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讲一讲关于冥世以及死后生活的事情，这些事全部由我的回忆、生活的表象和冲击性的思想组成。在某种程度上，我的回忆也是我的著作的基础，因为我的著作基本上在尝试回答“现世”和“冥世”相互作用的问题，并不断推翻重建。不过，我迄今没有专门写过死后的生活，因为写作必须能够引文佐证我的观点，但我却找不到相应的资料。虽然如此，我还是想在此将我的观点陈述一番。
即使是现在，我所能做的也只不过是讲一段故事——“编一则神话”。也许，人只有在接近死亡的时候，才能够无所顾忌地谈论它。这并不是说，我希望死后仍保有一种生活。实际上，我是不愿意那样想的。然而，虽然我并无这种意愿，也无相应作为，但是为了尊重事实，我必须坦白，死后生活的念头在我心中萦绕不去。我不敢说这些念头是对是错，但是我知道它们是存在的，而且如果我不因偏见而压抑这种想法，是可以将其表达出来的。偏见常常减弱和损害心灵生活的丰满面貌；何况，我对心灵生活所知甚少，故而觉得自己无法用更高级的知识正确地加以陈述。批判理性主义不仅扬弃了许多其他的神话概念，甚至连冥世的概念都丢弃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唯一原因在于，如今的大多数人将自己排他地等同于他们的意识，并假定他们对自己有充分的了解。但是，凡是稍具心理学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一了解是相当有限的。理性主义和教条主义是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弊病，它们自称能回答一切。但是，大量被我们现有的有限知识斥为不可能的事情，或许都会在将来被发现。我们的时空概念仅仅是近似于真实，也就是说，它很可能有着细微或悬殊的偏差。有鉴于此，我曾留意倾听有关灵魂的离奇的神话，并仔细观察我遇到的各种事件——不论它们是否符合我的理论假设。
很不幸，现代人忽视了神话的一面。人们不再能创作寓言，也因此失去了很多。因为谈论费解的事情既重要而又颇有助益。这样的谈话就好像是我们坐在壁炉边，叼着烟斗讲一个有趣的鬼故事那样。
我们当然不知道关于冥界的神话故事的真正含义，以及它们背后的现实是怎样的。这些故事将人的形象投射于鬼神，但除这一毋庸置疑的价值外，我们拿不准它们是否还有可以确定之处。所以请务必铭记，对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事物，我们是不可能对其下定论的。
很难设想有一个运转规则截然不同的世界，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特定的世界里，在其影响下形成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建立了我们基本的心理状态。我们深囿于一个固有体系之中，我们的整个身心和思维都让我们与这个世界难解难分。可以确定的是，神话的人需要某种“无拘无束”，但科学的人不允许有这种观念。理性认为一切神话创作都是想入非非；但是感性却觉得，它们是一种治愈性的、有益的举动——它能赋予生活一种魅力，让我们欲拒不能。我们也没有理由拒绝它。
超心理学认为，死者显灵——作为鬼魂出现或通过灵媒现身——并且传达一些大概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事，便是死后仍有生活的科学证据。但是，即使这类例子确实有充分的证据，也还存在问题：鬼魂或者灵媒的声音是死去的某个人，还是一种精神投射？而它们传达的事情，是真的来自死者，还是来自无意识中可能存在的知识呢？[1]
姑且不说这些事是否确实存在的理性争辩，我们不能忘记，对大多数人来说，假定他们的生活不终结于现世，而是无限地延续下去，这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他们会活得更感性，感觉更为良好，生活也更为平和。一个人拥有千百年的时间，拥有一段长得惊人的时间可自由支配。那么，又何必为无谓的东奔西走呢？
当然，这种推理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有的人就不渴望永恒，一想到要坐在云彩上弹上一万年竖琴，他就会吓得哆嗦。也有少数人命途多舛，或对自己的存在感到厌倦，他们就更倾向于到此为止。但是大部分时候，追求长生不老才是人们渴望的事情，而且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以至我们必须努力找到一种视角。可是，我们又该如何寻找呢？
我的假设是，我们可以借助于无意识提供的线索——比如梦。但我们通常会摒弃这些线索，因为我们相信这类问题是无解的。这种怀疑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建议做如下考虑：如果存在不可知的事物，我们便有必要放弃其作为智识问题的一面。例如，我并不知道宇宙的起源，以后也不可能知道。因此，其作为一个科学或智识问题必然会被我放弃。但是，如果我借由某种途径——梦或神话传说——获得了一种相关的见解，我就应该予以注意。我甚至应该基于这些启示提出设想，即使我明知它是无法被证实的，即使它永远只能是一个假设。
一个人能够说，他已尽最大努力去构建关于死后生活的设想，并为之创造一些意象——即使他必须承认自己的失败。不做尝试是一种重大损失，因为这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人类自古已有之，这是一个代代相传的问题，其是一个富含神秘的生命力的原型，伺机加入我们的个人生活，使我们的个人生活臻于完整。理性给我们划定了过于狭窄的边界，只允许我们接受——连这种接受也是有限制的——已知的事物，并生活在已知的框架之中，就好像我们能够知道生命的确切长度似的。事实上，日复一日，我们的生活都远远超出意识的边界。不知不觉之间，无意识的生活正在我们心中进行。批判理性的管制越多，生活就越贫乏；而留意到的无意识和神话越多，生活就越完整。被高估的理性与政治上的独裁有共同之处：它的统治使个人贫穷。
