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母亲在餐厅轻巧地啜了一匙汤，轻声惊叫道：“啊！”
“头发？”我以为汤里有脏东西。
“不是。”
母亲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又轻盈地将一匙汤送入口中，若无其事地转过脸，将视线投向厨房窗外烂漫的山樱。她就这样侧着脸，再次轻盈地将一匙汤送入娇嫩的唇间，滑落喉际。用“轻盈”这个词来形容母亲，绝不为过。她的用餐方式和妇女杂志上教导的全然不同。一次，弟弟直治喝着酒，跟我这个做姐姐的说过这样的话：“并不是说，有了爵位就是贵族。有些人虽然没有爵位，却因为他们有天爵[ 天爵：指天生具备的美德。]，依然称得上是出色的贵族；也有些人像我们一样只有爵位，却称不上是贵族，穷酸得只能和贱民相提并论。像岩岛（直治举了他同学中一个伯爵的名字）那样的人，简直比新宿烟花巷的皮条客头目还要卑贱下流。前不久，在柳井（这也是弟弟的同学，他是子爵家的二少爷）他哥哥的结婚典礼上，那畜生居然穿了什么晚礼服，有必要穿晚礼服吗？好了，只是穿晚礼服也就罢了，可席间致辞的时候，那混蛋用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敬语啊，真是让人想吐！要知道，粗鄙下流的装腔作势可是与优雅高贵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在本乡经常看到写着‘高级寄宿’的牌子，其实华族[ 华族：日本旧宪法中位于皇族之下、士族之上，享有贵族待遇的特权身份，始于1869年，废于1947年。]的大部分人就是类似于高级乞丐的存在啊。真正的贵族才不会像岩岛那样拙劣地装模作样呢。在我们这个家族里，真正可以算得上贵族的，或许也就只有妈妈了吧。妈妈的气质是无人能及的，有着我们完全做不到的独特之处。”
就拿喝汤来说吧，我们都是在盘子上方稍稍俯身，横握匙子舀汤，然后横着送到嘴边喝下去的。母亲则是把左手手指轻轻放在桌子边缘，直背扬头，都不需要看盘子，就横握匙子舀起一匙汤，轻盈而巧妙地把匙子正送到嘴边，让汤从匙子的尖端流入口中。这一系列流畅的动作令人直想用燕子去形容。母亲一面漫不经心地环顾左右，一面轻巧地使用着匙子，犹如匙子有小小的翅膀一样，不会洒落一滴汤汁，也不发出一点喝汤的声响。或许，母亲的这种做法并不符合所谓的‘正式礼法’，但在我眼中却无比可爱动人，仿佛这才是正式的礼法。另外，不可思议的是，喝汤时舒缓地直起上身、让汤汁从匙子尖端流入口中的喝法，确实会使汤喝起来更美味。然而，我是直治口中所言的高级乞丐，无法如母亲那样轻盈自如地使用匙子。没办法，我只能按照所谓的正式礼法，俯在盘子上方，闷闷地喝汤。
不单是喝汤，母亲的用餐方式也颇与礼法不符。吃肉时，她会先用刀叉快速地把肉全部切成小块，继而将刀弃置一边，把叉子换到右手，将肉一块一块地放入嘴中，吃得从容不迫而津津有味。又或者，吃带骨的鸡肉时，当我们正努力不让盘子发出声响，千辛万苦地把肉从骨头上剔下来之际，母亲则一脸满不在乎地用手指轻轻捏住骨头部分，拎起来后用嘴把骨头与肉分离干净。可即便是这样粗鲁野蛮的动作，在母亲做来，岂止可爱，甚至还带着些许性感迷人。真正的贵族果然与众不同。除了带骨的鸡肉，连餐厅的一些培根、香肠之类的小菜，母亲也时常会用手拈来吃。
“你们知道饭团为什么这么美味吗？那是因为啊，饭团是人用手指捏起来吃的。”母亲曾这样说。
