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塞勒姆村发生的女巫审判案如实反映了当时席卷新英格兰地区的宗教狂热气氛。
时间与法庭
1692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村巡回刑事法庭
案件当事人
村民59人
审判焦点
女巫是否真的存在？女巫真的施展魔法**孩童？
审判结果
有罪判决31人（其中死刑9人），1人被压死，17人在审判中死亡
历史质问
·针对个人或少数群体的“猎巫行动”为什么会发生，又是怎么引发的？
·“猎巫行动”与司法制度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们时代的“猎巫行动”
2007年，韩国一位网民向出道不久便以斯坦福大学硕士生的身份而备受瞩目的歌手“陀布罗（Tablo，艺名）”提出了伪造学历的质问，这个质问很快在网上传播开了。面对众人的指责，陀布罗出示了毕业证书等一系列证据。然而，人们的指责声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2010年4月，陀布罗以捏造虚假事实、侵犯名誉权的嫌疑起诉了其中的几个网民。对此网民们成立了以了解陀布罗真实身份为目的的网络论坛，有组织地做了回应。他们的行为已经越过了解陀布罗学历真相的范围，还涉及了他过去的生活轨迹和家庭背景。经过两年多的法律诉讼，陀布罗于2017年12月终于被法院认定学历的真实性，该网络论坛的几名会员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斯坦福大学方面表示：“他的创意力和努力足以受到人们的喜爱，然而他却成了‘猎巫行动’的对象，令人遗憾。我们很想知道真相大白以后由谁来补偿他的损失。”
以前是演艺圈和政界的知名人士毫无根据地成了“猎巫行动”的对象，可随着社交网络服务的发达，现在普通人也成了“猎巫行动”的对象。2017年9月在韩国发生的“240路公交车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人在网络上曝光了一位公交车司机“野蛮驾驶”的行为，说那个司机在某一站点停车时将一个脱离妈妈的手独自下车的小孩子丢弃在那里继续驾车前行，当孩子妈妈和乘客们哭喊着要求停车时司机不予理睬一直开到下一站才停车。这一消息一经发布立刻引来了众多网民的抨击。然而调取公交车上的监控录像发现，当时确有一个小学生在该停车站很自然地走下公交车，孩子妈妈发现孩子独自下车后便要求司机停车，司机按照乘客要求停下车打开了车门，可孩子妈妈却没有下车，一直坐到200米外的下一站才下了车。眼下网络上不分是非曲直、肆意污蔑当事人的言论时而出现，网民的回帖也具有很大的攻击性和侮辱性，从而给当事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中世纪末近代初欧洲流行“给无辜的人强加罪名”的奇怪的审判行为。这是一种“在一个群体内部助长愤怒或恐惧氛围，无差别地去镇压某一个人或弱势群体的群体性歇斯底里”的现象，被人们称为“猎巫行动”“女巫热”“巫女审判”。“骑着扫把飞来飞去施展咒术的巫女（如果是男人叫作巫师）”是很久以前流传在民间的传说。到了15—17世纪，“骑着扫把飞来飞去施展咒术的巫女”又变成“一到夜间就变成野兽来到集会上与恶魔发生性关系并借用恶魔的力量杀人、传播疾病、引发暴风雨的邪恶魔女”。从1590年到1660年的70年间，“猎巫行动”达到**，至少有10多万人被当作“女巫”而处死。学者们归纳了引发“猎巫行动”的几个原因。中世纪末，整个欧洲社会和经济处于危急状态之中，为了转移社会矛盾，教会扬言引发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受恶魔的唆使给社会带来邪恶的巫女。他们为了强化包括刚刚崛起的城市市民阶层在内的政治、宗教权力对共同体周边部分的控制权，确保其合法性，也为了助长或利用共同体内部矛盾，将引发危机的责任推卸给弱势群体，采取了所谓的“猎巫行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维护以男性为中心的家长制文化和制度而攻击软弱无力的女性。
