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尼古拉斯·罗伯特·弗勒里：《站在宗教法庭上的伽利略》（Galile, e devant le Saint-Office au Vaticane，1847）
时间与法庭
1633年，罗马“圣玛丽亚·索普拉·密涅瓦”修道院内宗教法庭
案件当事人
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Galilei）
审判焦点
伽利略是否违反了教廷关于不准拥护日心说的指示？
审判结果
有罪，无期徒刑（后减刑为自宅软禁）
历史质问
天主教是否压制科学和阻碍文化发展？
望远镜是什么时候进入韩国的？
在为小学生编写的韩国儿童科普读物《伟人传》里我们经常看到伽利略·伽利雷的名字。他是史上第一个用望远镜观察天体并发现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真理的人。为此他遭受宗教压制，最后不得不对宗教压制屈服，但他在走出法庭时仍然说了一句“地球还是转动的”。那么这种望远镜是什么时候进入韩国，什么时候开始为韩国人所利用的呢？
根据朝鲜王朝《仁祖实录》，以使节身份出使燕京（今中国北京）的郑斗源于1631年7月将从西班牙神父那里得到的望远镜与别的西洋文物一起献给国王。伽利略式望远镜制作于1609年，由此来看望远镜进入朝鲜王朝的时间并不算晚。伽利略的名字在韩国第一次出现则是在1664年朝鲜王朝肃宗时期的《尹镌[1]文集》上：
最近60年前，还有末叶大第谷（第谷·布拉赫）制造史上第一架气球观测了天体，紧随其后加利勒阿（伽利略·伽利雷）创造“有新图”发明了千古未解的星学（天文学）。由此，望远镜应运而生，使天象之美妙展现得淋漓尽致。[35]
18世纪初，朝鲜王朝利用从清朝购入的望远镜观察了日食和月食。1712年为了划定国界，朝鲜王朝和清朝的官吏们登上了长白山。当时咸镜道（朝鲜一地名）观察员以祼眼观察受限为由请求朝廷配送一副望远镜，可朝廷回复划分国界应以踏查为主，望远镜之类的观察不可信，拒绝向观察员提供望远镜。而清朝官吏们则利用望远镜和六分仪测定土地和经纬度并在此基础上制作了国界图案，朝鲜王朝只好根据清朝的图案来确定了国界。
此后，洪大容在燕京天主堂亲手制作天体望远镜观察太阳黑点，并留下了望远镜结构的详细记录，而李承薰则在燕京天主堂学习教理期间从清朝获赠一副望远镜。到了19世纪，虽然有李圭景、崔汉绮等人留下了有关望远镜的记录，可对光学原理方面却没有任何说明。朝鲜王朝时期的知识分子们虽然知道望远镜是观测天体的器具，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它是研究天文学不可或缺的工具，当然更没有自制望远镜的记录。
在欧洲，人们已经用望远镜观察天体，从而使地心说受到致命的打击。随着望远镜的广泛使用，大航海时代拉开了序幕。望远镜在争夺殖民地的海上战争和陆上战争中也广为利用。然而，朝鲜王朝研究天文学的目的是准确预测天体运行周期并据此制造月历，因此他们并未使用望远镜来探究天体的整体结构。同一时期的朝鲜王朝强调“性理学”，要求君子修好品德（性）和伦理（理）意识，以实践政治理想。这就是说，君子对自然的关心是次要的，自然原理可用性理学中的“理”来理解或解释，而超越性理学解释的研究则被认为是“玩物丧志（只顾玩弄无用之物，却失去了道德心性）”。基于形而上学观念的人格修养论，严重缺乏对自然现象科学原理的探索精神，加上闭塞的农耕社会环境对技术以及技术学的鄙视等因素，望远镜在朝鲜王朝未能像欧洲那样推动天文学的发展，也未能带来对宇宙观和世界观的革命性变化。
天文学的先驱哥白尼和布鲁诺
