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我的任何传记都必须纳入下述思想。诚然，这些思想可能对读者来说理论性过强，但是制造诸如此类的“理论”[1]，就像是我的一部分，是一个重要功能，就像吃饭与喝水一样。
第一部分
基督教很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其教义体系里预言了神圣将发生质变，即一种“彼岸”的历史性转变过程。基督教的这一预言采用了天堂里的纷争这种新神话的形式。最初的暗示出现在创世神话中，一条大蛇作为造物主的敌人出现了，它**人类背叛上帝，应允提升他们的有意识的知识（知道善恶）。第二个暗示是天使的降临，无意识的内容过早地侵入了人类世界。天使是奇异的种属，他们就是他们所呈现的样貌，不可能再是别的了。他们本身只是些没有灵魂的存在，只代表主的思想和意愿，此外什么也不是。因此，堕落的天使都是“坏”天使。这便出现了著名的“膨胀”效应，这种效应我们可以在今天狂妄自大的独裁者身上看到。《以诺书》里讲，天使与人结合生出了巨人族，他们最后威胁要吃掉人类。
然而，这个神话的第三个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是上帝化作人形达到自我实现，即履行了《旧约》里关于神圣结合的观念及其结果。早在基督教形成的原始时期，化为人身的观念已经上升到了觉察到“基督就在我们之中”的程度。于是，无意识的完整性便深入到了内在体验的精神领域，使人们能够意识到自己完整而真实的全貌。这不仅对人类来说是决定性的一步，对造物主来说也是如此。在那些被从黑暗中解救出来的人眼中，造物主已经摆脱了他阴暗的特质，变为至善（summum bonum）了。
一千年中，这个神话保持着不可撼动的重要性——直到11世纪，意识进一步转化的迹象才开始显现。[2]从那时起，不安与怀疑的迹象日渐增多，直到第二个千年快要结束时，一场世界性的大灾难已略显雏形。其首先表现为对意识的威胁。这一威胁存在于“巨大症”中——换句话说就是意识的狂妄——人们断言说：“再没有比人及其行为更伟大的了。”人们抛弃了基督教神话里的冥世和超绝，还有在另一个世界里方可达到完整的观点。
有光的地方就有阴影，造物主亦有其阴暗的一面。这一发展在12世纪达到了顶峰。基督教世界现在确实面对着邪恶原则的问题，以及**裸的不公正、暴政、谎言、奴役和道德强迫的问题。这些毫不遮掩的邪恶在1917年经历过革命的民族中明显是根深蒂固的，但其第一次爆发却是在德国。源源不断的邪恶表明，20世纪，基督教已经被腐蚀到了何种程度。恶的程度之深，已不再能够轻描淡写地说成善行缺乏了。邪恶变成了不可扭转的事实。花言巧语再也抹不掉世界上的恶行。我们必须学会对付它，因为它会继续存在于世上。目前我们尚不知道如何才能与它和平共处，而不至于造成可怕的后果。
不管怎样，我们急需确定一个新方向，需要一种心灵转变（metanoia）[3]。接触邪恶便会招来屈从于它的巨大危险。因此，我们绝不应再屈从于任何事物，甚至不能屈从于善。我们若是屈从于一种所谓的善，那么这种善便丧失了伦理属性。这并不是说善有什么不好，而是因为屈从于它可能会招来麻烦。任何一种成瘾都是坏的，无论让人上瘾的是酒精、吗啡还是理想主义。我们必须谨防把善与恶进行完全对立。有的观点认为，善具有绝对命令的力量，而所谓的恶则能够坚决避开，但伦理行为的标准已不再如此简单。欲认识现实中的邪恶，就要把善与恶相对化，将二者视为一个矛盾整体的两个部分。
实际上，这意味着善与恶已不再那么容易区分了。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善恶都只表示一种判断结果。考虑到所有人的判断都难免有谬误，我们不能相信我们的判断总是正确的。我们很容易成为错误判断的牺牲品。只有当我们对道德判断不确定的时候，伦理问题才会受到上述原则的影响。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做出伦理决策。“善”与“恶”的相对性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分类是无效或者不存在的。道德判断总是存在，并伴随其特征性的心理结果。我曾多次指出，我们那些错误的行为、思想和念头会一如既往来找我们的灵魂复仇。只有审判的内容会随时空而变化，呈现出相应的不同的形式。这是因为，道德判断总是建立在明显确定的道德准则之上，而这些道德准则总是假装可以明辨善恶。但是，一旦我们知道这一基础是多么不牢靠，伦理决策就变成了一种主观的、创造性的行为了。只有如上帝所愿时，我们才会相信伦理决策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必须在无意识方面有一种自发的、决定性的动力。伦理本身对善恶的判断，并不受这种动力的影响，这就让情况变得更加困难。什么都无法使我们摆脱伦理决策的折磨。然而尽管听上去很苛刻，如果我们的伦理决策有特殊要求，那么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必须能够自由地不去践行已知的道德上的善，而去做被人们视为邪恶的事情。简单来说便是：我们绝不可屈从于矛盾双方的任何一方。印度哲学中的“非此亦非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范式。在某些案例中，道德准则确实被废弃了，伦理选择则完全由个人决定，这种情况本身并无新鲜之处。在前心理学时代，这类困难的选择也是为人们所知的，而且归入了“职责冲突”的范围中。
然而，个体通常压根儿意识不到这些，因此也看不到自己有决策的潜能。相反，人们不断焦虑地左顾右盼，想找到某些外部规则与章程，指导他们摆脱混乱。除了人类普遍的缺点，对此进行的指责大都指向了教育。因为教育宣讲的都是老一套的一般知识，对私人的经验则只字不提。于是，教育千方百计给人们灌输理想信念或规范，而人们心里清楚地知道自己永远做不到。这些理想也被官员挂在口头上，他们也很清楚，他们本人从未达到这样的高标准，而且永远达不到。更离谱的是，从没有人质疑过这种教育的价值。