如今早已没人相信女巫的存在，然而指定某一个人为威胁社会的危险因素而加以谴责和排斥的现象直到20世纪仍在盛行。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本人屠杀朝鲜人的事件，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苏联的斯大林肃清政敌的事件，20世纪40年代德国纳粹分子屠杀犹太人的事件，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无辜的市民当成共产主义分子的麦卡锡主义运动等都属于上述的“猎巫行动”。日本人称朝鲜人又是放火又是往水井里投毒从而加大地震损失，斯大林称那些对手与美帝国主义里应外合大搞间谍活动，纳粹分子称因邪恶又贪婪的犹太人的存在使德国发生经济社会危机，美国麦卡锡主义者称在中国已全面共产化、苏联的国力又不断壮大的形势下美国内部仍有人认同共产主义，“猎巫行动”的制造者们无视事实真相，在自我恐惧的阴影下胡乱指责、镇压，甚至杀害了不计其数的无辜的“女巫”们。
清教徒共同体——塞勒姆的变化与冲突
17世纪初，大多数英国人为了摆脱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宗教上的压制，怀着对新世界的梦想和对自由的渴望，移居到美洲大西洋沿岸。他们当中大部分是为了从尚未与天主教彻底决裂的英国国教会捍卫信仰与自由的清教徒，这些由农夫、技工、商人、律师、牧师等组成的清教徒们聚集在新英格兰地区建立了多个共同体。共同体的成员都是生活俭朴、生性善良、为人诚实的人，同时每个人又具有强烈的独立性和自信心。他们认为宗教里“看不见的世界”的恶魔统治者派来的女巫施展各种魔法，使原本纯洁的人变得腐化堕落，还给人们带来传染病和自然灾害。因此，每一个清教徒作为上帝虔诚的创造物有义务找出并严惩那些害人的女巫。
17世纪中期，共同体内部开始出现了众多矛盾与冲突。他们认为与其遵循教会的道德规范，不如按照内心圣灵的指示去行事。他们不仅发动与美洲土著之间的战争，还给美洲大地传播了天花等瘟疫。随着新英格兰港口的建成和对欧贸易量的增加，他们的定居范围逐步向西部扩大，商业主义与物质主义开始盛行，社会阶层也开始趋于分裂。教会的牧师们宣扬物质上的富裕是上帝恩赐的见证，应该为上帝感到骄傲。清教徒们建设一个在共同的信仰中融为一体、相互关怀的共同体的初衷渐渐被淡漠了。
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的塞勒姆镇（Salem Town）的名称取自希伯来语的“萨莱姆（Shalom）”一词，意即“和平”。塞勒姆镇作为清教徒的共同体所在地，于1629年开始迅速地发展为运输中心和商业中心。随着该镇规模的不断扩大，1637年镇里的部分居民在镇子西边约8千米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名叫“塞勒姆村（Salem Village，现今的丹佛斯，Danvers）”的村庄。村民们将那个村庄建设成了以共同的信仰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的独立的共同体。
但是从17世纪后半期开始，塞勒姆村也刮起了商业主义和物质主义的风潮，包括土地在内的财产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渴望清教徒理想主义的居民沦落为贫苦的农夫，就连教会和村庄的主导权也落入了商人的手中。由于贫穷的加剧，再加上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和瘟疫，村庄西部以耕作为主的居民便认为物质主义和世俗主义正在严重威胁共同体的命运，而这一威胁正是来自居住在村庄东部的居民（商人居多）。然而东部的商人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西部居民没有跟上时代的变化，仍旧停留在过去的世界里。