日心说是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Copernicus）于16世纪首次提出的，事实上早在公元前3世纪，希腊学者们已经研究过地球的自转和公转。然而在哥白尼之前的1500年里，托勒密的“地心说”占了统治地位。公元2世纪，天文学家托勒密受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影响提出了以“地球是宇宙中心，月球和太阳以及其他五颗行星都围绕着地球周转”为论点的“地心说”。然而，以地心说为依据编制的航海历却不符合16世纪横跨大西洋的航海要求，不少航海船只因此差一点葬身大海。在这种情况下，哥白尼通过阅读各种书籍最终从数学角度上得出了还是日心说准确的结论。哥白尼的著作《天体运行论》实际上早在1514年就已完稿，可由于哥白尼在生前有意安排在自己死后再把稿子送到印刷厂，所以到了1543年才以拉丁文出版发行。他在书中主张“包括地球在内的行星一字排开以一定的速度在太阳周围的圆形轨道上周转。月球是围绕地球周转的行星”。
哥白尼的日心说作为说明宇宙的假设被认为是很有用的观点，天主教会于1586年利用哥白尼的日心说改编了“格里高利历”。然而，随着支持者增加和影响力增大，罗马教廷以日心说违背天主教教理为由压制哥白尼学说，并在70多年后的1616年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一书指定为禁书。
哥白尼享尽了上帝赐予的寿命，可持有同样观点的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却没有那么幸运。在意大利出生的布鲁诺于1600年2月7日在罗马广场的铁柱下当众被判火刑而身亡。18岁进入修道院荣获1572年祭司一职的布鲁诺读完《天体运行论》一书后认为日心说才是正确的天体理论，于是向社会广泛宣传日心说理论。1584年他撰写《论无限的宇宙和世界》一书，主张“宇宙是无限的，宇宙的那一侧也许会存在与地球相似的另一个世界”。
布鲁诺的修士同事们以否定耶稣和天主教、传播不稳定思想等130多个罪名状告布鲁诺，罗马教廷将逃亡10年后被抓住的布鲁诺送上了宗教法庭。布鲁诺被关押在宗教监狱，在那里布鲁诺受尽祼身倒挂墙柱、锥子穿透舌头和上腭等酷刑，且持续了漫长的7年时间。可酷刑并没有折服布鲁诺的意志，他在法庭上说，“我不会撤回自己的主张，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直到被判火刑为止。他在临终前说：“判我死刑的你们比在听死刑判决的我还害怕。”
日心说为什么被天主教认为是违背教理的学说而被排斥呢？当时的教会向人们宣扬“创造宇宙万物的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而地球正是颂扬上帝的人类居住的地方。因此，地球理应位于宇宙中心”。可如果像日心说主张的那样，地球不是宇宙中心，而是像别的行星一样不停顿地在宇宙中周转，人们就会怀疑上帝的绝对权威，就会猜想宇宙空间还存在着创造别的行星的另一个上帝，教会害怕人们心里产生“地狱再也不是最可怕的地方”的念头。总之，由于他们认为日心说有可能摧毁一直守护中世纪的精神支柱，所以凡是主张日心说的人全都被送上了宗教法庭。
用望远镜观察天体
伽利略1564年出生于意大利比萨，年轻时他违背了父亲希望他当一名医生的意愿，对数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天才般的能力。伽利略发现了测算某一物体重心的新方法，发现了悬挂在固定锥上的摆（pendulun）虽然其振幅越来越小，可来回摆动一次的时间却相同的事实。此外，他还发现了空中坠落的不同的物体与它们的重量无关，都会以相同的速度坠落的事实。以前的学者只是通过推理探索普遍性的原理和理论，可伽利略却通过亲眼观察或亲手实践探索出了科学规律。
1608年，荷兰的眼镜制造商汉斯·利伯希（Hans Lippershey）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副能将物体扩大3～4倍的望远镜。几年前伽利略对夜空新出现的一颗星特别感兴趣，于是利用不同焦距的镜头制作了能够放大10倍左右的望远镜。1609年8月，威尼斯共和国元老们登上圣马可大教堂楼顶，用那副望远镜看了远方的大海。当他们看到平时用肉眼根本看不到的海上船只时，瞬间都惊呆了。
图14、图15 伽利略的望远镜：伽利略制作的望远镜（左）和他用望远镜亲眼观测后绘制的月球变化图（右）