我有时也会想，用手抓着吃或许真会更美味一些吧。可又怕像我这样的高级乞丐画虎不成反类犬，最后真变成名副其实的乞丐，因而忍住了。
就连弟弟也说，母亲是不可企及的。我有时甚至会深切地感到几分绝望：模仿妈妈太难了。那是初秋的一个月色明净的夜晚，我与母亲两人在后院池塘边的一个凉亭里，一面赏月，一面嬉笑地谈论着狐狸出嫁与老鼠出嫁的嫁妆有什么不同。正在这时，母亲突然站起身，钻进凉亭旁胡枝子丛中，从白色的胡枝子花里探出比之前更为娇艳而皎洁的脸庞，微笑着说：“和子，你猜妈妈在做什么？”
“在摘花。”
“我在小便哦。”听到我的回答后，母亲微笑着说。
我颇感惊讶，因为母亲一点都没有蹲下去。然而，我真心觉得母亲太可爱了，这种可爱是像我这种人无论如何都模仿不来的。
虽然从今早喝汤之事扯得太远了，不过前段时间我从一本书里得知，路易王朝时期的贵妇们都是满不在乎地在宫殿的庭院或是走廊的角落小便的。那天真无邪的样子让我觉得可爱极了。我想，或许我的母亲就是最后一个真正的贵妇吧。
言归正传，今早母亲啜饮了一匙汤，“啊”地轻叫了一声，我问是不是有头发，她回答说，不是。
“是不是太咸了？”今早的汤是我用美国配给的罐头青豆碾碎过滤之后做成的浓汤。我原本对做菜就不是很自信，听到母亲说“不是”之后依旧不放心，便如此问道。
“做得很好。”母亲认真地说。她喝完汤，又用手拿起一个海苔包裹的饭团吃起来。
我从小就不爱吃早饭，不到十点钟是不会感到饥饿的，所以这时候的汤是勉强喝完的。可我根本不想吃饭，就把饭团放在盘子上，用筷子拨得乱七八糟之后夹起一小块，像母亲用匙子喝汤时那样，将筷子尖正对着嘴，宛若给小鸟喂食一般塞入口中，慢吞吞地嚼着。这时，母亲已经吃完了，她轻轻地站起来，靠在沐浴着朝阳的墙上，静静地看着我吃饭。过了一会儿，她说：“和子，你还是不行啊。你要变得最爱吃早饭才行。”
“妈妈呢？您觉得早饭好吃吗？”
“那当然，我已经不是病人了嘛。”
“和子也不是病人呀。”
“不行，不行。”母亲怅然若失地笑着摇了摇头。
我五年前染上肺病，卧床很久。但我知道，那只是一种富贵病。倒是母亲前不久生的病才真叫人不安和难过，可是母亲却只顾着担心我。
“啊。”我轻轻地叫了一声。
“怎么了？”这次轮到母亲发问了。
我们相视一望，便仿佛已心领神会。我哧哧地笑了，母亲也莞尔一笑。
当一些羞惭到无地自容的回忆袭上心头时，我就会轻轻发出这奇怪的“啊”。就在刚才，六年前离婚的事情冷不防鲜明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不由得就发出了一声“啊”。可母亲是怎么回事呢，她绝不会有我这种羞耻的回忆，但是，或许……
“妈妈刚才一定也是想起了什么吧，是什么事情呀？”
“忘记了。”
“我的事情？”
“不是。”
“直治的事情？”
“对……”她刚一张口，旋即又歪着头说道，“或许吧。”
弟弟直治在上大学的时候被征召入伍，去了南方的一个岛屿，自此音讯断绝，战争结束后依然下落不明。母亲说她已经做好这辈子都见不到直治的心理准备了，可我从未做过那样的“心理准备”。我深信，我们一定能重逢。
“我还以为自己已经看开了，可是一喝到好喝的汤，就想起了直治，心里难受得紧。要是那时候对直治好一些就好了。”
进了高中后，直治就极度地热衷于文学，开始了不良少年一般的生活，不知让母亲操了多少心。但即便如此，母亲还是一喝汤就想起了直治，“啊”的一声，情不自禁地叫出了声。我把米饭塞进嘴里，眼眶发热。
“不会有事的，直治不会有事的。像直治那样的恶棍，是不会轻易死掉的。要死的人啊，必定是敦厚、美丽、温柔的。像直治那种人呀，就算用棍子打都打不死。”