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继承已故丈夫财产的丧偶女性和从事商业活动的女性，于是东部的居民认为她们的存在是对以男性为主的家长制秩序的威胁，有些人甚至怀疑那些女性是“女巫”。1692年发生在塞勒姆村的“猎巫行动”是一场清教徒共同体从清教徒式的农耕社会演变为世俗性的商业社会过程中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性的分裂和动**，而这一动**恰好碰上“捍卫信仰的宗教迷信”和“以对女性的偏见证实女巫存在”的迷信思潮，于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场惨剧。
几个少女怪异的行为和对三个女人的女巫指控
在波士顿经商受挫后上大学念了几年牧师专业的塞缪尔·帕里斯（Samuel Parris）于1689年来到塞勒姆村担任了牧师，信奉清教徒原教旨主义的帕里斯宣扬商业主义正在侵蚀村民和教会。对此商人和地主很不满意，拒绝向牧师缴纳用于教会运营的教会会费。帕里斯牧师大声疾呼邪恶、堕落的人们为了破坏清教徒及其象征与恶魔同流合污，并声称世人将分为“善羊及其追随者”和“恶龙及其帮凶”两类。
1692年1月的某一天，牧师的女儿贝蒂和侄女艾比盖尔突然**，继而呼吸急促。两个少女一会儿在房间里乱窜，一会儿痛苦地扭动身子，甚至爬到家具底下说出谁都听不懂的话。帕里斯牧师的朋友约翰·普特南（John Putnam）的女儿安妮和邻家的少女也以怪异的表情扭动身子，不一会儿便倒在地上抽搐。由于对孩子们的异样症状深感内疚，帕里斯整个2月禁食并天天做祷告。他还请医生给少女们看病，医生说很像女巫症状。帕里斯邀请牧师朋友举行驱魔祈祷会，可少女们的症状并没有好转。
2月25日，帕里斯家的保姆、黑人奴隶蒂图芭听信乡亲们说的“给狗喂一下女巫蛋糕就可以知道恶灵的真面目”，便用少女的尿液拌黑麦粉制作了蛋糕。看到女巫蛋糕，帕里斯夫妻认为蒂图芭正给自己的女儿施展巫术。村民们追问贝蒂和艾比盖尔，让她们说出女巫的名字，两个少女在人们的逼迫下指认村里的三个女人就是女巫。那三个女人，一个是给两个少女讲过小时候自己在迷信活动盛行的西印度群岛经历过的有关妖魔的故事、前两天给牧师的女儿贝蒂做女巫蛋糕的蒂图芭，一个是为孩子经常乞讨且总是满腹牢骚的乞丐女人莎拉·古德，还有一个是再婚后与前夫的几个儿子争夺遗产而犯口舌是非的病患老太婆莎拉·奥斯本。帕里斯和安妮·普特南的父亲及其叔叔指控那三个女人是女巫，2月29日，塞勒姆村的治安法官签发拘捕令拘留了那三个女人。
3月2日，治安法官们在塞勒姆村教堂里对三个嫌疑人进行了公开审讯，几个少女作为被害人出庭做了证言。她们诉说自己因三个女人的巫术受尽折磨，看到三个嫌疑人就尖声叫喊，浑身抽搐，满地打滚儿，眼前总是浮现她们在空中游**的灵魂。古德和奥斯本表示自己从未见过任何邪恶的存在，也从未遇到过什么恶魔，因此主张自己不可能是女巫。蒂图芭一开始坚持认为自己是纯洁的，可后来改变态度坦白自己作为撒旦的女仆游**在空中试图给人们造成危害。经蒂图芭这么一坦白，古德和奥斯本也供认自己确实骑着扫把之类的东西来到塞勒姆村来祸害少女们。蒂图芭供认的理由有可能是担心同为帕里斯家奴隶的丈夫成为替罪羊，或许是像几个月后翻供时所说的那样无法忍受帕里斯的殴打和威逼。
听到蒂图芭的供述，人们开始相信村里确实有女巫存在，人们更是谁都不敢公开否认女巫的存在。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谁要是胆敢否认女巫的存在，谁就有可能被指认为女巫的帮凶。1688年波士顿的一个洗衣女工以欺负女孩子的罪名被指认为女巫，1689年牧师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据此写了一部以新英格兰确实存在着女巫并给当地造成恐慌为内容的书《难忘的天命：关于巫术和魔鬼附体》（Memorable Providences Relating to Witchcrafts and Possessions）。