恶的问题如今已摆在我们面前，想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们首先且最重要的是要有自知之明，即需要尽量多地了解自己整体的特性。他必须不掺杂感情地知道自己能做多少善事，又能犯多少罪过，还得小心不能放松标准。二者都是他天性中的元素，二者同样都会在他身上体现出来，只要他愿意——他也应该如此——不自欺欺人地过日子。
然而，总的说来，多数人离这种理想状态还差得太远，尽管如今有很多人有能力看到自己灵魂的深处。自知之明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它去接近人性的底层或核心，那是本能栖身之所。这便是最终制约了意识所做的伦理决策的那些先验的动力因素。自知之明的核心在于无意识及其内容，而我们无法对此做出终极判断。我们关于无意识的观点是不充分的，因为我们无法认识并理解它的本质，也不能用理性限定它。我们通过科学认识大自然，科学扩大了意识的范围。因此，深度的自我认识也需要科学，此处即指心理学。若没有光学知识而仅出于善意，没有人能够刹那之间就造出望远镜或显微镜。
如今的我们需要心理学，是因为它关系到我们能否独特地存在于世。在纳粹主义面前，人类曾茫然失措，因为我们并不理解人性，只对其有一些片面和歪曲的印象。如果我们能够认识自己，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面对着恶这一个糟糕的问题，却不知道面前究竟是什么，更不用说怎样与之斗争了。就算知道如何斗争，我们还是不能理解“它为什么会发生”。一个以纯真为荣的政治家上台了，骄傲地宣称自己没有“作恶的想象力”。这好极了：我们想象不出如何作恶，但邪恶却不会放过我们。有人不愿意看到这一点，也有人与恶同流合污。当今全世界的人的心理状况就是这样的：有些人自称是基督徒，想象自己只凭意念就能够把恶踩在脚下；另一些人则屈服于恶，再也看不到善了。恶如今成了一股看得见的压倒性力量。人性的一半茁壮成长，紧附于从推理得来的教条；人性的另一半则缺乏与这种情形相抗衡的神话，生命枯萎了。在基督教国家里，遗憾已然发生：基督教精神一直沉睡着，数百年来没有进一步发展它的神话。有些人表达出了神话观念在黑暗中的一丝萌芽，人们却拒绝听其陈述。菲奥雷的约阿希姆（Gioacchino da Fiore）、梅斯特·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雅各布·波墨（Jacob Boehme）及其他许多人，一直被大众看成神秘主义者。唯一一线光明，是比约十二世和他的教义。但是当我提起这些时，人们都不懂我在说什么。他们没有意识到，神话若不再鲜活、不再演变，就失去了它的作用。
我们的神话沉寂了，不能再给我们任何答案。错误并不在神话本身，像《圣经》里写的那样，而在于我们自身，我们不但没有进一步发展神话，反而压制了任何想要发展它的尝试。神话的原始版本提供了丰富的出发点和发展的可能性。例如，基督曾说：“所以你们要灵巧如大蛇，驯良如白鸽。”人们为什么需要像大蛇那样狡猾呢？这种狡猾又与白鸽的天真无邪有什么关联呢？“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谁又考虑过现实中的小孩子是什么样的呢？主牵走一头驴，为了获胜回归耶路撒冷，他又是根据何种道德来证明此举师出有名？此后不久，他又幼稚地发了一通脾气，诅咒无花果树，这又算什么事呢？不义的管家的比喻是想说明怎样一种道德呢？而真伪不明的基督语录“人啊，如果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就有福了；如果你不知道，那你就该受诅咒，就是犯法了”[4]，又对我们自己的困境有着怎样深刻的洞察和怎样深远的意义呢？最后，当圣保罗忏悔说“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想再讨论《启示录》中那些可以一眼看穿的预言了，因为没人相信它们，整个主题都令人觉得尴尬。
诺斯替教曾提出过一个古老的问题：“恶从何处来？”但基督教世界一直没能回答，奥利金谨慎地提出，魔鬼也是可以赎罪的，却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但是我们两手空空、不知所措，甚至从未想过，尽管我们迫切地需要神话，但是没有神话能够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政治局势和可怕乃至残忍的科学成果令我们暗暗颤抖，萌生出不祥的预感。而我们无路可走，少有人会得出结论：这一回，我们遇到的是长久以来被忘却的人的灵魂问题。
神话的进一步发展或许开始于圣灵在使徒身上的倾注，使他们成为上帝之子。其他所有人通过经由或追随使徒也获得与上帝的父子关系——成为上帝之子。因此，大家共享一种确定感，即自己不只是地球上土生土长的生物，更是精神上重获新生的人，植根于神性本身。他们那看得见的物质生命在地球上，但是那看不见的内在的人则来自原始的整体意象，来自永恒的天父，日后也将回归那里，就像基督教的救赎神话所讲述的那样。
正如造物主是完整的，于是他的造物、他的儿子也应是完整的。神圣的完整性这一观念是不可侵犯的。但没有人知道，该完整性的分裂也随之而起，于是便有了光明和黑暗。甚至在基督出现之前，这样的结局已初现端倪，我们尤其可在约伯的经历中观察到这一点，基督教时代之前广泛流传的《以诺书》中也可以看到。在基督教精神中，这种形而上的分裂昭而永存：《旧约》里的撒旦仍是耶和华的贴身随从，如今却成了与神圣世界截然相反的永恒对立。撒旦亦是不能被根除的。所以早在11世纪初，人们便顺其自然地相信创世者是魔鬼而非上帝。这一基调回**在基督教时代的尾声，继承了早先堕落天使的神话。正是那些堕落的天使，将有关科学和艺术的危险知识教给了人类。这些古老的讲故事的人若看到了广岛事件，又会说些什么呢？