母亲听了笑着取笑我道：“这样的话，和子估计会早死吧。”
“哎呀，为什么？我可是大脑门恶汉，活到八十岁都没有问题。”
“是这样吗？那妈妈一定可以活到九十岁吧。”
“嗯。”我刚张口就不知该如何说下去。恶棍长生，美人薄命。妈妈是美丽的，但是我希望她长生。我一阵心慌意乱：“您故意为难人哪！”话音未落，下嘴唇就不由自主地发颤，泪水从眼眶滚滚而下。
说说有关蛇的事情吧。四五天前的一个人的下午，附近的孩子们在院子篱笆处的竹丛里发现了十多个蛇蛋。
他们一口咬定：“这是蝮蛇的蛋！”我一想到要是这十个蛋都孵化了，那可就不能随随便便地踏入院子了，便说道：“把它们烧掉吧！”听我这么一说，那些孩子都欢欣雀跃地跟着我去了。
我们在竹丛附近堆起树叶和柴草，生起火来，将蛇蛋一个个地丢入火中，可蛇蛋却怎么都烧不起来。于是，孩子们又往火堆里添了些树叶和小树枝，使火烧得更旺，但蛇蛋依然没有一点要烧着的迹象。
坡下一户农家的女孩站在篱笆外笑着问道：“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我们在烧蝮蛇的蛋，要是孵出蝮蛇那就太可怕啦。”
“蛋有多大？”
“像鹌鹑蛋那么大，雪白雪白的。”
“这样啊，那只是一般的蛇蛋啦，不是蝮蛇的蛋。而且生的蛇蛋可是烧不着的哦。”那女孩似乎是感到很滑稽，笑着走开了。
我们足足烧了三十分钟，可蛇蛋丝毫没有烧起来。我让孩子们把蛇蛋从火中拾出来，埋在梅树下，自己又去捡了些小石头作为墓标。
“好了，我们一起拜一拜吧。”
我蹲下身双手合十，孩子们也一齐顺从地在我身后合掌祈祷。然后，我就与孩子们分手了。当我独自慢慢地走上石阶时，突然看到母亲就站在紫藤花架的阴影之下。
“你总是做残忍的事。”她说。
“我还以为是蝮蛇的蛋，没想到只是普通的蛇蛋。不过，我已经把它们好好埋葬了，没关系的。”我嘴上虽然逞强，但心里还是想：糟了，被母亲看到了。
母亲绝对不是一个迷信之人，可自从十年前父亲去世后，她就变得非常怕蛇了。父亲临终前，母亲看到父亲的枕边掉落了一根黑色的细绳，她并未多想，刚要拾起来，才发现那原来是一条蛇。蛇哧溜一下就逃出走廊，不知所终。看到这一幕的只有我母亲与和田舅舅，两人面面相觑，为了避免房内前来为我父亲送终的宾客发生骚乱，就忍着一言未发。因而，我们虽然当时也在场，可对于那条蛇的事却一无所知。
然而，在父亲去世那天的傍晚，我亲眼看到庭院池畔的每棵树上都有蛇缠绕其上。如今我二十九岁，十年前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已经十九岁了，不再是个孩子了。然而，即便是过去了十年，那天的事仍历历在目，分毫不差。我想剪些供奉的花枝，便走到庭院池畔的杜鹃花旁站住，无意中看到那杜鹃花的枝头上缠绕着一条小蛇。我微微一惊，转而想去折棠棣的花枝，可在那个枝头上同样缠绕着一条蛇。旁边的桂花树、若枫[ 若枫：长着嫩叶的枫树。]、金雀花、紫藤、樱树，无论哪棵树上都缠绕着蛇，可我并不觉得怎么可怕，只是想：蛇也同我一样，为父亲的去世感到悲伤，因而才都从洞穴里爬出来叩拜父亲的在天之灵吧。我偷偷地把庭院中看到的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后很平静，微微侧首像是若有所思，但什么话都没有说。
可这两桩与蛇有关的事件使母亲自此以后都十分讨厌蛇了。与其说是讨厌，不如说是崇敬、害怕，也就是说，母亲开始敬畏蛇了。
