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安燕挑一杆赶鸟的旌幡，说过一定要把马楠培养成狐狸精，不然这丫头今后怎么活？一辈子听外婆讲大灰狼的故事吗？一个女人不能对自己不负责任，就准备让男人来欺侮呵？
大概是不堪教化，马楠与她同居一室，混了好长一段，还是活得十分迷糊。但她的迷糊中总是有提心吊胆，比如去食堂帮厨，量米、切菜、烧火，干什么都行，连挑水也能摇摇晃晃的对付，只是一见办招待，要破鱼杀鸡了，就跑出去老远，躲在外面不敢回来。即便事后蹑手蹑脚回来，若看到地上有血迹，还可能一脸惨白。曹麻子知道这一点，每次总是在她回来之前把血迹冲刷得一干二净，烧一把稻草熏一熏。这也许就是她后送曹麻子回家时，哭得特别伤心的原因。
一位年轻的公社干部最喜欢教她骑自行车。但她不敢骑，在对方百般鼓励之下，闭上眼睛，咬紧牙关，好容易跨上了车，一起步还是满头冒汗大呼小叫。哪怕前方路上的人影还只有豆粒般大小，她也会觉得血案迫在眉睫，双手松把，狂叫一声：前面有人——然后连人带车扑向最近的树干或电杆，抱住救命的依靠。这时候的她，两只手僵硬成半握状，需要旁人又揉又搓，又捏又拍，才能让手指慢慢伸展，恢复指关节的活动。
她居然为公家办事，去供销社买过一次鞭炮，相当于吃了豹子胆，英勇得连自己也无法相信。她开始倒没什么感觉，只是搂住鞭炮一路回来，忍不住想象鞭炮受热后的爆炸，想象爆炸时自己的皮开肉绽，于是寻找树阴避开阳光不说，不断用草帽给怀里扇风不说，揣在怀里怕它受热，抓在手里也怕它受热，结果左手拿一下，右手拿一下，如同来回捣腾一颗吱吱冒烟的原子弹，回家时连衣都汗湿了。
她为什么认定人体的热气足以引爆鞭炮？她学过数理化吗？就像她认定自己的左臂比右臂长一点（完全测不出来），认定山上的野草分公母（找不到任何依据），认定人的梦有黑白、彩色、橙黄色的三种（她不会是个催眠女巫吧），认定同一只木桶装满冷水时比装满热水时要重得多（温度计比台秤更能测出重量似的）……如此稀奇古怪的想法，经常没来由地冒出来，似乎要把大家的智商都统统打回草履虫的状态。
她是属兔的。这只总是能在生活中嗅出巨大危险的兔子，有时也不乏惊人之举，让人们奇怪。这一天，她在食堂里烧开水烫萝卜菜。一个不知哪里来的疯子，到处追杀“妖怪”，全身又脏又破，哇哇哇冲进厨房，手舞一把菜刀逢人便砍。曹麻子的手臂首先挨了一刀，鲜血立刻喷溅灶台。另一伙计用锅盖挡了一把，很快夺门而逃。还有一位是来打热水的，顿时吓得瘫软在地。倒是她迷迷瞪瞪迎头撞上，不知眼前发生了什么，见疯子杀气腾腾，觉得这家伙也太可恨了，闹得这里乌烟瘴气，像什么话？“你才妖怪呢。”她顺手舀起一瓢开水泼过去，烫出对方一声惨叫，捂住一张脸，跑了。
她看看一把地上的菜刀，看到曹麻子手上的血，这才突然明白了什么，双膝一折，自己晕了过去。
人们掐人中，抹凉水，抽打嘴巴，好容易把她弄醒，告诉她疯子已被抓住了，不会有危险了。她却不知对方说什么。
大家夸她勇敢，说要不是她一瓢开水，疯子说不定还要伤害更多的人。她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开什么玩笑？她怎么可能勇敢？怎么可能一瓢退敌？给她十个胆也下不了那个手呵。她冲着曹麻子瞪一眼，“你休想赖我。”
“是你的功劳，你还谦虚什么？”
“你见鬼去吧。”
“马楠，你看你，这不是夸你吗？”
“你们都是骗子，都在骗我！”
其实，她有一个服役海军的男同学，与对方常有书信来往，已是一种成年的迹象。这样看来，她已属婚恋军需品，只能被我们放过。有一段，我们两人被公社抽调，筹备全公社的文艺汇演，随一位姓焦的宣传干部下村，巡回辅导农民编排文艺节目。她舞跳得好，是宣传队的尖子，负责指导表演，我则参与修改脚本。那些天里，即便走得近，但她在我眼里也只是工作搭档。无论我们相互看了多少眼，目光也是毛毛糙糙的，没什么温度。