想象力丰富的天才雅各布·波墨认识到了上帝意象的矛盾性，为这个神话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贡献。波墨画的曼荼罗象征[5]，内圈分开成两个半圆反对着，代表着分裂了的上帝。
既然教义认为上帝在三位一体的每一位里都是完整的，他也完整地出现在那圣灵倾注的每一部分中，那么，每一个人都从上帝处获得了完整性，与上帝建立了父子关系。上帝意象的对立复合因而进入人身上，但不是作为统一体，而是以冲突的形式呈现。上帝意象的阴暗面与一般认为上帝就是“光明”的看法形成对立。这个过程正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却没有被人文学科的官方教师认识到，他们的职责本就是理解这种事。诚然，人们普遍觉得，如今我们正处于某个重大的转折点上，但人们却想象这巨变只与核裂变、核聚变和宇宙飞船有关。与之同步发生于人们心灵之中的一切却总是被忽视。
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上帝意象是心灵范围的一种体现，人们日益意识到该意象的分裂具有一种深刻的二分性，它甚至深入世界政治中，导致了补偿的发生。这种补偿采取统一的圆圈的象征形式，表示了心灵中对峙双方的整合。我联想到传闻中有关不明飞行物的世界性流言，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这些流言要么基于幻觉，要么基于真实的现象。关于不明飞行物的最常见的故事，通常是说它们是从其他星球飞来的宇宙飞船，甚至说它们来自第四维度。
20多年前（1918年），在研究集体无意识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类模式相似的通用符号——曼荼罗象征。为了证实我的发现，我又用了十几年时间去搜集另外的资料，才首次公开发布了我的发现。[6]曼荼罗是一种原型性意象，它的出现经历了时代的考验，意味着自性的完整性。这一圆形的意象代表着心灵领域的完整，用神话术语来说，便是人身上孕育的神性。现代的曼荼罗与波墨的相反，它争取的是统一，代表对心灵分裂的一种补偿，或期望这种分裂即将被克服。由于这一过程发生于集体无意识之中，它便显得无处不在。世界范围的不明飞行物故事盛行便是其中一例——它们象征着普遍存在的精神气质。
只要分析治疗能让人们意识到“阴影”，就会导致分裂，对立双方剑拔弩张，而这反过来会让心灵在统一中寻求补偿。这种调整是通过象征来实现的。如果我们严肃地对待对立双方的冲突，或它们紧抓住我们不放，这种冲突就会让我们的心灵到达极限。逻辑的排中律告诉我们，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一切运作良好，解决办法便会主动从自然中显现出来。只有这时的解决办法是有说服力的，因为它使人觉得像某种“天赐恩惠”。既然解决办法是从对立双方的对抗中逐渐生成的，故它通常是意识和无意识因素的莫可测的组合，因此也是一个象征，就如同钱币被分成两半，彼此之间可以严丝合缝地契合[7]。它指意识与无意识合作的成果，以曼荼罗的形式与上帝意象达成了一致，曼荼罗大约是完整性概念的最简单的模型了，而且它还是在头脑中自发出现的，代表着对立双方的斗争与整合的模型。这里面的冲突首先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天性，然而马上我们便会看到，这一主观冲突不过是对立物普遍冲突的一个个例罢了。我们的心灵是按照宇宙的结构来设立的，宏观宇宙中发生着的，必将也发生在微小的世界中，包括心灵这一最主观的疆域。因此，上帝意象常常是一种强大的相对的内在经验的投射。该象征所依附的客体，来自对原初冲动的内在体验，从此刻起便有了神圣的意义，或以其神圣及压倒性的圣秘（numinosity）为特征。由此，想象力从客体的具体主义中解放出来，试着描绘那些看不到的、站在表面现象背后的意象。在此，我探讨的是曼荼罗最简单基础的形式，即圆形，还有它最简单的分割方法，即四分法或称十字交叉。
这样的经验会对人有助益，但也可能有破坏作用。人们不能把握、理解和控制它们，也不能使自己超脱出来不受它们的影响，因此感到它们过于强势了。当人们意识到它们并非来自个人意识，便称之为超自然力（Mana）、恶魔或上帝。科学界采用的术语则为“无意识”，相当于承认了我们对其一无所知，因为科学无法了解心灵的实质，只能通过心灵本身去了解。所以，超自然力、恶魔或上帝等术语既不能被证伪，也不能被证实。不过我们可以确定，涉及客观事物经验的陌生感明显是独立于心灵之外的，是真实可信的。
我们明白，未知而不熟悉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正如我们也知道梦与灵感并非我们刻意所为，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自发降临的。这般发生的事情，我们便会说是超自然力、恶魔、上帝或者无意识所为。前三者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便是包含并唤起了神秘的情绪特质；而后者——无意识——则平庸许多，也因此更靠近真实。无意识概念包含了经验性领域，即我们熟悉的日常现实。无意识这一术语过于中立和理性，以至无法充分激发想象力。归根结底，这一术语与科学目的相匹配，也更适合不掺杂感情的观察。比起那些有争议的、容易招致盲信的超验概念，其会更少提出形而上的主张。