我想母亲看到我烧蛇蛋一定觉得不吉利。一想到这儿，我便也觉得烧蛇蛋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或许会给母亲带来灾厄。就这样，第二天、第三天我都无法将之抛诸脑后。今天早晨，我又在餐厅口无遮拦地说了什么红颜薄命之类的荒唐话，而且说完怎么都无法自圆其说，只能嘤嘤啜泣。吃完早饭后，我收拾着桌子，感觉自己的内心深处像是钻进了一条会害得母亲折寿的小蛇，让人毛骨悚然，惶恐难安。
可当天，我又在院子里看到了蛇。因为天气非常晴朗和煦，我收拾完厨房后，便打算把藤椅搬到院子的草坪上，坐在那儿编织。就在我将藤椅搬到院子里时，突然发现假山旁的小竹林处有一条蛇。哎呀，真讨厌。我并没有做更深入的考虑，搬着藤椅走了回去，将它放在外廊，坐下开始编织。午后，我想从位于院子角落处的佛堂的藏书中拿一本洛朗森[ 洛朗森：通常译为玛洛朗桑。20世纪法国“立体派”画家，以运用优雅和谐的颜色刻画年轻妇女和儿童而著称。]的画集出来，可刚走到院子里，又看到一条蛇在草坪上缓缓地游动着—和早上的蛇是同一条，纤细而优雅。我想，这一定是条母蛇。它静静地横穿过草坪，爬至野蔷薇的阴影处停住“脚步”，昂起头吐出细细的如火焰一般的蛇信子，四下张望了一阵儿，随即垂下头像是无精打采似的盘踞着。当时，我亦只是非常强烈地觉得这真是一条美丽的蛇。后来从佛堂找出画集回去时，又偷偷瞟了一眼方才那条蛇待的地方，可它已经不在了。
临近傍晚，我跟母亲在中式房间喝茶时，我向院中望去，看到在第三级石阶上，早上的那条蛇又慢条斯理地出现了。
母亲也看到了那条蛇，“那条蛇是……”说着起身跑到我身边，抓住我的手便呆立不动了。经母亲这么一说，我也恍然大悟，脱口道：“那些蛋的母亲？”
“嗯，一定是的。”母亲声音嘶哑地说道。
我们手牵手，屏住呼吸，默默地注视着那条蛇。垂头丧气地盘踞在石阶上的蛇又踉踉跄跄地游动起来，有气无力地横穿过石阶，钻进燕子花丛远去了。
“从早晨起，它好像就一直在院子里爬来爬去。”我小声说道。
母亲叹了口气，无力地坐在椅子上，沉郁地说：“是吗？它一定是在找它的蛋，真是可怜。”
我无可应答，只能“呵呵”讪笑。
夕阳照在母亲的脸上，使她的眼睛看起来好像放着青色的光。她那张带着些许愠怒的脸美丽异常，令我不禁想扑上去抱住她。我心下暗忖：啊，妈妈的脸与刚才那条悲伤的蛇有着几分相似。不知为何，我有种预感，钻进我心中游来游去的那条像是蝮蛇般丑陋的蛇，总有一天会把这条悲痛欲绝的美丽母蛇咬死。
我把手搭在母亲纤弱的肩上，不明所以地难过了好一阵子。
日本无条件投降那年的十二月初，我们舍弃了东京西片町的宅邸，搬到伊豆这座带着些中国风情的山庄。父亲去世后，我们家的生计全都由母亲的弟弟，亦是现在母亲唯一的亲人—和田舅舅，一手操持。战争结束后，世道完全变了样，和田舅舅似乎向母亲坦言：再这样下去已经不行了，倒不如变卖房屋、辞退女佣，母女二人去乡下买栋漂亮整洁的屋子过自由自在的日子。关于钱的事，母亲比小孩子还要无知，听到和田舅舅这么说，她也就全权拜托和田舅舅去处理了。
十一月末的时候，和田舅舅寄来了快信，信上写着：骏豆铁路沿线有一栋河田子爵的别墅正在出售，那栋别墅建在一块高地上，视野开阔，还有百坪[ 坪：1坪约合3.3平方米。]之多的农田，加之附近又是赏梅的名胜之地，冬暖夏凉，我想你若去住一定会喜欢的。因为须与对方当面洽谈，所以明天请来一趟我在银座的事务所吧。
“妈妈，要去吗？”我问。
“去呀，因为是我之前拜托了舅舅的嘛。”母亲的笑容中有着无尽的寂寥。