当然，也可能是我们还幼稚，属于绝缘体，不带电。就像她后来说的：对天发誓，她下乡很久后，还辨不出什么是女人的漂亮，什么是男人的英俊，总觉得这些话题过于深奥。即便自己已胸大臀满，也还是听不懂粗痞话，也不知道种猪爬背的怎么回事。有一次，她竟然参与猪场围观，急急地向旁人打听，这家伙干什么呢？为什么打架？她又一个劲地催促梁队长，怎么多出了一条腿？你得管一管呵，快喊兽医呵。
不用说，队长倒是被她问出了一个大红脸，只能摇头，“嗨，这些城里妹，还真是些懂懂。”
“懂懂”的意思是蠢货。
我们两个懂懂就这样走了十几个村。借居一个乡村小学时，我们自己做饭吃。她切菜，我烧火。她洗碗，我挑水。但吃了也就吃了，没什么好说的。这一天，她发现一条蛇从门外爬入，吓得魂飞魄散的大叫。我赶过去，顺手一合门，靠门板与门框的挤压，刚好把一条蛇卡住，最终将其碾为血淋淋的两段。但叫也就叫了，碾也就碾了，还是没什么好说的。我们点上油灯去各自的房间，累得只想早点睡。
如果不想睡得太早，我们或也在火塘边坐一坐，看房东老太纺纱什么的。一辆手摇纺车不时轻摇，发出低一声高一声的嗡嗡嗡和嗡嗡嗡，如催眠的哼唱，从屋檐下丝丝缕缕外溢，在乡村的静夜里显得特别宏亮，特别飘滑，也传得特别远。这种颤音让人似乎想到什么，又想不起来。
不知什么时候，我回头一看，她的座位已经空了。
如果早晨醒得太早，我们也许会在村里闲逛一下，比如看一个少年屠夫在地坪里杀猪。她不敢看，但事后一再好奇地问这问那，想知道那一位八岁娃是如何降服一座肉山，以至大叔都只配当下手，帮他煺一煺毛，理一理猪下水。她强烈关心的是少年是如何下绳，如何出刀，如何喝令长辈，嘴里说了些什么话，小鼻子和小眉毛是否有些奇异。直到问得我烦了，没好气地回一句：“干嘛不自己去看？”堵得她两眼往上一轮，呼了口气，闷闷的走开。
时间长了，出双入对的情形多了，事情还是会有一些微妙变化。这么说吧，有些女人是地下矿藏，是需要慢慢发掘的东西，特别是她这样的懂懂，相当于玉石，不是宝石；相当于璞玉，不是器玉，丢在人群里并不打眼。只有在足够长的时间后，才会有一个浅笑，一个微偏的回头，一次轻盈的跳跃，一回生气时的噘嘴，一条腰身线条的妖娆，一种悄悄拉扯衣角的羞涩，一种下蹲时大腿挤压出来的丰满曲面，渐入男人的心头。这是一个无法预测也无法作为的过程，是一种自然的积累。
可能有那么一天，你突然感到一阵心痛，来自对方身影的沉重一击——毫无疑问，那才是心理创伤已经造成，那才是命中注定。
生活中很多事就是这样，形式反过来决定了内容。在龙廷上批过圣旨的，不是皇帝也是皇帝。用密码发过情报的，不是间谍也是间谍。没有身份的行为本身就是身份，没有内容的形式一定会成为是内容。一如某些孤男寡女，泡过酒吧了，看过电影了，在海边畅谈过人生了，还相互关切过肚子痛了……恋爱的一切形式就位，他们不是恋爱又是什么？他们还能像小贩砍价那样事后一拍两散？上天之眼肯定注意到这样的情节：我与她经走过了十几个村子，已合伙吃过饭，联手打过蛇，在月光下多次夜行……这不是爱情片还能是什么？事情还能回到以前？
几乎用不着任何人指导，低音美声已能脱口而出：“对不起，借我一下针线……”看看吧，借一下针线都不失雄浑、深沉以及孔武有力，问题就很大了吧？
“针线不是在你那里吗？”
“是吗？我已拿走了呵？是刚才拿走了？”
她觉得好生奇怪。
我回到房间磨蹭了好一阵，忍不住还是去找她，先说一说天气，再说一说节目，最后绕到要命的正题：“别人都在说，你没听见？”
“说什么？”
“说我们两人的事。”
“我们什么事？”
“我们……是有点那个了？”
“什么那个？”
“恋爱吧，是不是？”
“恋爱？恋爱就是这样子？”她脸红了，但似乎很吃惊。
“依我看，还能怎样呢？你看这小日子，我们过得老夫老妻似的……”
“你放屁！不准你说。”
“对不起，这可是别人说的……”
“别人说的也不行。就算全世界的人都说了，这话也不能由你来说。”
但她的脸红其实已说明了什么。她并未给我一巴掌，并未大喊抓流氓，只是一个劲地逐客，随后紧紧关上房门，响亮地插上木栓，似乎也说明了什么。