伽利略又制作了一副30倍率的望远镜并用它再次观测了月球，结果发现月球表面凹凸不平，那里有山，有谷，还有很多坑洞，根本不是肉眼看到的那么光滑的球体。他还观测了月球光亮部位和阴暗部位交接的地方，发现光亮部位内部有很多小黑点，而阴暗部位内部有很多小亮点。随着天色渐暗，黑点慢慢地变成了亮点。
伽利略发现自己所观测的天体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金星和木星。他发现木星的东西两侧有几颗小星星，它们虽然在个数上每天都不同，可总是与木星在一起。伽利略将那些小星星命名为“美第奇卫星”。美第奇是佛罗伦萨的名门贵族，也是资助伽利略研究天体的家族。当其中的四颗卫星完全被木星遮住以后，伽利略便开始观察那些卫星重新出现时的速度以及位置。通过几年的观测，伽利略准确地计算出了那四颗卫星的公转周期。他对金星也进行了多年的观测，结果发现金星由球形渐渐变成半圆形，再由半圆形变成残月状。他还发现金星残月状时其半径最大。
接着伽利略又观测了太阳黑子。他发现太阳黑子经常穿梭在太阳表面，其长度每天都在变化，当太阳黑子处于太阳边缘时，其长度变得最短。他又追踪了众多太阳黑子中的一个，结果发现消失在太阳西端的太阳黑子两周以后重新出现。他还知道了太阳围绕自己的轴旋转，其周期约一个月。
通过几年的研究，伽利略认为日心说比地心说更有说服力。金星像月球一样或圆或缺地围绕太阳旋转，木星有四个卫星，地球向月球反射太阳光。从这些观测资料来分析，天体的形状和运动规律符合哥白尼的学说体系。伽利略将自己的观测记录向教皇保罗五世做了说明。直到那个时候为止，日心说只是作为了解宇宙的一个假设，因此没有引发太大的问题。然而对那些仅从文字表面上解释《圣经》的人们来说，日心说与《圣经》是相互矛盾的。他们以《圣经·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节的内容为依据抨击了伽利略的解释：
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给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在以色列人面前喊道：“太阳啊，请你停在基遍上面吧！月亮啊，请你停在亚雅伦谷上面吧！”于是太阳和月亮都停止了转动，直到向敌人报仇为止。这一事实不是记录在雅萨尔书上吗？太阳整整一天停止在中天没有转动了。
日心说被判为邪教
1613年，看到有人开始批判自己的观点与《圣经》相矛盾，于是伽利略整理自己的观点寄给了一个好友：
《圣经》和自然都是上帝创造的杰作，只不过《圣经》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写成的。《圣经》里说太阳在转动，那是因为在普通人眼中太阳确实是移动的。可大自然却不需要像《圣经》那样的修饰语，因此如果观测得出的结论是地球在转动，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那个观测结论。对再清楚不过的自然现象拿《圣经》来批评是不应该的。[36]
那位好友将那封信抄写好几封后寄送到几个朋友那里，不料有一封信落到了一个反对派的手中。有一个神父说伽利略是“信仰的敌人”，还有一个同事神父将那封信告到号称罗马宗教法庭的邪教审问会，请求判定伽利略是否为邪教异端分子。而宗教法庭又将那封信送到神学顾问团要求判定是否符合教理，结果神学顾问团认定这不是邪教。到1615年，首次状告伽利略的那个同事神父再次向宗教法庭告了伽利略的状。
伽利略虽然在教会内部有不少好友，但在最终判定结果出来之前理应谨慎行事，可自信心极强的他却走上了相反的道路。伽利略强调科学研究和信仰应分开来考虑，《圣经》的适用范围应该局限于信仰与道德问题上。他仍然坚持主张地球在运动的说法，主张潮涨潮落的现象与地球的运动有关。
1616年2月，伽利略被召唤到罗马宗教法庭，负责伽利略案审判的是曾经负责“布鲁诺审判案”的贝拉尔米诺红衣主教。经过一个月的审理，宗教法庭判决：“禁止说教、辩护、议论太阳静止于宇宙中心、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理论，往后彻底禁止以任何方法、任何言论、任何文章支持、说教、辩护上述理论。”另外，宗教法庭还要求《天体运行论》必须按照教会的方针进行修改，否则将被视为禁书。