无意识的好处在于它能够向我们传达信息并给出形象的暗示。它还有办法向我们传达凭借逻辑无法知道的事情。试想那些共时性现象以及预感和梦境成真的事件。我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从柏林根回家途中的一次经历。我带着一本书，但是读不进去，因为火车出发的一瞬间，一个有人溺水的意象占据了我的头脑，那是我服兵役期间遇到的一次事故。整个旅途中我都没能摆脱它。我觉得十分蹊跷，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吗？”
我在埃伦巴赫下车，又步行回到家里，这段回忆一直困扰着我。我次女的孩子们正在花园里。他们一家人和我们住在一起，因为战乱，我们从巴黎搬回了瑞士。孩子们站着，显得闷闷不乐，于是我问：“欸，你们怎么啦？”孩子们告诉我，最小的弟弟艾德里安刚才掉进船库的水里了。那水很深，他又不太会游水，差点儿淹死。是他的哥哥把他捞了上来。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正是我在火车里陷于那段记忆的时候，这是无意识给我的一个提示。那么在其他事情上，无意识又怎会不给我以提示呢？
我妻子娘家的一个亲戚去世之前，我也有过类似的体验。我梦见我妻子的床是一个石砌的深穴。那是一座坟墓，颇有几分古典时代的风格。接着我听到了一声深深的叹息，似乎有人快要咽气了。一个酷似我妻子的人影在墓穴之中坐了起来，向上浮起。此人身穿一件织有奇怪黑色符号的白色长袍。我惊醒了，这也吵醒了我的妻子，我看了一眼时间——时值半夜三点。这个梦太奇怪了，我立即想到，它可能预示着有人要死了。早上七点，噩耗传来，我妻子的一个堂姐在凌晨三点去世了。
预示经常出现，但人们很难辨认当事人是谁。有一次我梦见我正在参加一个花园聚会。我在那里见到了我姐姐，这很令我惊讶，因为她几年前就去世了。我的一位已故的朋友也出席了这次聚会，其余的人都还在世。旋即，我看见一位熟悉的女士陪着我姐姐。甚至还在梦中，我就得出结论，这位女士将不久于人世。“她已经被标记了。”我想。在梦中，我很清楚她是谁。我还知道她居住在巴塞尔。可是醒来以后，我绞尽脑汁也想不起她是谁了，虽然整个梦依然历历在目。我逐一回想我在巴塞尔的熟人，看看记忆中的形象能不能对上号，但都对不上！
几个星期之后，我得到消息，我的一位朋友遇到事故去世了。我立刻明白过来她就是我的梦中之人，虽然之前我一直未能认出她。关于她的记忆十分清晰、历历在目，因为她在死前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曾是我的病人。但是，在我努力回忆梦中之人时，我想象出的一串巴塞尔熟人的肖像中，唯独她没有出现，虽然按理说她的肖像理应在最开始便出现。
如果一个人有类似经历——我稍后会讲述类似的经历——那么这个人便在某些方面对无意识的潜力和艺术怀有敬意。但是，他也必须保持批判性，能意识到与无意识进行的沟通可能具有主观性。它可能符合现实，也可能不符合。不过，我已发现自己依据这些来自无意识的启示，能够产生极有益的思想。当然，我不是想就之写一本启示录，可我得承认，有一种“神话学”鼓励我更深入地探索这整个领域。神话是科学最早的形式。当我谈论死后诸事时，谈的是内在的启示，而且无非就是与你谈论有关的梦和神话。
当然，可能有人从一开始就争辩道，涉及死后的生命延续的神话和梦，都不过是我们天性中固有的、补偿性的幻想——一切生命都渴望永生。为回答此问题我能引用的唯一论据便是这种神话学本身。
有许多迹象表明，心灵至少有一部分不受时空法则的支配。J. B. 莱因（J. B. Rhine）的著名实验为此提供了科学证明[2]。除了许多自发性预知、非空间知觉等案例——在这些方面我是用自己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的——这些实验还证明，心灵时常在时空的因果律之外运行。这就说明，我们的时空观念和因果观念都是不完备的，世界的完备图景仍需要增加另一个维度。只有这样，完整的现象才能得到系统的解释。理性主义者至今坚持认为，超心理体验并非真正存在，因为他们的世界观的成立与坍塌都基于这一认识。若超心理现象真的发生，理性主义者的宇宙图景就失效了，因为它不够完备。这样一来，便可能存在另外一种重要的事实，它藏在现象世界背后，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而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我们的世界，包括它的时间、空间和因果，都与它背后或外表下的另一种事物的秩序有所联系。在该种秩序中，“远近”和“早晚”都不再要紧。我也一直相信，我们的心灵生活，起码有一部分的时空性质具有相对性。这种相对性似乎与离意识的距离成正比，直到达到一种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绝对境界。
不仅有我自己的梦，偶尔也会有别人的梦，塑造、修正和确认我对死后生活的看法。我尤其看重我的一名学生的一个梦，她已年过六旬，该梦发生于她去世前两个月。她在梦中进入了冥界，梦中她正在上课，她的许多已故的女友都坐在前排长凳上。整个气氛充满了期待。她四顾寻觅老师，但是找不到。然后她发现自己就是老师，因为刚刚死去的人必须报告自己全部的生活经历。死人对于新死之人讲述的生活经历非常有兴趣，就好像在尘世时空里的活动、经历都十分关键似的。
不管怎么说，这个梦描述了尘世难寻的甚至不平常的听众：他们对人生的终极心理结果有着热烈的兴趣——按照我们的想法，那些结果毫无非凡之处，可以从中得出的结论也很有限。然而，如果“听众”们以一种相对的非时间状态存在，在其中，“终结”“事件”“发展”都成了不可靠的概念，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对自己的情况中所缺乏的东西很感兴趣。