第二天，母亲拜托从前的司机松山先生陪同，在稍过正午时分出发，晚上八点左右又由松山先生送了回来。
“决定了。”母亲走进我的房间，把手撑在桌子上，顺势瘫坐下来，说了这么一句。
“决定了？决定了什么？”
“全部。”
“可是，”我惊呆了，“什么样的房子，看都没看过……”
母亲单手支在桌子上，轻轻托着额头，微微叹了口气：“因为和田舅舅说是好地方嘛。我觉得即便就这样两眼一抹黑地搬过去也挺好的。”她说着抬起头，淡淡一笑。那张脸带着些许憔悴，美得不可方物。
“是吧？”我被母亲对和田舅舅的信任征服了，也只好附和道，“那么，我也什么都不管了。”
两人放声而笑。笑过之后，却感到无比凄凉。
此后，每天都有搬运工过来打包行李。和田舅舅也过来了，安排着把该卖的东西都卖掉。我跟女佣阿君则又是整理衣物，又是把破烂弄到院子里烧掉，忙得不可开交。母亲却既不帮忙整理，也不做什么吩咐，只是每天在房间里磨磨蹭蹭，不知在干什么。
“怎么了，不想去伊豆了吗？”我狠了狠心，有些尖刻地问道。
母亲一脸茫然，只回答说：“不是。”
大约过了十天，终于收拾得差不多了。傍晚，当我跟阿君两人在院子里焚烧纸屑及稻草时，母亲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站在门廊上默默地看着我们燃起的火堆。那时正刮着阴冷的西风，烟都低低地匍匐在地上掠过。我不经意间抬头看了眼母亲，吃了一惊。我从未见过她的脸色如此难看。
“妈妈！您的脸色很不好。”我惊呼道。
“没什么。”母亲淡淡一笑，又安静地回房间去了。
那天夜里，因为被褥都已打包完毕，阿君就睡在二楼西式房间的沙发上，我则睡在母亲的房间，两人同盖一条从邻居那儿借来的被褥。
当时，母亲说了一句怪异的话：“因为有和子在，因为有和子陪着我，我才去伊豆的，因为和子陪着我。”那声音简直苍老、衰弱到令我怀疑自己的耳朵。
我猛然一怔，脱口问道：“那要是和子不在了呢？”
母亲一下子哭了：“那还不如死了好。妈妈也想死在爸爸去世的这个家里。”她断断续续地说完，哭得更厉害了。
母亲从未对我说过如此软弱的话，也从未在我面前如此号啕大哭过。父亲逝世的时候，我出嫁的时候，我怀着孩子回到母亲身边的时候，我在医院诞下死婴的时候，我生病卧床的时候，直治做坏事的时候，母亲都没有流露出如此软弱的一面。父亲去世后的十年间，母亲依旧温柔可亲无忧无虑地过日子，与父亲在世时毫无二致。于是，我们悠然自得地在母亲的娇生惯养中长大了。然而，母亲现在一贫如洗了，为了我跟直治，她毫不顾惜地散尽家财，如今不得不离开这个长久以来住惯了的家，搬到伊豆的一个小山庄，与我相依为命地过那拮据、孤寂的生活。倘若我的母亲是个心地险恶的吝啬之人，只顾费尽心思偷偷为自己增加积蓄，对我们却严苛无比，那么无论世道如何变化，她也不会像如今这般生不如死吧。啊，身无分文是一件多么可怕又凄惨的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的，就像是跌落到了无可救药的地狱一般。念及此处，不禁心中郁郁，巨大的悲痛使我欲哭无泪。所谓人生的严峻，就是指此种境况下的感受吧？我感到自己动弹不得，只能仰面躺着，僵硬如石头。
第二天，母亲的脸色仍旧很差，做什么都慢慢吞吞，似是尽量想在这个家里多待一会儿。可和田舅舅来了，告诉她行李基本都送过去了，今天就出发去伊豆。母亲听后不情不愿地穿上外套，向跟她道别的阿君及出入的人们默默颔了颔首，然后便与舅舅还有我三个人一起离开了西片町的宅邸。