保罗五世给贝拉尔米诺红衣主教下令让伽利略放弃哥白尼的理论，红衣主教立即向伽利略传达了教皇的指示。与此同时，听到伽利略受到惩罚，红衣主教再次找到教皇商议。红衣主教向教皇陈述了有关伽利略的事实：“我只是向伽利略传达了哥白尼的理论与《圣经》内容相悖，因此只能看作假设的理论，地球旋转的理论也绝不能当作一门学术来宣扬。事实上，伽利略没有受到教会的任何处罚。”伽利略安然无恙地度过各种危机，最终还获得了与教皇会面的殊荣。
出版《对话》
1623年保罗五世去世，乌尔巴诺八世就任新教皇。伽利略与朋友们一道向新教皇请示解除对哥白尼日心说的禁令。新教皇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还不能改变原有的禁令，但可以用对比哥白尼日心说和托勒密地心说的方法撰写有关日心说的书籍。乌尔巴诺教皇还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绝不能将地球的运动当成事实来写。
图16 1632年出版的《对话》封面：这本书充满对日心说的信念，为此伽利略在宗教法庭被判为异端分子，而伽利略本人也不得不公开否定自己的信念并进行忏悔。
伽利略用普通人都能看懂的意大利语轻而易举地撰写了在1625—1630年的科学史上成为不朽名著的《对话》（Dialogo）。直到那个时候，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都用普通人看不懂的拉丁语撰写了科学书籍和哲学书籍。经过教会的审阅和若干修改之后，《对话》于1632年2月印刷出版了1000多部。等到教廷认定其为禁书进行查封的时候，《对话》已经全部售完，一本也没有剩下。
《对话》用三个威尼斯贵族进行四天对话的形式写成。三个贵族分别是支持哥白尼理论的业余科学家萨尔维亚蒂（Salviati）、支持托勒密理论的哲学家辛普利邱（Simplicio）以及坚持中立原则的威尼斯外交官沙格列陀（Sagredo）。以观测到的数据和准确的数学计算为基础，萨尔维亚蒂明确地提出日心说的主张，而辛普利邱则用愚蠢的反驳和牵强的主张对抗萨尔维亚蒂。随着讨论的深入，沙格列陀也支持萨尔维亚蒂的主张，辛普利邱最终被萨尔维亚蒂说服。下面我们看一看《对话》中有关说明地球和其他行星公转的部分：
辛普利邱：怎样才能推出行星不是围绕地球旋转而是围绕太阳旋转的理论？
萨尔维亚蒂：我们可以通过最直观、最有说服力的观测来推论。位于宇宙中心的不是地球而是太阳，最确凿的证据是所有行星都与地球时而近时而远的事实。它们都与地球隔着遥远的距离。比如金星，离地球最近的距离和最远的距离居然相差六倍，而火星更是八倍之多。亚里士多德常说众行星都位于离地球同等距离的位置上，这是完全错误的言论。
辛普利邱：可是他们说行星以太阳为中心旋转，其根据在哪里呢？
萨尔维亚蒂：看看行星的运行轨迹就能知道。地球外面的三颗行星，即火星、木星、土星，当它们位于太阳背面的时候离地球很近，位于太阳正面的时候离地球很远。这种时近时远的幅度非常大，比如火星，离地球最近的时候其大小看上去比最远的时候大六十多倍。金星和水星也明显围绕太阳旋转。它们都与太阳保持一定的距离，从来没有远离过太阳。还有，金星的形状变化也能证明，它们有时位于太阳的前面，有时位于太阳的背面。月球不管什么时候总是离不开地球的。如果我们以这种思路继续讨论下去，其原因早晚会水落石出的。
沙格列陀：由地球的自转而产生的现象比起由地球的公转而产生的现象更神奇、更有趣吧？
萨尔维亚蒂：你就等着瞧吧，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在自转的情况下，我们所能看到的天体的移动实际上只是宇宙整体向相反的方向以极快的速度移动的现象。但是在公转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发现看似各自运行的行星中还有很多奇妙的现象。过去很多伟大的科学家正是因为这些现象而感到困惑。我们先谈谈一般性的概念。我再说一次，土星、木星、火星、金星、水星这五颗行星是以太阳为中心旋转的。如果我们把地球安然送上天空，那么地球也和它们一样围绕着太阳旋转。月球是围绕地球进行圆周运动的。我在前面也说过月球是离不开地球的。所以月球总是和地球一起围绕着太阳一年周转一圈。