然而，尽管被指认为女巫的三个女人入狱，那些“魔鬼附体的少女们”的症状并没有什么好转，反而证实少女们确实遭受女巫**的人越来越多了。当时还发生了指控邻居为女巫的事情，指控的人大多是9～20岁的少女。3月23日，一直受村民喜爱和尊敬的71岁高龄的老太太吕贝卡·诺斯也被指控为女巫。据后人猜测，吕贝卡被指控有可能是与普特南和帕里斯家族的农场边界问题和向帕里斯牧师拒缴教会会费的事情有关。第二天，吕贝卡站在了治安法官面前。尽管对她怀有怜悯之心的旁听者相信吕贝卡是清白的，可少女们还是坚持主张她们亲眼看过恶魔贴近吕贝卡的耳朵低声说了什么。吕贝卡每动一次身子，少女们就像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掐了一下断了的脊椎骨似的瑟瑟发抖。
愈演愈烈的女巫热
到了1692年4月，对女巫的指控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4月20日至30日又发生15起指控案，5月2日至6月6日有39个人被指控施展魔法。兄弟之间、邻里之间相互告状，村里一连串的人都受到了连累。指控人声称自己被那些肉眼看不见的恶女挠破、扎破甚至流血。如果指控人改口说是自己谎报的，那么指控人也会被当成女巫或女巫的帮凶。在这种群体歇斯底里的环境下，塞勒姆村整整一个夏季都笼罩在寻找女巫的恐怖的气氛之中。
从4岁的幼女到90多岁的老妪，不管是清洁工还是算命师，也不管是医生还是商人，不计其数的女人以女巫嫌疑被指控了，就连负责女巫审判的法官、牧师、总督夫人也被打成了女巫。有一天竟然有50多人同时被指控，法官也因没有让她们任何一个人坐牢而被指控，无奈之下法官于当天晚上带着家人逃离了塞勒姆村。乔治·伯劳斯（George Burroughs）10年前在塞勒姆镇郊区当过两年牧师，当时他为了化解村民之间的矛盾倾注了很多努力，然而最后还是没有化解矛盾就离开了塞勒姆镇。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被村里的安妮·普特南指控为女巫。面对坚决否认指控的乔治·伯劳斯，安妮做了如下的伪证：
图20 女巫审判庭：为寻找宗教自由而来到新大陆的拓荒者们以宗教为理由对女巫进行了审判，这在美国宗教史上是最险恶的黑色历史事件。1957年马萨诸塞州政府对这个事件做了正式道歉。
就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两个身穿寿衣的女人尸体。她们红着脸用充满怒气的目光望着伯劳斯先生。她们说伯劳斯非常残忍地对待她们，她们流下的鲜血正在向世人喊冤。接着那两个女人又把目光转向了我。我发现她们的脸又变得十分苍白。她们异口同声说她们是被伯劳斯害死的两个前任妻子。其中的一个女人诉说伯劳斯刺伤她的左臂后又拿铅水填平了伤口。说完，那个女人朝我走过来给我看了伤痕。[50]
指控女巫的人大多是塞勒姆村西部以种地谋生的贫苦农家的女儿，而被指控的人则大多是住在塞勒姆村东部的人。被指控的人是伯劳斯牧师反对派当中势力较弱的、在塞勒姆村和塞勒姆镇周边做生意的人。被指控的人当中女人比男人多，其中不少是继承前夫遗产的女人或经营小酒馆的寡妇。到了5月末，以女巫嫌疑被羁押的人已经达100人，甚至还有两条狗以盯人就有可能使被害人发生**为由被吊死在绞架上。在满地虱子、臭气熏天的肮脏的地牢里为了寻找能够证明女巫的蛛丝马迹，看守们对那些女巫嫌犯强制进行了祼身搜索。看守们不让她们喝一口水，使用各种酷刑试图从她们嘴里得到线索。在这里，我们先听一听老农乔治·雅各布与治安法官之间的对话：
乔治·雅各布：你们说我是巫师，干脆叫我秃鹰好啦〔巫师（wizard）和秃鹰（buzzard）在英语里发音相似〕。我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魔鬼不是随时变换自己模样的吗？
法官：你这是等于自己承认了。为什么不与家人一起祈祷呢？
乔治·雅各布：因为我是目不识丁的睁眼瞎。不管你们是烧死我还是吊死我，我都会永远活在真实的耶稣心中。[51]