因此，我更喜欢“无意识”这个术语，不过我在使用神话语言进行表达时，也会用到“上帝”或“恶魔”等词。当我使用神话语言的时候，我也会意识到，“超自然力” “恶魔”和“上帝”亦是无意识的同义词——换言之，我们对它们的理解和对无意识的理解一样少之又少。人们倾向于相信自己对前者懂得更多——而且出于某种目的，相信前者比科学上的概念更加有用和有效。“恶魔”和“上帝”概念的巨大优势在于它们使对峙更好地客体化了，也就使对峙人格化了。它们的情感特质赋予了它们生命和灵验性。爱与恨、恐惧与崇敬走上了对峙的舞台，并上升到了戏剧的高度。原本只是“陈列”着的东西，如今被“表演”着。[8]人类整体皆被挑战了，与整个现实进行着斗争。只有这时，人才变得完整，也只有这时，“上帝才能诞生”，也就是说，上帝才能进入人的现实里，以“人”的形体与人产生联系。通过道成肉身，人——人的自我——从内部被“上帝”取代，而上帝的外观则变成了人，正如耶稣所说的：“看见了我，也就看见了天父。”
神话术语在这一点上露出了马脚。基督教里关于上帝的一般观点认为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仁慈的天父，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如果这位上帝想变成人，他就必须艰难地放弃神性（置空）[9]，好让他的全体缩小到极小的人类尺寸。就算这样说，为什么人体框架未被这样的道成肉身撑破，仍然十分令人费解。神学思想家们因此认为，有必要赋予耶稣超乎常人的特质。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原罪的污点。因此，不为别的，耶稣才成了半神半人，或者半人半神。基督教中的上帝意象无法化身为经验性的人而不引起矛盾——人类因其外在特征，似乎丝毫不适合成为神。
神话最终必须严格采纳一神论而拒绝二元论，尽管官方对二元论大力挞伐，它却一直存在至今，并光荣地成了全能的上帝永恒的黑暗敌对者。在这一体系之内，必须为库撒的尼古拉斯的对立复合体哲学、雅各布·波墨的道德矛盾性留出一席之地。只有这样，“独一无二的上帝”才能拥有本就属于他的完整性，还有对立双方的整合。实际上，由于象征的独特性质，它们能够将对立的两方紧密结合，使它们不再分离或冲突，而是相互补充，为生活赋予意义。有了这样的体验后，自然神或造物神的意象中的矛盾便不难理解了。相反，上帝道成肉身的神话，即基督教义的本质便可以理解成人类意欲创造性地正视对立面，正视对立双方在自性中的整合，即人格的完整性。造物之神的意象中那不可避免的内在冲突能在自性的统一和完整中达成和解，像炼金术的对立复合体或神秘合体一样得到调和。在自性的经历中，对立的双方不再是“上帝”与“人类”——像以前那样——而是上帝意象本身的对立冲突。这便是礼拜（人献给上帝的仪式）的意义：让黑暗之中生出了光明，让造物主意识到他的造物，让人类意识到其本身。
这就是目的，或者是目的之一，它使人类恰如其分地置入造物的框架，同时也给这框架赋予了意义。几十年里，我逐渐构思一种解释性的神话并成型。我认可并尊重这样的目的，它使我心满意足。
人类凭借反思能力从动物界脱颖而出，并通过他的头脑证明，大自然是高度嘉奖意识之发展的。通过意识，人类觉察到了世界的存在，并对自然有了更深入的掌控，从而确认了造物主的存在。经过人类意识反思的世界即现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如果造物主自己有意识，他根本就不需要创造有意识的生物；况且，几百万年来，他创造了无数的物种和生物，这种做法未免过于浪费和间接了，不太可能是有意为之。自然史表明，在数亿年间，物种通过捕食与被捕食而生的进化是偶然和随机的。人类的生物史和政治史也是同样的偶然的复杂重复。但是，对心智来说却是另一番景象。懂得反思的意识奇迹般地介入了——堪称第二次宇宙起源。意识是如此重工，以至我们不禁要怀疑，在所有这些巨大的、看似无意义的生物活动中，可能隐藏着有意义的元素，拥有复杂大脑结构的恒温脊椎动物出现后，才终于产生了意识——这似乎是偶然、无意料之外的，但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也被感知并觉察到了，经过了某种黑暗冲动的努力探寻。
我未曾幻想自己在思考人类及其神话的意义时，能够说得出终极真理。但经过一番思考，我想这已是我们在双鱼时代结束之时就能说的话了，或许还是非说不可的。在水瓶（宝瓶）时代即将到来的时刻，水瓶座像一个人形，紧挨着双鱼座的标志。双鱼座的标志是两条头尾互接的鱼，这是一个对立复合体。宝瓶座则似乎代表着自性。他以威严的姿态，把他的宝瓶中的东西倒进南鱼座[10]的嘴里，南鱼座象征着儿子，是一种仍然无意识的内容。在这一无意识内容之中，又经过两千多年的漫漫岁月，此时会产生一种未来，以摩羯座为象征：那是一只半羊半鱼的怪物[11]，象征着高山和深海，是由两种生长在一起的截然不同的动物元素构成的两极。这种奇异的生物很可能是造物主遇到的人类原始意象。在这个问题上，我只能保持沉默，其在我所能掌控的经验资料中并未涉及——包括我所熟悉的其他人的无意识产物或是历史文献。如果洞见不是自然产生的，那么苦思冥想也没有用。只有当我们拥有了可与水瓶时代的资料相媲美的客观资料之时，这一切才有意义。
我们不知道走向意识的路还有多远，又将通向何方。在创世的故事里，这是一个新元素，而且没有可供参考的类似物。因此，我们不知道它具有哪些潜力，也看不到人类这一物种的前景：它是否会与那些一度活跃在地球上的现已灭绝的物种拥有相似的命运？生物学界找不到理由否决这一切。