在做这个梦的那段时间，这位女士非常惧怕死亡，竭尽全力驱赶关于死亡的念头。但对日益衰老的人来说，死亡又是举足轻重的。老年人需要面对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而且必须予以回答。为此，他应该有一则关于死亡的神话，因为理性告诉他的只能是他将被埋入漆黑的坟墓。而神话可以为他创造出其他的意象，为他勾勒出冥界灵生的图景，既有益而又丰富多彩。如果他相信这些神话，或者在某种程度上相信并欢迎这些神话，那么他便会像那些不信神话的人一样过于绝对了。但是，有的人正绝望地走向虚无，有的人则相信神话原型，沿着生命的道路前进，并在死后也依然活着。这两种情况当然都无法确证，但是，有一类人违背了本能，另一类人则依从了本能。
无意识中的形象也是信息不全的，故需要由人进行加工，与意识相联系，以获得信息。我刚开始研究无意识时，与莎乐美和伊利亚的形象多有纠缠。不久之后，他们消退了，又过了大约两年，他们再次出现。令我十分惊奇的是，他们丝毫没有变化，他们的言行举止就好像两年之中什么事情都未曾发生。而实际上，我的生活中发生了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我必须从头开始，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并加以解释。当时，我对这一情况大感诧异。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是这样：两年间，这两个形象潜藏在无意识里，将自己隐匿了起来——我也可以说，他们处于一种非时间状态中。他们与自我及自我状态的变化失去了联系，因此，他们对意识世界中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我很早就知道，我必须指导自行解释无意识中的形象，还有那群难以区分的“已故者的灵魂”。我第一次体验到这一点，是在1911年，当时我正同一位朋友骑自行车穿越意大利北部。回家的路上，我们从帕维亚（Pavia）骑行至阿罗纳（Arona），在马焦雷湖（Lake Maggiore）的下游湖畔过夜。我们原想沿湖乘汽车穿过泰辛（Tessin）抵达法伊多（Faido），再从那里乘火车回苏黎世。但是，在阿罗纳，我做的一个梦扰乱了我们的计划。
在梦中，我正参加一个近代名人鬼魂的集会；这种感觉很像1944年的黑岩寺视象，我参与的“显赫祖先”的聚会。谈话是用拉丁文进行的。一位戴着长长的、卷曲的假发的绅士跟我讲话，问了我一个很难的问题，但醒来以后我就想不起是关于什么的问题了。我能听懂他的话，但是对拉丁文的掌握程度却不足以回答他的问题。我感觉非常羞愧，这种情绪使我从梦中醒来。
醒来的一瞬间，我立即想到了我正在著写《力比多的转化和象征》，再次为那个答不出的问题而感到非常自卑，于是我立即乘火车回家，想要继续工作。我不能再继续骑自行车旅行，浪费三天光阴。我必须工作，我要找到答案。
直到多年后，我才理解了这个梦和我的反应。那位戴假发的绅士是一个祖先的灵魂或者死者的灵魂，他向我提问实在是——白费力气！问这个问题为时过早，我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但是我隐约觉得，只要我努力写书，便可以回答它。提问的人就好像是我精神上的祖先，希望并期盼着得知他们在世时没能弄明白的事情，因为答案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才首度建立起来。如果问题和答案永远是现成的，总是唾手可得，那么我便无须再做努力，答案可能早在之前的某个世纪中已被发现了。的确，自然界中似乎有着无限多的知识，但是，只有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意识才能理解它们。想来这个过程就像个体心灵的发展一样：一个人可能在很多年里对某一事物只有一种模糊的概念，却在一个特殊的时刻恍然大悟。
后来，我在写《向死者的七次布道》的时候，死者又向我提出了尖锐的问题。他们——如他们所说的——“自耶路撒冷归来，他们想要的在那儿未能如愿以偿”。这在当时颇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按照传统观点，死者拥有很多知识。人们都认为死者比我们知道的多很多，因为基督教教义告诉我们，死后我们将会“坦诚相见”。然而，似乎死者的灵魂只“知道”临死时所知道的那些事，而不会超过这个范围。所以他们才努力混迹于尘世，想要分享人们的知识。我时常有一种感觉，他们就站在我们身后，等着我们给他们答复、给命运交代。我觉得，他们依赖于活着的人帮他们找出问题的答案，依赖于那些活得比他们长、还活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的人。似乎他们并不具有无限的知识——或者我更倾向于称为无限的意识——无限的意识只能注入活人的心灵，即与肉体结合的灵魂。因此，活人的头脑似乎至少在一点上要比死者的优越——获得清晰而确定的认识的能力。我认为，具有时间和空间概念的三维世界像一个坐标系；而在无时空概念的世界里，一件事物同时可以出现在不同的纵坐标和横坐标上，就像一个具有许多侧面的原始意象，或者围绕着某个原型的千头万绪的概念。不过，如果想对离散的事物加以分辨，那么坐标系便是必需的。而在一种广泛的全知状态下，或在一种无时空界限的、无主体的意识之中，则不需考虑划分坐标系的举动。认知与坐标系一样，都需要一个参照系，好比远近相形、高下相倾、前后相随。
如果死后仍有意识存在，我认为这种存在会在人类所达到的意识水平上延续下去，而意识在任何时代都具有一个可变的上限。许多人穷尽一生，直到临死时都未能实现他们自己的潜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落后于其他人在一生中所获得的知识。所以他们死后也需要寻求有生之年未能得到的认识。
这一结论是通过观察涉及死者的梦而得出的。有一次，我梦见前去访问一个两周前逝去的朋友。这位朋友生前只接受一种传统的世界观，而且顽固不化，从不反省。在梦中，他家在一座小山上，类似于巴塞尔附近的图林格山（Tüllinger Hill）。一座古老城堡的围墙围成了一个广场，内有一座小教堂和一些其他的小型建筑。这令我想起拉伯斯维尔城堡（Castle of Rapperswil）前面的广场。时值秋季，古树的叶子已变得金黄，柔和的阳光更使整个景致多姿多彩。我的朋友和他女儿坐在桌旁，他女儿曾在苏黎世学习过心理学。我知道她正在给她父亲讲心理学。他被她的话吸引，因而只是随意一抬手向我致意，似乎是对一位很熟悉的人表示：“请勿打搅。”这种致意同时也是辞别。这个梦用一种令我费解的方式，告诉我现在他需要理解他将精神长存这一现实，这是他在世的时候所未能做到的。