辛普利邱：听你的话还不明白那些行星是怎么排列的，你还是给我们画个图说明吧。看图讨论会更清楚的。
萨尔维亚蒂：你说得很有道理。还是你自己画吧，这样你会理解得更快一些，也会大吃一惊的。你现在认为对这些东西很难理解，但等你画完以后马上会觉得豁然开朗。只要回答我的问话，你就能够画出非常准确的一幅画。请把纸张和圆规拿过来。我们把这张白纸当成是浩瀚的宇宙。请你在这张纸上有序地画上所有的天体。不用我说你也应该知道我们的地球存在于这个宇宙之中。所以先画一下地球吧，不管是什么地点，你觉得哪个地方合适就往哪个地方标注地球。你想用文字标注吗？
辛普利邱：就算地球在这个点上吧。用文字A来标注。
（中略）
萨尔维亚蒂：我不想为日心说和地心说做出哪个正确哪个错误的结论。我已经说过好几回了，我的意思不是对这些重大的问题急于下结论，而是让支持这两种理论的人们各自提出基于物理学、天文学的看法。至于结论，我想留给其他人去做。他们早晚会做出某种结论的。结论往往是两方面的，一方是正确的，另一方是错误的。从人类知识范围内作出判断，站在正确一方做出的结论都是明确的、确实的，而站在错误一方做出的结论都是徒劳的、毫无意义的。[37]
宗教法庭否认日心说
很显然，通过《对话》，伽利略的确做了日心说是正确的的主张。教皇认为伽利略不仅违背了将日心说只当作假设来使用的指示，还在《对话》里把辛普利邱的意见描写为“位于高职位的、学识渊博的有名人士”的意见，以此来嘲弄他。1632年10月，教廷特别委员会发现了一份“命令伽利略不准再提及地球运动”的《议事录》（事实上这份文件既没有起草人的签名，在审判过程中也未曾出示给伽利略看），请求教皇由宗教法庭对伽利略进行侦查。于是教皇命令将伽利略押送到罗马由宗教法庭进行审理，躺在病**的70岁的伽利略于1633年2月被带到了罗马。
4月12日宗教法庭开庭，进行了对伽利略的首次审讯。在法庭上，伽利略拿出一份很久以前的陈述报告，主张贝拉尔米诺红衣主教曾向自己说过“不可以持有或拥护那种观点，但可以用作假设”。可法官们无视那份报告，追究与红衣主教见面时有谁列席、当时从红衣主教那里都听到了什么等问题。法官们认为那份陈述报告的起草者已经死亡，其真实性不明确（报告是起草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制成的），所以追问了当时的周边情况。伽利略又主张，《对话》的内容实际上与法官们的想法恰恰相反，所展示的内容是与哥白尼观点相反的意见，表明了哥白尼的理论缺乏可靠的依据和准确性。伽利略还强调那本书是事先通过审查官的审查之后出版的，可宗教法庭还是以伽利略违反教廷“不准拥护日心说”的指示为由将他关进了监狱。
在4月30日进行的第二次审讯中，伽利略多少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他承认那本书可能对读者的理解起到了误导的作用，如果重新写的话一定要理顺误导性的主张，不再给读者造成理解上的混乱。听到伽利略不支持哥白尼的观点，法官们便允许伽利略离开监狱前往美第奇家族的宅邸去居住。
5月10日，伽利略再次被传唤到宗教法庭。在法庭上伽利略表示自己已经完全理解教廷于1616年下达的命令，自己能够接受因他们没有把贝拉尔米诺红衣主教的命令即时传达给审查官而发生的误会。最后，伽利略提出考虑到自己的健康状况要求法庭从轻判刑。在6月21日的最后审问中，当法官向伽利略提问“你还在相信明令禁止的学说吗”时，伽利略回答说：“自从教会发布命令之后我所有的疑心已经全部消失了，我现在只认为托勒密的学说是正确的。”
1633年6月22日，决定命运的一天来到了。罗马密涅瓦修道院大厅聚集了很多人，宗教法庭对伽利略的审判将在这里举行。30年前，布鲁诺也在这里接受了判决。身穿白色忏悔服的伽利略跪坐在法官脚下静待法官的宣判，法官宣告伽利略因违背1616年不许拥护日心说的教廷的指示被判定有罪。法庭上10名红衣主教中有7名签字的宗教法庭判决书详细记录了有罪理由，判处伽利略无期徒刑。判决书最后说道：
