讼日常化、大部分审判为陪审团审判的美国，以审判为题材的电影比韩国多得多。韩国的一位法官每年将国内外法庭影视资料分门别类地整理成文件以后发给自己的同事法官。法官们出于职业习惯，喜欢将事物分门别类地整理、归档。
法庭影视片将人们难以理解的法律和审判改编成人们喜闻乐见的视觉形象，具有使人们容易接受、容易理解等优点。当然也有一些法庭影视片存在着没有严格区分“被告”和“被告人”、“原告席”和“被告席”，法官敲击法槌等看起来不太严谨的地方。然而我们不能以偏概全，细节上也许存在一些缺陷，但这些缺陷不足以否定法庭影视剧的长处。在一天内发生诸多案件和事故的这个社会里，没有诉讼事件，且天天为维持生计东奔西忙的人们哪有闲暇时间看法典或法律书籍？
法官的《难忘的审判》，史学家的《马丁·盖尔归来》
16世纪中叶，居住在法国朗格多克地区小村庄阿尔蒂加（Artigat）的年轻农夫马丁·盖尔离家出走，很久都没有音讯。8年后，他回到了家乡（至少村里人都是这么想的），并与妻子过了3年平静的生活。可有一天，妻子贝特朗·德·罗斯突然控告自己被假丈夫欺骗了3年，原来那个“马丁·盖尔”其实是阿诺·迪蒂尔，是个冒名顶替的假丈夫。随着真正的马丁奇迹般出现在法庭上，阿诺最终被判死刑。
审判结束后的1561年，司法部的受命法官让·德·科拉斯以良好的人文素养和渊博的法律理论整理与诉讼有关的意见和证据及判决书，撰写了添加100多条注释的《难忘的审判》（Arrest Memorable）一书。这本书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不仅成为司法界的必读书，也受到普通读者的追捧。
后来围绕这起具有十分猎奇的故事结构和大众号召力的案件的各种评论纷至沓来，事后400年间很多作家不厌其烦地撰写回顾这个骗子及其审判过程的书。1982年法国拍摄了以这个故事为题材的电影《马丁·盖尔归来》（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这是一部生动地再现16世纪初法国农村风景和农夫日常生活、婚礼仪式、农村共同体内经济生活、宗教习惯、审判程序和方式的电影，在韩国以《马丁·盖尔的归乡》为片名于1992年上映。1993年美国拍摄了根据同一故事改编的电影《似是故人来》（Sommersby），只是将故事背景改为南北战争时期。
然而，法国近代史专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教授在回应《马丁·盖尔归来》影评的文章中认为，这是一部缓解妻子的双重博弈和法官内心矛盾的电影。她在亲临案发村庄、查阅古籍并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与1983年上映的电影同名的书。1983年英文版的《马丁·盖尔归来》（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也出版了。戴维斯在这本书中一反过去人们对此案件的看法，指出这不是妻子上了假丈夫的当，而是妻子明知阿诺是假丈夫却与真丈夫马丁共同谋划的一场骗局。她还认为这本书展现了16世纪法国农民在当时新教盛行的背景下追求新生活的精神面貌和确立自我认同感的愿望。
对此，罗伯特·芬利（Robert Finlay）教授批判戴维斯站在20世纪女权主义立场上犯了以扭曲的目光看待16世纪客观历史背景的历史性错误。而戴维斯则再次撰文反驳说罗伯特对16世纪法国农村的文化过于简单化、定型化，因而不能客观地评价实际上存在的人物。已经过了450多年的“马丁·盖尔事件”至今在社会各界仍然争论不休，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在这里我们先察看一下司法界认定的事实是否正确，然后再看一看这是不是终结中世纪封建时代、开启近代史的象征性的事件，思考“个人的认同感的形成原因”。