几天后，我下河洗澡，就是村前那条小河，没料到上游有人在放巴豆水毒鱼。我看到水面上漂来一两条白肚皮，还以为自己捡了便宜，待听到上游有人冲着我大声喊，才知河水有毒，不能沾，更不能喝。但为时已晚，我上岸时头重脚轻，下身已麻辣火烧，走到村头时肯定已面色惨白和嘴唇乌青，否则不会偏偏倒下。一位老农急忙找来山蒜拌桐油，灌进我的嘴，让我好一阵呕吐，吐得死过了一轮似的。他还挖来茅坑土，臭烘烘的那种，放在锅里炒热，再泡出水来往我嘴里灌。又拿来一碗热麻油，涂抹那些毒水浸出来的红斑，特别是裤裆里的私处，石榴皮一般的热毒痘疹。在这一过程中，她去卫生院，找医生来给我打针。
不好意思，不仅整个下身热得发烫，我那家伙也又红又肿，贴满了老汉一一掐破的芝麻粒，据说也是用来解毒的一招。好了，到这一步，我觉得自己简直是黄色镜头，更是恐怖镜头，再好的形象也毁在一个烂胯裆里，连死的心都有。
焦宣委也来过了，要我提前结束下队，回茶场去休养。不知什么时候，她也发现我醒过来，想嘱点东西了，显得很高兴。“我知道你死不了。吃吧，多吃一点。我也要去洗头了。”
这话真让人扫兴。洗头不洗头的，她就没有精彩些的话？好歹也是劫后余生，好歹还要旅途分手，即便她不能扑上来抱头痛哭，即便她没有“活着真好”一类感叹，在如此大难之后，哪怕是萍水之交，至少得多一点陪伴吧？
她果真撇下我，自顾自去洗头了，果真去久久的烧水和挑水了，让我无所事事，只能一个人呼噜呼噜大吃稀饭，吃出猪栏里拱潲的声音。
“这里还有咸菜，还有红薯丝。”她的台词依旧平庸烂俗。
“不要。”
“你说什么？”
“我说了不要就不要，我又不是一个饭桶！”
“你说什么？”
“没什么，我要睡觉了！”
“那你睡吧……”她有点疑惑，“你自己把油灯给吹了。”
我偏不睡觉，偏要下床，偏要找火柴抽烟，却不知她去了哪里。多少年后，我笑她不解风情，她翻了一下眼皮，却只承认自己嘴笨，而且一直痛恨这种无可救药的笨。她甚至奇怪，说不知自己为何经常开口就错，得罪过不少人，以至她很长一段时间内总是少说不说，见到生人尤其不敢直视。她似乎活成了两个她，上台演出是一个，一抹上油彩就如鱼得水，昂首挺胸，胆子天大；但如果要她上台讲话，哪怕是给她一个讲稿，只要她照着念，那也无异于逼她杀人，只能让她哆嗦。
一次言语事故据说是这样。她织了一条纱巾送给二姐，说出口的热情居然是：“这东西我反正用不了，你拿去吧。”
二姐冷冷一笑，说妹呵，你的剩余物资太多，搞扶贫是吧？
她觉得不对味，不知该如何接话，想了一阵，忙补上一顶大高帽：“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哪是扶贫对象？我什么人都不佩服，只佩服你们这些当老师的。”
但刚说完又急，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她怎么能这样说？这算是讨好二姐了，但在座的还有一位邻居，有干部身份。如果她只佩服老师，那位徐主任往哪里摆？她瞟了一眼，发现那人果然沉下脸，放下一份报纸要走。
“徐叔叔，你怎么能走？好不容易来一趟，哪能就走呢？你看，已经到饭时了，就在这里吃一碗吧。你反正也没地方吃饭。”
对方好奇怪，“我没地方吃饭？”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对方还是拉门而去。
是呀，什么叫没地方吃饭？人家好歹一个堂堂革委会的大主任，到哪里没人招待，还指望你这里一碗？你马楠留人吃饭就吃饭，什么猪嘴巴没事找事多一句，能不把人家气得七窍冒烟？
她见徐叔叔远去的背影，又见二姐没带走围巾，顿觉天旋地转，一屁股坐下，恨不得哇哇大哭一场。她后来一口咬定，肯定是小学里那个该死的男同学，拿一条蛇放在她课桌里，吓得她晕了过去，从此就把脑子给吓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