当我们构想出一种世界观，它出自我们心灵的完整性以及意识与无意识的合作，并能够解释人类生于宇宙的意义时，合格的神话讲述便完成了。无意义性阻碍了生命的充实，因而便等于疾患。意义让许多东西经久不衰——也许可以让任何事物长存。科学永远取代不了神话，科学也不能创造神话。因为“上帝”并不是一种神话，神话揭示的是人类身上的神圣生命。与其说我们发明了神话，不如说它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根本无法区分它有几分不同于上帝。“上帝的话语”中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被看作已知的和属于人的，除非它自发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并将义务加在我们身上，它不受我们意志的摆布。我们无法解释灵感。我们对灵感的主要感觉便是，它并非我们推理的结果，而是从别处落到我们头脑中的。此外，如果我们碰巧做了一个预见性的梦，又怎能把它归功于我们自己的能力呢？毕竟我们经常后知后觉，直到一段时间以后才知道这个梦表示某种预兆，或是对远方发生的事情的感知。
“上帝的话语”对我们诉说着，我们忍受着它，因为我们也承受着深刻的不确定性的苦。由于上帝是一个对立复合体，这个词便充分说明，一切都可能发生。真与假、善与恶都具有同等的可能性。神话可以模棱两可，或就是模棱两可的，就像德尔斐神谕或者一个梦。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拒绝理性，同样，我们也必须坚信本能会赶来帮我们的忙——上帝会帮助我们与上帝相抗衡，正如约伯很早以前就明白的那样。表达“另一意志”的任何事物都以人作为中介——人的思维、语言、意象甚至局限性。因此，当人开始以心理学笨拙老实的术语进行思考时，他便倾向于把一切归因于自己，断定一切都产生自他的意图，产生自他本身。他怀着孩童般的天真，他假设知道自己能力所及的一切，也知道他作为“他自己”究竟是什么。然而与此同时，他也有着致命的缺陷，即意识的软弱，并因此产生了对无意识的畏惧。因此，他根本没有办法区分，什么是他谨慎推理而得出的结论，什么又是从他处获得、自发涌上他心头的东西。他对自己有失客观，又不能把自己当作一种现存的、与之同一的现象去看待。最初，一切都强加到了他身上，一切都发生在他身上。而只有历经千辛万苦，他方可成功地征服，为自己撑起一片相对自由的天地。
只有当人找到了成功的道路时，他才会意识到自己正面对本能的根基，他从一开始就带着它，不论他多想摆脱，它都挥之不去。他的开端绝不仅仅是过去。本能的根基与人共存，是人存在的永恒基础，和周围的物质世界一样，塑造着人的意识。
这些事实以压倒性的力量于内于外向人类发起攻击。人类把它们归于神圣的观念，借助神话来描述它们的效用，又把神话解释成“上帝的话语”，也就是“彼岸”的守护神所带来的灵感与启示。
第二部分
个体意欲加强被珍视的感觉，最好的方法就在于个体发誓要守护某个秘密。社会结构甫产生便显示出了对秘密组织的渴望。当缺少可信的秘密时，人类便发明秘密宗教仪式，只有享有特权的新人方可加入。“玫瑰十字会”及其他许多社团都是这样。在这些伪造的秘密中的确有——颇具讽刺意味——新入会者完全不曾察觉的真实秘密——比如说，从炼金术传统中借鉴了他们“秘密”的那些社团。
在远古时代，对虚张声势的秘密的需求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那为众人所分享的秘密起着凝聚整个部落的作用。部落中的秘密起到了补偿个体缺少凝聚力的作用，不断地将个体拉回群体其他成员最初的无意识认同里。实现人类的目标——让个体意识到自己独特的天性——的过程，因而变成了一种长期的、几乎毫无希望的教育过程。因为即使是加入了某些秘密的个体，已经标榜了自己的与众不同，根本上也还是需要服从团体的规则，只不过在这种情形中，该团体在社会性上有所不同。
秘密结社是在通向自性化的道路上的中间阶段。个体仍然在依靠集体组织来实现自己的与众不同，也就是说，他仍然没有认识到，让自己与众不同、自食其力其实是个人的任务。一切集体的认同，如成为某些组织的成员、支持各式“主义”等，都会干扰这一任务。这些集体认同感是瘸子的拐棍，胆小鬼的护盾，懒惰者的温床，不负责任者的育婴堂；但是，它同时却也是穷人和弱者的庇护所，海难中船只的港湾，孤儿亲爱的家园，理想破灭的流浪者与疲惫的朝圣者的希望，迷途之羊的羊群与安全的羊圈，以及甘于奉献且慈爱的母亲。因此，我们不该把这个中间阶段当作陷阱；相反，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将代表着个体生存唯一可能的形式。当代的个体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泯灭个性的威胁。集体组织仍然非常重要，以至许多人不无道理地认为它是终极目标。而若要求继续走自主性的道路则显得狂妄或异想天开，甚至荒唐愚蠢。
尽管如此，还是会有人以充足的理由，认为自己必须迈向更宽阔的天地。生活提供给他的一切外表、样式、性状、模式和礼仪，他都不再需要了。他将独自上路，与自己为伴。他自己就像一支队伍，有多样化的观点和意向——它们甚至不必要朝向同一个方向。他其实会与自己生出龃龉，并发现就连统一日常行动的意愿都很难实现。即使他表面上被中间阶段的社会形态保护着，然而面对自己内心的多样性，他还是束手无策。自身的分裂对峙可能会使他放弃努力，与世同流。
正像秘密社团的新人终于冲破庸庸碌碌的集体一样，独行者也需要一个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说出口的秘密。这个秘密让他更加执着于达成个人目标，所以踏上了孤独的旅程。许多个体是受不了这种孤独的。他们是神经症患者，不可遏制地逃避他人，也逃避自己，不能够认真地对待人生。一般来说，他们最终都会放弃个人的目标，转而追求集体的一致性——他们所处环境中的一切观点、信仰与理想都在鼓励他们这样做。而且，理性的争辩又何尝敌得过环境呢。只有秘密，个体无力背叛的秘密——他或是害怕透露这个秘密造成的后果，或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它，这个秘密也因此被归入了疯狂念头的类别中——为了防止那势不可当的退步。