关于人死后灵魂的进步，我还有一次体验——在我妻子死后大约一年。有一天晚上，我忽然醒来，我方才梦见和她一起待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整整一天都和她在一起。她正在那里全心全意地研究圣杯。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她死时仍没有完成这一项研究。在主观层面上的解释——我的阿尼玛尚未完成她的任务——让人兴味索然。我很清楚自己没有完成这一任务。但是，想到我的妻子死后还在继续努力进一步发展她的精神——不论这种念头是怎么来的——都令我觉得意义非凡，并在某种程度上令我欣慰。
当然，这类观点是不准确的，容易给人错误的印象，就像将三维的形体投影到一个平面上；或者相反，就像从一个三维的形体出发去设计四维的模型。它们都采用了三维世界的术语来向我们表达自己。数学不惜劳苦地创造出一种纯粹从理论层面即可理解的关系表达式。类似地，训练有素的想象力从无形中创造出意象也是非常重要的，或是通过逻辑法则，或是建立在经验资料之上，即以梦作为依据。所用的方法则被我称为“必要条件陈述法”。它表现了在梦的分析中的扩充原则，不过，用简单整数所隐含的陈述能最容易地说明这一点。
1为数字之首，也是数字的单位。但它也是“一统”，即一元、统一体、个体和非二元性。其不只是一个数字，还是一种哲学概念，是上帝的原型和属性，即不可再分的单子。人类的智力理所当然可以做出这一番陈述，但是同时，智力也受到它对统一的或明或暗的定义的规定和限制。换言之，这一番陈述并非随心所欲。它们受到统一的性质的制约，因此对条件的陈述是必要的。从理论上说，同样的逻辑过程也可以应用于后续的数字概念，但是实际上，由于数字的复杂性骤增，处理量太大，这一过程很快就停止了。
每增加一个单元都会产生新的特性和变化。例如，数字4的特性，是4次方程能够求解，而5次方程则不能求解。因此，关于数字4必要的陈述便是：它既是一个制高点，同时也是有限的。由于每增加一个单元都会出现一个或更多的数学特征，因此叙述会变得非常烦琐，甚至不能明确地叙述。
自然数的无限排列对应着造物无穷的个体数目。自然数的排列也是离散的，可能数字真的代表着什么——甚至起首数字，也具有某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性质。数的特性也是万物的特性，因此，某些方程式可以预言物质的行为。
所以，我主张，除数学陈述外（如自然界中隐含的陈述），也有陈述能够体现出超出其本身以外的、难以表现的事实——例如，那些被普遍接受的或因频繁出现而著名的想象的产物，就像整个原型母题系列一样。就像我们不知道数学方程里的个别未知数对应着怎样的物理事实一样，起初我们也不知道有些神话产物指的是何种心理事实。表述加热气体不规则运动的方程在出现了很久之后，这种气体的问题才得到了精确的研究。同样，我们历来有很多神话，它们表达了某些无意识过程的动态，尽管这些过程最近才被命名。
我认为，死去的人能够获得的知识上限，是由来自所有地方的最高水准意识决定的。这大概就是尘世生活如此重要的原因，也是一个人在死后“带去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如此重要的原因。只有在这个对立冲突不断的尘世中，意识的总体水平才可提高。看来，这就是人类形而上的任务——是非“神话化”而不能完成的。神话介于无意识认知和意识认知之间，是一种自然而不可或缺的中间状态。的确，无意识比意识懂得更多。但是，无意识的知识是特殊的，它是永恒的，与此时此处无关，而且不能用智识的语言表述。我们只能让它自明其身，就像上面所举的数字的例子一样，只有这样它才能在我们的理解范围之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一番新天地。这一过程令人信服地反复出现在每一次成功的梦的分析中。这也是为什么，不对梦的陈述抱有先入为主的、教条式的观点是如此重要。一旦惊觉某种“一劳永逸的解释”，我们便可知道，自己的方法已经变成了干巴巴的教条。
虽然没有灵魂在死后长存的有效证据，但有很多经历值得我们深思。我将这些经历视为启示，亦不敢冒昧地给它们赋予意义。
有一夜，我躺在**琢磨一位朋友突然去世的事情，他的葬礼于前一天举行。这令我甚为忧伤。突然，我感觉到他就在我的房间里。我觉得，他就站在我的床头，请我跟他走。我不觉得他是鬼，倒觉得他是我内心产生的视觉形象，我告诉自己，这是一个幻觉。但是，坦率地说，我也在问自己：“我有什么证据说这是幻觉呢？如果这不是幻觉，那么假设我的朋友真的在这儿，而我却断言他是个幻觉——这样我岂不成了一个糟糕的人了吗？”但是，我同样也证明不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他的鬼魂。接着我又想：“能不能证明并不重要！我不能把它解释成幻觉，我应该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考虑其他情况，就算做一个实验，试着证明他是真实存在的。”我这样想着，他已走到门口，招呼我随他一起走。那么我只好和他一起走了！这是我设想之外的事情。我只好再向自己重复了一遍上述论证。这样，我才能想象跟着他走了出去。
他带领我出了房子，穿过花园，走上大路，最后来到了他的家（在现实中，他家离我家只有几百码远）。我进了门，他引我进了书房。他爬上一个凳子，指给我看书架第二层上，用红色带子绑在一起的五本书中的第二本。这时，视象中断。我不熟悉他的书房，不知道他有什么书。当然，他给我看的书在书架顶端的第二层，我从下面也看不清书脊上的标题。
这个经历让我觉得很有趣，所以第二天早上，我便去拜访他的遗孀，问她我是否可以到我友人的书房中去找一本书。书架下面的的确确放着我在视象中看到的那个凳子，而且我还没走近，就望见了那五本用红带子绑在一起的书。我踏上了凳子去细看书名。那是埃米尔·左拉小说的译本。第二卷的标题是《死者的遗产》。我对书的内容并不感兴趣，但是标题与我的经历有所联系，是极有意义的。