被囚禁的人，如果没人从监狱外部送来食物或羁押费用（当时被羁押的人须向监狱缴纳羁押费用，未足额缴纳就不能离开监狱），那么被囚禁者就只好在监狱里待下去。被囚禁者当中最可怜的是那些把幼小的孩子独自留在家里且没有给孩子备好食物的女人，而且这种与幼子生离死别的女人在被囚禁者当中占大多数。
女巫审判全过程
1692年5月，新英格兰总督威廉·菲普斯（William Phips）接到有关塞勒姆村女巫事件的报告，认为这起案件由于涉案嫌疑人过多而不能用常规审判方式来审判，于是决定在塞勒姆村里临时设置刑事巡回法庭。临时法庭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都要查出犯人，因为只有查出犯人才能证实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这次设置在塞勒姆村的临时巡回法庭也不例外。5月27日，菲普斯总督向塞勒姆村派出了以虔诚的清教徒副总督威廉·斯托顿（William Stougton）为审判长的7名特别法官。
6月2日，第一个接受审判的是布瑞奇·比绍普。她是从塞勒姆镇搬到塞勒姆村开一家酒馆的女人，平时因穿着华丽、言行**而备受诟病。审判一开始，旁听席就炸开了锅，辱骂声、喊叫声此起彼伏。有人声称自己亲眼看见过比绍普身佩护身符念诵咒语，也有人说有一次他拒绝了她的暗中**，结果遭受了难以言表的痛苦。在女巫审判中“主动坦白”的人被无罪释放（算是给那些“主动坦白并证实女巫确实存在”的人提供的一种补偿），而坚持主张清白的人却要遭受严刑拷问，直到供认为止。除了供认以外，作为重要证据的还有被害者提示的自己遭受被告人的“幻影”或“幽灵”折磨的“幻影证据”、逼迫被害者触摸被告人从而观察被害人反应（当时的人们认为只要女巫一触摸被害人，**症状便即刻消失）的“接触测试”、搜查官为寻找女巫的标记不分男女肆意实施的“祼身体检”等。证人说的“亲闻传言”、被害者的想法或猜测也作为证据被法庭采纳了。相反，不允许任何人为被告人当证人，不允许为被告人聘请辩护律师，判决后也不允许被告人上诉。
图21 女巫研究：这本小册子是在新英格兰“猎巫行动”最猖狂的1687年编制的，也是当时深入考察“猎巫行动”概念的研究资料之一。现在看来荒谬之极，可在当时就连受过一定教育的人也心服口服地接受了“猎巫行动”。
曾主张新英格兰有女巫活动的科顿·马瑟牧师看完对比绍普的审判后向法官们提出了警告。他强调法官们要想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必须只对自己亲眼看到的罪行进行处罚，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陷入恶魔的骗局，招致可怕的后果。法官纳撒尼尔·萨尔顿斯托（Nathaniel Saltonstall）也指出法庭应该慎重对待“幻影证据”，然而其他的法官们无视萨尔顿斯托的劝告一味地相信了证词。最后法庭判决比绍普有罪并于6月10日将她处以绞刑，反对比绍普有罪的萨尔顿斯托于6月15日主动退出了法庭。
6月29日，法庭在两天之内审理了5起女巫案件，其中也包括吕贝卡案件。审理吕贝卡案件时有几个自称是被害者的人站出来作证，说自己曾遭受过吕贝卡幽灵的骚扰。也有几个人作证，村里发生的几件死于非命的事件也是吕贝卡一手造成的。搜查官搜查吕贝卡的身体之后声称她的身体隐秘的部位有一块像**一样突出的疙瘩。而有的村民向法庭提出了证明吕贝卡品德的请愿书，陪审团根据这些证词判吕贝卡无罪。可随着被害人一再鸣冤叫屈，再加上部分陪审员对无罪判决表示不满，审判长便要求陪审团重新判定。最终吕贝卡还是被判为女巫，并于7月19日与其他4个女人一起上了绞刑架。
8月19日，村里的很多人前来围观原牧师伯劳斯被处决的情景。尽管塞勒姆村32个德高望重的人提出伯劳斯是清白的的请愿书，但是他们的请愿书并没有挽救伯劳斯的性命。这里我们再看一看当时围观伯劳斯最后一刻的村民们发出的感慨：
伯劳斯先生与其他囚犯一起乘马车经过塞勒姆大街来到了刑场。他在登上绞刑架梯子的那一刻仍然用沉痛而真挚的表情主张自己的清白，对此，在场的人们赞叹不已。最后时刻他像是事前背好了似的诵读了主祷文。他的表情是那么平静，他的诵读声音又是那么充满热情。此情此景不禁使人们潸然泪下，甚至产生了上前阻止行刑的冲动。[52]