如果你以最真诚的心情在我们面前发誓忏悔，以我们指示的方式拒绝一切过去的邪教和谬误，我们可以考虑释放你。但你要知道你所犯下的错误的严重性。为了惩罚你的错误，为了让你汲取深刻的教训，也为了警醒拥有和你同样犯罪意识的人们，我们宣布从今日起将伽利略·伽利雷的《对话》列为禁书。[38]
伽利略按照法官们的命令立下了忏悔誓言。他先是在大主教的宅邸里被软禁了几天，然后离开罗马回到了故乡，但回故乡以后也被禁止出门。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伽利略忏悔誓言的最后一部分：
我真诚地发誓，今后将永远放弃这种错误的概念和邪教理论，不再犯下与教会的说教相悖的任何的错误。我将诅咒和厌恶这种错误学说。我发誓今后再也不会通过语言或文字宣扬这些容易引起人们误会的观点。如果有人做出异端行为，我会及时告到宗教法庭，让他处于现在我所处的这样的位置上。我发誓遵守和遵从本法庭对我要求的任何赎罪行为。
我向上帝发誓，虽然绝对不会发生，可如果我一旦违背上述誓言，或者没有尽到本判决文规定的义务，我将心甘情愿地接受神圣的教会法和其他一般法或特别法判给我的所有处罚和痛苦。上帝啊，请您帮助我！
我，伽利略·伽利雷现在将一只手放在《圣经》上面立下上述誓言。我是在众多证人面前亲手书写、亲口诵读这个誓言的。
——1633年6月22日，罗马密涅瓦修道院。
这是我，伽利略·伽利雷亲手书写的忏悔誓言。[39]
据说伽利略诵读这份誓言后当即喃喃自语道：“不管怎么样地球还在转动。”后人猜测即使伽利略说出了这句话，也肯定是用别人听不见的声音说的。如果大声说出来，他就会以嘲弄神圣的宗教审判罪名把自己送上西天的。因此，人们猜测这句话很有可能是过了很长时间以后，他对着最可靠的朋友小声说出来的。
晚年的生活
回到故乡后，伽利略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也逐渐变暗。尽管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可他还是推出了有关固体强度理论和物体下落规律的《两门新科学》一书。这本书也像《对话》那样以三人对话的形式撰写，书中人物萨尔维亚蒂向其他两个人详细说明了伽利略的理论。由于教廷向伽利略下了出版禁令，所以他只好将书稿转送到荷兰，于1638年在荷兰出版。
此后伽利略还想制作摆钟、撰写书稿，可健康状态已经不允许他这么做。1642年1月8日，伟大的天文学家伽利略与世长辞。巧合的是在伽利略去世几个月后，牛顿诞生了。
在历史的法庭上
伽利略真是在科学探索过程中发现《圣经》的谬误而敢于站出来捍卫真理的斗士吗？回答是否定的。他自己曾亲口说过，《圣经》和大自然都是上帝创造的伟大的作品，他只是认识到用《圣经》的内容来批判显而易见的自然现象是错误的做法，从而探索科学真理、实践学术自由罢了。学术自由往往始于对那些大多数人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和他们吹捧为神圣的东西敢于质疑、敢于反驳的人。近代欧洲文明以强大的力量换来整个世界的成果，而那个力量的源泉之一便是科学技术。朱京哲教授[2]在他的著作《欧洲人的故事2》中详细谈论了欧洲近代科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科学家伽利略的一生和研究成果。
如果伽利略遇上20世纪的科学家他会怎么说呢？“人的大脑就像一台电脑一样，只要有一个零件损坏就会停止运转。这世上没有为一台破电脑而存在的天堂或来世。如果说有，那么它只不过是为惧怕黑暗的人编造的童话而已。”如果遇见发表如此观点的斯蒂芬·霍金，伽利略会不会说“陷入科学专断之泥坑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呢？在科学发现层出不穷、思维方式也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人们不能不怀疑伽利略是否始终如一地坚持对基督的信仰。而对于坦言“有一种东西是我们永远不能理解的，它往往以最高的智慧和最灿烂的美丽来展现自己，而我们只能以最愚蠢的头脑和最原始的思维去理解它。敢于去探索那个事实上确实存在的东西就是知识或感知，而这样的知识、这样的感知恰恰是真正的宗教核心”的无神论者爱因斯坦，伽利略却是致以微笑的。