在许多情况下，对这样一个秘密的需要非常紧迫，让人不知不觉陷入了自己都无法负责的观念与行动中去。促使他这样做的既非任性亦非狂妄，而是一种他本人也无法理解的迫切的需要。这种需要是一种残酷的命运，落到他的身上，兴许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亲眼见到某种异己事物的存在，而在他最个人的领域内，他本以为自己就是主人，但这东西竟比他自己还强劲有力。雅各的故事便是生动的一例：雅各与天使摔跤，结果以髋关节脱臼而告终，但是他的角力却阻止了一次谋杀。安稳岁月里，人们对雅各的故事深信不疑。如果有一位当代的雅各，自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怕是要换来人们意味深长的一笑了。他可能不愿意去讲这种事情，特别是他可能还打算要保留有关耶和华派来的使者的真面目的观点。这样，他便会发现自己不管愿意与否，都拥有了一个无法与人谈论的秘密，逐渐变成了偏离集体的异常者。自然，除非他一辈子成功地扮演着伪君子，否则他保留的想法总有一天会被揭露。话又说回来，有的人企图二者兼顾，既想融入集体，又能追求个人目标，他们最终都变成了神经症患者。这位当代的雅各，大约也会绝口不提天使是二人之中的强者的事实——从来没有过传闻说最后是天使一瘸一拐地离开了。
因此，人被自身的劣根性驱赶着，终于跨过了中间阶段的范围，真正进入“人迹罕至，不能涉足之境”[12]了，在这里，没有路标也没有遮蔽物能够给他撑起保护的屋顶。当他遇到前所未见的情形时——比如职责的冲突——也没有规则可循。在很大程度上，在无人之境的跋涉仅仅在冲突发生时出现，而冲突烟消云散的时候，这跋涉也便停止了。我不能够责备那些即刻溜之大吉的人。不过我也不赞同他把自己的软弱和胆怯当作美德。我的藐视不会对他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我不妨直说，这样的投降实在是不足称道。
不过，如果一个人碰到责任冲突的时候，完全自作主张地去处理它们，那么在一位夜以继日地审判着他的法官面前，他便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时，他的生命中就有了一个无法讨论的真正的秘密了——即使仅仅是因为他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内心审判，在这场审判中，他同时担任了自己的辩护律师和无情的审判者，牧师或精神上的法官再也不能使他安然入睡了。若不是他对这样的法官的判断厌烦至极，他本是不会陷入冲突之中的。这样的冲突总是以更高度的责任感为先决条件的。拥有这一特质的人不会接受集体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法庭被搬进了内心世界，宣布与世隔绝的审判。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个体的心灵便上升到了更高、更重要的地位。心灵不只是他那众所周知、为社会所定义的自我的基础，还是衡量内部及外部价值的度量衡。再没有比内心的对立冲突更能促进意识成长的东西了。起诉书中提出了出人意料的事实，被告一方不得不去应对前所未有的辩护。在这个过程中，外部世界的很大一部分便进入了内部世界，也正是因此，外部世界变得贫乏或者不重要了。另一方面，内部世界却由于上升到了伦理法庭的地位，因而身价大增。然而，一度职责明确的自我失去了只扮演原告的特权，它必须也学会扮演被告。自我变得矛盾和模糊，腹背受敌。它开始意识到高于它本身的一种两极性的存在。
我们不可能真正地“解决”所有职责冲突，甚至任何一种职责冲突都不可能被解决，不过它却可以被争论、权衡和抵消，直到世界末日。迟早在某一天冲突会停止，这结果就像是走了捷径得来的一样。实际生活不可能总是悬在没完没了的矛盾状态之中。但对立双方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却不会消失，甚至在它们屈服的一瞬间正在酝酿着行动的冲力。它们不断地威胁着人格的统一性，并一再将生活卷入它们的对峙冲突里。
若看穿了这一状态的危险与痛苦，人们很可能会裹足不前，永远不离开那安全的羊圈、温暖的茧袋，只有这些能够保护人们免受内应力的冲击。那些不必离开父母的人当然是最安全的。然而很多人却发现自己被推上了通向自性化的道路。他们几乎马上就会认识到人类天性的正性和负性两个方面。
一切能量均来自对立，故而心灵也有它内在的两极，这是心灵的活力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赫拉克利特对此早有认识。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一切生命皆有与生俱来的两极性。这是一种不可抗力，与之相对抗的是脆弱的自我，自我经历了几千年，皆依靠不可计数的保护措施才得以成形。自我之所以可能存在，似乎是源于这样的事实，即所有的对立双方都想要达到平衡状态。这发生在诸如热与冷、高与低等相冲撞时所产生的能量交换里。有意识的精神生活背后的能量是先于意识而存在的，因此它最初是无意识的。当它向意识靠近时，最初是投射在超自然力、神明与恶魔的形象中的，它们的元神似乎变成了能量的最主要来源，而且，只要这些超自然的形象被人们接受，它们就是能量之源。但是，当这些形象逐渐褪色，失去了它们的能量时，自我即经验的人似乎便掌控了能量的源泉。用如下所述的悖论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一方面，人想要抓住这能量，要占有它，甚至想象他确实占有了它；而另一方面，他却又被它占有。