伯劳斯牧师被处死以后还有多人经不住严刑拷打而死亡，从9月开始，还有不少无辜的人因诬陷和恶意谣言而被处决，甚至之前指控女巫的人也被认定为女巫。尽管有那么多人被指控是女巫，可少女们的症状并没有好转。10月3日，科顿·马瑟牧师的父亲英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牧师去监狱看望被囚禁者后指出，所谓搜查女巫本身就是恶魔们精心设置的骗局，是少数极其狡猾的骗子们驱使愚蠢的人们进入他们事前设置好的陷阱的险恶阴谋。10月8日，在英克里斯·马瑟的说服下，包括前任总督和副总督以及萨尔顿斯托法官在内的8名权威人士签署了反对女巫审判的文件，夫人也被指控为女巫的菲普斯总督下令不准使用“幻影证据”和其他不明证据。3个星期后的10月29日，总督解散了临时巡回法庭，停止了拘留嫌犯的行为，释放了除了52人以外的全部被囚禁者。1693年1月，新成立的法庭对剩余的49人宣告无罪释放，另外3人也在5月获得赦免。早期被判入狱后又放出来的3个人再也没有被召回。至此，塞勒姆女巫审判宣告结束。
事实上，自1692年10月开始停止使用肆意诬陷好人为女巫的“幻影证据”后，女巫审判已经失去了意义。回首整个女巫审判的过程，被指控为女巫而被拘留的嫌犯185人中有59人被大陪审团进行了刑事审判，其中31人获有罪判决。而这31人中有19人（女14人，男5人）被绞死，一名拒绝答辩的男子被认定犯有污辱法庭罪被重石压死，还有17名嫌犯在审讯过程中因严刑拷打而死于监狱。1693年，英克里斯·马瑟牧师撰写了一本关于塞勒姆女巫审判的著作《论审判的良知——关于女巫案中邪恶附身、巫术以及定罪的确凿依据》（（Case of Conscience Concerning Evil Spirits Personating Men）。
审判结束以后
尽管已经证实那些少女和一些村民的证词是假的，可对他们的司法措施却迟迟没有得到落实。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当局担心手握百姓生死大权致使塞勒姆共同体崩溃的法官和政府的行政、宗教权威受到打击。有些人认为“猎巫行动”仍在继续，被释放的“女巫”及其家属仍然生活在委屈和贫困之中，信徒们也分裂为支持和反对帕里斯牧师的两个派别。对此，帕里斯牧师曾向村民们道歉并支付补偿金试图达成和解，但都失败了。到了1697年，帕里斯牧师领取拖欠的薪金之后还是离开了塞勒姆村。
“猎巫行动”结束很久以后，社会上才开始出现反对和忏悔的声音。1696年12月17日塞勒姆村通过决议，要求制定禁食日和忏悔日。在1697年1月14日的忏悔日上，曾经负责女巫审判的法官萨缪尔·西沃（Samuel Sewall）做了公开道歉，说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自责、羞愧，并在此后每年的同一天以绝食求得人们的原谅。其他法官和陪审员也跟着西沃法官做了道歉，可当时反对赦免的审判长斯托顿却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到了1698年，在新任牧师约瑟夫·格林的努力下，离开教会的人和留在村里的人终于达成和解，塞勒姆村的氛围渐渐恢复到了过去的正常生活。
而在那些行为怪异的少女们中，只有安妮·普特南于1706年8月25日为很久以前在法庭上说的谎言道了歉。18年后的1711年10月17日，马萨诸塞州当局宣称“撤销对私权的剥夺”，推翻了对伯劳斯牧师等人的有罪判决。当局还给那些在女巫审判中受到冤枉的部分受害者（请求平反的人和被认为受到极其不公正待遇的人）支付了赔偿金，并正式注销了有罪记录。1992年5月9日，塞勒姆市的市民和丹佛斯村的村民为悼念“猎巫行动”中冤死的人们在丹佛斯村竖立了“塞勒姆村猎巫行动遇难者丹佛斯纪念碑”。
在历史的法庭上