图11、图12 一个骗子的故事：马丁神话般的故事历经几个世代成了无数作家的写作题材，也出现了同样题材的众多作品。左图为科拉斯法官的《难忘的审判》初版封面，右图为史学家戴维斯写的《马丁·盖尔归来》。
马丁·盖尔的结婚与离家出走
马丁·盖尔于1524年出生于法国比利牛斯山脉巴斯克地区亨达耶村（Hendaye）的农夫家庭。1527年，父亲桑西·狄盖尔（Sanxi Dagueree）带领弟弟皮埃尔（Peerre）和自己的家人离开老家搬到了阿尔蒂加小村。桑西在那里获得一片土地，种植小麦和葡萄，外加经营砖瓦工厂，过上了较富裕的生活。他为了与阿尔蒂加居民和睦相处将自己的巴克斯族姓狄盖尔改为盖尔，在那里桑西的4个女儿相继出生了。然而皮埃尔娶媳妇与哥哥分家的时候兄弟俩不幸发生了财产纠纷。1538年，桑西一来为了打下更加坚实的经济基础，二来为了尽早迎接儿媳以传宗接代，将少年马丁送到当地富翁罗斯家当了上门女婿。就这样，马丁和罗斯的女儿贝特朗结为夫妻。
当时新郎马丁才14岁，新娘贝特朗12岁（据贝特朗在法庭上陈述她是在9—10岁时结的婚，而后来的学者们却推定为12岁）。也许是年龄过小的原因，虽然马丁身材高挑瘦长，却一时无法适应美丽的新娘贝特朗，两人之间几乎没有**（据后来的学者们推测，马丁可能患上心因性**障碍）。村民们穿上奇装异服到他们家门口敲着锅碗瓢盆用刺耳的声音唱起“沙里巴里（charivari）”，以嘲弄这对年轻夫妇。马丁独自一人挥刀舞棒以宣泄心中的郁闷，贝特朗不顾父亲离婚的劝告与马丁过起了贞洁的夫妻生活（据当时的教会法，年轻女子结婚后与丈夫没有发生性关系，其婚姻可视为无效婚姻，可在3年之内提请离婚）。当他们结婚8年的时候，一位巫婆来到他们家教给他们“解除魔法”的秘诀并治疗马丁的性功能障碍，夫妻俩便如愿以偿地生下了儿子小桑西。
1548年，儿子出生几个月后，马丁偷偷将父亲的谷物卖出去用于吃喝玩乐。父子俩平时就不和，出了这件事以后马丁为了摆脱家庭和农村生活的羁绊，索性抛弃妻儿去找更大的世界了。离家出走后，马丁好几年没有跟家里人取得联系，家里人自然也听不到马丁的任何消息。马丁一路流浪，来到西班牙卡斯提拉地区学习当地语言，最后来到布尔戈斯（Burgos）定居，在红衣主教家里当了用人。又过一段时间后，他加入西班牙费利佩二世的军队并参加了多次战争，1557年8月在一次战斗中受枪伤截断了一条腿。
丈夫离家出走时妻子贝特朗才22岁，但她对马丁始终忠贞不渝，在没有丈夫的日子里仍旧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和儿媳。虽然丈夫离家出走很长时间，可由于不能证实其死亡，因此按照当时的教会法和社会习惯，她是不能再婚的。如果贝特朗在此期间发生婚外情，在法庭上会遭受致命的打击。再说她的身边还有一个拥有合法继承权的儿子，她更不可能与别的男人通奸或离开阿尔蒂加。据学者们推测，虽然丈夫离家出走，但贝特朗始终坚守自己清白的女儿身，作为一个已经成熟的女人只盼丈夫早日回来过上幸福的生活。
马丁离家出走几年后，父亲桑西·盖尔去世了，临终前他留下了“儿子马丁是亨达耶和阿尔蒂加土地的唯一继承人”的遗嘱。由于马丁不在家，皮埃尔作为监护人代替贝特朗管理了桑西的遗产。本来马丁继承的并不是全部遗产，再说按照当时的法律，贝特朗无权代替丈夫继承遗产。16世纪50年代初，为了恢复盖尔家族和罗斯家族的关系，也为了帮助被马丁抛弃的妻子贝特朗，一直单身的皮埃尔与贝特朗守寡的母亲结婚了。皮埃尔当着贝特朗母亲的面发誓抚养贝特朗和小桑西，贝特朗重新过上了与母亲同住一个屋檐下的生活。
冒充丈夫的阿诺·迪蒂尔和妻子贝特朗的指控