要是有谁相信，事物本性的任何方面都可以通过这样的简述改变，那他未免过于轻信词语的作用了。无论我们赋予其什么名字，事实是不会改变的，受到影响的只是我们自己而已。即使有人把“上帝”设想为“纯粹的虚无”，也丝毫不会撼动他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原则的事实。我们仍像之前一样为之狂热，名称的改变根本不能抹去任何现实。如果新的名称有否定意味，我们对现实的态度便是错的。另一方面，给不可知的事物起一个积极的名字，则可以很好地让我们对其采取一种相对积极的态度。因此，我们说“上帝”是一种“原型”，这相当于没有涉及他的真实本性，而只能让人知道，“上帝”已经在我们的心灵中占有一席之地罢了。此外，这一席位是先于我们的意识存在的，因而不能认为上帝是意识所创造的。我们既没有让上帝远离，也没有抹杀他，而是让他更接近我们，让我们可以体验得到他。这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因为无法被体验的事物很容易令人怀疑其是不存在的。这种怀疑非常有吸引力，以至所谓的信奉上帝者在我重建原始无意识心灵的尝试中只看见了无神论。或者不是无神论，而是诺斯替教——偏就是看不到这是无意识之类的心灵现实。如果无意识真的是任何别的东西，那它一定是由意识心灵的早期进化阶段所组成的。创世第六日，人类沐浴着荣光产生了，之前并没有任何预备阶段，这种说法于今竟是有些太简单、太不合时宜了，不能令人满意。大家普遍都认可这一点。但是涉及心灵时，不合时宜的观念仍然顽固而难以去除：心灵没有其前身，它是一张白纸，人们出生时便得到了崭新的心灵，它想象自己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的。
在这一复杂的基础上，自我便产生了。终其一生，自我皆靠这一基础所维持。当这一基础不再起作用时，停滞便接踵而来，然后便是死亡了。其生命与现实性有重大的意义。与之相比，甚至连外部世界也是次要的，因为若缺少了要把握它和操纵它的内源性冲动，外部世界又能做什么呢？从长远来看，有意识的意志是取代不了生命本能的。这本能源自我们的内心，表现为冲动、意欲或命令，如果——其实自远古时代起，我们或多或少已开始做了——我们赋予其以拟人的名称，如恶魔，也至少能够恰当地表达出这种心理状况了。而如果通过原型的概念，能够稍稍了解恶魔是如何掌控我们的，我们就没有损失，而只会更加接近生活本源。
我作为一个精神病学家（灵魂的医生），很自然是会信奉上述观点的，因为我的主要兴趣便是帮助我的病人恢复健康。欲做到这一点，我深知自己需要大量的知识。医药行业总体来说以相似的态度向前发展着。其所取得的进展，并不是通过发现独门诀窍而看似大大简化了治疗方法来实现的。相反，它逐渐发展为一门极其复杂的科学——首要的原因便是它将一切可能的学科纳为己用。因此，我并不关心如何在其他学科里证明什么，我只会尝试将这些知识应用到我自己的领域中来。报告这种应用及其效果自然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当人们把一个学科的知识拿到另一个学科，并应用到实践中去的时候，往往会发现新的现象。X光若一直只是物理学家独享的财富，而没有被应用到医学领域，那我们的知识便会少多了。还有，要是放射疗法在某些情况下会产生危险的效果，这就属于医生所感兴趣的范畴了，物理学家却不一定对此感兴趣，因为他们使用放射性的方法和目的不同。在医生指出不可见光线具有某些有害的或有益的特性时，物理学家也不会认为前者侵犯了自己的领地。
又比如说，如果我把历史学或神学的知识应用到心理治疗中，它们自然会显示出不同的属性，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于限于特定学科时的结论，因为在不同领域里，它们是为不同目的服务的。
所有可以理解的陈述皆是由精神做出的。相较于其他事物而言，精神表现为一个动力学过程，这建立在对立双方能量流动的基础之上，即对立两极之间的能量流动。“原理不应比所需更多”，这是一条普遍的逻辑规则。因此，既然用能量的术语所做的阐释在自然科学的解释中已被证明是一条普遍有效的原则，那么我们在心理学上也应当给自己做如此的限定。至于其他观点，则没有牢固的事实做支撑。此外，心灵及其内容的对立性或两极性，是通过心理体验而得到证实的。[13]
既然心灵的动力学概念是正确的，那么任何试图逾越心灵两极性界限的表述——比如说，关于形而上的真实表述——若是声称自己具有某种有效性，便一定是矛盾的。
心灵无法超越自身的局限。它无法建立绝对真理，因为它自身的两极性已决定了它的陈述具有相对性。每当心灵宣布了绝对的真理——如“上帝是运动的”或“上帝是独一无二的”——便一定偏向了对立双方的某一方。因为这两句话同样可以这样说：“上帝是静止的”或“上帝是无处不在的”。心灵因片面性而瓦解，失去了认知能力。它变成了没有反映性的（因为没有能力去反映）一系列精神状态，每种状态都假设自己是合理的，因为其看不到或尚未看到其他任何一种状态。
这样说并不是在表达一种价值判断，我只是想指出，越界的事情实在非常之普遍。这的确在所难免，就像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万物皆流”。论点都有与之对立的反论点，而在二者之间还产生了第三个因素，即消解二者对立的因素，这在此前是不能被感知的。在这种情形中，心灵只是再一次证明了其具有对立性，并没有真正地超越自己。