如今，塞勒姆村已经成了马萨诸塞州的象征，也是“女巫审判”的旅游胜地。到这里可以体验盛大的万圣庆典和幽灵旅游，可以参观女巫地牢，还可以在打扮成“女巫”的美女们的陪同下参观被上帝诅咒的公墓，聆听有关女巫的可怕的鬼神故事。著名作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是“猎巫行动”中向女巫发出第一个逮捕令的治安法官霍桑的直系后代。他痛恨自己的祖先参与了女巫审判，为了表示自己的羞愧之心改换了姓氏字母，并于1850年创作了反映女巫审判故事的长篇小说《红字》（The Scarlet Letter）。他在这本书里猛烈抨击清教徒的伪善和道德完美主义，被人们评价为“悼念牺牲者的献词”。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er）也创作了戏剧《塞勒姆的女巫们》〔1996年改编成电影《炼狱》（The Crucible）〕，生动地再现了当年发生在塞勒姆的女巫审判，辛辣地讽刺了当时席卷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的疯狂和猜忌心理。
图22 历史现场：“猎巫行动”的发生地，也是小说《红字》的背景地塞勒姆村如今已经成了著名景点。为了一睹臭名昭著的历史现场，每年有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尤其到了10月的万圣节更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下面让我们通过被历史学家们评价为“清教徒旧秩序的最后气息”的“塞勒姆猎巫行动”中的几个主人公来推测一下这一场灾难的起因。帕里斯牧师认为村里刮起的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歪风邪气使清教徒社会趋于堕落，而自己作为牧师有义务净化这种风气。正因如此，他有可能认为正是那些受到恶魔驱使的村民欺负了包括自己女儿在内的少女们。而正处于成长阶段的牧师女儿和其他几个少女有可能是因不堪忍受来自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应该说是由清教徒严格的教育方式引发的不安情绪），才按照大人们的吩咐指认了那些自以为对自己造成危害的村民。控告女巫的人们也是，他们的生活十分艰辛，与之相反，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们却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并在村里呼风唤雨，于是他们早已对那些人十分不满。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测，当他们听到牧师说那些人就是恶魔时，为了捍卫清教徒信仰的纯洁性便把那些人以女巫的罪名告上了法庭。在法官当中有不少是在战场上吃过败仗的军官，这就说明他们有可能把这起案件当作是掩盖战败原因、抚平战争伤痕再好不过的机会。
关于塞勒姆女巫审判案的起因，根据研究角度不同，在学者们中间也有不同的解释。现在我们一起观察一下学者们普遍认同的说法。当时塞勒姆村的人们对女巫施展魔法给村里人带来邪恶的影响这一说法坚信不疑。换句话说，他们在连年的战火和灾害的威胁中深切地意识到恶魔的诅咒给他们带来的危害性。再加上随着农耕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变，以及物质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渗透，人们对清教徒信仰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17世纪后期随着贸易的发展和居住地盘的扩大，导致社会阶层分化、贫富差距变大。而这种社会分化和贫富差距又使塞勒姆村村民和塞勒姆镇镇民之间在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相互间的敌对意识和被害意识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面对分裂和矛盾，就连牧师们也无法用宗教教理来平息，有的牧师宣扬财富就是恩典的外在根据，有的牧师则宣扬这是身陷恶魔**的人失去宗教信仰而导致的结果。坚信以男性为主的家长制社会的人们认为那些继承遗产的女人和从事商业活动的女人背弃了作为妻子和母亲所必备的品行和道德操守，在这种情况下，村里没有调解内部冲突的机构或权威人物，而新英格兰总督和外部派来的法庭却出于政治需要助长或歪曲村里的内部冲突。最终，在这些要素的共同作用下，矛盾进一步激化了。由于不合理的审判制度未能制止事态的发展，结果一个又一个“塞勒姆女巫”成了冤魂。