1556年夏天，有一个男子出现在阿尔蒂加，他自称是几年前离家出走的马丁。他的真名是阿诺·迪蒂尔，出生于离阿尔蒂加骑马一天路程的沙加（Sajas）。他身材不高却很壮实，可也不是善于运动的体格，口才特别好，会写字、会读书，具有连舞台演员都自叹不如的记忆力。同时他又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经常与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赌钱，时而还到酒吧与妓女鬼混。阿诺也在年轻时离家出走，流浪一段时间以后加入了法国亨利二世的军队。
1553年，阿诺在退伍回家的路上经过阿尔蒂加附近时，马丁过去的两个朋友偶然看见阿诺并误认为是马丁，与他打了招呼。虽然马丁比阿诺更高、更瘦且肤色也更黑，但两人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阿诺从他们的嘴里打听到了马丁的现状、家族关系、言行习惯、小时候发生过的一些琐事，也知道了马丁有一个美貌的妻子和不菲的遗产的事实。知道这些情况以后，阿诺发挥他那骗子的伎俩为将马丁的人生换成自己的人生做了充分的准备。
进一步了解马丁及其周边人物的情况以后，阿诺于1556年到阿尔蒂加邻村一家旅馆向旅馆老板说自己就是马丁，并哭诉了自己对妻子和家人的思念之情。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丁的4个妹妹立刻跑到旅馆热情地迎接了“哥哥”。贝特朗刚见到阿诺时不禁连连后退几步，可看到他深情地打招呼并说旅行包里还有她送给自己的白色袜子，便解除戒心接受了他的吻。皮埃尔和亲戚们也相拥而来迎接了马丁。当然村民当中也有给他投去异样目光的人。
然而，看到阿诺一一点着村民的名字，讲起10多年前发生的一些生活琐事，大部分村民也都认为真的是马丁回来了。看到原本性格内向、不善言谈的马丁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的冒险经历，人们又起了一点疑心，但他们很快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在外漂泊多年经历过很多事情，且年龄也增大了，也许外部环境改变了他原来的性格。由于没有一张肖像，长相又与马丁差不多，且能够讲出很久以前的事情，几乎没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弥天大骗局。后来的学者们猜测，即使有人怀疑，但因马丁归来是亲人以及村民盼望已久的事情，所以他们也有可能把疑虑埋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
那么贝特朗到底知不知道阿诺是假丈夫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阿诺坚持说自己并没有向贝特朗提起过事实真相，贝特朗也坚持说自己真的把阿诺当成真正的丈夫，当时法庭也承认两个人的陈述是真的。然而，种种迹象表明贝特朗的陈述是虚伪的。关于这一点留到本文结束的时候再谈。
然后贝特朗鬼使神差般地将阿诺当成自己的丈夫，并且帮他在家里和村里安顿下来。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也许是看在美貌妻子的份上，阿诺丢弃从前的坏习惯过上了诚实善良的日子。贝特朗也对阿诺恩爱有加，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其间，他们生下了两个女儿，其中一个不幸夭折，另一个女儿贝尔娜多（Bernarde）成了小桑西的妹妹。
图13 贝特朗的选择：一生在不幸中度过的妻子与10年后回来的“丈夫”相亲相爱并生育了子女。起初也许信以为真，可这世上竟然还有妻子认不出朝夕相处的丈夫的事情？然而也不能因此责怪贝特朗。电影《马丁·盖尔归来》剧照