对伽利略的审判程序和审判结果是否公正？当时宗教法庭对伽利略说过如果不真实坦白就会施以拷问，然而这只是对伽利略的一种警告，事实上伽利略并没有遭受过拷问。这可能是因为伽利略作为大学者在社会和教会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然而，从以不断的强迫和劝说来诱导伽利略违背真实招供、未给伽利略出示有可能不存在的《议事录》等疑点上看，可以猜测宗教法庭的审判不一定是公正的。既然《对话》一书在出版之前已经得到贝拉尔米诺红衣主教的允许并通过事前审阅，那么应该说伽利略是无罪的，然而当时的法庭并没有对“允许并通过事前审阅”的法律效力做进一步的讨论。参与案件审理的三名法官没有在判决书上签字，这一点也足以使人怀疑当时法庭内部意见不统一。不管怎么样，《对话》的内容虽然采取“假说”的形式，可事实上是支持日心说的一本书，因此可以看成是一宗违背教廷命令的案件。对伽利略的处罚就当时的标准来看是非常宽容和随和的。伽利略在誓言中说的“这是我，伽利略·伽利雷亲手书写的忏悔誓言”“如果有人做出异端行为，我会及时告到宗教法庭”等言辞甚至令人觉得有点哭笑不得。
直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否定对伽利略的审判是历史上的一次误判。从科学史观点上看，《对话》是给地心说画上句号，也是给地心说致命一击的神作。用宗教教理来审判已经通过观察和实验得到的科学理论，是极其不妥当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教廷最终承认日心说，《天体运行论》和《对话》这两本书也于1835年解禁。1992年10月31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公开承认教会的错误，表示“过去的有罪判决都是因令人痛苦的误会和天主教会与科学之间相互理解不足所导致的。这是不堪回首的，也是悲剧性的”，并向伽利略道歉。
在提倡宗教自由的同时对天主教进行改革的路德、加尔文时代到底有没有对异端者和少数派的压制和处决呢？手举宗教改革旗帜的路德表示当着上帝的面自己将负责拯救所有的灵魂，并主张万人祭司主义（消除祭司和平信徒之前的区分，受过洗礼的所有教徒都是祭司、主教和教皇），然而面对德国农民的叛乱却以破坏教会和社会的现有秩序为由要求当局进行残酷的镇压。加尔文则规定“早餐吃馅饼”和“晚九时后入睡”均为罪过，在他以神权政治统治日内瓦的时候竟有数不清的反对者或被驱逐，或被砍头，或被处以火刑。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渐渐对宗教失去信仰，宗教对市民社会的影响力也大打折扣，与此同时，天主教和新教对异己分子的残酷镇压和处决也减少了许多。
天主教是否压制科学、阻碍文化发展呢？大部分人的回答是肯定的。只是鉴于自然科学在信奉天主教的西欧得以长足的发展，也许一些人会认为天主教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了新教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著名理论。随着世界越来越世俗化，抵制宗教的人越来越多，天主教式的信仰再也不能成为市民社会的精神支柱。对此，欧洲各国将“人类是上帝造出来的万物之最”的宗教信仰理解为“人类的尊严”，以法律体系基本前提代替了宗教信仰。《大韩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
“所有国民都拥有作为人类的尊严和价值，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国家有义务保障个人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权。”
[1] 尹镌，朝鲜王朝中期政治家和思想家。
[2] 韩国历史学家，首尔大学西洋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