火车很空，三个人都有座位。一路上舅舅兴致高涨，轻轻哼着歌。母亲则脸色苍白，始终低着头，似乎很冷的样子。我们在三岛换乘骏豆铁路的火车，到伊豆长冈下车后又坐了十五分钟左右的巴士，下车后沿着平缓的坡道朝山的方向走上去就到了一个小村庄。村庄的尽头，便是那栋带着中国风情、有几分别致的山庄。
“妈妈，这地方比想象的要好呢。”我喘着粗气说。
“是呢。”母亲站在山庄的玄关前，眼里闪过一丝喜悦。
“第一，空气很好，很清新。”舅舅得意地说。
“真好闻，这里的空气真好闻。”母亲也微笑着说。
我们三人都笑了。
一进玄关，就看到从东京寄过来的行李都已送到，一直从门口堆到了房间。
“第二，房间的视野很好。”舅舅扬扬得意地拉着我们到和式房间坐下。
那时正值午后三点钟左右，冬日的阳光和煦地照在院子里的草坪上，穿过草坪走下石阶，那里有一个小池塘，池畔种着很多梅花，院子下方是成片的柑橘林，再往前则是一条乡间小路，小路对面是水田，再往远处则是松树林，穿过松树林便到了海边。坐在房间里望去，大海差不多就在与我胸口齐平的水平线上。
“真是柔和的景致呢。”母亲无精打采地说。
“不知是不是空气的原因，这里的阳光跟东京的完全不一样。光线就好像是透过丝绸照过来似的。”我雀跃不已。
山庄有一间十席[ 十席：指十张榻榻米大小的空间。]和一间六席的房间，还有一间中式会客厅，在玄关与浴室旁各有一间三席大小的小间，另外有餐厅和厨房，二楼还有一间带大床的西式客房。就那么几间房，但对于我们两人……不，就算直治回来了也不会显得逼仄。
这个村庄只有一家旅馆，舅舅去那儿点餐后不久，便当就送过来了。舅舅在客厅里打开便当，喝着自己带来的威士忌，聊起自己与这个山庄的主人河田子爵当初在中国游玩时的糗事，很是快活。而母亲只是稍微动了动筷子，及至薄暮时分，她轻声说：“我稍微去睡一会儿。”
我从行李中翻出被褥铺好，让她躺下了，但总觉得放心不下，就又从行李中找出温度计，一量她的体温，居然有三十九度。
舅舅也吓了一跳，赶忙到坡下的村庄找医生去了。
“妈妈！”可不管我怎么大声呼喊，母亲依旧昏迷不醒。
我握着母亲纤细的手，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母亲太可怜了，太可怜了，不，是我俩太可怜了，太可怜了，泪水怎么都止不住。哭着哭着，我不禁产生了与母亲一起去死的念头。我们已毫无所求，我们的人生在离开西片町那个老宅的一刻就戛然而止了。
约莫两小时后，舅舅带着村里的医生回来了。那个医生看上去已相当年迈，身着仙台平纹绸[ 平纹绸：一种平纹织物，或平纹和斜纹细密交织成的绢织物，多用来制作男子的和服裙裤。]和服裙裤，脚穿白色短布袜[ 短布袜：脚上穿的一种布制的袋形袜子，大脚趾与其他四个脚趾分为两部分，将脚后跟的上部用搭扣固定住。]。
医生诊断后，模棱两可地说：“有可能会恶化成肺炎，不过就算那样也无须太担心。”说罢给母亲打了一针就回去了。
第二天，母亲的烧还是没有退下来，和田舅舅塞给我两千块钱并嘱咐道：“万一真的要住院，就往东京发个电报。”当天，他就回东京去了。
我从行李中找出必备的炊具熬了粥，喂母亲喝了，母亲躺着喝下三匙，就摇头不愿再喝。
稍近正午，坡下村庄的医生又来了。这回他没有穿和服裙裤，但依旧穿着白色短布袜。
“是不是得住院……”我提议道。
“不，我看不必。我今天给她注射一针强效针，热度应该就会降下来。”他依旧说着让人心里没底的话，给母亲打了所谓的强效针便回去了。
或许那个强效针真奏了奇效，正午稍过，母亲便满面通红，出了很多汗。我给母亲换睡衣的时候，母亲笑着说：“兴许是个名医呢。”