阿诺在农场又是干农活又是生产葡萄酒和羊毛并卖到别的地方，成了当地有名的“农村商人”。他还卖出了阿尔蒂加的部分土地，这在当时是违背盖尔家族的故乡巴斯克地区风俗的行为（当地风俗规定没有特殊情况祖传的土地不得随意处理，即使处理也要获得近亲的同意）。当阿诺要求皮埃尔交出自己不在期间保管下来的账本时，皮埃尔一气之下当场拒绝了。
通过这件事，皮埃尔的心里重新产生了对阿诺的怀疑。当初刚见面的时候皮埃尔就怀疑这不是真正的马丁。皮埃尔向家人和村民说过这个新来的马丁不是真马丁，是个骗子。其实村里也有不少人心存同样的想法。村里的鞋匠说这个人的脚好像比马丁的脚小一点，更有退伍士兵说自己在别的地方见过真正的马丁。阿诺曾经住宿过的那个旅店的老板也向皮埃尔透露那个新马丁实际上就是阿诺的事实。旅店老板还说阿诺曾经跟自己说过真正的马丁早已死亡，马丁死之前已经把他的财产转交给了自己，并要求旅店老板为自己保守秘密。
得到新马丁是假马丁的证据之后，皮埃尔要求贝特朗指控阿诺的欺诈行为。贝特朗虽然在皮埃尔和母亲的双重压力下勉强答应指控，可她还是相信阿诺就是自己的丈夫马丁。不仅如此，当皮埃尔试图雇凶杀死阿诺的时候，她还挺身而出挽救了阿诺的性命。1559年前后，当阿诺因为别的案件被抓起来最后无罪释放时，她还是欣然地把阿诺接回了家。
在这样的情况下，1560年1月，指控人的代理人皮埃尔根据“对罪大恶极的惯犯适用的特殊法律”，组织武装人员将阿诺抓起来押送到了法院。
里厄地方法院的初审
贝特朗指控丈夫是假马丁的案件由所辖地区的里厄地方法院负责审判，法庭主审法官为菲尔曼·贝西埃尔。以欺诈为目的的冒名顶替行为在16世纪的法国是一项重罪，虽然对此项罪名没有规定具体的刑罚条例，但一旦检察官与索赔人（比如本案中的贝特朗）一起参与诉讼，获得有罪判决的被告可处罚金以上刑罚甚至被判死刑。只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证据必须“确凿无疑，大白于天下”，然而在那个连一张肖像也很少、没有指纹和印章、没有基因鉴定的年代查清一个人的真实身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由皮埃尔指定的证人在法官或公证人面前宣誓后陈述的证词作为证据被提出来了。法官在检察官审阅相关文件以后开始了庭审。法庭传唤被告人给予辩解的机会，听取了指控人贝特朗的证词和被告人对证词的意见。贝特朗做了“开始以为是真丈夫，后来才知道是假丈夫”的含糊不清的陈述。被告人阿诺在法庭上自始至终主张自己是真正的马丁，是皮埃尔为了争夺财产胁迫贝特朗指控了自己。法官命令贝特朗离开皮埃尔的家暂时住在别的地方，接着进行了对证人的询问和以被告人为对象的证人之间的面对面质询。被告人反驳说，这些证人不是从皮埃尔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就是迫于皮埃尔的威胁而出来作伪证的。在整个过程中，阿诺绞尽脑汁力争毫无破绽地陈述过去发生的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同时还向法庭请求能为自己做有利证词的人出庭作证。
在审判进行的过程中，约有150人作为证人出庭，其中约45人强调被告人是阿诺·迪蒂尔，而不是马丁·盖尔，包括马丁4个妹妹在内的三四十人却说被告人确实是马丁·盖尔。其余的60多人害怕事后遭到双方的报复，拒绝确认被告人的真实身份。贝特朗没有说出自己对这个假丈夫所产生的疑点，极力把自己说成容易上当受骗的弱女子。甚至在阿诺当庭提出如果贝特朗认定自己是假丈夫则心甘情愿地接受任何处罚时，贝特朗仍旧拒绝认定阿诺是假丈夫的事实，始终保持了沉默。
最后法官宣告了判决结果：被告人阿诺冒名顶替马丁·盖尔污辱贝特朗，犯下了污辱妇女罪；指控人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的请求无效；按照检察官的量刑要求将被告人处以死刑（斩首或凌迟）。
图卢兹高级法院的二审判决