在我详细叙述心灵的局限性时，我无意暗示心灵是唯一的存在。我只是想说，就感觉与认知而言，我们是看不到心灵之外的事物的。科学严肃地证明，非心灵的、超验的物体也是存在的。但是科学也知道，要理解这些物体的真正性质是多么困难，尤其当感觉器官派不上用场，恰当的思维方式也不存在或仍有待发明时。当我们的感觉器官和人造的器官装置，均无法证明客体的真实存在时，要了解其性质就更加困难了，人们难免会被蒙蔽，断言说根本就不存在这一客体。我是绝不会做出这种草率判断的，因为我一向不觉得我们的感官能够感知一切形式的存在。所以，我宁愿冒险假设，原型现象——它们是最为卓越的心灵事件——可以建立在心理活力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建立在只有部分是精神的，可能完全不同的存在形式之上。由于缺乏经验数据，我对这种常被称为“精神的”存在形式既没有什么知识也缺乏理解。从科学观点来看，它是非物质的，我相信这一点，而且必须承认自己的无知。然而只要我仍受到原型的影响，对我来说它们就是真实的，即使我并不知道它们真正的本性是什么。这不但适用于各种原型，也适用于一般的心灵本性。不论它如何阐述自己，总是无法超越自身局限。所有理解的和被理解的，本质上都是精神性的，我们因此被绝望地囚禁在一个纯精神的世界里。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假设，在这道帷幕之后有一个尚未被理解的绝对物影响着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它存在于不能被确切陈述的精神现象中。有关可能或不可能的表述，只有在专门的领域里才是可靠的；一旦超出特定范围，它们便只是狂妄的假设罢了。
原型性陈述以本能为前提，与理性无关。它们既不基于推理，也无法靠合理的论据来排除。它们向来是世界景象的一部分，或正如列维·布留尔恰当的描述，其是一种集体再现（Representations Collectives）。当然，自我及其意志在实际生活中非常重要，但自我的意志最大限度地受到了原型过程的自主性和神秘性的干扰，自我通常是觉察不到这种干扰的。如果可以从心理学的观点去看宗教，那么对这些原型过程的实用性考虑就是宗教的本质。
第三部分
说到这儿，有一个事实突然抢占了我的注意力，在反思的领域之外还有另一个同样广阔甚至比其更加广阔的领域，理性理解和理性的表达模式在此领域里几乎无处容身，这便是厄洛斯的王国。这类事情在古典时代得到了恰当的理解，厄洛斯作为一位神祇，其神性超越了人类的极限，因此既不能被理解，也不能用任何方式来表现。我愿像先前许多人一样冒险谈论一位恶魔，它的活动范围上可至天堂，下可至地狱。但面对这个任务，我开始支支吾吾，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去恰当地表述“爱”中不计其数的矛盾。厄洛斯是宇宙的缔造者，是高级意识的创造者与父母。有时候我觉得，保罗的那句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是一切认知的先决条件和神性本身的精华。不管学者怎样解释“上帝就是爱”这句话，其本身已经证实了神性的对立复合。在医疗实践中及我自己的生活中，我曾一再遭遇爱的神秘，却从未能够解释它是什么。像约伯一样，我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约伯书》，40：4）。这便是最伟大的与最渺小的，最遥远的与最接近的，最高的与最低的，我们无法只讨论其中一方面而不涉及另一方面。这种矛盾无法用语言表述。不论人们说什么都不能涵盖全部意义。谈论部分或侧面，往往不是过多就是过少，因为只有整体才是有意义的。爱“凡事宽恕”“凡事容忍”（《哥林多前书》，13：7）。这句话道出了一切，再添一个字都是多余的。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我们都是造物“爱”的牺牲品和工具。我把爱这个字放在引号内是为了表示，我并不将之与欲望、偏爱、喜欢、希望之类的情感相混淆，而是把它作为某种高于个人的东西，一种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们身在此山中，无法把握整体。人们任由它摆布。人们可以同意它或者反抗它，却总被它掌握，被关在它的圈子里。人们依赖它并靠它来维持自己。爱既是光明，又是无尽的黑暗。“爱永不止息”这句话，无论是从“天使的话语”的角度还是从科学的精确性角度来说，都从细胞的生命追溯到了其最深处的源泉。人可以设法给爱命名，将其掌握的一切名字赋予它，可是到头来仍会陷进无尽的自欺欺人之中。要是人还有点儿智慧，便会停手，用陌生的比未知还未知的名字来命名那未知——以上帝的名义。这样，他承认自己的臣服、不完美和依赖性；但同时，这也证明了他能够自由地在真理与谬误之间做出选择。
回顾
李孟潮
这一节充分表明，荣格已经达到人生发展的最后阶段，他能够整合无意义和有意义、无价值和有价值。他引用了老子的话作为结语，是真正读懂了老子，具有了其撒手归西的智慧。
[1] “理论”（Theory）一词在希腊文中是“察看世界”（Theorein），在德语中则为“世界观”（Weltanschauung）。——原注，安妮拉·亚菲
[2] 参见《爱翁》（《荣格文集》第九卷下册）。——原注
[3] 荣格在自性化过程概念中，使用metanoia这个术语表示通过无意识力量发起的一种治疗以实现心灵的转变，这是人的完全转变，与蛹内部发生的转变十分相似。——译者注
[4] 《伯撒抄本》。——原注
[5] 重现于《集体无意识的原型》（《荣格文集》第九卷上册）。——原注
[6] 在《〈金花的秘密〉评注》（1931年）中，见《荣格文集》第十三卷。——原注
[7] “象征”一词有一个含义，是主人与客人之间各持一半的镶嵌客人牌，或两位朋友分别时各执一半的一枚钱币。——原注，安妮拉·亚菲
[8] 参见《心理学与宗教：西方和东方》（《荣格文集》第十一卷）中的《弥撒中的转化象征》。——原注
[9] 《腓立比书》，2：6。——原注
[10] 指南鱼星座，它的嘴巴由北落师门星组成，正处于宝瓶星座的下方。——原注
[11] 摩羯座最初又称“羊鱼座”。——原注
[12] 《浮士德》第二部分。——原注
[13] 参见《论心灵能量》，收入《心灵的结构与动力学》（《荣格文集》第八卷）。——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