母亲的体温降到了三十七度。我高兴极了，跑到这个村庄唯一的旅馆，问那里的老板娘要了十个鸡蛋，回来后赶忙做了半熟的鸡蛋给母亲吃。最终母亲吃了三个半熟的鸡蛋，喝了半碗粥。
第三天，村里的那位名医又来了，仍旧穿着白色短布袜。我为昨天的强效针向他表示感谢，而他只深深地点了点头，一副起效是理所当然的神情。他在对母亲做完仔细的诊断后，转向我说道：“令堂大人的身体已然无恙，今后无论吃什么、做什么都无碍了。”依旧是那么古怪的措辞，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忍住没笑。
我把医生送至玄关，再回到房里，发现母亲已经从**坐起来了：“真是名医呀，我已经没事了。”她满脸开心，神色恍惚般自言自语。
“妈妈，我把门打开吧，外面在下雪呢。”
如牡丹花瓣大小的雪花正纷纷扬扬地下着。我推开门，与母亲并排而坐，隔着玻璃眺望伊豆的雪。
“已经没事了。”母亲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样坐着，就觉得过去的事好像做梦一般。说实话，在快要搬家的时候，我突然很讨厌伊豆，无论如何都不想来了，只想在西片町那个家里多待一会儿，哪怕只是一天半日。坐上火车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已半死不活，刚到这里的时候还有点高兴，可天色一暗就无比怀念起东京来，胸口像火烧一样，然后就失去了意识。我想这不是普通的病，是神把我杀掉，变成了与昨日不同的我，又让我复活了。”
从搬来之后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俩相依为命的山庄生活也算是风平浪静。村子里的人待我们也都很亲切。我们是去年十二月搬来的，从一月、二月、三月一直到现在的四月，我们除了一日三餐，其他时间基本就是在门廊做做编织，在中式客厅看看书、喝喝茶，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二月梅花盛放之际，整个村庄云蒸霞蔚。三月，大部分日子都风和日丽，因而盛开的梅花到了三月末依旧美丽如初，不见一点衰败。不管是清晨、中午、黄昏还是黑夜，梅花都美得令人叹为观止。无论何时打开外廊的玻璃窗，都会有梅花的香味飘进来。三月末，一到黄昏，必定起风，我在餐厅摆放碗筷之时，梅花的花瓣就自窗户飘入，落入碗中化成了水。四月，我跟母亲坐在门廊编织，所聊之事大多为农耕计划。母亲说她也想帮忙。啊，这样写来，好像我们就如同母亲所说的那样，都死了一次，然后又都复活了，变成了与过去不同的我们。但是，无论怎么说，人类是无法像耶稣那样复活的。虽然母亲那样说了，可她喝了一匙汤就想起直治，“啊”的一声叫了出来。而我，那些过去的伤痕实际上丝毫没有痊愈。
啊，我想毫无保留地将一切都清清楚楚地记述下来。有时我甚至会偷偷地想，这个山庄的安详不过是虚假的表象而已。即便这是神明赐予我们母女的短暂假期，可我总隐约觉得一种不祥的暗影已经潜入了这祥和平静之中。母亲佯装幸福，却日益衰弱；我的心中则盘踞着一条蝮蛇，它甚至因吞噬着母亲的生命而日益肥硕着，它在不可遏制地长大。啊，要是这只是由于季节变换的缘故就好了。这段时间，我时常会觉得生活无法忍受。焚烧蛇蛋这种粗鲁的事情，必定也是我焦灼不安的表现之一，可那却只是加深了母亲的悲伤，令她愈加衰弱。
写到“恋爱”这两个字时，我就再也写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