未能阻止女巫审判的重要司法因素是刑事诉讼程序上的纠问主义和刑讯逼供。从中世纪末期到近代初期，欧洲盛行纠问主义（Inquisitionsprinzip），侦查、起诉机关和审判机关没有区分，由同一个人或机构执行所有程序。当然，英国及其殖民地由于设置了由市民决定起诉与否的大陪审团（grand jury）和决定有罪与否的小陪审团（petit jury），与欧洲的其他国家多少有些区别。然而，在塞勒姆女巫审判中，法官不仅直接侦查和审问被指控的女巫，并决定是否拘留，而且轻易推翻陪审员的无罪意见。由于法官主导侦查和审判的全过程，被告人就失去了得到公正审判的机会。不仅如此，只要被告人在供词中承认有罪就予以释放，相反，如果否认有罪便以女巫的罪名对其进行严刑拷问直至供认。还有，在塞勒姆女巫审判中使用所谓的“幻影证据”、不许被告人聘请辩护律师、不允许被告方有证人作证、对有罪判决不准上诉等措施也是导致误判、错判的原因。所谓“幻影证据”也是一个十分荒谬的提法。在刑事审判中，对证据的采用和排除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根据韩国刑事诉讼法，不允许刑讯逼供，不允许仅凭嫌疑人供述定罪，必须具备完整的证据链。诉讼法还规定，侦查机关违法搜集的证据不能作为有罪证据来使用。
负责塞勒姆女巫审判的大部分法官对被指控的女巫作了有罪判决，只有法官纳撒尼尔·萨尔顿斯托坚持主张无罪。当自己的主张未被采纳，萨尔顿斯托毅然辞掉了法官一职，在当时狂热的社会氛围中能够独自主张无罪并敢于辞掉法官的萨尔顿斯托法官的智慧和勇气着实令人惊叹和佩服。少数法官的意见可以反映社会不同的价值观和思想，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多数人的意见，甚至还会成为最正确的意见。此次事件中萨尔顿斯托法官的意见正是代表最正确的意见。在“猎巫行动”中作出误判、错判的法官中只有萨缪尔·西沃法官做了公开道歉。由国家权力通过拷问和操纵制造的冤案，当局理应做出真诚的反省和采取追责措施，但他们没有做到，就连没有阻止像“猎巫行动”那样荒唐事件的司法部门也不例外。
从历史上看，女巫审判是掌权者在社会处于危急状态时助长人们的愤怒和恐慌情绪，将责任推给抵抗势力或社会弱势群体的一起典型的审判案例。侥幸从女巫名单中排除在外的人们笼罩在无尽的恐惧之中，总是用猜忌的目光看待他人，有时还为群众心理所裹挟而盲目地指责他人，他们为侥幸脱离女巫黑名单而感到庆幸。被指定为女巫的人一般都是弱者，他（她）们毫无防卫能力，司法审判也往往是不公正的，因此遭殃的就是那些弱势群体。如果以这种方式启动“女巫冤案”，“猎巫行动”就会成为任何社会都能出现的普遍现象。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排除异己的心理，更有对社会的一些弊端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不幸事件推卸责任的心理。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人们通过已成为相互监视空间的社交网络服务（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NS）只一瞬间就能冤枉一个好人，并进行单方面的、群体性的攻击。按照掌权者的意志，或者根据普通人一个不经意的行为，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女巫”，任何人都有可能向“女巫”投掷石块。因此，我们要时时刻刻铭记和反思已经载入史册的“猎巫行动”和“女巫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