在我母亲去世之前，我在梦中也有一次同样重要的体验。我在泰辛逗留期间得知她与世长辞的消息。这令我深为震惊，因为消息非常突然，出人意料。她去世前一晚，我做了一个恐怖的梦。我在一片浓密阴森的树林里，周围高树林立，错综复杂，嶙峋巨石散落其间。景色壮阔而原始。突然，我听见一声尖厉的呼啸响彻云霄，我的腿开始发抖。接着，灌木丛中突然传出咆哮，一头巨大的猎狼犬张着可怕的大嘴窜了出来。我一看到这头猛兽，全身血液都凝固了。它从我身边掠过，我突然就明白了，是荒野猎人命它去取一个人的灵魂。我惊醒了，吓得魂不附体。第二天早晨，我听到了母亲过世的消息。
几乎不曾有梦令我如此震惊，表面上看来，梦似乎在表达魔鬼抓走了她。然而更精确地说，这场梦表明，是荒野猎人，即“戴着绿色帽子的人”当晚带着猎狼犬外出打猎——在1月这个焚风肆虐的时节。他是沃坦，我们日耳曼人祖先的神灵，他召唤我的母亲回她的祖先那里去——消极地说，它们是“孤魂野鬼”，但积极地说，便是“受到保佑的死者”。基督教传教士曾经把沃坦说成魔鬼。沃坦本身是一个重要的神——罗马人将他理解为墨丘利或者赫尔墨斯。在圣杯传说中，其由一种自然灵魂化身为墨林而复活，并变成了精神之汞，这是炼金术士所寻求的秘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梦便表达了我母亲的灵魂被带入了更加广阔的自性之中，超越了基督教道德的条条框框，进入了自然与灵魂的大一统之中，其中一切冲突和矛盾都不复存在。
我立即踏上了回家的旅程，在乘坐夜班火车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悲痛，但是，在我心底深处，我却并不悲哀，而原因很是奇特——整个旅程中，我持续地听到舞曲、笑声和欢闹声，好像车上正在举行一场婚礼。这与梦中那惊悚的场面形成了鲜明对照。这里有快活的舞曲，欢乐的笑声，使我无法沉溺于悲伤之中。悲哀一次又一次地袭来，几乎就要淹没我了，但是马上我发觉自己又一次投入到了愉快的音乐中。我一半感到温暖与欢愉，另一半则感到恐惧与悲哀。我就是在这两种判若霄壤的情绪之中左右摇摆。
假设我们有的时候以自我的角度来考虑死亡，有的时候从精神的角度来考虑死亡的话，这一矛盾就能得到解释了。在前一种情况下，死亡像一种灾难。这是它常常留给我们的印象，好像一股邪恶无情的势力，意欲终结人们的生命。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死亡确实是一件可怕而残酷的事情，这一点无须赘言。不仅从物质的变化角度看，它很残酷，在精神上也是如此——一个人离开了我们，留下的是死亡的冰冷和孤寂。不可能再与死者建立任何关系，所有的联系在一瞬间灰飞烟灭。理应长寿的人英年早逝，而碌碌无为之徒反而长命百岁。这种残酷的现实让我们无处可藏。死亡的残酷和无常的切身体验令我们痛不欲生。于是我们总结说，上帝并不仁慈，正义销声匿迹，邪恶充满人间。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死亡也是一桩乐事。从永恒的观点去看，死亡就像一种结合，一种神秘合体。在某种程度上，灵魂找到了它遗失的另一半，从而圆满。希腊石棺以舞蹈的少女代表快乐的元素，而伊特鲁里亚的坟墓则使用宴会。虔诚而神秘的犹太哲学拉比——西蒙·本·约斋临终时，他的朋友们说他正在庆祝自己与永恒的结合。直至今日，很多地区还有在万灵节这一天在坟墓上野餐的习俗。这样的习俗表示，死亡的确有值得庆祝之处。
在我母亲去世前几个月，1922年9月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预示性的梦。这个梦涉及我的父亲，我对之印象十分深刻。自1896年我父亲去世后，我一直没有梦见过他。现在他又一次出现在梦中，看起来像刚从远方旅行归来。他显得很年轻，而且做出一副他身为父亲的权威状。我和他一起走进我的书房，我觉得非常愉快，期待得知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在做什么。我还特别期待向他介绍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带他看看我的房子，告诉他我在此期间的境遇和成绩。我还想跟他讲我近期出版的关于心理学的著作。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这些都不合时宜，因为我父亲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显然他对我有某种期待。我对此心知肚明，所以把自己关注的话题从嘴边咽了回去。
然后他对我说，既然我是一个心理学家，那么他想向我咨询一下婚姻心理学的问题。我正打算就婚姻的复杂性向他发表长篇大论，这时我醒了过来。我没能正确理解这个梦，我绝对想不到它可能预示着我母亲将要去世。只是在1923年1月她突然去世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我父母的婚姻并不幸福，而是充满了磨难、困难和对耐心的考验。他们俩都犯过夫妻之间典型的错误。我的梦预示着我母亲的去世，在梦中，我的父亲在去世26载后又归来，想要向一个心理学家请教，关于婚姻问题有什么最新见解和信息，因为他可能马上就要恢复这段婚姻关系。显然，他在那种非时间的状态里并未获得更好的见解，因此必须求教于活着的人。由于活着的人享受着时代改变带来的好处，可能会对整件事有崭新的理解。
梦所传达的信息就是如此。毫无疑问，如果我深究梦的主观意义，就会发现更多东西——但是，为什么我正好在母亲逝世之前做了这个梦，却又没有预见她的死？这显然与我父亲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父亲的同情程度也日益加深。