阿诺提出上诉，坚持主张自己是无辜的。1560年4月30日，图卢兹（Toulouse）高级法院开始了对被告人“马丁·盖尔”的审判。当时图卢兹高级法院的法官都是富裕、有教养的知识界精英，每个人都拥有贵族爵位（穿袍贵族）。负责审理马丁·盖尔案的法庭指定科拉斯为受命法官，让他负责侦查案件的来龙去脉，撰写有关争议焦点的报告书。
科拉斯法官是当地有名的法学家，也是教会法拉丁语注释书的作者，是一位颇有声望的人文主义者。他首先审问了贝特朗和皮埃尔。被告人阿诺在法庭上陈述自己不想伤害贝特朗，这起事端纯粹是皮埃尔一手炮制出来的。法庭认为指控人贝特朗和皮埃尔根据审判结果有可能被判诬告罪和伪证罪，于是决定将二人暂时送进监狱。二三十个证人也像初审时一样重新做了证言。科拉斯法官在反复审阅初审记录的过程中越来越觉得被告人的确是贝特朗的真丈夫。这就意味着初审判决有可能被全盘否定。
正当法庭准备宣告终审判决的7月下旬，发生了一件奇迹般的事情。一个木腿男人突然出现在法庭上，声称自己就是“马丁·盖尔”。原来截肢后在修道院养伤的真马丁听到假丈夫的传闻，回到了阔别20年的故乡。法庭上上演了一场对真假马丁进行对质、审问的戏剧性场面。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那个假马丁对过去一些生活细节的描述居然比真马丁还要真实、细致。假马丁对20多年前发生的许多事情对答如流，相反真马丁却笨嘴拙舌地说“记不清楚”。然而，皮埃尔和马丁的妹妹们一眼认出了夹杂在众人之间的真马丁。贝特朗看到真马丁后便浑身颤抖，随即投入丈夫的怀抱，流着眼泪恳求丈夫原谅自己。举世罕见的“真假游戏”就此结束了。马丁对妻子没有表示一丝的怜悯，反倒说：“收起你的眼泪吧，不要拿我的妹妹和叔叔为自己辩解。这世上也许会有不认得子女、侄儿、兄弟姐妹的父母、叔叔、兄弟姐妹，可绝对没有不认得自己丈夫的妻子。至于发生在我家的各种灾祸，除了你我不想责怪任何人。”
至此，即使没有被告人的自白，法庭也完全可以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9月12日审判长宣告被告人阿诺犯有“欺诈、冒名顶替、**罪”，待到被告人向指控人公开道歉之后送到阿尔蒂加执行死刑（由斩首刑减刑为绞刑）。法庭还严厉批评贝特朗和真马丁的过错，奉劝他们尽早忘掉过去，恢复正常生活。法庭作为判决的附带措施，接受贝特朗在怀上女儿贝尔娜多时把阿诺当作真马丁的辩解，按照当时的法律将他们的女儿贝尔娜多认定为嫡女。法庭还接受了贝特朗直到指控阿诺之前真的不知道他是假丈夫的辩解，决定不再追究其共犯罪。法庭对长期没有守家守妻的真马丁视情节轻重未给他任何处罚，对皮埃尔未获贝特朗同意擅自指控阿诺和阴谋杀死阿诺的行为也未给予任何处罚。
9月22日，22年前为贝特朗搬进新婚床的贝特朗家门口搭起了绞架，在马丁家族和村民们面前，阿诺向执行死刑的法官坦白了自己所有的罪行。剃光头，光着脚，身穿白色衬衫，手举火把的阿诺跪坐在地上，向上帝和众人请求宽恕。走上绞架的阿诺还没忘告诉马丁不要粗暴地对待贝特朗，并向贝特朗请求原谅。
在历史的法庭上
如果真马丁没有出现，法庭会作出什么样的判决呢？阿诺能够准确地回忆起20多年前发生过的事情，证人的不少证词相互矛盾，就连皮埃尔也充分具有虚伪指控的动机。据后来的学者们考证，面对这种情况科拉斯法官也曾产生过对阿诺作出无罪判决的想法。虽然是事后的判断，可在笔者看来当时科拉斯的有罪结论是正确的。离家出走多年的男人能够记住多年前的事情反倒不合常理（在法庭上真马丁确实有很多未能正确回答的问题），而阿诺却知道得那么详细则有可能是贝特朗平时告诉过他很多事情。当阿诺反复声称自己是真马丁时，村里人的确信以为真，可在围绕如何看待阿诺行为的问题上，村民的说法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因为有人可能认为阿诺的行为是对秩序和权威的挑战，也有人会认为那是阿诺伸张财产处理自由的行为。还有，贝特朗也有可能是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早认出那是假丈夫，可为了维持与他的婚姻关系一直采取双重策略（事实上贝特朗直到最后并未取消指控），做了模棱两可的陈述，拒绝对自己的陈述宣誓。皮埃尔未经贝特朗同意指控阿诺、谋杀阿诺未遂应该认为是阻止财产继承权落入假侄儿手里而采取的行为。从这一点上看，初审判决是正确的。