由于无意识具有时空相对性，所以无意识比有意识头脑——它只能感知到可供感官接收的内容——有更好的信息来源，我们便依赖于梦中微弱的线索和其他来自无意识的类似自发启示，完成关于冥世的神话。就像前面已经说过的，我们不能把这些线索与知识等价，更不用说是证明了。但是，这些线索作为神话详述的基础则很合适；它们给具有探究精神的理性带来了必不可少的生机与素材。若割断了这一联结神话想象的中间世界，我们的头脑就会沦为教条主义僵化的牺牲品。然而另一方面，若与神话的起源接触过多，对薄弱、轻信的头脑来说就很危险，因为他们倾向于把模糊的暗示当作真正的知识，把纯粹的幻觉视为切实的具象。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关于冥世的神话，它的观点和意象都围绕着轮回这个中心。在一个智慧文明高度复杂，比我们古老得多的国家——当然，我说的是印度——轮回被视为理所当然，就像我们认为上帝创造世界，或者存在某个“精神引导者”一样自然。受过教育的印度人知道我们不赞同他们的轮回观念，但是他们并不把这反对放在心上。按照东方的灵魂论，生与死的轮回是一个无穷延续的过程，就像一个永恒的车轮，永远向前滚动，没有目的地。人们出生、学习知识、死去，然后再从头开始循环。只有佛有目的，要化人间为庄严净土。
西方人对神话的需求，需要一种逐步演进、善始善终的宇宙起源说。西方人反对那种有始有终的创世论，正如他们也不能接受静态的、独立的、无尽轮回的观念。然而，东方人却似乎能够接受这样的观念。显然，双方对世界本质的认识颇有出入，就像现代天文学家对这个问题亦没有达成共识一样。对西方人来说，宇宙如果仅仅是静止而无意义的，那么会让人无法容忍。他们必须假设它具有某种意义。东方人则不需要这样的假设；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宇宙的意义。在西方人觉得需要完善世界的意义的同时，东方人则力求在人身上实现这种意义，要从尘世和生死之中解脱出来（成佛）。
我想说的是，二者都是对的。西方人大都外向，东方人大都内向。前者将意义投射在外部，认为其存在于客体之中；后者则觉得意义就在他们自己身上。然而，意义是同时存在于内外的。
轮回的观念与业力的概念紧密相连。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人的业力是个人的还是非个人的。如果业力是个人的，那么一个人轮回时所携带的预定命运就代表了前世的成就，因此轮回就具有个人的连续性。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在投生时攫取了其他人的业力，使之在今世再次显现，也就不存在个人的连续性。
至于我现世的业是我前世的结果，还是我祖先的成就全部由我继承等问题，我答不上来。我是不是祖先生活的综合体，又有没有让这些生活再现呢？前世，我是否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生活过，我在那一世取得的进步能否让我在现世找到答案呢？我不知道。佛陀存疑而不论，我却觉得是他自己也没有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
我可以这样想，我可能活了几百年，遇见了我无力解决的问题，我必须再回到世上，因为我还没有完成过去的任务。我死的时候，我做的业也会随我而去——我觉得就是这样，我会带走我做过的业；同时，能确保我最终并非一无所得也是很重要的。佛陀似乎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才会劝诫弟子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猜疑上。
生活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或者反过来说，我自己就是一个向世界提出的问题，我必须与世界交流我的答案，不能单方面地依赖世界的回答。这超越了个人的人生任务，我只能尽心尽力、披荆斩棘地完成它。也许它曾是我的祖先所关切的问题，而且他们没能给出答案。这可能就是我对《浮士德》结尾处的戛然而止耿耿于怀的原因吧？难倒尼采的问题也同样让我念念不忘：基督教教徒似乎找不到生活中原始放纵的一面了；抑或，这是我的日耳曼和法兰克祖先出的一道很有挑战性的谜语，无休止的沃坦与赫尔墨斯之争？
那些让我觉得像是祖先生活的结果，或是前世积累的业力，大约等同于一种非个人的原型。这些原型如今强烈地影响着每个人，对我而言尤为特殊，比如在几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神圣的三位一体；以及三位一体与阴性特质的对峙；诺斯替教关于恶的起源的答案仍没有结果，因此基督教的上帝意象依然不够完整。
我还想到一种可能性，或许一个人凭一己之力向世界提出了一个问题，对此他必须提供某种答案。比如，我提问的方式和答案都不尽如人意。那么，某个继承了我的业力的人——也许是我自己——就必须转世，去提出一个更为完善的答案。如果世界暂时不需要这个答案，我就不会转世，而是享有几百年的安宁，直到有一天，又有人对这些事情有了兴趣，或许他将任务进行了改良和更新，那么某个人就得再度回到世间。在我的想象中，也许偶尔是有一段休息时间的，直到前世留下的任务需要重新完成。
在我看来，关于业力的问题十分晦涩，个人转世、灵魂轮回一类的问题也一样。我持一种“自由而开放的心态”专心聆听了印度的转世论，审视我在世上的体验，看看是否能在某处发现关于轮回的可靠迹象。自然，我并不指望在西方找到比较多的关于轮回信仰的证据。对我来说，信仰只能证明信仰的现象是真，却不能证明信仰的内容是真。我必须切身体验到它才能认可它。直到几年前，我还没有在这方面发现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虽然我一直留心这类迹象。然而最近，我留意到了自己一系列的梦，其似乎描述了我的一位已故的熟人转世轮回的过程。但是，我从未从他人处听到过类似的梦，所以没有比较的依据。既然这种观察是主观的且未重复，我只想提到它存在，而不做深入研讨。不过，我必须承认在这些体验之后，我对转世的问题有了新的看法，虽然还不能提出一种肯定的看法。
从心理学观点来看，冥世似乎是晚年心灵生活顺理成章的继续。随着年龄的增长，观察、思考内在意象自然在人的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你们老年人要做异梦。”[4]当然，这是以老年人的心灵尚未变得迟钝或完全痴呆为前提的。到了晚年，人开始有意识地翻开记忆的长卷，开始沉思，在过去的内在和外在意象之中重新认识自己。这就像是对冥世的一种准备，正如在柏拉图看来，哲学是对死亡的准备一样。
内在意象让我免于迷失在个人的反思之中。许多老年人沉湎于再现往事，他们成了这些回忆的囚徒。但是，如果对回忆进行反思，将之转化为意象，这样的回顾则可起到以退为进的效果。我想要看见引我的生命进入世界，又引之离开世界的那一条线。
一般来说，人们对冥世形成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厢情愿的偏见。所以，在很多观念中，冥世被描绘成了极乐世界。我却觉得这种情形并非显而易见。我几乎不认为我们死后都会被带到一个花草茂盛的乐土去。如果死后的一切都愉快且美好，我们就应该与受到保佑的灵魂保持友好交流，未转世的灵魂向我们倾注的是善与美。然而绝非如此。为什么死者与生者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界限呢？至少一半有关邂逅死者的报告，是讲遭遇黑暗幽灵的可怕经历的，而且通常来说，冥界的沉默像冰一样，丝毫不为亲人的悲恸所动。
从我那些不由自主的念头推论，我觉得世界是高度一致的，故不可能有一个对立规则完全消失的中有状态。中有同样也是属于自然的，也算是属于上帝的。我们死后将进入的世界既宏伟又恐怖，就像上帝以及我们所知道的一切自然一样。我不能设想痛苦会完全消失无踪。即使1944年我在视象中的体验——我摆脱了躯壳的负担，感觉到了永恒的意义——让我深感慰藉。然而，其中也有黑暗，人情温暖奇异地消失了。试想我遇到的黑色巨石吧！那是深色的、最为坚硬的花岗岩啊。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造物居住的土地本无不完美和原初的缺陷，那么创造的动力何在，必须将某物实现的渴望又何在呢？诸神又为何应该关怀人和造物，关怀无限的生死轮回呢？归根结底，佛陀在面对存在的痛苦时，认为色即是空，而基督教则盼着现世尽快终结。
我觉得，或许冥世也存在着某些局限，而死者的灵魂只有逐渐发觉这种解脱状态的界限。在“那边”，一定有某种决定性和必然性在维持那个世界，寻找机会结束中有状态。这种颇有创造性的决定因素——依我想——便决定了什么样的灵魂将再度转世。在我的想象中，某些灵魂觉得三维存在的状态比永生更为幸福。但是，也许决定因素在于，这些灵魂从世间带去了多少完成或未完成的任务。
就我而言，造成我转世的一定是一种对理解力的热烈追求，因为这是我的性格中最为强烈的因素。对理解力的不知足的欲望似乎创造了意识，以求知物质的本质和发生的事情，并且从不可知的微弱启示中拼凑出神话的概念。
我们不能具体地证明我们的某些部分将会长存。我们最多可以说，有一定的可能性，我们某些精神会在肉体死后继续存在。我们亦不知晓凡继续存在的事物能否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如果觉得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做一番讨论，我们也许可以考虑那些来自精神分裂现象的知识。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某种分裂情结出现的时候，它会表现得像一种独立的人格，似乎情结具有自我意识。因此，精神病患者听到的声音都是人格化的。很久以前，我在博士论文中论述过情结的人格化现象。如果愿意，我们可以把这些情结当作意识具有延续性的证据。同样，在人类脑损伤或重病之后的深度昏迷中所观察到的令人惊奇的现象，也支持了这一假设。在这两种情况下，意识的完全丧失可能伴有对外在世界的了悟，人们会体验到生动的梦。在这种时候，大脑皮层负责意识的部位未在运转，所以至今尚无法解释这类现象。它们至少可能是意识能力能够独立存在的证据——甚至在明显的无意识状态下。[5]
人的自性是永恒的，而尘世的人活在时空之中，二者的关系是难解的问题，而我的两个梦在此问题上很有启发性。
在1958年10月的一个梦里，我在家里看见了两个透镜形状的、发出金属光泽的圆饼，紧擦房屋上方而过，落在了湖里。那是两个飞碟（不明飞行物）。随后，另一个物体直冲我飞来。那是一个非常圆的透镜，像望远镜的物镜一样。它在四五百码处逗留了片刻又飞走了。旋即，又有一个不明物体从空中急速飞来：这是一个透镜，通过金属延伸物连着一个箱子——幻灯机。在六七十码远的地方，它悬浮在空中，将幻灯打向我。我大吃一惊，从梦中醒来。半梦半醒中，我心想：“我们一直认为飞碟是我们心灵的投射物。现在却发现，其实我们是它们的投射物。我被幻灯机投射为卡尔·荣格。然而，是谁在操纵着这个机器呢？”
在此之前，我还有一次也梦见了自性和自我的问题。在较早的这个梦中，我在徒步旅行。我正走在山间的小路上，阳光灿烂，四面视野都很开阔。随后我路过了路旁一间小教堂。门半开着，于是我走了进去。祭坛上没有圣母像，也没有十字架，只摆了些鲜花，这让我很是诧异。但是，我又看见祭坛前面的地板上，正对着我坐了一位瑜伽修行者——他采用了莲花坐姿正在冥想。我更仔细地看他，忽然发现他长着我的脸。我深感惊骇，醒来时还在想：“哎呀，他就是那个把我想出来的人。他做了一个梦，我就在梦中。”我知道，到他醒来的时候，我就不复存在了。
那位瑜伽修行者的形象，或多或少地表现了我的无意识生前就有的完整性，其还代表着远东，那里常常成为我的梦发生的背景，那是一种与我们自己的精神状态不同甚至相反的精神状态。像幻灯机一样，瑜伽修行者的冥思“投射”出了我经验的现实。通常，我们会反过来看待其中的因果关系：我们在无意识的诸多产物中发现了曼荼罗象征，即表现完整性的圆形或正方形图案。只要我们需要表达完整性，就可以使用这种图案。我们立足于自我意识，以自我的焦点为中心射出的光芒照亮了我们的世界。从这一点看出去，世界暧昧得像谜一般，而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这阴影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意识导致的，它们又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自己的现实。肤浅的观察者满足于前一种假设。但是，深入的研究表明，无意识中的意象不是由意识产生的，它们有自己的现实性和自发性，只是我们将其视为微不足道的现象。