贝特朗真的不知道阿诺是假丈夫吗？图卢兹高级法院的判断是贝特朗从初次遇见阿诺到最后指控阿诺一直不知道他是假马丁，科拉斯更认为女人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存在，可在笔者看来，贝特朗实际上早就知道那是假丈夫。其根据如下：即使相貌完全相同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作为一个妻子也不可能感觉不到丈夫的体感，因为那个体感是同枕共眠好几年且“一起生过孩子”的丈夫的体感。阿诺在法庭上准确地陈述马丁离家出走前夫妇之间的生活琐事，如果不是贝特朗告诉了阿诺，阿诺的本事再大也不可能知道。即使阿诺事前已从村民那里得知一些生活细节，可家庭内部的琐事是不可能知道的。如果家里的其他人没有告诉过他，那十有八九是贝特朗亲口告诉他的。阿诺和贝特朗真心相爱，共同呵护来之不易的夫妻关系，如果是这样，那么阿诺肯定向心爱的妻子坦白了事实真相。当真马丁出现在法庭时贝特朗一眼认出马丁恰恰证明这一点。阿诺在绞架下说贝特朗是很有品德的女人，对这句话我们应该理解为那是面对死亡，阿诺为自己心爱的女人所说的一句善意的谎言。
如果再加上推测和想象，在不知道离家出走的丈夫何时归来的情况下，年轻的贝特朗的确在肉体上、精神上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遇上阿诺，对贝特朗不能不说是幸运的事情，因为有了阿诺，贝特朗既可以洗清人们印象中的“被丈夫抛弃的女人”的污名，还可以感受到英俊多情的男人的爱。再说在当时没有丈夫死亡证据就不能离婚的法制下，在伦理道德上我们不能过分地指责贝特朗。估计法官们也考虑到贝特朗的婚姻关系和女儿贝尔娜多应该得到保护，所以才以证据不足为由免除了贝特朗共犯的罪名。
如此来看在刑事审判中对有罪无罪的判断是十分艰难的，而且不同的法官还可以作出不同的判断。蒙田在1588年出版的《随想录》中《论跛子》章节对这一事件描述如下：
年轻时我见过一桩两个男人互相主张自己才是某一女人的真丈夫的诉讼案，那个诉讼案是图卢兹的法官科拉斯在撰写的一本书中谈到的。我记得当时科拉斯法官把被判有罪的人冒名顶替的行为描述得那样不可思议，那样超乎我们的想象力，也超出那位法官的理解力，所以我认为判他绞刑的判决书是非常大胆的（其他的就想不起来了）。
我们应当容忍“法庭对此什么也做不到”之类的判决形式。因为这样做比战神山议事会议（古雅典由贵族组成的政治机构）的法官们更灵活、更坦率。古雅典的法官在为某一件无法弄清的案子而恼火时经常命令有关各方“一百年以后再来打官司”。[34]
发生复杂而难破的案子，舆论或市民通常认为通过审判能够揭开案子的真相。可如果遇到马丁·盖尔事件那样难以认定事实的案子，就是号称法律专家的法官也难以作出判断。蒙田说的意思我们可以理解为对后辈法官们的一种忠告，即判断有罪无罪必须慎之又慎，对证据不足、没有把握的案子既不要轻易宣告无罪也不要轻易宣告重刑。