这两个梦的目的，是颠覆自我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关系，无意识表现为现世人格的生产者。这一颠覆意味着在“彼岸”的观点中，我们的无意识存在才是真的，我们的意识世界反而是一种幻觉，一种为专门目的而设计的表面现实，就像当我们身临梦中时，梦也像是现实一样。显然，这种情形很接近东方的“空幻”（Maya）概念。[6]
因此我觉得，无意识整体是一切物质和精神事件的真正精神引导者。有一条力图达到完全的觉悟的原则——对人来说，意味着获取全部的意识觉悟。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意识的获取就是文化，而认识自我则是这一过程的核心和本质。东方人给自性赋予了毋庸置疑的神圣意义，而根据古代基督教的观点，认识自我就是认识上帝的途径。
对人类来说，关键问题在于——人类是否与某种无限的事物有关系。这是人的一生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只有当我们知道真正重要的事物是永恒的，我们才可以避免把我们的兴趣集中在无用的事情，或是各种并不真正重要的目标上。因此，我们需要世界承认属于我们个人财产的那些品质：我们的才能或美丽。一个人越强调虚假的财富，对本质的东西就越不敏感，他的生活也就越不让人满意。他觉得束手束脚，是因为他的目标太狭隘，这就导致了羡慕和嫉妒。如果我们懂得并能感觉到，在现世我们已与永恒有了某种联系，那么我们的欲望和态度就会不同。归根结底，我们有价值只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重要的，如果我们不体现出这一点就会虚度生命。同样，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也是这段关系是否体现了哪怕一丝无限性。
在一个不惜任何代价进行生存空间的扩张并获得理性知识的增长的时代，要求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独一无二和局限性具有极高的挑战性。独一无二和局限性是同义词。如果没有这两者便不可能感受到无限——也就不可能觉悟——这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认同感。其体现为深为大多数所毒害，并对政治权力抱有贪欲。
我们的时代把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了此地此刻，因此也就把人们和世界妖魔化了。独裁者现象及其带来的一切灾难，都是因为目光短浅的高级知识分子剥夺了人类的超绝。像知识分子一样，人类沦为了无意识的牺牲品。但是，人类的任务恰是相反的——人们应该意识到从无意识中涌出的内容。人们既不应该执着于无意识，也不应该认同其生活里的无意识元素，进而回避他的命运，命运需要他创造更多意识。就我们能认识到的来说，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是为纯粹存在的黑暗投下一丝光明。甚至可以认为，正像无意识影响着意识那样，我们意识的增长也同样影响着无意识。
【三颗钻专家伴读】
第十二章 晚年思想
李孟潮
在这一章开头，荣格就说“理论”对他很重要。在注解中可以看到他所说的“理论”其实就是“世界观”。通观全章，我们不难看出，荣格其实建立的是一个新时代的、个人化的心理化基督神学。大致要点如下：
1）集体无意识中的“神或上帝”，经过三个阶段化身为人。第一阶段是蛇**人类，通过吞服善恶树的果实，提升了人类的意识水平；第二阶段是天使降临人间，这是无意识侵入了意识；第三阶段是神通过圣子耶稣化身为人。神自我实现，成为至善。
2）这种至善神之说经历了一千多年，在12世纪达到顶峰，然后在20世纪遭遇危机。危机来自人类的自大和基督教的腐败。
3）神需要发生转化，转化包含善恶两面。宗教神话也需要发生转变。
4）转化的关键在于曼荼罗。分析治疗因为探索无意识会引发分裂，需要统一来补偿，这种补偿过程在于寻找象征，如曼荼罗。
5）无意识相当于神、鬼，神、鬼也相当于无意识。
6）荣格还提出一种“心理史学”，建立在占星基础上，类似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在其小说《银河帝国》中说的心理史学，用来预测人类的宏观变化。
8）心灵的内部充满了变动和辩证平衡。
9）爱是宇宙的缔造者，万物的根源。
不过本章对荣格宗教观点的总结实在不够清晰，读者们可以参考梁恒豪的《信仰的精神性进路——荣格的宗教心理观》来了解。当然最直接反映他世界观的书籍还是荣格自己写的《红书》。荣格的出现，影响到了整个新时代灵性运动，可以参考 大卫·戴西的《荣格与新时代》。
荣格是个宗教徒，是个唯心主义者。作为社会执业的江湖心理医生，我们个人执业者，在世界观的态度上则是保持中立的，无论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功利主义还是灵性主义，都被我们同等尊重，我们都会帮助这些个案，找到最适合他们心理健康的世界观。
[1] 关于无意识的“绝对知识”，参见《共时性：非因果性联系》，载《心灵的结构与动力学》（《荣格文集》第八卷）。——原注
[2] 见《超感知觉》（波士顿，1934年）；《理智的范围》（纽约，1947年）。——原注
[3] 中有为佛教概念，指众生在死后尚未正式投胎的生命状态。——编者注
[4] 引自《使徒行传》2：17；《约耳书》2：28。——原注
[5] 参看《共时性：非因果性联系》，收入《心灵的结构与动力学》（《荣格文集》第八卷）。——原注
[6] 荣格在童年时，就萌生出了质疑现实究竟存在于何处的问题，还是孩子的他坐在一块石头上，心里琢磨着石头在说“我”，或者石头就是“我”。这很像著名的庄周梦蝶的故事。——原注，安妮拉·亚菲