可戴维斯却主张信奉新教主义的科拉斯法官（科拉斯，在法国新旧教义纷争中以新教徒的理由于1572年10月在法院大楼前面被处以绞刑）认为阿诺和贝特朗跟自己一样都是信仰新教的，所以说对阿诺和贝特朗的判决是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的判决。事实上，科拉斯法官只是说过“对阿诺的谎言感到惊讶，从而差一点上了阿诺的当”而已。戴维斯在没有拿出阿诺和贝特朗信仰新教的任何证据（戴维斯只提示了当地新教活动比较活跃，当地有不少年轻人信仰新教的资料）的情况下却主张科拉斯法官的判断是按照个人的宗教信仰和私生活（科拉斯法官曾因遗产继承问题向父亲提起过诉讼，此外他还深深地爱着自己再婚的妻子）而做出的，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当时在包括图卢兹高级法院在内的整个法国社会中，新教是个少数派，而且围绕新教的宗教纷争非常激烈。在这样的情况下科拉斯法官能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说给同事法官吗？当然，科拉斯法官心里也有可能敬佩那两个哪怕采用虚伪的方法也要积极开拓自己人生之路的年轻人。然而，围绕“谁是真正的丈夫？妻子到底知不知道他是假丈夫”的问题，只要他是公正的法官就绝不会无视已经摆在眼前的事实证据，而根据法官个人的私生活和宗教信仰去作出判断。
马丁·盖尔审判案与本书中的其他审判案不同，既不是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人物的案件，也不是对后世产生什么重大影响的案件，只是发生在16世纪法国农村社会的一件辨别真假丈夫的奇异事件而流传至今罢了。在观察事件的全部细节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世纪末近代初的农村面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马丁·盖尔事件随着科拉斯法官以这次审判为题材撰写并出版的《难忘的审判》一书而广为流传。《难忘的审判》集法律文本和文学故事为一体，引导读者去了解充满农民的情感和希望的新世界。如果没有这本饱含着法官从法学、人文学角度上深入研究探讨的书，后人对马丁事件的分析就不会如此精彩。在韩国，宪法审判官权诚写的《判断的瞬间：前宪法审判官权诚判决纪实》和金英兰大法官的《对判决的再思考》两本书与科拉斯的《难忘的审判》比较相似。从现在起，法官再也不能安逸于“法官只会用判决文来说话”的法律谚语。对于一些引起社会共鸣的重大案件的处理，法官经过一定的时间以后还要深入观察该判决的社会意义、社会背景、争论过程、判决以后对法律和社会产生的影响等，并以通俗易懂的文笔留下相关文稿作为“社会评论”的对象。
最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戴维斯提出的人类个性是如何形成的。按照戴维斯的分析，贝特朗是个非常重视贞操的女子，但她又忠于传统观念，是以坚定的独立观和现实感摆脱困境、敢于去冒险的女子。戴维斯笔下的阿诺也不是为了骗取财产和女人而冒充马丁的骗子，而是以自己的个性去开拓自己新的人生的年轻人。继而戴维斯主张这两个人不是骗子和受害者的关系，而是以“虚构的婚姻（inventedmarriage）”，即以不期而遇的爱情为纽带而结成了一对共犯。
戴维斯不是从政治家或学者、艺术家那里，而是从平凡的农村夫妇身上搜寻到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为开拓自己的人生路而奋斗的精神，这是值得赞扬的事情。还有，戴维斯认为贝特朗实际上是个在新的生活和传统观念之间犹豫不决的人物，这一点也是值得肯定的，问题在于戴维斯将两个人“虚构的婚姻”以宗教信仰予以合理化。看网上对马丁·盖尔的评论，多数网友对两个人做出善意的反应，很少有人问及他们在道德上、法律上的责任。笔者在最后部分谈及理所当然的哲理，也许是出于法官不管在什么场合都要明辨是非的职业习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